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海刚

中国近代出版业发祥于上海，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开明书局等是当时非常有影响的出版机构，安徽人汪孟邹创办和经营的亚东图书馆亦为其中翘楚，它为近代中国思想启蒙与文化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

亚东图书馆由汪孟邹于1913年在上海创办，其前身为芜湖科学图书社。最初的亚东图书馆只是销售一些自己出版的地图类图书，1919年由陈独秀牵线，开始经售北京大学出版部的图书，成为该部在上海的总经售处。五四运动之后，亚东图书馆首先采用标点分段的方式出版中国古典小说。其后，又出版了不少文化书籍，营业兴旺，工作人员达20多人。从1929年开始，有不少不良商贩开始偷印、翻版和盗印，使亚东营业大受影响，加上后来国民政府的文化高压以及抗日战争的爆发，亚东图书馆开始走下坡路。新中国成立后，主张公私合营，亚东图书馆被并入通联书店。1953年初，因其30年代出过一些托派书籍，被上海军管会勒令停业，至此亚东图书馆走过了它风雨飘摇的四十年，老板汪孟邹也于同年逝世。在40年的发展中，亚东图书馆逐渐形成了为社会所称道的“亚东精神”。研究和总结“亚东精神”，对我们从事编辑出版工作，提高文化软实力，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亚东图书馆与“亚东精神”的内涵

亚东图书馆是我国近代出版业中有相当贡献的一家出版社，在传播新思想、新文化方面做了积极有益的尝试和探索。特别是从五四运动到大革命期间，亚东出版了《独秀文存》、《胡适文存》、《孟和文存》等文集，《尝试集》、《草儿》、《蕙的风》等新诗集，并首创用新式标点和分段方式，整理《水浒传》、《红楼梦》、《儒林外史》等中国古典小说。许多出版物风行一时，影响甚大。

亚东图书馆40年的发展史，凝聚着中华民族在近现代史发展进程中的文化智慧，体现出中国知识分子的高贵品质与文化自信，充满历史启迪，也淬炼出了“亚东精神”。“亚东精神”是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又是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还包括多管齐下的经营精神。

二、“亚东精神”的凝练

(一)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

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和亚东图书馆创始人汪孟邹早期接受的新思想是密不可分的，汪孟邹在《大公报》的《出版界》第46期说：

先说我为什么从事新书业的。我少年时候，科举还未废除，我也跟着当时的知识青年学做八股文。那时甲午战争刚过去，中国战败了，大家都认为非改革内政，国家就要亡了。康有为、梁启超几位先生发起了维新运动，各地方志士都赞成他们，我的业师同邑胡子承先生就是最热心的一个，他教我们八股文之外，还教我们历史和地理，而且劝我们节衣缩食，购阅当时出版的新书和新报。这就是我接受新思想的原因，也就是我对新书业发生兴趣的原因[注]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学林出版社1983年版，第96页。。

在维新思想影响下，汪孟邹25岁时(1903年)，在芜湖创立科学图书社(亚东图书馆前身)。据汪原放回忆，科学图书社是安徽芜湖第一家洋书店，店堂明亮干净，照明使用电灯，店门朝外(按习俗一般朝里，有俗语“店门朝里开，元宝滚进来”)，玻璃橱窗陈列错落有致，既没有供奉财神菩萨的龛座，也没有“老太”(即狐仙，过去芜湖人有迷信狐狸的风气，认为狐狸不能得罪，否则会遭报应)的龛座，店里也不烧金银纸，这与老书店有着天壤之别。关于芜湖科学图书社的创办宗旨和经营范围，《安徽俗话报》1904年3月15日有广告云：

本社创设宗旨为输入内地文明起见，去秋开办情形已登日报，近复增集股本，力图扩张，特约日本东京同乡诸君，并委派妥友驻沪专司采办所有东京、上海新出书籍、图画、标本、仪器、报章等件，务求完备，以副同人创办之初心。所售各书籍因鉴于欲开民智、教育为先，故于蒙学、小学所用教育书籍及用品尤所注意[注]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学林出版社1983年版，第9-11页。。

从广告可知，芜湖科学图书社创立伊始，就经销反映新思想的图书和杂志。除了销售书刊，科学图书社也踏足出版领域，曾出版胡子承编著的《高等小学修身教科书》，发行陈独秀主编的《安徽俗话报》，从此在新书业小有名气。《安徽俗话报》刊登的文章既有倡导改良教育的，也有谴责封建伦理道德的，既有激励爱国热情的，也有呼吁挽救民族之危亡的，被当时老一辈视作“洪水猛兽”。1922年，科学图书社廿周年庆，社会上有评价云：

