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海洋

2018年时值《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署40周年，李克强总理5月出访日本和安倍首相10月访华，标志着两国中断多年的“穿梭外交”基本恢复，中日关系的发展呈现出改善的态势。201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70周年，日本则正式进入令和时代。在新的历史节点上，中日关系如何延续良性互动的态势，中日关系能够达到什么样的高度？中日关系的未来是进入新的历史阶段，还是发展到一定程度便遇到“天花板”，最终回到友好-对抗的循环当中？这种争论一直困扰着对日政策的研判。总体而言，中日之间都无法在无视对方的基础上获得长期安全和繁荣，这构成了双边关系虽然矛盾重重但仍必须认真考虑如何进入新阶段的基础。

一、中日关系的“向心-离心”平衡

中日两国地理毗邻，历史纠葛与现实问题相互交织，经济社会交往密集，两国关系的发展同时存在着明显的向心和离心倾向。无论过去曾出现的“政冷经热”、“政冷经冷”局面，还是今天双边关系的重启，都是中日关系离心力与向心力相互牵扯的结果。向心和离心倾向形成长期僵持的局面，意味着中日关系不是单纯的外交误判和偏见的产物，而是两国关系的真实映射。

第一，在国际体系层面，经济全球化成为体系层面中日重视双边关系、形成向心力的基础。中国和日本GDP分别位居世界第二、第三的位置，都是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重要行为体并遵循共同的规则。全球化的愿景和国际经济的高度依赖，形成了一种客观化的基础，使中日关系的离心趋势被限制在一个范围内。尽管全球化并不总是带来合作，日本右倾化趋势的加剧就和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后西方世界经济衰退有很大的关系(1)刘力臻：《日本经济长期衰退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日本学刊》2016年第2期。，但是，经济全球化总体而言给中日关系带来了更为明朗的前景是不争的事实。首先，如果中日关系的冷淡是全球经济下行周期下的政治映射，那就意味着双边关系的冷淡可以被新的全球共同发展周期替代；其次，经济合作深化会刺激共同制度安排和治理能力的改善(2)王明国：《东亚地区治理机制的有效性评估与未来发展》，《当代亚太》2014年第2期。。一个日渐拓展的合作和治理空间可以形成强大的外部激励，使包括中日在内的各国相向而行。

中日的离心趋势，则很大程度上源于两国对现行国际政治秩序的理解存在巨大差异。中国对二战后国际秩序的理解，是建立在雅尔塔体系和联合国宪章的基础之上，以社会主义制度的普遍建立、亚非拉地区民族国家政治独立、逐渐崛起为基本特征，更关注当代国际政治秩序与传统秩序相比的进步因素；日本把西方世界对非西方世界的支配视为国际秩序的基本现实，西方世界如何作为一个整体发挥领导地位和积极作用，以及非西方世界对西方国家的依附，成为日本理解国际秩序的核心(3)連合総合生活開発研究所：「中野晃一右傾化に抗うリベラル左派連合の再生に向けて(特集安倍政権の4年と日本政治のこれから)」，『数据信息意见：連合総研レポート』，2016-11，8-11頁。。两国理解国际秩序的区别在于，中国把非西方世界的发展视为一个独立的有价值的进程，后者则把维护和扩展西方世界视为国际政治秩序正当性的基础。视角差异导致两国都从某种程度上倾向于认为自己是现行秩序的维持者，并将对方定义为不满现行秩序的异己。

第二，从区域层面来分析，中日关系的“向心-离心”趋势受到区域化、联盟政治双重因素的影响。东亚的地区一体化为中日关系提供了日益强大的向心力，“东盟10+3”、亚太经合组织、中日韩FTA等框架已经在事实上为双边关系规定了制度化的合作路径。中日两国都无法回避强有力的东亚区域化进程带来的吸引力及广阔前景。中日关系从属于区域化整体进程的观点带来了一种暗示，两国可以更加信任全球化和区域化的力量而非彼此的诚意，更相信中日在一体化方面的共识而非彼此的共识(4)周永生：《日本经济外交政策的转变及其影响》，《东北亚论坛》2014年第1期。，只要区域一体化进程能够给日本提供足够的吸引力，两国目前受损的关系就能够回到战略互惠关系的框架内(5)门洪华、宋志艳：《日本相对衰落与中国的应对》，《社会科学》2016年第7期。。

