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雷 秦晓雨 朱红

摘 要：存款保险制度的主要作用是应对挤兑风险，加强公众对银行体系的信心。通过对现有关于存款保险定价和存款保险制度效应的文献进行梳理发现：基于期权定价法的存款保险定价方法虽较少在实践层面应用，但促进了存款保险制度的完善;存款保险制度受金融环境、制度设计及银行自身等影响而产生不同的效应，良性的制度运转与金融体系的完善相辅相成。未来的研究将着重考虑中小银行费率的厘定及存款保险制度与金融安全网之间的协同作用。

关键词： 期权定价法;预期损失定价;公平的存款保险;道德风险;金融稳定效应

中图分类号：F840.68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3-7217（2019）06-0039-08

一、引 言

存款保险制度于1933年在美国诞生以来，在抵御金融危机、稳定公众信心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因此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推广。截至2018年底，全球共有143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存款保险制度①。作为一项基础性制度安排，存款保险与审慎监管、中央银行最后贷款人共同构成金融安全网[1]，在应对挤兑危机、维护中小储户利益以及维护金融稳定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2-4]。但另一方面，存款保险制度也会激励银行冒险经营，引致道德风险，也有部分学者对其持有异议。

经过多年探索，中国于2015年5月推出《存款保险条例》，正式建立存款保险制度[5]。 2019年5月，我国成立了存款保险基金管理公司。截至2018年底，我国存款保险基金专户余额为821.21亿元②。我国存款保险制度建立时间较晚，且缺乏处置问题银行的经验，因此，仍需在实践中不断完善。研究表明，利率市场化进程中，存款保险制度有利于抑制银行危机，维护金融体系稳定[6-8]。银行在我国经济体系中占据至关重要的位置，况且当前我国一边全面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一边又强调要打好“防范重大风险攻坚战”，严守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重大风险的底线。因此，存款保险制度扮演的角色不容忽视。

就发展态势来看，存款保险制度在维护全球金融体系稳定方面发挥的作用将进一步加强。自1977年Merton开创存款保险定价之先河，这一领域受到国内外学者广泛关注，围绕期权定价法和预期损失定价法两条主线不断延伸探索，形成了比较全面的定价体系。但存款保险的定价都基于存在公平的存款保险价格这一前提，因此，很多學者就公平存款保险价格的存在性进行探讨，并提出激励相容的定价机制。随着制度运行日益成熟，近年来有关存款保险制度有效性的研究相对多于定价研究，存款保险制度的引入对金融稳定是否起到了预期作用存在争议，包括怎样的制度设计更能发挥存款保险制度的有效性、什么因素放大存款保险制度带来的道德风险，以及存款保险制度给银行风险承担带来的影响等，日益成为学者关注的问题。

有关存款保险制度的研究，从最初探讨如何对保费进行定价以及是否存在公平定价，到后来存款保险制度负面影响的暴露引发学者对其有效性的论证，积累了大量的研究成果。本文试图通过疏理存款保险定价以及存款保险制度效应的研究，分析存款保险制度的金融稳定效应、道德风险及其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从而对未来相关研究方向提出展望，并对完善我国存款保险制度的实践操作提出对策建议。

二、存款保险定价研究

存款保险制度的核心是费率的测算，合理的费率有利于弱化投保银行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并减轻存款保险机构的负担。存款保险定价主要有期权定价法和预期损失定价法，还有一些新的定价方法。

（一）期权定价法

Merton（1977）最早将Black-Scholes模型应用到存款保险定价。其基本原理是：将存款保险看作一份欧式看跌期权，将到期存款的本息和看作看跌期权的执行价格，将银行吸收存款的价值看作标的资产的价格。合约到期时如果银行资不抵债，存款保险机构将承担银行无法支付的部分;如果到期时银行经营状况较好，存款保险机构便不需要进行偿付[9]。