我们自前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开设于芜湖，到现在(1922年)已有二十年了。有的说我们是安徽的第一家新书店；有的说我们的书籍、杂志和仪器、文具也是安徽最完备的第一家；更有的说是安徽风气之开通，文化之进步，我们都有关系。

这样的盛誉，我们万不敢当；但我们因此不敢不更加努力——顺时代的思潮，搜集最新的书籍、杂志；应各界的需要采办最精良的仪器文具。——已答诸君的盛意[注]科学图书社编：《廿周年纪念册》，科学图书社1922年版。。

芜湖科学图书社吸引了大批进步人士在店内聚集，他们关注国事、交流思想、议论时局，科学图书社成为了传播新文化、新思想的重要场所。

1913年，汪孟邹在上海创办了亚东图书馆。《生活日报》1913年12月5日登载了《上海亚东图书馆宣言》，全文如下：

中国书籍之兴，肇于《坟》、《典》，隆于晚周。暴秦燔灭文章以愚黔首，汉兴，书缺简脱，而向、歆所录尚有三万数千卷，百家咸备，翳古艺文，炳焉可观矣。西方希腊、罗马，文教覃敷，亦当中国周、秦之际，东西相较，无多让也。

顾自意大利国文艺复兴，五百年来，欧洲列国，百家竞起，继轨增饰，制作之富，溢市阗城。官书庋蓄，且轶天禄、石渠之盛。东邻文艺，虽不能比隆欧美，亦足以逴跞诸夏。识者将于此校民族之文野、卜国势之隆替焉。

诸夏之不振，因缘万端，宋、明以来，尊向制艺，废置《诗》、《书》，人知以晦，国力以堕，此其大原也。近岁情势稍稍变矣，然犹攘臂论政之士多，冥心著述之士少。人不知古今，予以印绶，则为土偶；予以矛戈，则为盗贼。群一国不学无文之人民，虽有圣君、哲相，求几及小康且不易，况期以共和大同也耶！

同人夙凛斯义，相与醵金立社，最海内耆宿、欧学巨子，综辑群艺百家之言，迻译欧美命世之作，接翼并轨，以趣修途，邦人诸友，倘亦乐观其成也[注]《上海亚东图书馆宣言》，《生活日报》1913年12月5日。。

宣言从中国书史谈到意大利文艺复兴，论述书籍对于传播文明、振兴国家的重要性。感慨当下国势衰微，指出兴办出版机构之宗旨，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

亚东图书馆在其经营的40年间，总共出版了300多种书籍，其中名家作品占了1/3，包括陈独秀、胡适、章士钊、高语罕、蒋光赤、朱自清、陶孟和、刘半农、钱玄同、吴虞、康白情、刘文典、俞平伯、徐志摩等人。亚东率先出版的新诗集、白话文存以及标点旧小说等，可视为新文化运动成果的直接反映，也是一个出版者对时代潮流积极响应和出版支持的表现[注]吴永贵：《汪孟邹：行走于文化风云人物之间》，《光明日报》2007年1月27日。。《中华民国地理新图》是我国第一本地理分类图集，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研究价值。这本地图集曾得到当时社会名流的一致好评，梁启超先生评，“浏览一过，钦佩无量。治地理学最苦乾燥，此书注重人文，导以趣味，而归诸实用，其津逮学子之效远矣”[注]《时报》1916年9月15日广告。。章士钊先生评：“胡子承先生，且学且晦，不厌不倦，素所心折。是书注重人生地理，令读者多所触发，兴味浓郁，于中等教育最为相宜。盖其学地也，而学之者人，乌可抛荒本位而从事；况其为本国地理，固当以阐发国家思想为要义。”[注]《时报》1916年9月15日广告。《尝试集》是我国第一本以白话写成的诗集，由亚东图书馆于1920年3月出版。此书收录胡适创作的诗歌若干首，其宗旨在于倡导文学革命：

现在且说我为什么赶紧印行这本白话诗集。我的第一个理由是因为这一年以来白话散文虽然传播得很快很远，但是大多数的人对于白话诗仍旧很怀疑；还有许多人不但怀疑，简直持反对的态度。因此，我觉得这个时候有一两种白话韵文的集子出来，也许可以引起一般人的注意，也许可以供赞成和反对的人作一种参考的材料[注]胡适：《尝试集》，亚东图书馆1920年版，第5页。。