但是，区域化的逻辑一旦被联盟政治视角取代，美日韩军事同盟的存在使地区安全结构严重失衡的问题马上就凸显出来(6)于海洋：《对东北亚地区领土争议的战略思考》，《国际问题研究》2014年第3期。。美国主导的联盟体系运作复杂，对中日关系的影响也有多重性。较为中立的观点认为，美日同盟内的离心趋势会给中日靠近提供某种动力。美国和日本的联盟互信不是绝对的，美国经常需要通过与中国的合作使日本维系对联盟的依赖(7)倪峰：《美国与东亚关系的历史考察——兼论中美日三国互动及地区影响》，《日本学刊》2017年第5期。，日本也希望通过对华关系平衡美国对日本的控制(8)北九州市立大学経済学会：「前田淳サブプライムローン危機後の国際資金フローの展開：アメリカの影響力は変化したのか(上)」，『北九州市立大学商経論集』(The Review of Business and Economics)，2019-03，59-68頁。。另一种更为悲观的观点则认为，日本对联盟管理权的接管将加剧中日的离心趋势。随着美国的相对衰落，美国对同盟的管理让位于让盟友分担成本和压力的考虑。日本则把对华强硬立场视为提升联盟内地位的更好途径，并渐渐对美国东亚联盟形成了绑架效应(9)袁伟华、田光强：《权力转移、战略依赖与联盟转型——以冷战后美日联盟转型为例》，《当代亚太》2017年第3期。。无论美日谁是主导，只要美日同盟存在和牢固、且这一同盟对中国而言具有明显的实力优势，日本就会面临足够的政策诱惑，借助联盟力量对中国进行遏制。中国则需要做出回应，强化反遏制的威慑能力，“通过坚定的意志和行动平衡或分化美日韩军事同盟”(10)韩旭东、赵大鹏：《从美日联盟看钓鱼岛争端及我国的对策》，《亚非纵横》2012年第5期。。

立足于中日双边关系层次，导致向心和离心倾向的因素更为复杂。总体而言，中日两国在一系列方面已经达成了共识，但很多困扰着双边关系的深层次因素依然在发挥作用。

首先，中日双方在至关重要的实力认知方面已经基本消除了误判的可能。中国国力全面超越日本、日本依然具有强大国力，这两个事实已经逐渐获得了两国的认同。东北亚地区因为在历史上没有出现过中日并强的局面，所以在两国国力基本持平的那个时间段内曾经出现了很强的不适应感：中国危机论在日本曾经甚嚣尘上(11)東洋経済新報社：「ヴォーゲルエズラ·FINTERVIEW 戦前の日本に似る中国の国力過信(特集2019大予測：世界の針路を129テーマで徹底解説)——(世界政治·経済広がる自国第一主義経済はついに減速か)」，『週刊東洋経済』(Weekly Toyokeizai)，2019-12-29，136頁。，中国国内的“日本急速衰退论”也曾认为安倍经济学的失败无可避免，日本正处于一场巨大经济危机的前夕(12)郭言：《炒作“中国威胁”难掩安倍经济学失败》，《经济日报》2016年8月5日。。但是，目前中日两国的主流声音已经逐渐看到，两国实力关系不是简单的此消彼涨关系，而是都在增长(但速度不一)，并面临很多共同的挑战(13)李伟：《加强中日合作，共同培育发展新动能》，《中国经济时报》2017年4月21日。。

作为一衣带水的邻国，中国和日本双边关系在诸多领域内相互需要是客观的事实。据日本海关统计，2018年，日本与中国双边货物进出口额为3175.3亿美元，增长6.8%。其中，日本对中国出口1439.9亿美元，增长8.4%；自中国进口1735.4亿美元，增长5.5%。数据显示，两国的经济相互依赖程度极高，经济合作在规模和结构上都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同时，中日在诸如环境合作、跨国移民与犯罪管理等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治理，已经达到了相当深入的程度。中日双方在各领域密切的合作关系，在各自国内形成了广泛的受益人群。这些群体虽然相对沉默，但实际具有巨大的政策影响力。

