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辰立

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中国海洋渔业史的研究范式，主要承袭了近代以来第一部渔业史专著《中国渔业历史》(1)(清)沈同芳：《中国渔业历史》，收录于氏著《万物炊累室类稿：甲编二种乙编二种外编一种》，1911年铅印本。作者首先回顾了中国历史各个时期渔业的发展，之后又从渔业公司、渔业设官、渔业捕捞、渔品制造、养殖方式及水产政策等六个方面对渔业经济的历史和现状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和说明，其中所收录的海洋鱼类照片与海上捕捞技艺为后世的相关研究提供了珍贵的资料。的文本书写逻辑，论著多以科技史通识型志书的形制予以编撰，注重展现全国性(抑或区域性)、长时段渔业历史的整体发展过程。彼时具有代表性专著的包括《中国海洋渔业简史》《中国渔业史》《福建海洋渔业简史》《江苏渔业史》《广西渔业史》等(2)张震东、杨金森：《中国海洋渔业简史》，北京：海洋出版社，1983年；丛子明、李挺：《中国渔业史》，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年；杨瑞堂：《福建海洋渔业简史》，北京：海洋出版社，1996年；江苏省水产局史志办：《江苏渔业史》，南京：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年；余汉桂：《广西渔业史》，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等等。，而论文则有《先秦时期山东的渔业》《宋代渔业概观》《我国近代水产品贸易概况》《我国东南沿海的石首鱼生产》等(3)吕世忠：《先秦时期山东的渔业》，载《齐鲁学刊》1990年第2期；魏天安：《宋代渔业概观》，载《中州学刊》1988年第6期；吴有为、徐荣：《我国近代水产品贸易概况》，载《古今农业》1990年第1期；高梁：《我国东南沿海的石首鱼生产》，载《古今农业》1993年第3期等等。。较之而言，该时期台湾地区由于受到东亚海域特别是日本学界治史传统的影响，海洋渔业史的研究更加注重专项问题的提出与阐释，早在上世纪50年代便有曹永和先生的《明代台湾渔业志略》与《明代台湾渔业志略补说》(4)曹永和：《台湾早期历史研究》(第2版)，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版。作者以大量台荷据时代殖民者的日志史料为基础，结合相关地方志与时人文集，向读者展示晚明时期台湾海峡东岸以渔业为中心的社会经济之发展，并在此基础上说明了渔业经济之于早期台湾开发的重要意义。两篇论作。而到了80年代，吴智和先生所著之《明代渔户与养殖事业》(5)吴志和：《明代渔户与养殖事业》，载明史研究小组编：《明史研究专刊》第二集，1983年。则将研究重点聚焦于海峡的另外一端，通过对有明以来王朝“渔户”制度的切入，讨论当时包括海洋渔业在内的水产养殖业的发展，可谓匠心独具。

20世纪90年代中叶以来，受到新史学思潮的影响，厦门大学杨国桢先生筚路蓝缕，带领他的研究团队开展海洋社会经济史暨海洋人文社会科学的相关探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参与并主编了包括《海洋与中国丛书》《海洋中国与世界丛书》《中国海洋文明专题研究》《海洋与中国研究丛书》《中国的海洋空间》等多套成果，也因此将大陆史学界对于海洋史的关注度提升至一个新的阶段。作为重要组成部分的海洋渔业史研究同样迎来了更多的思考与拓新，问题意识与研究维度亦得以不断地扩展。在此之后的近三十年间，中国海洋渔业史研究成果虽数量上不及海洋史其他相关领域，但就目前所见之基础史料与学界的研究视域而言，已然算得上是成绩斐然了。

文献资料的整理与考订系史学研究得以顺利开展的基础，中国海洋渔业史在资料整理方面的成果包括《北界村的背影——民国嵊泗文献汇辑》(6)嵊泗海洋文化研究会编：《北界村的背影——民国嵊泗文献汇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1880年柏林国际渔业博览会宁波展品特别目录》(7)《1880年柏林国际渔业博览会宁波展品特别目录》，收录于吴松弟整理：《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藏未刊中国旧海关资料：1860-1949》，第219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1883年伦敦国际渔业博览会中国展品特别目录》(8)《1883年伦敦国际渔业博览会中国展品特别目录》，收录于吴松弟整理：《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藏未刊中国旧海关资料：1860-1949》，第219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古籍中的鱼诗》(9)张世义等：《古籍中的鱼诗》，载《生物学通报》2014年第7期。、《乘舟必览》(10)《乘舟必览》，收录于陈佳荣、朱鉴秋执行主编：《中国历代海路针经》，广州：广东科技出版社，2016年。以及《我的航海、行船和捕捞经验》(11)韩健元、齐见德口述：《我的航海、行船和捕捞经验》，收录于陈佳荣、朱鉴秋执行主编：《中国历代海路针经》，广州：广东科技出版社，2016年。等。文献考订值得关注的有陈安民的《<异鱼图赞>与其<笺><补>的社会文化史内涵》(12)陈安民：《<异鱼图赞>与其<笺><补>的社会文化史蕴含》，载《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6期。、乔好勤的《杨孚<临海水土记>质疑》(13)乔好勤：《杨孚<临海水土记>质疑》，载《图书馆论坛》2009年第6期。、陈瑞荣的《福建明清时期三本渔业专著简介》(14)陈瑞荣：《福建明清时期三本渔业专著简介》，载《农业考古》1986年第2期。等。与此同时，具体的实证研究则呈现出以下三个层面的特质。