《尝试集》出版后，立即引起了诗坛的轰动。有人做了这样一个统计，从1920年4月起到1921年1月，对于《尝试集》的通信讨论，先后有十多个人参与其中，每个人在三到四种日报和杂志上发表文章[注]胡寄尘：《<尝试集>批评与讨论》，泰东书局1921年版，第45页。。被热议的另一面，是《尝试集》的热销。此书在两年之内印了四版，销售了一万部。到1953年亚东歇业为止，《尝试集》共印了二十多个版次，总数达四万七千册。在新诗出版发展史当中，留下了辉煌一页。

亚东图书馆还首创了古典小说标点本，先后标点的古典小说有《水浒传》、《儒林外史》、《红楼梦》等。1920年2月，教育部向各校颁布采用《新式标点》的法令，差不多同一时期，年仅23岁的汪原放说出了自己的计划，“我有一个计划，要出四部加新式标点符号和分段的大小说：《水浒传》、《红楼梦》、《儒林外史》和《西游记》。先出一部《水浒》，要校得没有错字。如果不成功，算了；如果成功，再做第二部”[注]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学林出版社1983年版，第56页。。这个计划得到了陈独秀和胡适的赞赏与支持。陈独秀指出，“亚东图书馆将新式标点加在水浒传上翻印出来，我以为这种办法很好”[注]陈独秀所作之序，亚东图书馆1920年标点本《水浒传》。。胡适在考证中指出，“亚东出版的《水浒传》首次采用了新式标点符号将小说进行句读分段，它在教育上的效果，会比教育部颁发的标点符号使用方案要大得多，将来一定能成为标点符号推行的教用范本。汪原放在校对这本书时所花费的精力也是自己深深钦佩和赞赏的”[注]胡适所作之序，亚东图书馆1920年标点本《水浒传》。。到1922年，《水浒传》印了四版，共一万四千部。《儒林外史》是亚东标点分段的第二部小说，钱玄同在《儒林外史》新叙中指出，“就青年学生的良好读物方面着想，则《水浒》、《红楼梦》还有小小地方不尽适宜，惟独《儒林外史》则有那两书之长而无其短。所以我认为这是青年学生的良好读物，大可以拿他来列入现在中等学校的模范国语读本之中”[注]钱玄同所作新叙，亚东图书馆1920年标点本《儒林外史》。。亚东版的古典小说不仅充当着“白话教本”，还承载着钱玄同、陈独秀等人的新思想和新的文化观念。在目前查到的资料中，该书在1933年已经印到了第15版。《红楼梦》标点本于1921年5月出版，首次选用程乙本，并载有胡适的“红楼梦考证”和“考证后记”、顾颉刚的“答胡适书”以及陈独秀的“红楼梦新叙”。在出版预告中声称，“打破从前种种穿凿附会的‘红学’，创造科学方法的《红楼梦》研究”。亚东本的《红楼梦》借鉴西方书籍的方式，采用新的版式和标点，改变了人们长期形成的阅读习惯。文献中有吴组缃购买亚东本《红楼梦》的记载：

自己小学时代曾到别处借阅石印本的《金玉缘》(即红楼梦)，上面字迹密密麻麻，看得人头昏眼花，虽然字迹似懂非懂但心里却很感兴趣。从那个时候开始，《红楼梦》在吴组缃心中占据了重要地位。……现在他新买的《红楼梦》，跟之前他看过的所有《红楼梦》的版本都不一样，白色的报纸用纸、整个大小恰到好处，每一个章节都进行了分段，还加了标点符号，行距看着也很舒服，字迹也很清晰，拿在手里赏心悦目。这样的《红楼梦》，吸引吴组缃的不再是小说的内容，还有它的用词遣句，标点、分段、行距、空格，等等。

亚东的《红楼梦》在1953年以前总共发行过16版，在出版发行中，形成了自身特色，精装三册，平装六册，装帧考究。亚东版《红楼梦》凭借对新红学的影响，成为解放前流行最广、影响最大的《红楼梦》本子。在亚东的标点本打开市场销路后，群学社、大中、扫叶等书店开始竞相效仿，广益甚至拿出十万元做资本，专做标点本。据汪原放回忆，“他们门口，天天有大箱大箱的标点本运出，很大很大的书包也很多，不单出标点本《水浒》、《红楼梦》、《三国演义》等，也出其他笔记小说等，文言、白话的都做”[注]汪原放：《亚东图书馆与陈独秀》，学林出版社2006年版，第146页。。