中日间的离心力同样有着复杂的历史和现实根源。中日都有着“世界大国”身份的自我认知：中国国内哪怕是最保守的观点也认为，中国已经成为有“全球影响力的地区大国”(14)马荣久：《中美权力转移与亚洲地区体系》，《当代亚太》2014年第1期。；日本也同样试图把自己定义成一个世界大国(15)Richard Rosecrance and Jenifer Taw, “Japan and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Leadership”, World Politics, https://www.cambridge.org/core.，并把日本在西方同盟体系内地位的上升等同于日本全球大国地位的恢复。然而，中日国内都存在着否认对方全球大国地位的倾向。总体而言，我国对日本是否具备成为一个全球性大国的基础性条件(外交和国防政策的独立性)存在怀疑，在政策层面，往往将中日关系视为中美全球性关系的区域派生物。日本所理解的全球大国则需要获得西方世界的认同，因此，对中国全球大国地位的合法性存在疑虑(16)日本戦略研究フォーラム：「村井友秀平成時代の中国脅威論(特集平成の御代を振り返る、そして未来へ)」，『日本戦略研究フォーラム季報』(JFSS季度报告)，2019-04，45-50頁。。

对彼此国家定位的否定又和国家发展愿景的问题联系在一起。中日两国都意识到不太可能阻挠对方的发展，但两国都对彼此发展的走向有着很强的提防心理。中国对日本未来走向的忧虑程度有所差别：一种判断认为，日本国内政治氛围的右倾化和保守化可能导致冷战体系在东亚的复活，认为未来的中日竞争是实力不平衡发展和意识形态对峙结合的产物；更为悲观的判断担心日本今天的右倾化趋势与二战前的军国主义是一脉相承的，日本政策的最终目标就是重现其二战前在东亚地区的绝对优势地位(17)孙立祥：《中共领导人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动向的关注与警惕》，《西南大学学报》2015年第3期。。如果日本存在军国主义基因的判断成立，中日关系也就不再有弹性空间的存在。日本国内同样存在两种倾向：一种认为，中国的发展前景具有明显的不确定性，日本需要为中国可能造成的威胁做好准备，很多日本政治家对塑造中日关系信心不足，他们认为，通过接触掌握对华关系主动权或顺应中国的偏好和预期都困难较大；另外一种观念在极右翼政治势力中则更为流行，他们基于历史、种族、意识形态等因素，把中国视为明确的威胁而非仅仅是不确定性因素。这两种观点在评估所谓“中国威胁”的程度上有所不同，但是，他们处理对华关系的策略却差别不大。他们对对华关系信心不足，在策略层面只投入较低资源对待中日关系。对他们而言，与其强化对华关系，还不如通过强化西方同盟对中国的敌视、整合西方世界资源平衡中国崛起的影响(18)Bhubhindar Singh, “Japan Embraces Internationalism: Explaining Japanese Security Policy Expansion through an Identity-Regime Approach”, Japanese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17 (4), pp. 589-613.。

二、“向心-离心”平衡的本质及其对中日关系的影响

中日关系的向心力和离心力长期并存，形成了一种大致的平衡。中日关系因此长期表现出某种停滞状态，很多人也认为，这种平衡是中日关系的正常状态或应然状态。这种认知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体现了我们对于外交关系中的“结构约束”和“战略塑造”，更强调前者而忽视后者的倾向。