一、聚焦传统时代海洋渔业社会经济与沿海渔民文化的讨论

作为厦门大学历史系海洋史研究团队的重要成员，欧阳宗书先生撰写的《海上人家：海洋渔业经济与渔民社会》(15)欧阳宗书：《海上人家：海洋渔业经济与渔民社会》，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1998年。，无论是在所收集资料的广度上，还是从讨论问题的深度上，至今依旧是中国海洋渔业史研究无法绕开的成就。正如宗书先生在其著作中提到的那样，他试图将海洋渔业的发展放入整个海洋社会经济大系统中加以考察和研究，以渔业生产的主力和渔村社会人口的主体——渔民为基本的考察点，以渔民的海洋渔业经济开发活动为主线，以渔业经济与其他海洋产业经济的相互关系为副线，就海洋渔业的自然环境及其开发背景、渔业经济的发展、渔村社会的变迁、海洋社会的少数民族、渔政管理及其实际效果评估、远洋渔业和海水养殖业的兴起、明清海洋渔业的历史地位及海洋渔业的现代化进程与可持续发展等方面作了综合、系统且动态的研究。与此同时，宗书先生不仅关注渔民的生产空间系统与渔场系统(比如海洋环境、鱼类生态、渔业技术、渔港设施等)，也将视角置于渔民的生活居住空间系统——渔村系统(诸如人口及其组织、渔业生产方式、生产物处理等渔村的其他产业)。统观全书，作者既力图从空间层面探讨渔民在海洋社会中的经济行为和社会行为，也不忽视从时间层面叙述渔业经济与渔民社会的演进轨迹；既研究海洋渔业社会经济发展变化的本身，也留意它在其时整个海洋社会经济中所处的历史地位及所产生的历史作用。

杨强先生的《北洋之利——古代渤黄海区域的海洋经济》(16)杨强：《北洋之利——古代渤黄海区域的海洋经济》，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05年。，虽非纯粹的海洋渔业史专著，但海洋渔业作为海洋经济主要的构成部分，亦是不得不谈的一个议题。本书区域特征显著，将研究的重心置于此前较少关注的古代北洋(黄、渤)海域。在第二个章节中，作者从渔业资源分布、古代海洋生物知识体系、历代渔业发展情况、特色海洋产品的开发以及官方渔业管理和贡赋等五个方面对传统时代黄渤海域之渔业发展进行了全面的阐释与呈现。事实上，从撰写内容来看，宗书先生的著作更多地以华南、东南海域为主，所依靠的一手材料也大多为这些区域的沿海方志、文集，而杨强则挖掘出了更多宗书先生不曾使用过的原始资料。就所叙述的区域而言，两者可谓互为补充，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传统时代中国沿海渔业经济的基本情况。

陈伟明先生的《明代的渔业养捕技术》(17)陈伟明：《明代的渔业养捕技术》，载《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3期。，对有明一代中国渔业生产过程中养鱼和捕鱼两大技术进行了深入的阐析。陈先生认为前者主要集中于淡水养殖，而后者则更多地适用于海洋作业，并且详细介绍了海洋捕鱼方法以及海上捕鱼工具等内容。此外，文章还着重介绍了当时几项重要的捕捞生产方式，即适时捕鱼、声纳捕鱼和趋光捕鱼，既有上世纪80年代传统渔业社会经济史书写特色，也不乏新时期海洋史学理论创新的思考。而王双怀先生则以华南为中心(18)王双怀：《明代华南的渔业生产》，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1年第3期。，一方面借鉴了陈先生关于渔业生产“淡水养殖”“海上捕捞”的论述形式；另一方面也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升华，对明代华南民间鱼类知识和官方鱼税征收进行了比较明晰的介绍。需要额外指出的是，王先生还通过绘制分布图的形式，更加精准地向读者展示了明代华南鱼类(包括淡水和海水)主要产地的空间位置，值得称道。