(二)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非为良贾，且为良士”是徽商的商业行为准则，这一准则也处处体现在汪孟邹身上，他们以盈利为目的，却不唯利是图。汪孟邹有句名言，“与其出版一些烂污书，宁可集资开妓院好些”。不仅严格要求自身，同时坚决打击盗版。20世纪30年代，亚东曾举行“标点旧小说，暑期大廉价”活动，登在《申报》上的广告，标题是“劣本虽廉，不堪卒读；稍增代价，便得佳本”[注]汪原放：《亚东图书馆与陈独秀》，学林出版社2006年版，第205页。短短十六字，针砭伪劣，宣传优质书籍，实事求是，让人深思。遍观亚东的出版物，我们找不到带有淫秽色情或散发铜臭的低级趣味书。这既是对自身名誉的爱护，更是一种对读者负责任的态度。鲁迅先生曾言，“我以为许多事是做的人必须有一门特长的，这才做得好。譬如，标点只能让汪原放，做序只能推胡适之，出版只能由亚东图书馆，刘半农、李小峰、我，皆非其选也”[注]鲁迅：《鲁迅全集》第三卷，同心出版社2014年版，第162页。。由此，亚东图书馆在出版界的声望与名誉，可见一斑。

著名出版家汪家熔曾说：“创新和质量是出版社成功的最根本问题。不论你的班子多强，发行网多健全，碰到的机遇多好，如果没有好的货色，仍然不能帮你站住脚。”[注]汪家熔：《旧时出版社成功诸要素——史料杂录(之四)》，《出版发行研究》1994年第6期。所谓好的货色，既有对图书内容的期许，还有对图书形式的要求，包括校对、装帧、印刷、纸张等方面。校对是保证图书质量的重要环节，校对时发现可疑的地方会立刻记下，然后再查找资料或者与同人商量讨论，若三校、四校后仍旧没有结论，则与作者联系，如果是古书，则存疑，请求读者指教[注]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学林出版社1983年版，第74-75页。。正是这样严格的工序保证了亚东出版物的质量。胡适曾多次在出版的作品中感谢亚东人的精细作风。任白涛也说：“我看他们对社会的信用很好，印校一切，更是常常谨慎，绝不苟且，所以把发行权让给它。”[注]任白涛：《应用新闻学》，亚东图书馆1926年版，第8页。张静庐在文章《一本书的诞生》中对亚东本的校对工作倍加赞誉：“不过这里要特别提一提，就是亚东版的旧小说，错字的确不曾有，据我所知道，汪原放先生每一部书的校对，总在十二次以上，其工力与耐性是值得我钦佩的。”

1920年春，汪原放与胡鉴初校对《水浒》，为尽快出版，两人每每通宵达旦，每天早上都把最新的校样送去附近的印刷局印刷。1921年12月，亚东出版了《胡适文存》初集，汪原放、章希吕与余昌之三人共同校对完成，排校过程甚为认真，“我们校书时，往往在初校时就提出的问题，到二校还不能解决，一直要到三校，甚至末校，才能改定。总要査考下来,肯定是错了的，才改定；同时立刻发快信到北京和适之兄商定妥当与否。这些信现在也无从去找了，是很可惜的”[注]汪原放：《亚东图书馆与陈独秀》，学林出版社2006年版，第73-76页。。胡适身为大学者，但引用文字时难免也会出现纰漏。在校对此书之前，可供汪原放三人使用的参考用书还很少；在校对工作开始后，三人随时添置参考书，只要是存疑之处，三人共同商量，多处查找资料。亚东同人对收录的每一篇文章、每一处错误都进行了认真的核定。亚东校稿的用心程度，胡适到了晚年还回忆，“我现在在台湾出书就不那么容易了，我过去在亚东图书馆出了许多书，都是靠原放、希吕、洛声等一班朋友，随意及时把我的文章收集起来，进行分类编目，我自己非常省事，只需稍加校对，增删或少作修改，就可成书”[注]谢慧：《胡适与上海亚东图书馆》，《北京大学研究生学志》2005年第4期。。作为一名管理者，汪孟邹治事严谨，一丝不苟，“连一张广告稿子，他也必定规划妥善，算准字数，并且请人誊正，然后付排”[注]萧聪：《汪孟舟——出版界人物印象之一》，《大公报》1947年8月10日。。作为一名出版人，汪孟邹始终将信誉、质量和品位放在首位，对每一本图书都精益求精。