Merton（1977）的模型简单直观、易于理解，但也存在一些缺陷。一是没有考虑监管成本、监管监查和破产后处理方式的不同对存款保险价格的影响;二是忽略了一些无法观测的参数。为此，Merton（1978）考虑了监管成本的影响[10];Ronn和Verma（1986）明确考虑了监管宽容的实际情况（简称R&V模型）[11];Pennacchi（1987）则拓展了定价框架，进一步考虑了当银行资产少于一定比例的银行储蓄时，存款保险机构就对银行实施兼并处理的情况[12]。Marcus和Shaked（1984）对Merton模型中无法观测到的银行资产价值和波动率进行了计算，联立方程组求解存款保险的费率[13];Duan（1994，2000）利用极大似然估计对R&V模型进行了改进，得到了资产价值和权益价值的对数似然函数，求得银行资产收益率和收益率标准差的最大似然估计值，从而求得银行资产价值的估计值[14，15]。此外，Pyle（1986）建立了银行破产倒闭可以背离经济破产条件下的存款保险定价模型[16];Kane（1986）基于欧式期权两周期的二叉树模型对存款保险进行了定价研究[17]。

欧式期权只有在到期日才能执行，但是存款人可以在存款未到期时的任意时刻到银行取款。因此，银行本身面临任意时刻而不是某一个特定时间的挤兑风险。美式期权可以很好地弥补欧式期权的这种流动性不足，因为美式期权持有人可以在到期日前的任意时刻执行期权。Allen和Saunders（1993）将存款保险视为一个可赎回永久美式看跌期权进行了存款保险定价[18]。Hwang等（2009）基于美式期权的框架考虑了破产成本的因素，并用障碍期权定价研究了破产政策对于存款保险定价的影响[19]。

延续期权定价的思想，很多学者还尝试引进一些其它经济变量对存款保险进行定价。Kerfriden和Rochet（1993）考虑银行资产负债表的期限结构和市场参数得到存款保险的定价公式，运用利率的期限结构和零息债券的波动率来刻画市场参数[20]。Duan等（1995）给出了考虑利率风险对存款保险定价影响的定价公式[21]。Dermine等（2001）分析了信贷风险对存款保险定价的影响[22]。Lee等（2015）用资产相关性来度量银行的系统性风险，对存款保险进行了定价[23]。Zhang和Shi（2016）则在期权定价模型基础上融合了市场模型，并发现未考虑系统风险的定价模型低估了存款保费[24]。

即使诸多学者对期权定价法进行了改进，但是此类方法只限于上市银行，这对估计非上市银行保费存在局限。因此，有学者探索如何将期权定价应用到非上市银行。Cooperstein等（1995）解释了如何用现金流来估计银行价值[25]。Falkenheim和Pennacchi（2002）采用了市场对照法，根据上市银行和非上市银行之间相似的风险特征将二者联系起来，再运用R&V模型测算费率[26]。虽然对非上市银行的存款保险定价研究较少，但十分具有意义，因为现实中大多数银行都是非上市银行。

国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利用国外已有的模型和定价方法，结合中国银行业的数据对存款保险费率进行测算。张金宝、任若恩（2006）以R&V模型的思路对监管宽容下的存款保险定价做了案例分析，得出监管宽容程度与单期存款保险费率负相关的结论[27]。李敏波（2015）基于R&V模型，利用国内16家上市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和股价数据，测算出政府隐性担保下的存款保险费率[28]。程志富等（2016）基于银行债券视角，利用存款债务与其他普通债务之间的相似性和期权对角价差组合技术，对5家国有商业银行的费率进行测算，同时利用R&V模型测算了其他10家上市银行的存款保险费率，为存款保险的差别化费率设计拓展了思路[29]。不同于套用国外文献简单地测算保费，吕筱宁等（2016）的研究创新性地将系统性风险、参保比例和逆周期程度系数引入到定价模型，提出基于跨期系统性风险的存款保险逆周期定价方法[30]。明雷等（2019）同时考虑了监管宽容和监管惩罚对存款保险价格的影响，研究表明监管宽容程度越高、监管惩罚力度越低，存款保险费率越高[31]。

Merton（1977）提出的期权定价具有开创性，围绕这一方法展开的研究所考虑的因素也更加全面和贴近实际，如考虑监管政策、资本展期、银行股利派发政策等，较为客观准确地反映根据商业银行自身运营状况所对应的存款保险费率。但期权定价法因有着严格的假设条件，导致这一方法虽然科学有效，但很少被应用到实践中。