徐晓望先生的《明代的东海渔业》(19)徐晓望：《明代的东海渔业》，载《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就一般标准来看，该作品存在行文略显仓促，且材料的使用上亦出现前后重叠的情形。然而瑕不掩瑜，有两点非常值得称道的地方：第一，便是打破了传统陆地思维的枷锁，以“东海”这个海域的概念来对海洋渔业社会经济进行分析考察，跳出之前学界在进行区域海域讨论时，往往以省际为单位的划分方式，很大程度上做到了“以海为本位”；第二，则是作者能够多次对历史上一些“约定俗成”的说法进行挑战和质疑，并且利用大量官方和地方的史料予以解释说明，可以说是对中国海洋渔业史研究发展的一个不小的推进。事实上，在徐先生之前，韩志浩先生的论文也曾提出“东海北部”的海洋空间概念，(20)韩志浩：《粮食危机与明清以来东海北部带鱼捕捞》，载《科学与管理》2012年第1期。他以明清时代闽浙两省的粮食危机为切入点，讨论了由此而引发的两省渔民对于嵊山渔场带鱼资源的大规模开发，以及对于当下海洋资源的影响。当然，韩先生“东海”概念的提出，更多的是基于他所使用原始材料的构成，以及渔场的特殊位置，但这也有助于相关研究视角的拓展。

由于原始材料的限制，传统时代中国海洋渔业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多集中于明清以降乃至近代，随着对典籍解读的深入，亦有一些学者开始思考中古时期海洋渔业社会经济的发展，并提出相关问题。张剑光先生曾长期关注有唐一代，特别是开元、天宝之后的商品经济发展问题，认为当时的农副产品较大程度上受到了市场的制约，而渔业生产便是其中典型代表。张先生在对唐代全国范围内渔业生产进行梳理和把握的基础上，指出当时鱼类的商品化已经达到了一个较高的水准。此外，他还详细讨论了这种情况出现的多种因素，为唐代商品经济的研究提供了经典的实证个案。(21)张剑光：《唐代渔业生产的发展及其商品化问题》，载《农业考古》1996年第3期。除了张先生的论文之外，《论唐代岭南地区的渔业》《唐代渔业动物资源的利用价值探研》(22)郭茹星、王社教：《论唐代岭南地区的渔业》，载《中国农史》2015年第6期；夏方胜：《唐代渔业动物资源的利用价值探研》，载《古今农业》2017年第2期。等文，也值得关注。

进入21世纪以后，台湾史学界对于海洋渔业社会经济史研究秉承了此前的学缘传统，比较具有代表性的著作便是，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邱仲麟先生于2005年完成的论文《冰窖、冰船与冰鲜：明代以降江浙的冰鲜渔业与海鲜消费》(23)邱仲麟：《冰窖、冰船与冰鲜：明代以降江浙的冰鲜渔业与海鲜消费》，载《中国饮食文化》2005年1卷2期。。邱先生在收集了众多史料的基础上，着重讨论了三个方面的议题：其一，通过考察明代以来苏州、上海、乍浦、杭州、宁波、镇海、舟山等地窖冰的情况及其与冷冻渔业的关系，说明自明朝以来江浙藏冰在很大程度上是用来服务海洋渔业生产；其二，则指出随着市场需求的大量增长，海洋冷冻渔业的不断发展，其内部出现了结构的分化，主要有两个阶段，即肇始于嘉靖年间(16世纪中叶)专事在海上收买渔船所捞海产的贩鲜船，以及约出现于乾隆年间(18世纪)仲介贩鲜船与渔贩之间冰鲜买卖的鲜鱼行；其三，叙述了在冷冻渔业产销扩展之下，明清以来基层民众海鲜消费日增的情况。文章从传统时代江南地区窖冰为出发点，以其对海洋渔业发展之影响作为桥梁，最终讨论了明清两代东南沿海社会的消费特点与饮食习惯，可以说是对海洋渔业社会经济史研究范式的全新尝试。令我们称道的，除了作者对碎片化原始材料极强的收集能力，便是其细腻且深沉的行文逻辑和写作笔法。

除了海洋渔业社会经济史的研究逐渐勃兴，一批史学工作者们亦热衷于开展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渔民社会文化研究。王荣国先生的著作《海洋神灵——中国海神信仰与社会经济》便以一个章节(第四章：渔歌中的香火)的体量对海上渔民的信仰活动进行了思考和讨论，书中初步结论指出：海洋渔业与海神信仰有着异常紧密的联系，而渔民的初衷则带有强烈的功利性，其根本目的在于“获得心灵上的慰藉，从而增强集体协作精神和战胜惊涛骇浪的信心和勇气，去追求海洋渔业经济利益。”(24)王荣国：《海洋神灵——中国海神信仰与社会经济》，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03年，第119-120页。