亚东出版物的装帧也很精美。1924年，亚东出版杂志《我们的七月》，该杂志用上等的瑞典纸印刷，封面是丰子恺先生所画的一幅漫画，题为《夏》。杂志内页有锌版的漫画，题曰：“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这样的装帧别开生面，无怪朱自清收到亚东寄去的《我们的七月》时，“阅之不忍释手”。《我们的七月》的广告云：“OM同人为发抒他们的兴趣起见，经营这小小的园地。在这园地里，有怒放的奇葩；有扶疏的嘉树；有纤柔的芳草。他们这番跃试原以供自己赏心的。游客们如不嫌弃它的荒芜，他们将引以为甚深的光宠。本月是第一次园游会，敬请大家光临。来年花草栽培好的时候，还要奉邀呢。”在这则广告中，将作品比作风景秀丽的园地，把读者想象成游客，比喻奇特，语言精美，意味无穷。

(三)多管齐下的经营精神

“好酒也需巧吆喝”，有了好的图书依然需要广告宣传来达到广而告之的目的。它一方面需要好的广告设计，另一方面需要多样化的传播渠道。亚东图书馆在图书、报纸、杂志上对其出版物进行多介质互动宣传，可谓精彩纷呈。

图书本身既是出版社所宣传的对象，同时也是天然的广告媒介。图书包含的各类信息要素均可成为宣传阵地，例如书名、序文、凡例以及图书的封面甚至是图书的正文，等等。民国时期诸多出版机构通常会在图书正文开始的前几页或正文结束的后几页刊登出版物广告，即所谓“书载广告”。亚东图书馆在其出版的许多出版物中，都有在图书的最后几页推介自家图书的习惯，例如，“亚东版”古典小说《镜花缘》(1923年再版)的书末，广告长达11页之多，主要推介了亚东的重版书和新出版的书籍。其中，对重版书的推介大多以组合的方式出现，而对新出图书则用整版介绍，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差别，是因为新书对于读者而言是陌生的，需要更多的篇幅介绍，吸引读者注意。如果每一页只介绍一本或者两三本图书会显得不够划算，因此，出版社在图书中往往还会刊登丛书广告或者图书组合广告。例如，1931年的《胡适文存》(十五版)的书后就有3页这样的广告，标题为“胡适之先生的译著”、“爱好文艺者的读物”以及“整理过的旧小说十三种”，广告内容大致包含书名、作者和标价，“旧小说”广告还有一段介绍序跋的小字，“各书全有胡适之先生的考证传叙或引论，有的有钱玄同先生的序，有的有陈独秀先生的序，有的有刘半农先生的序”。这类广告可以使读者对亚东图书馆同系列图书出版状况有一个整体的了解。

当然，除了书载广告这样的硬广告之外，好的图书本身也是一个行走的软广告，例如书名、封面甚至是作者，都可以成为吸引读者的因素。书名是对图书内容的概括和提炼。在一般情况下，读者可以根据书名判断出图书的内容主题、学科性质。从营销的角度看，出版发行企业不仅要求书名能起到揭示图书内容性质的作用，而且还要求书名能吸引读者，激发需求，刺激销售。例如，“三叶集”这一书名就带有一定的悬念，为何取名叫“三叶”？这个名字和其中的内容又有何联系？基于好奇的心理，读者会很自然地想要翻阅这本书。对于这一问题，田汉在《三叶集》的序中给出了答案，“Kleeblatt，拉丁文作Trifolium，系一种三叶矗生的植物，普通用为三人友情的结合之象征。我们三人的友情，便由这部Kleeblatt结合了”。鉴于此，《三叶集》的封面是用一株三叶矗生的植物作装饰，简单而又清新。当然亚东还有许多其他的图书，封面同样非常吸睛，富于创意。例如，1924年出版的俞平伯《西还》一书，采用横式开本，封面是画家洪野所绘，一幅月下泛舟，清雅脱俗。再如，同样横向开本的《冬夜》，封面由许敦谷所画，一位女子在拨弄手中乐器，身旁还蹲着一只黑猫，既画出了人物风韵又富有生活情趣。又如，朱自清的《踪迹》，封面为丰子恺所画，色彩、笔墨都很简洁，海上冒起的一个个气泡，海面飞翔着的一只只海鸟，都能引发人无限的遐想。这些封面都是20世纪20年代初的作品，至今已有九十多年的岁月，却依旧保存着生命力。

