胡丁健

随着全球史视角的逐步展开，近代以前的全球贸易逐渐成为史学家们关注的重点。这段时期的贸易对于近代欧洲的形成意义非凡，而亚洲也在与欧洲的贸易中逐渐适应着不断变化的世界，在和欧洲商人、传教士的互动中改变着自己。可以说，如何认识这段时期的全球贸易，就是如何认识欧洲与亚洲的不同境遇。近年来引起广泛关注的《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贸易打造的世界》等欧美学者的著述对这方面着力甚多。而日本的史学家羽田正以17至18世纪东印度公司如何“创造二百年欧亚整体史”为线索，运用亚洲海域的“政治之海”与“经济之海”等概念，对当时方兴未艾的全球贸易以及亚洲海域如何作为世界中心也进行了深入浅出的剖析。

《东印度公司与亚洲的海洋》一书的作者羽田正，现为东洋文化研究所教授、东京大学副校长，祖父与父亲均为中亚历史研究的著名学者，研究领域主要为伊斯兰史和全球史，主要著作包括《伊斯兰都市的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2005)、《探险商人夏丹》(讲谈社，2010)等。在本书中，作者通过对荷兰、英国、法国等国家的东印度公司历史的梳理，揭示出这些公司因为世界贸易的逐渐一体化而创立，并且加速了这个潮流，而后随着世界一体化的完成、工业革命的进行和自由贸易的开展失去存在的意义，最终被解散。他进而对贸易的细节进行探讨，详细论述了全球贸易是怎么影响到当地人的生活，贸易中流通的货物具体是什么，并有哪些作用，是宏观与微观视角兼具的佳作。

如果将本书分成三个部分的话，第一部分即前四章大致说明了亚洲各国各地区的政治和社会情况，以及此海域的葡萄牙人、英国人、荷兰人的活动，交代了当时的历史背景，确立了当时人们生活的基本架构。

作者在前言中首先梳理了当时世界的背景，并简要叙述了本书的主要焦点，即“东印度公司”。羽田正希望通过对亚洲海域以及东印度公司的叙述，对世界史进行横向的比较，并且将日本史也囊括进这个脉络当中。在第一章“葡萄牙的海上帝国与亚洲海域”中，作者首先回顾了在东印度公司创立之前，世界贸易为葡萄牙人所主导。葡萄牙人因为收复失地运动的惯性、传播基督教的弥赛亚思想等原因，积极向外进行航海扩张，建起海上帝国，然而海上贸易的繁荣并未带来国力的强盛。作者在第二章论述英国、荷兰、法国后来居上的历史，三者相继建立起自己的东印度公司，在亚洲海域开始进行贸易活动。由于印度洋地区的王权体制和欧洲不同，当地的王权不吝啬于给予外国商人特权，外国商人得以顺利入驻此地，跨国海洋贸易才如此兴盛。

第三章致力于介绍东亚和东南亚海域上的情况。众所周知，历史上日本在这片海域上的作用颇为独特。朝贡贸易体制下处于边缘地带的日本，从丰臣秀吉和德川家康的年代开始，就有了内与外的区分。作者指出从丰臣秀吉攻打朝鲜表明“秀吉统一的日本，抛弃了透过朝贡于明帝国建立的君臣关系，企图脱离明帝国所设定的国际秩序”(130页)。而德川政权继续延续了这样的道路，企图脱离明帝国所建立的朝贡体系，并在这之外建立一个正当化政权，打造新的秩序，并以此从事海外的贸易。因此，德川政权开始朱印船贸易，即船只必须持有 “异国渡海朱印状”，才能被允许在东亚和东南亚海域进行贸易活动。秀吉政权还驱逐了耶稣会，实行锁国等一系列政策。这种内外区分的视角是观察当时日本对外政策的关键。第四章致力于从微观视角描写亚洲海域各个地区的移民。这段时期的移民有来自中国南方的华人，他们和当地政权合作，企图发展出有利于自身贸易的局势。在东南亚各地形成了以成年男子为主的华人社会，这些成年男性利用运送物资的中国船，建构出新的贸易网络。亚美尼亚人成为英国东印度公司最得力的帮手，也成为当时最活跃的商人之一。与此同时也有众多的西方人来到亚洲，在当地的东印度公司担任职员。