妈祖作为沿海渔民重要的海上神灵，其文化的发展和传播与传统海洋渔业经济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陈衍德先生将研究的目光投向位于珠江三角洲的澳门岛，试图寻找两者之间的连接点。(25)陈衍德：《澳门的渔业经济与妈祖信仰》，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1期。文章认为：所有经济活动都是在特定的社会组织架构内进行的，因而必然反映出该社会组织的文化特征。由于澳门渔民的信仰中心是妈祖，所以渔业经济活动无不反映出这一文化特征。同时，在商品经济发展的背景下，宗教信仰动机未免带上经济利益的色彩，澳门渔民对妈祖的崇拜自然也免不了受利益的驱动。而林国平先生则找到了讨论两者关系更为原始的范本(26)林国平：《浯屿岛妈祖信仰：传统文化的延续与复兴》，载《妈祖文化研究》2018年第2期。，国平先生在介绍了浯屿岛的海洋空间位置与历史上浯屿水寨的兴废沿革的基础上，从人口、家族与社会经济等角度出发，进行了富有成效的背景阐述。并基于此，以浯屿水寨妈祖信仰为个案，认为以渔业为主，以妈祖信仰为代表的民间信仰是岛民的精神支柱，丰富多彩的民间信仰活动也成为岛(渔)民生活的一部分。进而指出正是这些因子的长期作用下，才使得自古以来传统文化中的俗文化能在这里得到较好的延续和复兴。当然，除了妈祖之外，东南沿海特别是福建地区跟渔业活动息息相关的海神信仰还有临水夫人、龙神、拿公、陈文龙、苏臣等，对此谢必震先生在《古代福建沿海居民的海神信仰》(27)谢必震：《古代福建沿海居民的海神信仰》，载《福建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2期。中有比较具体的介绍和说明。

二、关注官方海洋渔业政策变迁并探讨王朝制度的区域实践

邓小南先生曾指出：“任何一种具有解释力的研究模式，任何一种评价体系，都需要中等层次的论证以至微观的考订作为其逻辑支撑。这就需要追求问题设计的层次化、细密化与逻辑的推衍。就制度问题的讨论而言，寻求一些比较有过渡感、衔接递进的提法……或许有助于提出更为新颖的问题。”(28)邓小南：《走向“活”的制度史——以宋代官僚政治制度史研究为例的点滴思考》，载《浙江学刊》2003年第3期。从某种程度上理解，也就是将“死”的制度与“活”的社会、经济乃至文化相结合的研究方式，才能够为传统制度研究打开新的局面。遵循这一研究思路，一批新时代的年轻学者对中国海洋渔业史研究进行了更多尝试。

对于海洋渔业制度关注较早的学者当属尹玲玲先生，她曾对明代“河泊所”制度进行了细致的梳理，并由此初步探讨彼时渔政的发展与变迁。此后，她又发挥其历史地理学科背景的专长，在把握渔业制度嬗变的基础上，对福建、广东地区的渔业(包括沿海和内陆)分布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分析，也就为之后学者们的相关思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9)尹玲玲：《明代的渔政制度及其变迁——以机构设置沿革为例》，载《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尹玲玲：《论明代福建地区的渔业分布》，载《中国农史》2006年第1期；尹玲玲：《论明代广东地区的渔业分布》，收录于《中国生物学史暨农学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2003年6月。