国家间关系一直是结构与能动的对立统一。结构约束是国家间复杂交往所形成的稳定平衡，它代表了国家间关系在一定时间内的基本现状。国家间关系的结构对相互矛盾的政策信号进行了外部约束，并大致上勾勒出各政策选择自洽的领域及其边界。具体而言，结构约束平衡了国家的向心和离心倾向，使每一种倾向都能建立一种稳定的预期，实现政策层面的可控性。但是，结构性约束不是国家间关系的全部。事实上结构的形成、稳定与转换，都是国家间互动实践塑造的。国家偏好与意志的转向，国内政治与社会环境的改变，国家间互动形成新的共识和方向，都会逐渐产生强有力的修正性实践，改变既有的结构性状态。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国家间外交关系包含“结构约束”和“战略塑造”两个方面，两个方面相互影响但不能相互替代。结构的稳定性对国家的影响不是绝对的。国家可以通过重大的战略决策打破现有结构的平衡，使某种政策选择上升为主导性的战略，并通过强有力的政策实践塑造新的可能。究其本质，立足于结构约束的外交政策，在政策层面更关注突发性问题和具体议题的政策合理性，以维护结构平衡为目的；立足于战略性塑造的外交政策，政策重心是打破既有平衡，通过创造新的共同价值、领域或偏好，开创新的局面。偏重前者还是后者，是一个国家是否执行积极外交政策的关键。中日关系的“向心-离心”平衡长期存在是结构性的，造成这种平衡的各种要素都实际存在。但是，“向心-离心”平衡实际上也体现了中日关系“能动”部分的缺位。两国关系各层面各领域的问题叠床架屋，没有反映出一种可能的战略规划与外交塑造能力。

单纯强调“向心-离心”平衡结构，忽略国家的战略塑造，长期来看，可能会对中日关系的发展造成若干消极影响。

首先，中日关系出现了问题导向替代整体导向的趋势。中日关系的议题领域是多元的。无论是历史问题、钓鱼岛归属争端、南海航行自由，还是TPP与FTA的选择上，中日双方都有清晰的问题意识。在两国关系的具体议题上，都形成了明确的处置办法，焦点和热点问题也得到了有效管控。但是，不同部门、不同领域的分离趋势依然明显。两国邦交的总体目标究竟是什么，经济、政治与安全领域如何实现整合？很多问题迄今为止缺乏明确的总体答案。缺乏战略目标的引领，则任何具体议题的处理都会陷于一事一议的局面。在两国外交关系各个层面存在深刻关联性的情况下，单纯聚焦个别热点问题和重点领域，意味着两国邦交在具体问题层面是清楚且理性的，但同时也是分割和缺乏想象力的；政治、经济、社会与安全等领域的联动性可能产生巨大的机遇，也可能产生巨大的风险，但这种关联性却缺乏统筹和关注，不同领域交叉的地带可能出现明显的管理空白。

其次，双边关系出现政策取向代替战略导向的趋势。我们都清楚，中日关系的发展是一系列政策实践推动的，但单一的外交政策可以解决问题，却不能引导方向。针对一个个具体问题而产生的政策，可以证明某个问题或某个变量在两国关系中十分重要，却无法证明一个问题/变量比其他问题/变量更重要。在没有大战略规划的情况下，不同政策的轻重缓急、前后排序找不到战略层面的依据，只能依据事件的突发性、紧迫性等指标做危机管理(19)于海洋：《大战略研究的反思与代价管理的必要——关于战略代价的若干思考》，《国际观察》2014年第4期。。就政策的长期影响来说，中日这样的大国，两国关系的范围广、相互依赖程度深，两国对外交波动的耐受力远高于中小国家，任何单一的具体政策实践都不太可能立刻造成(扭转)一种决定性的结果。如果没有统摄性、整合性的战略考量，具体政策哪怕出现问题，也只能在引发全局性问题或积重难返的时候才引起关注，立足长远的某些契机和机遇也可能无法得到足够的关注和培育。

再次，双边关系出现反应性替代主动性的趋势。过度强调问题导向、过度强调具体政策的合理性，一度使东亚乃至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陷入缺乏主动营造的局面当中。从钓鱼岛纠纷到专属经济区渔业争端，中日关系的发展是随着问题的出现而发展的，各种问题的出现具有偶发性，但却最终成为影响中日关系总体性结果的最大动力。由于缺乏由政府主导的战略举措，两国都无法对具体领域发生的问题或成绩感到满意，却又只能在这些问题出现后才能获得采取进一步行动的动力。作为东亚乃至世界最重要的国家，中日都意识到两国关系存在巨大的潜力，也存在系统性的风险，但是这些都不能赋予两国政府足够的动力采取前瞻性外交动作打破现有平衡，也无法阻止或扭转具体问题出现带来的各种麻烦，一旦问题发生，只能被动地做局部处理，难以从两国关系的宏观层面加以协调。