（二）预期损失定价法

预期损失定价方法的基本思想是通过计算银行破产时对储户造成的预期损失来衡量银行所需要繳纳的保费。预期损失为预期违约率、风险敞口和违约损失率的乘积。风险敞口和违约损失率可以通过历史经验数据得到，预期违约率主要通过基本面分析、市场分析法和评级分析等三种途径获得[32]。

基本面分析一般基于其会计核算价值，应用类似CAMELS的评级。CAMELS基础分析法具体包括六种评价指标，即资本充足、资产质量、管理水平、盈利水平、流动性水平、市场风险敏感度。利用这六种指标对商业银行进行评分，并通过评分确定各家银行的风险等级，再确定对应的预期违约率。市场分析法基于无套利和风险中性定价的前提，假设以一单位资金投资于无风险债券和投资于未投保银行债务的期望收益相同，已知无风险债券利率和未投保银行债务的利率，计算得出预期违约率。评级分析法是通过穆迪、惠誉、标普等专业评级公司对金融机构的信用评级来直接获得相应的违约率。这种方法操作简便且数据易得，但不同的评级机构对银行的评级存在差异，且评级机构缺乏内部信息，实际评级可能有所偏差。

基于预期损失定价的思想，国内外学者考虑了不同因素，应用这一方法进行费率测算与理论研究。Sironim和Zazzara（2004）结合预期损失定价与信用风险模型对意大利上市银行进行了保费费率测算，所得结果与实际费率相近[33]。Pennacchi（2006）基于预期损失定价的思想，考虑了经济周期对保费的影响[34]。国内早期进行的存款保险定价研究也多采用预期损失定价法。魏志宏（2004）应用评级法对我国存款保险进行定价，通过将穆迪对商业银行的长期外币存款评级与具体的五年平均累计违约率相对应，再计算得出年均违约率[32]。张金宝、任若恩（2007）基于预期损失定价思想考虑了商业银行资本配置对存款保险定价的影响，建立了基于资本配置的存款保险定价模型[35]。李旸、黄锟（2017）运用了预期损失定价模型、R&V模型和基于资本配置这三种定价方法，对12家上市商业银行进行了存款保险的费率测算并进行了对比[36]。刘海龙、杨继光（2011）综合运用了期权定价和预期损失定价的思想构建了一种定价模型，还考虑了银行的资产质量和资本充足率，对我国银行费率进行了测算[37]。魏修建（2014）通过BP神经网络及D-S证据理论测定期望损失概率，运用预期损失定价法对我国地方性银行进行了费率测算[38]。宋莹（2014）[39]和繆锦春、季安琪（2015）[40]等也基于预期损失定价的思想对我国银行进行了保费测算。

相对期权定价法，预期损失定价方法操作简单、适应性强，但近年来整体的研究趋势也由直接简易变得更为科学严谨。从最初直接运用评级法估算银行违约概率，到后期逐渐有国外学者运用KMV模型、风险中性估值模型等商业银行信用风险模型来核算更为合理的违约概率，这也将成为预期损失定价法未来的研究趋势。

（三）其他定价方法

除期权定价法、预期损失定价法，也有其他学者拓展了新的定价思路。Duffie等（2003）应用了一种基于违约风险的固定收益证券定价模型对存款保险市场价值进行评估，计算银行债务价格和破产概率[41]。范小云、曹元涛（2006）试图通过银行导向来降低存款保险的道德风险，提供了一种基于银行效用最大化的存款保险定价方式，并指出这种方式适用于欠发达国家的过渡期[42]。袁金建等（2019）在GARCH模型的框架下建立基于时变波动率的定价模型，研究发现忽视资产波动率的时变性会在高风险阶段高估存款保险价格，而在低风险阶段低估存款保险价格[43]。刘鸿伟（2017）构建了一个基于宏观审慎监管框架的存款保险费率定价模型，并引入了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贡献度作为衡量银行风险的依据。在这个“自上而下”的宏观审慎框架中，差别化费率更能够体现政策引导作用，更关注防范系统性风险[44]。