杨培娜先生的博士学位论文(30)杨培娜：《濒海生计与王朝秩序——明清闽粤沿海地方社会变迁研究》，中山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年。主要从明清广东、福建沿海地区人群的户籍身份、经济生产和社会组织，乃至意识观念等方面切入，讨论了从明初至清代前期，生活在水陆之交、闽粤之界的地方生民在王朝军事政治和经济社会政策下，如何缔造其生活空间和社会秩序。文中用较多的篇幅，对王朝体制转变下的渔业经济与渔民群体进行了深入的探析。此后，她又再接再厉，连续发表五篇中国海洋渔业史相关的作品(31)杨培娜：《“违式”与“定例”——清代前期广东渔船规制的变化与沿海社会》，载《清史研究》2008年第5期；杨培娜：《渔引与“乾标”——清代前中期广东渔盐配给制度的形成》，载《盐业史研究》2011年第2期；杨培娜：《明代中后期渔课征纳制度变革与闽粤海界圈占》，载《学术研究》2012年第9期；杨培娜：《澳甲与船甲——清代渔船编管制度及其观念》，载《清史研究》2014年第1期；杨培娜：《清朝海洋管理之一环——东南沿海渔业课税规制的演变》，载《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分别从制度梳理和个案探讨两个层面，对明清时代渔业相关制度的发展与变迁进行了全方位、多角度的思考。2019年，杨先生在此前成果的基础上，又完成论文《从“籍民入所”到“以舟系人”：明清华南沿海渔民管理机制的演变》(32)杨培娜：《从“籍民入所”到“以舟系人”:明清华南沿海渔民管理机制的演变》，载《历史研究》2019年第3期。，对明清王朝海洋渔业政策的区域动态实践进行了精准的历时性阐析。历史上，海洋人口的流动性曾对陆域帝国一贯的治理思维提出了巨大的挑战，杨培娜先生牢牢抓住中央政策推行与地方应对调适两条主要的线索，在16、17世纪深刻社会变革的背景下，以闽粤沿海区域为单位空间，将“河泊所”“澳甲”“渔兵”“渔课”“渔税”以及“船只管理”等制度的施行和演变进行了动态分析。最后她还引申出“这套制度塑造18、19世纪以降沿海社会秩序，影响了渔民的社会组织形式，也奠定了20世纪50年代渔业民主改革所面对的传统渔业社会的基质”的论点，为下一步的研究埋下伏笔。

此外，白斌先生对有清一代浙江渔场经济发展与制度变迁的动态研究也值得关注。(33)白斌：《明清以来浙江海洋渔业发展与政策变迁研究》，北京：海洋出版社，2015年。由于自然条件的优势，使得浙江沿海特别是浙东海域形成了中国最大的渔场，吸引着除了本地渔民之外的大量采捕者前来作业。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清廷持续出台相关制度，一方面希望对渔场及沿海社会进行有效的控制和管理，另一方面也期许从中收取可观的税课，以最大程度上增加帝国的财政收入。作者便以清代康、雍、乾、嘉、光五朝会典为基本史料，分析了不同时期王朝典章的细节变化，并且结合各个时代的具体背景对这些变化予以阐释，同时作者也没有拘泥于纯粹的制度梳理，在讨论政策的同时，引入先进的数据分析理论，并辅之图表模型的建构，令其论述层次更为丰富，结论也更具说服力。与此同时，笔者也长期致力于闽籍入浙移民问题的思考，发现其中很大一部分自海路前来的流动人口即为福建渔民，而他们之所以能够在明清两代进行季节性的“跨界采捕”活动，与市场供需、王朝制度、海洋环境以及捕捞技术等方面都有着密切的联系。此外，这种出洋跨界捕捞成本较高且风险难料，稍有不慎就有可能付出惨重代价。暂时性的海上社会权力僭越成为民间海上人群用来缓解自身生存困境的变通方式，具体表现形式包括：海上盗窃、海上抢劫、盗割渔网、走私米粮等。对于这种现象，沿海官方系统将其视作海上社会动乱的潜在隐患。而海上暴力事件的频发，也使得地方政府不得不根据实际情况，持续出台应对之策(留存于《福建省例》《治浙成规》等典籍之中)，期望借此维持东南海域秩序，由此便在闽浙洋面上演一幕幕生动的官民博弈情景。(34)陈辰立：《跨界采捕与权力僭越：清代闽船入浙捕捞行为下的官民博弈》，载《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

作为台湾海洋渔业史研究代表的邱仲麟先生，也曾有过相关尝试(35)邱仲麟：《从禁捕到渔甲：明代江浙地区出海捕鱼管制措施的变迁》，载《清华学报》(台湾)2005年第2期。，他认为：明初江浙地区在海禁政策下，渔船不得出海捕鱼。由于此举对生计造成妨碍，故渔民仍常违禁出海。到16世纪初，朝廷开始有条件放宽，准许单桅渔船在沿海捕鱼。这样的政策一度因嘉靖中叶(1540年代)的倭乱而不得不中止，但在嘉靖三十七年(1558)，官方准许双桅以下渔船，编成海上渔甲、缴纳出海渔税，在东海上从事捕捞。万历二年(1574)以后，渔甲组织进一步精细化，由下而上层层节制，军事化倾向愈益浓厚。在万历三十九年(1611)，官方还禁止渔船越界至它省海域捕鱼。伴随着管制措施逐步放宽，江浙海域渔业日益扩展，至明代后期达到鼎盛。其中，冷冻渔船载着大量的海产入港，为沿海居民带来饱尝海鲜的机会。但至清初，因郑氏政权不断骚扰东南沿海，清廷逐渐加强出海管制，康熙二年(1663)并于海边树立界碑，全面禁止百姓穿越，自是海鲜货源断绝，百姓也无鱼可吃。