总体而言，中日邦交的“向心-离心”平衡，某种意义上是两国关系存在结构性问题同时缺乏战略塑造的产物。表象层面的“向心-离心”平衡，造成了中日关系深层次发展方向的不确定。中日关系层次复杂、影响深远，贸然做出方向性的决定固然是冒险的。但长期满足于自发性的“向心-离心”平衡，则意味着两国都失去了从全局塑造双边关系的可能，横跨不同领域的重大外交险情无法在冒出苗头时就得到有效解决。总而言之，两国关系当然会受到结构性平衡的约束，但不能以现有的平衡关系忽视战略塑造问题。

三、中日关系战略重启的可能性与必要性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必然会造成世界格局与国家外交战略的重组，中日关系这样重要的双边关系，不可能面对国际秩序转型而无动于衷，而应该成为国际秩序转型的重要部分。当前，中日关系已经显现的三个趋势不仅深刻影响了国际体系，也直接为中日关系摆脱“向心-离心”平衡、实现战略重启创造了可能性。

首先，包括自由贸易规则在内的现行政治经济秩序受到严重威胁，这对中日两国都造成了严重的冲击。在经济层面，美国发动的贸易战不仅针对中国、日本等具体国家，更针对包括WTO、TPP在内的各种全球自由贸易安排。自由贸易原则的支持者，因为受到共同的直接威胁，出现了某种程度联合的可能性。在政治层面，西方世界内部整体性出现了裂痕，特朗普政府的极端单边主义外交政策，对西方主导下的国际秩序造成了直接伤害；更为严重的是，特朗普政府政策体现出来的美国保守派势力的强大，使西方同盟内部的信任基础出现了巨大裂痕。“美国优先”政策的挤压，造成了一种西方世界和非西方世界都有必要重新调整彼此关系的局面(20)宮崎正弘、石平、福島香織：「日本は再びアジアの盟主になる：トランプvs.習近平!米中激突で漁夫の利を得る」，『日本宝島社』，2017-03。。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剧变风险，使中日关系中共识的部分扩大了。对于中国而言，只有更为紧密地将自己的命运与全球化进程结合在一起，使中国嵌入国际政治体系当中，才能使美国对中国的敌视变成对全世界的整体威胁。日本也发现其在经济全球化、全球治理等问题上的立场，更近似于中国而非美国。尽管两国在西方世界与非西方世界的关系问题上依然存在分歧，但是，中日希望现行秩序总体稳定和有序调整的意愿是近似的。

其次，西方同盟体系的脆弱化激励了东北亚区域化进程的发展，使中日关系的调整具备了基础性条件。美国的单边主义倾向和对极限施压策略的沉迷，使其外交政策脱序的风险骤增——美国政界很可能高估了自己煽动出来的民粹主义外交政策的风险管理能力。联盟主导国不愿意考虑其他成员的利益诉求，且联盟承诺的忠诚程度受到广泛质疑，必然导致成员国出现脱离联盟的趋势(21)Glenn H. Snyder, Alliance Politics,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7, p. 175.。开放区域概念的吸引力，随着狭隘的联盟概念受挫变得更加具有吸引力。对中国而言，慎重处理中美贸易冲突、维护中美关系的战略稳定，固然是当前外交工作的第一要务，但是，中国也清楚地知道，中美关系的战略稳定已经无法单纯指望与日益激进的美国打交道获得。中国需要认真思考如何避免美国领导下东亚同盟体系更加好战的问题，东北亚区域化进程的深化能够给中国提供更好更稳定的战略纵深。同时，在中美可能全面进入战略竞争的态势下，中日间的善意可以限制美国利用东亚军事同盟体系推行其危险政策，也能够增加联盟内的多元化倾向，使同盟避免做出选边站的抉择。就日本来说，美国对联盟的不屑和对盟友的强制，反倒增加了盟友的自主性，使他们意识到依附联盟的负面效应，从而更重视依靠地区的共同发展维护自己的利益。无论从地缘政治还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角度，日本都无法承受东亚地区重新陷入完全冷战所产生的负担(22)木内登英：「トランプ貿易戦争：日本を揺るがす米中衝突」，『日本经济新闻出版社』，2018-10。。多年以来，美日同盟和东北亚区域一体化，构成了日本外交政策天平的两端；当同盟一侧出现问题时，日本必须增加对区域化的安排来维系其外交态势的总体稳定；做一个同时和双方保持接触的第三方远比选边站更符合日本的利益。