为了更好地传达出版讯息，扩大图书销售，各大出版发行机构通常都会选择发行量大、影响力深远的报纸进行广告宣传。1915年，亚东承接发行《甲寅》杂志，亚东深知《甲寅》杂志的影响力，即使此时身处创业起步阶段，仍旧多次在《申报》刊登关于《甲寅》杂志的广告。从1919年以后至国民大革命期间，亚东的身影便频繁地出现在《申报》上，基本上每天都会有广告刊登。《申报》上首次使用白话文以及新式标点撰写广告文案的出版机构便是亚东图书馆，时间为1919年11月18日，广告语为“北京大学《新潮》第一卷第三版预约”。除了《申报》以外，亚东在其他报纸上刊登的广告也不在少数，如《时报》、《新闻报》、《民国日报》、《生活日报》和《大公报》等。

传播面广泛的报纸固然是宣传图书的不错选择，但报纸存在“读者或未几寓目，且不便保存”的缺陷，因此，具有周期性、连续性的杂志成了出版机构的重要宣传途径，尤其是出版社自办的杂志则更是其宣传出版物的天然媒介。亚东图书馆虽然没有自办杂志，但负责发行和代派的杂志不在少数，其中不乏发行量大、影响广泛的杂志，例如《建设》、《少年中国》、《少年世界》等。相比报纸中众多广告掺杂在一起，杂志中基本一个广告占据一页，这样可以使读者不受其他广告影响，对当前所看的广告更为专注，在对广告的版面设计上也有更大的发挥空间。亚东的广告更多刊载于自身发行的杂志上，《少年中国》1919年7月15日第一卷第一期，就有6则亚东的广告。此外，当时杂志之间还交换登广告，相互登同样大小的版面，一概不算钱[注]汪原放：《亚东图书馆与陈独秀》，学林出版社2006年版，第43页。。因此，在杂志上刊登广告不仅可以节省宣传费用，还能达到宣传目的，既经济又实用。

三、“亚东精神”的文化价值

(一)文化传播价值

出版不仅是一种商业行为，更是一种文化行为。鲁迅先生指出，“出版的社会意义，在于以物质的形式，以阅读的方式，给予社会成员以文化的引导和制约，使其获得在特定社会秩序下自我辨识和自我完善的能力。因此出版就是一种社会行为和社会文化的导向和选择。一个时代的出版为了对社会负责，总得对文化作出选择并加以组织，这是出版的一个基本任务，这也是出版之所以必要的一个基本理由”[注]鲁迅：《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0页。。1918年，朱执信找到张元济，商量《孙文学说》的出版事宜，张元济考虑到政治风险，婉拒了其请求。此后多处辗转，经介绍，朱执信找到了亚东图书馆，汪孟邹思量再三，同意出版《孙文学说》。后来孙中山领导创办的《建设》杂志，多方寻找合作书店，均被拒绝，最终再次交给了亚东图书馆。《建设》杂志的主导思想为三民主义，内容也有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学说和唯物史观的介绍。《孙文学说》和《建设》出版后，受到了海内外读者的广泛关注，一时影响很大。在新思想尚未普及的背景下，汪孟邹明知可能面临牢狱之灾，却敢孤注一掷出版《孙文学说》，承接《建设》杂志，可以看出其艺高人胆大，有相当的政治觉悟和远见卓识。正如汪孟邹所说：“规模越大、资本越多的出版机构，经营者难免瞻前怕后，而如亚东这样小规模的出版机构，经营者胆子就大一些，顾忌的东西没有那么多。”[注]汪原放：《亚东图书馆与陈独秀》，学林出版社2006年版，第215页。

亚东出版的标点本小说，对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通过充当“白话教本”，传播陈独秀、胡适等人的新思想。胡适在《镜花缘》一书的序中说，这本书关于女子贞操、教育、选举等问题的看法独到，肯定了它在中国女权主义认识上有一定的借鉴意义。这些序不仅仅是教读者如何阅读小说，更重要的是传播新的思想与治学方法。除了传播国内先进的知识文化，亚东图书馆同样注重对西方知识文化的引进和传播，亚东的出版物中译著多达70多种，占其出版物总数的1/4，大多在二三十年代出版。五四运动时期，随着知识青年冲破礼教束缚，追求恋爱自由，亚东先后出版了《恋爱心理学研究》和《近代恋爱名论》。1923年，国内爆发了一场科学与玄学的大论战，汪孟邹嗅到其中的文化与出版价值，迅速搜集论战双方的文章，并请陈独秀、胡适作序，做成了论文集《科学与人生观》向民众普及。1929年，社会科学出版物尚未形成气候时，亚东已经出版了社会科学类读物，并预测社会科学出版物将成为阅读新趋势，这一点在1929年12月16日亚东在《申报》刊登的广告中可以得到证明：