从理论层面来看，存款保险定价的研究仍然以期权定价和预期损失定价为主。随着近些年存款保险制度日益完善，定价方面的研究相对减少。未来的研究重点可能侧重于：以中小银行为代表的非上市银行的存款保险定价、存款保险定价与银行治理结构的研究以及减税降费对存款保险价格的影响等。从实践层面来看，尽管几乎没有国家采用期权定价法和预期损失定价法，但是存款保险定价理论的发展为完善存款保险制度起到了积极作用;反过来，存款保险制度的完善又为存款保险定价提供了新的研究课题。总之，存款保险定价和存款保险制度的完善相辅相成、相互促进。

三、公平的存款保险价格

无论是期权定价还是预期损失定价，其背后都隐含着存在公平的存款保险价格这一假设。那么，公平的存款保险价格是否存在？

期权定价法和预期损失定价法都基于科学有效的定价模型，计算一个能让存款保险机构在投保银行破产清算时有足够资金对被保险存款人进行及时偿付，但又不造成投保存款机构不合理负担的保费。Craine（1995）认为，错误的存款保險定价导致不公平的财富转移，而公平的存款保险定价消除了这种弊端[45]。

以Chan等（1992）[46]的研究为核心，也有部分学者着重探讨公平的存款保险定价的存在性问题。他们指出，由于存在信息不对称，导致不存在公平的存款保险定价。一方面，因为即使银行的资产组合决策完全可测，这些决策与存款保险机构、监管者对保费费率进行调整之间仍然存在时滞。因此，如果银行的资本比率较低，银行在时滞阶段有可能为了提高资本比率而进行冒险，即使这种冒险行为可能导致更大的损失;另一方面，银行的逆向选择问题导致不会存在公平的存款保险价格。Santos（2006）也认为由于存在信息不对称和逆向选择，公平的存款保险基本不会实现[47]。

Freixas和Rochet（1998）对Chan等（1992）模型的基本假定提出了质疑，认为其基本假定不合理。在对假定进行修正之后，他们建立了两周期静态模型。结果发现，即使存在逆向选择问题，公平的存款保险定价仍然可以实现，即存在一个激励相容的机制[48]。Boyd 等（2002）的研究支持了Freixas和Rochet（1998）的观点，他们的理论模型结果显示存在精算公平的存款保险价格[49]。Yoon和Mazumdar（1996）的研究也指出，公平的存款保险价格在竞争的银行业中是存在的[50]。

国内对于公平的存款保险定价研究则相对比较匮乏。凌涛等（2007）从存款保险制度的融资来源、融资规模和保费征收三个方面从理论分析和文献综述层面探讨了存款保险制度的公平问题，认为几乎不可能在实践中实现存款保险保费的完全公平定价[51]。姚志勇、夏凡（2012）构建了一个“直接显示机制”来设计存款保险合约，模型结果显示完全公平定价与激励相容的保费制度相矛盾，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公平定价并不可行[52]。

现有研究表明，通过理论分析和模型推导证实存在公平定价的文献大多基于一定的假设条件，与现实情况存在差异;受限于信息不对称和银行的逆向选择，公平定价基本不可能实现。尽管如此，公平定价的思想对于如何合理收取保费及如何规避道德风险仍然具有指导和借鉴意义。

四、存款保险制度与金融系统稳定

存款保险制度推行的目的是防范银行挤兑风险，增强金融系统的稳定性。尽管这一制度存在道德风险争议，但仍有大量实证研究和理论模型证实了其积极作用。

Diamond和Dybvig（1983）基于博弈论构建了银行挤兑模型，证明存款保险制度的推出能够有效缓解银行系统的脆弱性[53]。Anginer等（2014）的研究发现，存款保险制度在2008年危机期间发挥了其稳定金融系统的作用[54]。Boyle等（2015）的研究也表明在应对银行危机时，提前建立完备的存款保险制度能够成功缓解银行挤兑风险[55]。澳大利亚在2008年危机期间推出存款保险制度，Bollen等（2015）以这一独特事件进行研究，发现至少在危机发生后的短期和中期，存款保险制度都有效控制了银行的系统性风险[56]。王晓博等（2015）以中国内地和香港地区的银行作为对照组和处理组，认为引入存款保险制度在应对金融危机时起到了稳定作用[57]。纪洋等（2018）的研究发现，虽然存款保险制度确实增加了银行危机爆发的可能性，但同时对于利率风险、股市风险等，又起到了抑制的作用;且对于非银行危机的抑制程度大于刺激银行危机发生的程度。综合来看，存款保险制度有利于维护整个金融系统的稳定[58]。