第五章至第七章是本书的第二部分，分别探讨商馆、港市、混血人种以及东印度公司销售的商品如何改变欧洲人的生活。

作者细致叙述了荷兰东印度公司在长崎的商馆、英国东印度公司在马德拉斯设置的商馆以及英国、法国、荷兰在阿巴斯港设立的商馆，表明三者之间的显著区别。譬如，长崎的商馆严格规定华人和荷兰人必须居住在限定的区域。而在马德拉斯，尽管有黑城和白城的区别，但始终没有对宗教和人员流动进行类似于长崎一样的严格管理。至于阿巴斯港，不仅居民极具多样性，波斯人、阿拉伯人、印度人都占据着相当大的份额；更不用提因为贸易而来到此地的欧洲人、亚美尼亚人、土耳其人。宗教也是多种多样，伊斯兰教(以及各教派)、印度教、亚美尼亚正教、天主教各派均并存不悖。港口的贸易管理由港务长官桑邦达管理，并征收关税。在这一点上，阿巴斯港也与长崎不同，长崎是日本政府的直辖管理地。因为贸易的繁荣以及多宗教并存的状态，多家东印度公司也在此地共存：他们互相试探，都希望获得更多的贸易利益和特权。在阿巴斯港，由于当地错综复杂的宗教和权力分布，荷兰、英国都曾和阿富汗人爆发冲突，而冲突的结果则是全面的屈服。由此可见在18世纪初，荷兰和英国还没有实力进行军事征服和占领，本质上来说，各家东印度公司只不过是商业贸易公司，土地并不是他们最想要的。

对外贸易和人员的到来给当地居民带来了相当大的变化，出现新的人种，继而引发更多的社会问题。在长崎，羽田正关注外国人和日本人所生下来的混血儿的生存状况。由于日本严格区分内外的政策，这些混血儿被流放至澳门、巴达维亚等地，在外地生根发芽。在马德拉斯，羽田正则关注总督及职员的私人贸易。

最后两章是本书的重要部分。随着西亚政治局势的不断恶化，各个东印度公司逐渐有加强军事实力的趋势。这种趋势是从法国东印度公司开始的，它率先雇兵来保护自己的贸易据点。但是随着军事实力的增强，这股军事力量逐渐被当地的政治势力所关注，这就导致了东印度公司在军事上与当地的互动。在卡纳提克战争中，法国的东印度公司第一次击败了当地的王侯军队。羽田正指出，从这一刻开始，欧洲的海上帝国开始变质，成为“海与陆上的帝国”。而在普拉西战役之后，英国东印度公司直接接管了孟加拉及其周边城市和地区的税收和保安权力。羽田正在这里结合之前提出的印度洋海域王权理论，说明在战役中因为当地王权的特殊性，这种特权是赏赐给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是一种对于效忠王权的表彰。同样的，荷兰也步英国的后尘，逐渐实行领土扩张，尽管这种领土扩张“踌躇不定”(308页)，但是可以说，荷兰和英国的东印度公司相继发生了质变，从一个商业组织逐渐发展成为了一个军事上强大的、占有土地的领土“国家”。但是随着东印度公司的垄断行为受到殖民地群众的强烈抵制，以致于发生了波士顿倾茶事件。又因为亚当斯密的自由贸易理论开始盛行，加之由于介入地方军事、税收所引发的财政危机，使得东印度公司逐渐走向没落，并相继解散。

本书脉络清晰，以东印度公司的崛起到衰落为主线，串联起诸多史实和事件，将世界史以一个整体的眼光进行横向的展开，微观和宏观视角兼具，对于了解世界贸易史、海洋史的读者来说，值得一读。不妨将这本书作为从新角度了解东印度公司和当时世界贸易的一把钥匙。同样值得指出的是，这本书实际上是一部通俗著作，因而作者倾向于总结，而不是提出自己的观点，作者所列举的仅停留在知识的层面，又或者仅仅提出问题而不予解答。

然而，作者着重笔墨描写的日本方面，我认为是文中值得一提的重点。书中提到，日本在丰臣秀吉时代逐渐开始成为一个统一的、具有民族意识雏形的国家，这在丰臣秀吉1587年发布驱逐天主教教士令、1592年攻打朝鲜就可以看出来。当时的日本已经不再顾及明帝国所建立起来的朝贡贸易体系，不再把中国当做独尊的母国。不仅如此，稍后的德川家康时代学者也抱有类似的心态。再向前追溯，则可以看到，中世纪佛教中其实就已经有了“天竺、震旦、本国(日本)”三国鼎立的概念，而且在朝贡体系下处于边缘地位的他们，国族意识就有了一定的雏形。之后这种心态继续发展，随着17世纪中叶清朝取代明朝，日本接过了中国的“华夷观念”。对于他们来说，所谓的“华”已经由于清军入关而转移到了日本，而清朝则变成了“夷”。我们可以了解到，当时的日本早就对中国产生了一定的敌意和抗拒，有时还会对清王朝统治下的中国生出满满的鄙夷之情。这都证明了，从16世纪末到17世纪初，是日本国族意识逐渐发展并成型的年代。因此，日本才会对海上贸易进行严格的管控，对内和外进行严格的区分。关于民族主义(或者说国族主义)，现在盛行的各种理论大多是来自于西方，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莫过于本尼迪克特·安德。但需要注意的是，这些理论实际上都来自于对于西方历史的总结，能不能直接拿到亚洲，包括中国和日本上来应用，实际上是值得考量的。书中揭示的日本情况就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