我们已经感受到现代青年的要求，已由一般的学术涵养进而为社会科学之具体的探讨，这是全国的文化阶段上一个必要地进步的现象。但是社会科学亦应有程序：(1)历史的，(2)方法的，(3)基本原理的，(4)系统的专门著作。本馆已出之法国革命史，社会经济发展史即所以应第一部门的需要，现出之康德的辨正法、产业革命、社会农业即所以应(2)、(3)、(4)部门的需要。现已约定海内外专家从事编译，组织刊行，以副读者急切之望。

在1930年前后的几年中，亚东出版了《辨正法的唯物论》、《斐斯特的辨正法》、《法国革命史》等16种社会科学类读物。面对已然开始的世界范围的政治、经济、军事的争夺，亚东在1937年前后出版了《日本企业与太平洋战争》、《世界市场上英日之对立》、《日本能否独霸远东》等书，虽然此时的亚东已经步入式微，但其传递新思想的理念没变，鲜明的时代意识依旧如故。

1947年8月10日《大公报》的《出版界》中写到：“在二十五年前，当号称文化街的上海四马路上鳞次栉比的书店橱窗里正满摆着艳情小说和黑幕大观的时候，能够不为时风所左右，严肃地出版着性质纯正的书籍的，除了故赵南公先生所经营的泰东图书局之外，还有一家亚东图书馆。”可见亚东对出版事业的认真，对读者的负责。究其原因，是汪孟邹认识到新书业与中国文化的传播、传承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亚东版《孙文学说》、《尝试集》、《胡适文存》、《独秀文存》、《普希金小说集》、《俄罗斯名著(短篇小说集)》、《少年漂泊者》等无一不在中国近代文化思想史上熠熠生辉。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这些作品提高了国人的思想境界，提升了国人对于文化审美和思想解放的追求。

(二)文本价值

亚东图书馆首创了古典小说标点本，使小说文本呈现出全新的面貌。据汪原放所注的“句读符号说明”，运用的标点符号主要有“。”、“，”、“；”、“：”、“？”、“！”、“……”、“——”等十一种。用新式标点断句，能够提高读者的阅读效率。例如，《镜花缘》第五十一回，“不但有缘，而且都有宿缘；因有宿缘，所以来结良缘；因结良缘，不免又续旧缘；因续旧缘，以致普结众缘；结了众缘，然后才了尘缘”。这个长句加了逗号和分号后，层次关系一目了然。鲁迅对汪原放的标点给予了肯定的评价，“虽不免小谬误，但大体是有功于作者和读者的”[注]鲁迅：《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09页。。受亚东本的影响，北新书局、新文化书社、文明书局、北京朴社等也出版了多种明清小说的标点本，在广大读者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批标点本的出现，提供了学习国语的“模范国语读本”，促进了白话文的推广和普及。亚东本还推动了现代汉语书面体的形成。吴祖缃在《胡适文萃·序》一文中提到了他读亚东本小说与读石印本小说的不同感受：

我开始尝到读小说的乐趣，心里明白了小说这东西以及读小说的人所受的待遇在新旧时代对比下是如此迥然不同。我们不止为小说的内容所吸引，而且从它学做白话文、学它的词句语气，学它如何分段、空行、提格、如何打标点符号。这样，我们自然而然拜亚东版的白话小说为师，阅读中不知不觉用心钻研，仔细琢磨。新版的《红楼梦》、《儒林外史》、《水浒》等不止教会我们把白话文和口语挂上钩，而且进一步开导我们慢慢懂得在日常生活中体察人们说话的神态、语气和意味。如此，我们的表达能力就有了明显的进步[注]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学林出版社1983年版，第56页。。

由此可见，亚东本培养出了一大批小说阅读的爱好者和新式标点本的拥护者。

亚东版图书在当代还有重要的现实意义。1922年9月，《独秀文存》开始编排，11月第一次印三千部很快销售一空，12月再次印了三千部，1927年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便停止印行。在这六年中，一共印行了两万九千部。1933年，亚东重印了一千部试卖，有广告云：

此集所收为著者在民国十年(1921)以前发表于《新青年》杂志之作品，分论文、随感录、通信三卷。内容乃提倡文学革命，改进伦理观念，讨论宗教问题。读此可见著者十余年前之思想与主张。九版后有蔡孑民先生的序，说“本书各文大抵取推翻旧习惯、创造新生命的态度；而文笔廉悍，足药拖沓含糊等病；即到今日，仍没有失掉青年模范文的资格。”洋装两册，两元七角。平装四册，两元一角[注]汪原放：《亚东图书馆与陈独秀》，学林出版社2006年版，第171页。。