总结已有文献不难发现：一方面，存款保险制度在应对金融危机时确实起到了稳定储户信心的作用，减少了银行挤兑带来的倒闭事件，并保障储户的利益，在经济动荡时期应对银行挤兑危机、降低金融风险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59];另一方面，存款保险制度推出后由于道德风险、逆向选择和制度环境不完善等问题，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

五、存款保险制度与道德风险

道德风险是存款保险制度备受争议的原因。众多研究表明，实施存款保险制度之后，银行的道德风险激励银行冒险经营，增加了破产可能性[4]。因此，关于存款保险制度的有效性一直备受争议。其次，存款保险制度的设计和实践，在全球范围内也存在巨大差异[60]。

Demirgü-Kunt和Detragiache（1999）通过对1980-1997年的跨国数据分析发现，存款保险制度对银行稳定有负面作用，尤其是在银行利率管制宽松和制度环境薄弱的地区[61]。Lé（2012）也发现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后，银行冒险行为的增加导致风险承担显著提升[62]。Ngalawa等（2016）发现，存款保险与对私营部门的信贷相互作用加剧了银行挤兑和银行破产，表明存款保险的道德风险带来的负面影响大于对银行的稳定作用[63]。Pennacchi（2006）认为由于公平保费很难实现，所以当银行危机发生时政府会倾向于对存款保险基金进行补贴。而这种补贴加剧了银行的风险激励，通过集中贷款和高系统性风险下的表外活动来增加其保险补贴，这将在经济下滑时期导致更严重的金融危机[64]。

相对来说，更多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存款保险制度不仅没有起到维护金融稳定的作用，反而引发道德风险，增加银行危机的隐患。因此，近年来学者转而探讨背后的影响机制，即何种因素放大存款保险制度的负面影响，以及怎样的制度设计可以规避道德风险。总体来看，设计不良的存款保险制度会加大银行危机发生的可能[65]，且存款保险制度的有效性受诸多因素影响，如法律制度、监管协调等政策环境，制度设计及银行自身治理情况。

（一）政策环境与道德风险

在宽松的监管环境下引入存款保险制度会加剧银行的风险激励，导致银行风险隐患增加并阻碍金融发展。同时，在良好监管环境下，存款保险产生了预期的正面影响，说明实施存款保险需要有健全的监管计划[66]。段军山等（2018）利用跨国数据分析发现，存款保险制度确实引致道德风险，且明显增加了发展中国家银行的风险承担;同时，良好的监管环境、法律环境和政治环境有助于减轻存款保险的道德风险[67]。Qian 等（2019）指出监管程度是影响存款保险制度有效性的决定性因素，提高监管水平可以弱化因银行过度竞争导致的风险承担[68]。Kane（2000）也认为，合理的制度设计和良好的监管环境使得存款保险制度能有效规避道德风险[69]。

在外部环境不良的情况下引入存款保险制度会加大风险隐患。因此，存款保险的稳定作用的发挥，需要配套的法律法规以及审慎的监管环境。

（二）制度设计与道德风险

存款保险制度的某些安排可以提高市场纪律进而约束银行，如设置共同保险、将外币存款纳入保险范围以及联合管理机制等[70]。通过存款保险制度的某些设计，如风险调整保费制度、共同保险制度、设立独立的存款保险机构、“风险最小化”模式等，可以适当规避道德风险带来的不良影响[71，72]。Guizani和Watanabe（2016）研究发现，在实行单一费率的日本，由政府根据银行资本充足率注入公共资金能够弥补存款保险引发的道德风险[73]。Chiaramonte 等（2019）認为，过高的保险覆盖范围导致更冒险的行为，加剧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影响银行稳定性的往往不是制度设计的单一特征，而是不同特征之间的相互作用，且存款保险制度的综合设计对银行稳定性的影响程度取决于银行类型、经营模式以及经营环境[74]。