三、基于海洋渔业历史的梳理以讨论古代生态环境相关问题

2004年李玉尚先生敏锐地发现，当时国内关于海洋渔业历史研究成果的数量虽然不少，但对海洋生物史的讨论却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出现比较严重的断层(36)自建国以来，古代海洋生物史的研究曾一度成绩斐然：丘书院：《我国古书中有关海洋动物生态的一些记载》，载《生物学报》1957年第12期；北京地理所历史地理组：《我国古籍有关南海诸岛动物的记载》，载《动物学报》1876年第1期；齐钟彦：《我国古代贝类的记载和初步分析》，载《科技史文集(四)：生物学史专辑》，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0年；刘昌芝：《闽中海错疏的鱼类研究》，载《科技史文集(四)：生物学史专辑》，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0年；刘昌芝：《我国现存最早的水产动物志——闽中海错疏》，载《自然科学史研究》1982年1卷4期；文焕然：《中国历史时期植物与动物变迁研究》，重庆：重庆出版社，2006年。。同时，由于当时李先生又深受国际海洋生物种群历史研究计划(History of Marine Animal Populations)(37)此计划作为国际海洋生物普查计划(Census of Marine Life)的子计划之一，旨在结合传统的历史文明资料与历史上的海洋环境、海洋生物、海洋生态数据，以考察历史时期海洋物种的种群结构、分布、数量、变化原因以及变化规律，此外它还包括与海洋生物地理信息系统合作建立海洋物种标准数据库，以及运用历史数据协助开发预测性环境模型。影响，便开始将研究志趣由疾病灾害史转向海洋渔业种群变迁历史的研究。他的经典著作《海有丰歉：黄渤海的鱼类与环境变迁(1368-1958)》(38)李玉尚：《海有丰歉：黄渤海的鱼类与环境变迁(1368-1958)》，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年。的研究目的，便是透过海洋鱼类的变迁，来反映自然环境和社会制度的变化，以及两者之间的交互作用。同时，作者还希望在此基础上部分总结中国环境史上的一些关键时点和事件，并突破性地对600年来中国历史的演进进行独到的阐释。

在调入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之后，李玉尚先生又与曹树基先生带领他们的海洋渔业史研究团队继续前行，对福建以及广东沿海的鱼类种群与环境变迁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陈亮先生长期研究发现，除了自然环境以及人为因素的影响之外，海洋鱼类种群内个体的数量、年龄、性别比例、体型等自身因素的变化也能影响到种群结构的变化，而通过对明清时期传统文献的解析，可以初步“还原”出长时段内海洋鱼类种群结构的变迁。在这样的逻辑下，陈先生认为过去500年间,影响闽台沿海鱼类种群结构以及资源数量变化的最主要因素来自国家制度、捕捞技术以及消费市场的变化，自然环境的变化所产生的影响并不显著，而鱼类种群自身的变化也多来自于人为因素的影响。传统时代，闽台沿海海洋鱼类的种群结构较为稳定，渔业资源十分丰富，生物多样性也较为复杂。但在1950年代后，伴随着国家工业化的进程，市场因素的影响作用日益凸显，在消费需求的不断刺激下，渔业生产在技术领域取得了巨大的进步，然而无节制地过度捕捞最终导致了主要经济鱼类资源的破坏以及海洋生态系统功能的退化。(39)陈亮：《国家、技术与市场：闽台沿海海洋鱼类种群结构变迁原因研究(1492—1966)》，上海交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年。王涛先生则注重对明清以来，南海海洋渔业历史发展脉络的展现，他认为随着南海海域存在着一个集江河海滨、浅海和深海的多层次作业体系，而沿海地区的疍民及其他渔民对渔场的开发和渔业资源的利用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而渔业政策、海洋环境、捕捞技术和市场贸易都影响着渔业发展，这些因素之间存在明显的互动，其历史变迁引起海洋渔业兴衰演替。同时，渔民作业范围从近海向南海诸岛等外海渔场推进。海洋渔业提供了大量动物蛋白，对于沿海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意义重大。渔民的海上开拓活动，使许多荒无人烟的海外岛屿成为中国渔民的传统渔场，在中国海疆的形成过程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40)王涛：《明清以来南海主要渔场的开发(1368-1949)》，上海交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年。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同样来自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的洪纬博士以明清福建地区的《八闽通志》《闽书》《闽中海错疏》《海错百一录》等为基本史料，考察了中国传统海洋生物的分类法则，并在此基础上，又将其与民国时期西方科学传入后的分类方法进行比较，对中国传统社会的鱼类学知识水平进行了探索和归纳，是一次非常成功的多学科融合研究尝试。(41)洪纬：《明清以来传统鱼类分类方法的研究(1491-1947)——以福建省为中心》，上海交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年。同样将海洋渔业史研究作为研究切入点，以讨论传统社会海岛知识体系认知的学者还有周鑫先生(42)周鑫：《渔业、航路和疆域：14-15世纪中国传统东沙岛知识体系的初创》，载《学术研究》2015年第12期。，然而他并不单纯拘泥于渔民群体发现、命名、经营和开发东沙岛的考察，还将视域置于航海者、知识阶层与国家三个知识主体之中，通过不同阶层的文本记载，以展现14-15世纪中国传统东沙岛知识体系初创的多元面相。此外，古代鱼类名称的考证亦是中国海洋渔业史领域长期关注的研究命题，近些年的主要成果包括《鱼类异名录》及《续二》(43)闵宗殿：《鱼类异名录》，载《古今农业》1997年第4期；闵宗殿：《鱼类异名录(续二)》，载《古今农业》1998年第1期。、《<中国古代动物学史>古动物名考误》(44)刘海霞：《<中国古代动物学史>古动物名考误》，载《自然科学史研究》2002年第1期。、《古籍<诗经>中的鱼类古汉名考证》(45)高明乾等：《古籍<诗经>中的鱼类古汉名考证》，载《河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5年第1期。、《鲸鱼考》(46)杨秀英等：《鲸鱼考》，载《殷都学刊》2012年第1期。、《三道吴中风物，千年历史误会——西晋张翰秋风所思菰菜、莼羹、鲈鱼考》(47)程杰：《三道吴中风物，千年历史误会——西晋张翰秋风所思菰菜、莼羹、鲈鱼考》，载《中国农史》2016年第5期。等。