再次，中日战略目标的明晰化，廓清了两国合作的空间。中日邦交的离心倾向，核心问题在于双方相对实力在世纪之交的剧烈变化，以及由此导致的战略互信缺乏。随着时代的演进，中日都已经逐渐接受了新的实力对比，并对彼此实力有了更客观的评价。更为重要的是，实力对比发生质变时期引发的意图猜疑在今天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澄清。十九大的召开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战略指导思想的确立，为本世纪中叶以前的中国发展厘清了方向。中国在中美贸易纷争及“一带一路”倡议落实中的具体政策实践，增强了中国维护现行国际秩序的可信性。在维护现行国际秩序的大前提下，中国不希望东北亚地区的政治格局发生重大的变化，这就成为中日关系最大的公约数。同时，中美关系紧张状况的长期化，中国势必要将中日关系作为更为独立的双边关系处理，中国提升对日关系在外交总体布局中的地位势在必行；就日本而言，在中日实力现有的对比情况下，中国不走强国必霸的老路一定会受到日本的欢迎和支持。日本固然可以在一定程度的美中冲突中获得解禁安全束缚等好处，但是日本绝对无法从中美冲突走向激化中获得好处。日本真的愿意充当美国对中国全面遏制的军事前沿吗？日本对中国未来发展道路的怀疑是深刻的，但日本更清楚，过激的围堵会逼迫中国采取强硬的政策，而这对毗邻中国、必须站在对抗一线的日本是毫无益处的。日本未来政策的选择，取决于它对当前局势的判断，从目前的态势看，日本已经转而寻求更平衡的美中关系和更友好的日中关系。

总体而言，中日关系的战略性重启已经具备了相应的条件。结构性的约束对于任何大国关系而言都是存在的，但是大国关系重组反复发生，意味着积极的战略塑造有可能打破既有束缚，中日间长期的向心-离心平衡态势也是如此。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已经对国际格局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中国有能力也有责任使中日关系出现新的变化，推动区域和双边关系的稳定和发展。

首先，中国应该积极塑造一个能够广泛包容双方利益的共同战略方向。方向是战略的根本，方向一致是外交合作的基础。国家间总会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争议，方向的一致会在国家间争论时起到“扳道岔”的作用，引领国家间关系相向而行。十九大的召开标志着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了新的历史时代，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我国基于“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所确定的施政方略，已经清晰勾勒出对内对外政策的总体蓝图。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大报告中，围绕中国国际战略，明确提出“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总的发展目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要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坚决摒弃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走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要坚持以对话解决争端、以协商化解分歧，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23)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http://politics.gmw.cn/2017-10/27/content_26628091.htm。。这构成了我国外交战略的战略方向；中国坚定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奉行防御性的国防政策，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中国积极发展全球伙伴关系，构建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框架，按照亲诚惠容理念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周边外交方针深化同周边国家关系，这些构成全球、区域与双边外交层面的具体方针(24)阮宗泽：《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的“世界梦”》，《国际问题研究》2016年第1期。。我国国际战略总目标的确立，明确了中国对日政策的总方向。无论是站在命运共同体的高度，还是立足周边外交的布局，中国对日战略的总目标都是推动中日关系朝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方向前进，把对日政策纳入中国规划的合作路线当中。