适当的制度设计可以消除部分存款保险的道德风险[4，59，75]。反之，即使在体制健全的国家，设计欠佳的存款保险制度也会削弱对银行实行良好管理的激励作用，导致银行体系的恶化。存款保险制度的设计应该重视主体之间的差异化，抑制银行的冒险经营动机，保证制度运行有效性，同时也应该最大化地体现公平。

（三）银行自身的道德风险

存款保险制度激励银行冒险经营，在一定程度上受银行类型、治理结构及信息披露程度等因素影响。Laeven和Levine（2008）认为，忽视股权结构研究资本监管、存款保险制度对银行风险行为的影响，得出的结论是不完整的，有时甚至是错误的[76]。Liu等（2016）的实证结果表明，对于自身资产质量更好、流动性更充足的银行，存款保险制度的道德风险能够得到有效化解[71]。郭晔、赵静（2017）对比同时期中美两国的表现，发现银行杠杆率越高以及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越高，存款保险制度产生的道德风险问题越严重;较分散的股权结构和较低的银行杠杆率能够相对降低该制度对银行个体风险的负面影响[77]。朱波等（2016）基于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模型进行研究发现，提高银行的信息披露程度有助于督促银行规避风险，而存款保险制度与信息披露程度之间存在协同效应。因此，加强银行的信息披露有助于抑制存款保险制度的道德风险，从而降低系统性风险[78]。

存款保险制度的有效性受银行异质性影响，如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资产质量、杠杆率、股权结构及信息披露等因素。银行治理体系的改善会促进存款保险制度积极作用的发挥。此外，大中型银行可以通过提供更高的资本缓冲来增加利润，降低金融脆弱性，从而抵御外部冲击，存款保险制度对其负面影响较小，但对小型或区域性银行负面影响较大[79]。这也启示我们在存款保险制度推进过程中应更加重视中小银行的治理和经营风险，进一步完善银行的竞争环境。

存款保险制度在带来金融稳定效应的同时，也会带来道德风险;金融稳定和道德风险相当于“硬币的两面”。因此，存款保险制度需要在金融稳定和道德风险之间寻找平衡点。已有文献从政策环境、制度设计以及银行自身等方面对存款保险制度与道德风险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表明存款保险制度产生道德风险的根源在商业银行自身追求利益最大化。那么，能否通过政策环境的优化以及恰当的制度设计，以消除至少是削弱银行的道德风险也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

六、存款保险制度与银行风险承担

道德风险激励银行冒险经营，导致银行风险承担增加，但银行风险承担与道德风险并不完全相同。不同的经济周期、制度设计等因素可能会导致存款保险制度对不同的银行产生正面或负面的风险承担影响，最终的净效应在存款保险制度带来的成本与收益之间权衡。

Angkinand和Wihlborg（2010）指出，显性存款保险覆盖范围与银行风险承担之间存在U型关系，且存款保险的保额在中间水平上使得银行风险最小化;最优存款保险限额受到制度因素，如银行所有权结构的影响而存在差异[80]。王晓博等（2018）也验证了U型关系的存在，并指出一国在不同时期可以“相机抉择”，设立不同的保额灵活的规避风险[81]。赵尚梅等（2017）研究发现，这种U型关系随着居民储蓄率提高或者银行存贷利差降低而更加明显[82]。韩扬（2018）通过构建一个异质性全局博弈模型，发现设置较高的存款保险偿付限额可以有效降低银行的挤兑风险[83]。可见，存款保险保额设置的高低可以通过道德风险和挤兑效应影响银行的风险承担。一般认为，保险覆盖范围或保额设定高低与银行风险承担呈U型关系，过高或过低的保护范围会使得银行经营稳定性下降[74]。