2009年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穆盛博博士撰写的(Micah S.Muscolino)《帝国晚期和近代中国的渔场战争和环境变化》(48)[美]穆盛博(Micah S.Muscolino)著，胡文亮译：《近代中国的渔业战争和环境变化》,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年。一文，探索了舟山渔场区域内社会与环境的互动关系。从19世纪舟山岛屿开始出现移民潮起，到这一区域内商业价值最高的鱼类濒临灭绝为止，人类活动的过度捕捞和环境污染，给舟山海洋生态系统造成的严重破坏。作者在结论中认为整个晚清和民国时期，舟山地区渔业社会的管理制度，在对海洋环境的理解上，并不是一种良好生态的认知。在整个晚清和现代时期，人们与海洋环境的互动都充斥着对于利益的热烈追求。20世纪30年代变化了的地方组织和中国大的政治系统，打破了使用渔场的协调制度。国家权力向地方社会的扩张，增加了宣布对舟山渔业进行管理和收税的集团的数量，使得冲突更容易发生。在中央政府的管辖下，环境变得更加糟糕，人口压力、经济一体化和捕捞技术的革新便利了对海洋的榨取，国家机构追求更多的税收导致了对鱼类种群的更猛烈的开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促成了对舟山渔场的更迅猛的开发，结果到了20世纪70年代，四大海洋经济鱼类的数量显示出严重耗损的现象，所谓“渔业战争”由此得名。

受穆氏研究的深远影响，厦门大学王楠博士的论文则致力于探讨另外海域的个案(49)王楠：《环境、资源和渔业社会：以20世纪50年代的胶东沿海为中心》，厦门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6年。，黄海的渔业争端经历了漫长的演变史，从宗藩时代的越海捕鱼活动，到殖民体系下的实业救国与政府谈判，再到当代的军事护渔和技术竞争。受到资源波动、国力博弈与技术发展的影响，渔业活动的位置、范围和性质在不断改变着，这种变化本身带有长时段和跨区域的历史延续性。文章以20 世纪 50 年代的胶东渔场为中心，考察与之相关的渔权争端、产业开发、自然灾害、资源保护、政治改革以及妇女角色的演变，揭示环境、资源与社会的相互依赖与内在关系，进而就某些问题提出新的观点与思考。

四、关于未来中国海洋渔业史研究的学术前瞻

综上所述，中国海洋渔业史研究经过了改革开放近四十年的发展，已然取得了不小的突破与可喜的成绩，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有了极大的加深与拓展。随着时代的进步，特别是在理论创新与开放思维的引领下，我们可以对中国海洋渔业史研究的发展有更多的期待，就目前的客观条件和基本趋势来看，主要有如下三个方面。