广告刊登后，图书销路不错，次年又续印了两千部，这便是《独秀文存》的第九版与第十版。1979年，为纪念五四运动60周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根据亚东图书馆的第三版《独秀文存》进行重印修订再版。

1922年，亚东图书馆出版了汪静之的诗集《蕙的风》，这是我国文学史上的第六部新诗集。该书收录了《蕙的风》、《一对恋人》、《天亮之前》等一百多首诗，分为四辑，按写作的先后顺序编排，书中还有朱自清、胡适以及作者自己所作的序。写作《蕙的风》时，汪静之还是一名在校的学生，青春年少、天真烂漫，诗歌中少了一些深刻的反思，更多地是直抒胸臆，自然坦率。例如，这首《月夜》，“我时时注意着伊/伊婉淑的姿态/伊娇嫩的言笑/伊轻妙的步声……我那次关不住了/就写封爱的结晶的信给伊/但我不敢寄去/怕被外人看见了/不过由我底左眼寄给右眼看/这右眼就是代替伊了/唉/假使或真使/爹妈们允许了/那么我只藉此而乐生啊”[注]汪静之：《蕙的风》，亚东图书馆1923年版，第64-66页。。胡适在书的序中说，汪静之的诗也许充满稚气，但稚气比暮气好得多；有些诗也许太过直白露骨，但这样的直白比晦涩难懂又好得多；而且这样的稚气中总是带着一种新鲜风味，“往往有我们自命‘老气’的人万想不到的新鲜风味”。鲁迅先生很欣赏汪静之的诗作，对其作品给予了较高的评价，多次通信给予作品修改意见，鼓励其创作。“情感自然流露，天真而清新，是天籁，不是硬做出来的。然而颇幼稚，宜读拜伦、海涅、雪莱之诗，以助其长。”[注]王训昭：《湖畔诗社评论资料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87页。与其内容相呼应，《蕙的风》的封面设计也是别具匠心。书的封面是一个抱着爱心的少年，背上插着两只翅膀，仿佛爱神丘比特，解开了羁绊，下面是解开的绳结，封面的画下，是周作人题写的书名，再下是“汪静之作”的字样。1922年《蕙的风》初版后，于1923年9月再版，1931年7月第6版时对诗作进行了删选，只剩下了100首。195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以亚东初版《蕙的风》为蓝本，重新对其筛选编辑出版，1992年漓江出版社以此二者为基础又出版了《蕙的风》增订本。2013年，北岳文艺出版社将亚东版古典小说四大名著全部重印出版。

结 语

鲁迅先生说：“出版对于国民的影响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方面是帮助读者求取知识，这是对国民智能的影响。近代出版业的消费主体是日益扩大的青年学生群体，他们是社会的新生力量，这是出版业对于青年学生的影响。……另一方面是辅助读者获得休闲，这是对于市民生活的影响。……一个更为重要的方面是由消费的转轨而达于思想内心的变迁，而达于更深的思想层面，是出版业对于国民生活最大的影响，也就是思想的影响。”[注]鲁迅：《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3-14页。亚东图书馆是一家给中国出版界带来新鲜血液的出版社，也是一个给中国思想界带来惊涛骇浪的阵地。亚东图书馆是我国新文化运动的一个策源地，也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重要阵地。

亚东图书馆虽已消逝在历史中，“亚东精神”却代代相传。亚东创始人汪孟邹秉承徽商所强调的“士商异术而同志”的主张，多出高尚的书，坚决杜绝出版“烂污书”，即使是在自身光景惨淡的时候，也不出版糊弄读者、欺骗读者的书籍，这也为亚东树立了良好的企业形象。亚东图书馆创造过诸多“第一”：中国第一本分类地理图集《中华民国地理新图》、中国第一本新诗集《尝试集》、中国第一本新诗选集《新诗年选》、中国第一本现代作家书信集《三叶集》，等等，带来了中国出版史、文化史乃至思想史上一系列革命性的转型与进步。亚东人对每一字、每一句都反复斟酌，一丝不苟，力求还文本以原貌，创造出优质的亚东本。这种灌注于字里行间、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也是亚东的文化良心。亚东广泛利用多种媒介，多管齐下，招徕读者，促进销售，在出版的“义”和“利”之间取得相对理想的平衡。“传先哲之精蕴，启后学之困蒙”，“亚东精神”值得编辑出版工作的从事者们历代相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