總体来看，现有文献主要研究存款保额与银行风险承担的关系，认为二者存在U型关系，保额的合理设定不仅能够减少银行的风险承担，还能够平衡道德风险和促进金融稳定。此外，部分学者还研究了隐性存款保险制度下，特许权价值[84]、银行信息披露程度[85]等因素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

七、结论与展望

纵观近年来的研究，存款保险定价方面的研究相对来说少于存款保险制度有效性的研究;从研究趋势来看，存款保险制度产生的效应以及制度设计成为学者更加关注的现实问题。以往论证金融稳定效应与道德风险的文献较多，近年来的研究多转向如何通过合理的设计规避存款保险制度的消极作用，减少银行的风险承担，强化其稳定金融体系的积极作用。

因此，未来研究将更侧重于理论研究与实践操作的相互融合，主要包括：第一，如何对中小银行进行合理定价。在费率测算方面，期权定价法并不适用于非上市银行，即使应用预期损失定价法对中小银行来说也存在着信用评级难以准确测定、预期违约率难以科学测算等问题。在当前银行业市场竞争日益加剧的环境下，中小银行抗风险能力较弱，难以抵御较大规模的金融风险，出现破产的概率远高于大型银行。因此，未来的定价研究及制度设计中应重点关注中小银行。第二，在进行保费定价时应考虑监管环境、经济周期和银行自身资产结构等因素，使定价更加贴合实际情况。第三，要考虑逆周期调控对存款保费的影响。由于定价模型中应用到的银行资产波动率是基于历史数据测算得出的，因此，在经济处于上升时期，银行业经营状况良好，资产波动率低，计算出的费率偏低;而当经济逐渐衰落萧条，银行业的风险加大，计算得出的存款保险费率偏高，从而保费支出会进一步加剧银行经营的压力。那么，如何通过存款保费的逆周期调控以实现存款保险基金的良性运转和银行业的稳健经营也值得关注。

存款保险制度的建立是我国金融体系改革中重要的里程碑事件。我国的存款保险制度启动较迟，缺乏处理问题银行的经验，如何将存款保险制度合理嫁接、落地生根，尚有诸多问题亟待解决。本文通过总结和疏理已有研究，认为应做好如下几点：

第一，要发挥金融安全网的协同作用。最后贷款人和存款保险制度的联合安排会使得银行体系更加稳健。存款保险制度建立之前，我国主要依靠最后贷款人和审慎监管来维护金融系统安全。在后存款保险时代，特别是进入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下，应有效地协同金融安全网三大支柱。

第二，要完善制度环境和制度设计。一方面，存款保险的制度设计应体现激励相容，削弱道德风险带来的不良影响。我国的存款保险制度设计借鉴了其它国家的经验，依照“风险最小化”的模式设计安排。2019年“包商银行事件”的发生，启示我们要加快存款保险制度早期纠正、处理破产银行等功能的完善，优化存款保险的制度设计。另一方面，存款保险制度在不同政策环境下发挥的作用存在明显差别。加快完善良好的监管、法制和政治环境有利于存款保险制度功能的充分发挥，存款保险制度的逐步完善也有助于规范市场纪律，形成有序的金融生态环境。

第三，要健全银行危机处理机制和市场退出机制。完备的风险预警机制和危机处理机制对维护市场秩序、保证金融稳定具有重要意义，危机期间的紧急措施对稳定储户情绪、恢复市场纪律至关重要[74]。美国在处理破产银行方面已经形成了比较成熟的“购买—接管”模式，即把优质资产与客户转移到正常银行，不良资产和负债留待清算，从而避免资产状况继续恶化引发的挤兑风险。当前我国银行业面临“外忧内患”：一方面，互联网金融和金融科技的快速发展对传统银行业带来巨大的冲击，利差收紧、揽储压力增加等迫使银行进一步拓展业务;另一方面，部分中小银行由于治理体系不规范、经营行为不稳健导致的负面影响正逐渐显露。因此，在如此情境下我国应该防患于未然，结合国情，加快健全危机处理机制和银行退出机制。

注释：

① 数据来源于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Deposit Insurers （IADI）。

② 数据来源于中国人民银行网站：www.pbc.gov.cn/jinrongnendingju/146766/2165207/379489/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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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宁晓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