其一，资料的深挖。原始材料是史学研究的基础，海洋渔业史的研究当然也有赖于此。从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所使用的一手史料不外乎王朝正史、典章文本、地方志书以及士人文集等，此外像《全唐诗》《全宋文》这些具有文学色彩的古典文书也被用于中古时代渔业社会史的研究，并取得成效。除此之外，笔者认为还有两个方向的材料值得深度挖掘。

首先，便是扎根田野，寻找所谓的民间历史文献。在中国传统基层社会存在着大量的历史碑铭，上面所记录的内容包纳了乡土中国的各个方面，而沿海地带的碑铭文本往往跟渔业经济和渔民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对于这些碑刻资料的摘录和阐析，可以为我们发现更真实的古代海洋渔业社区。此外，1952年土地改革时，从宁德县鳌江乡恶(渔)霸家中搜查出一本《官井洋拾捌只招腊与讨鱼秘诀》又名《官井洋暗礁情况与讨鱼秘诀》，书扉页注明，此书是“自列古以来，郭、阮两姓所适，后学者须精心研究，始知内中之奥妙无穷”，同时注明此书为“清代乾隆八年(1743)传授至今抄录”。据专家考证(50)杨瑞堂：《<官井洋拾捌只招腊与讨鱼秘诀>一书的科学价值》，载《古今农业》1992年第3期。，可能是老渔民口述经验，由稍通文字者记录而成，这类民间古代渔书虽然罕见，但是一旦发现，可以帮助我们精准还原传统时代的渔业生产作业技术。与此同时，还有学者在更路簿、宗教科仪本中看到与渔业史相关的记载，均可作为海洋渔业史研究的重要资料来源，加以分析利用。

其次，则是寻找域外文献资料。笔者曾经在《巴达维亚城日志》《热兰遮城日志》中发现大量晚明时代中国渔民的信息，由于他们是最早一批接触海外殖民者的华人，因此受到了格外的重视，关于他们生产、生活的诸多方面都被记录下来。在荷兰殖民者占领台湾之后，垄断了部分海域的渔业生产，留下了大量关于渔民采捕及贸易的数据。而明清时代的中国渔民，除了在沿海海域之外，也顺着洋流在东亚、东南亚海域进行作业，沿岸诸国的历史档案中也留下了他们的身影，亟待我们去探索挖掘。

其二，科际的整合。由于海洋渔业史研究对象的特殊性，使得其研究过程中往往需要其他学科相关知识的辅助，方能更准确地表现其历史发展过程。前文中所提及由李玉尚先生带领的海洋渔业史研究团队的学术尝试，便是中国海洋渔业史研究的一次成功的科际整合成果。他基于中国传统时代的历史文献记载，利用生物学的分析方式加以解析，并通过数据运算的方式，从而对古代中国乃至世界的生态环境发展变迁进行了全新的阐释。而洪纬先生则引进了近代才出现的“分类法则”，对历史文本进行考订，其研究的分析逻辑吸收了统计学的系统知识。不仅如此，她还从古、今、中、外四个层面进行了比较研究，对明清时代的分类水平进行了一次富有成效的探索与评估，可谓大胆创新。而复旦大学也曾利用人类基因的调查进行史学研究，取得一些突破性的成果，如果条件允许，这样的尝试似乎也可以融入到海洋渔业史的研究中去。事实上，除了融入理工科的知识以外，人文社会科学的一些概念或者范式，亦可以整合进海洋渔业史的研究过程中去，以获得更加卓越的成果。

其三，理论的创新。理论创新是任何一项研究得以不断前进并取得突破的强大动力，中国海洋渔业史发展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的科普性探索，至90年代中期以来的问题思维的大大提升，再到21世纪之后各种论著的百花齐放，研究视野一再得到升华，这背后离不开史学新理念的助推。而随着杨国桢教授等前辈学者提出如“中国海洋文明的时代划分”(51)杨国桢：《中国海洋文明的时代划分》，载《海洋史研究》第五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中国的海洋空间”(52)杨国桢、陈辰立：《历史与现实：海洋空间视域下的海上丝绸之路》，载《广东社会科学》2018年第2期。等全新海洋史理论，中国海洋渔业史研究有属于自己量身打造的时空体系，以及不同以往的研究视域。王朝兴替不再是其历时性思考的唯一线索，而陆域行政区划也难以束缚“以海为本位”的研究维度。随着新时代史学春天的到来，我们相信更多的创新理论将会越来越深刻地影响并推动着中国海洋渔业史研究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