中日关系如果想摆脱传统的向心-离心平衡，关键在于通过坚定的外交努力使两国外交战略目标中方向性一致的地方明确起来：既要让中国的目标取信于日本，又要让日本愿意参与到中国的战略目标当中。塑造能够包容各方需求、彼此承认的共同方向，并在互动和互构的过程中使共同方向被中日接受，这构成了中国对日战略的基础。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总体框架下，中国在自己设计的全球、区域和双边框架下，应该给日本留有一个合理和可成长的空间：强化两国关系具有向心力的方向，使这些方向获得更多的资源和支持。中国对日外交中和平、合作、非扩张、非权力政治和国际治理的方向，既有深厚的基础，本身也蕴涵着巨大的包容性空间，为日本国家利益的实现和扩展提供足够的空间。在大变革的时代背景下，只要日本不坚持高风险的遏制策略，那么，两国关系离心力的一面可以通过管控矛盾，使之不成为全局性的问题。在大方向一致的基础上，中日可以在具体表述、具体问题上保持开放的态度和灵活的策略，通过兼顾日本合理诉求的方式创造两国更广阔的空间。

其次，营造两国邦交能够容错的宽松战略氛围。杰克·斯奈德(Jack Snyder)曾经指出，“通过学习、模仿或共享”，国家间可以共同塑造出一种有利于合作的战略文化(25)Jack Snyder, The Soviet Strategic Culture: Implications for Limited Nuclear Operations, Santa Monica: Rand, 1977, p. 8.。战略文化并非用于消灭或排斥政治偏好差异，它的功能在于用相互学习和模仿，为双边关系的政策排序创造共识的氛围，用共享的态度和行为抑制可以被弱化的争论。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宏大的使命，也是一个世界性的使命，我们在提出这个目标时，就应该考虑到它所面临的复杂艰难的价值冲突，也应该充分考虑到新共识可能遭遇的困难。中日在历史观、意识形态、美日军事同盟等方面的分歧是长期而深刻的，建立一个宽松的战略氛围，既不是在这些问题上改变中国的立场，曲意迎合对方的观点；也不是中日间要建立诸如美日那样紧密的联盟关系；而是两国在全球化、区域化合作的基础上形成一种不排他的共同发展的共识。

宽松战略氛围需要一个逐渐塑造的过程，其约束作用不是刚性的，在这个缓慢的过程中，中日之间的既有矛盾依然会反复浮现。我国需要警惕的是那种将两国关系冷淡视为常态、基于排斥情感而拒绝共同发展前景的倾向，防止消极的战略氛围扩散至其他领域。两国关系重启是大局，但重启后的两国关系仍然会频繁出现波折。中国要采取积极主动的政策，但不能期望每个积极善意的举动都一定能得到回应；塑造一个宽松的战略氛围，可以避免对每项积极政策尝试都做苛刻的审视，增加对两国关系波动的容忍程度。

最后，依据战略方向明确中日外交的政策排序。战略的最大意义在于通过对不同政策的排序，来实现国家一段时期的总体目标，通过确定政策优先性的顺序，使具有向心力的一面超越离心力的一面。对日战略的重启，必然要落实到一个个具体的政策领域。我国对日战略既要明确对日政策的主要方面，又要兼顾次要方面。中国的道路自信既包含道路的价值进步性，也包括中国坚定维护国家利益、塑造周边和国际环境的意志和勇气。主张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新安全观，当然不是看不到中国和日本在传统安全领域的重大矛盾，中国国防现代化和区域拒止能力提升，保卫主权完整和遏制周边地区军事挑衅，仍然是对日战略中的一部分。但是，中国外交需要建立清晰的可预见性和可信任性，使日本和全世界承认中国对这些问题的关注不是当前对日战略的主要方面，使他们相信中国可以在传统安全领域获得优势，但不会滥用优势，而愿意把中国的优势用于推动全球化和区域化的发展。

结 论

中日关系的长期冷淡，曾经使整个地区产生了消极的思维惯性。这种宿命论的观点，根源就在于过分强调结构约束的作用，忽视了战略塑造的价值。如果立足于狭隘的具体政策领域，中日关系中很多深层次的矛盾是难以找到解决方案的。从战略塑造的高度理解和研究中国对日外交政策，则有可能在两国关系间找到新的可能性。中日关系既是两国最重要的外交课题之一，也是地区和世界范围内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中日关系的改善态势为我们重新思考对日战略提供了契机。依靠包容性的战略目标和积极主动的政策实践，中日关系有可能摆脱“向心-离心”平衡的束缚，进入新的阶段，进而为全球化和区域化的发展提供新的助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