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 晨（副教授），李宛蓉

一、引言

改革开放后，市场化进程的推进为民营企业发展创造了日益理想的环境，促使民营企业数量快速增长，使其在扩大就业、改善民生等方面的积极作用持续凸显。家族企业是我国民营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1]。2018 年瑞信研究院发布的全球家族企业报告《瑞信家族企业1000》中包含我国内地家族企业159家，总市值高达1.38 万亿美元，居全球首位。家族企业更是资本市场的重要参与者，普华永道在《2018年中国家族企业调研报告》中指出，我国A股上市民营企业中家族企业超过半数。由此可见，家族企业发展直接决定了民营经济的发展质量。因而，在我国经济由高速发展向高质量发展转变的过程中，对家族企业的战略行为及其经济后果的研究具有日渐重要的实践意义。

我国多数家族企业起步于改革开放，受制于生命规律和自然法则，30余年后第一代创业者已接近退休年龄，家族企业的年轻一代开始参与管理企业事务，家族企业陆续进入从第一代创始人转向第二代接班人的代际传承高峰期[2]。从全球范围来看，代际传承问题因其重要性和广泛性而受到学者们的普遍关注。大量研究发现，创始人均以家族企业基业长青为发展目标，但代际传承所引发的企业动荡是威胁家族企业长期存续的关键，代际传承关乎着企业的存亡[3]。代际传承为家族企业带来了什么？对该问题的研究尚不深入。明确这一问题是解决创始人是否选择代际传承的重要先决条件。通常来说，家族一代企业家向企业家二代交接的往往不仅是企业控制权、所有权等显性资产，企业作为家族的情感载体和沟通纽带，在企业控制权的代际转移中还会传承家族声誉、价值观、创始人的社会资源及责任感等隐性资产。同时，在传承的过程中，为了缓解传承衍生的不确定性和剧烈波动所伴随的企业风险，家族企业可能会更积极地履行社会责任以争取利益相关者的支持。我国家族企业是家族和商业文明的结合体，在我国独特的文化环境及家族企业代际传承高峰期的背景下，出于提高企业声誉、维护和延续家族“社会情感财富”等考虑，代际传承是否能促使家族企业积极担负社会责任？对上述问题的讨论与实证有利于理解新兴市场国家家族企业代际传承的经济后果，并深化对家族企业相关理论的认识，因而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近些年来，推动企业增强社会责任意识的制度不断出台并逐步发展和健全。比如，规范企业行为的各项制度、监管措施、行政条例推陈出新，对企业行为形成了有效的外部监管[4]，企业内部的职工权益保障制度、独立董事制度、激励约束制度提升了企业和高管行为失范的成本。上述因素共同强化了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意识。然而，部分企业在食品安全、环境污染、职工权益保障、产品和服务质量、法律遵循等方面问题的频频曝光，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企业作为市场参与者，整体的社会责任表现仍然有待提升。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家族企业委员会于2013年正式发布我国首份《中国家族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指出我国绝大多数家族企业是愿意为社会奉献的、有担当的民营企业，充分肯定了家族企业为推动社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的突出贡献[5]。实际上，由于家族企业极其重视“社会情感财富”，导致家族涉入程度越高、家族控制的所有权和经营权比例越大的民营企业越能承担起对社区、环境和社会的责任[6]。

本文选择2012 ～2016年沪深A股主板上市家族企业数据作为样本进行实证研究，引入“社会情感财富理论”和“利益相关者理论”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代际传承促进了家族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与此同时，随着代际传承进程从参与管理阶段转入接收管理阶段，继承人所掌握的家族企业控制权不断提升，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程度也越来越高。进一步分析发现，企业家二代的政治背景在参与管理阶段对家族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发挥了正向调节作用，但同时会弱化接收管理阶段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促进作用。本文的结论在进行了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

本文的主要贡献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目前大多数国内外学者对企业社会责任进行研究时将重点放在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动机和影响因素上，而很少针对民营企业中的家族企业进行专门研究。然而，在我国传统“家文化”的历史背景下，家族带来的影响不容忽视，在对待企业是否承担以及如何承担社会责任的问题上，家族企业自身的一些特质可能会影响其行为决策。家族对待社会的态度必然深刻影响企业家的每一次重大决策，从而决定了企业的战略行为。本文研究代际传承对家族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是对以往研究的一个有益补充，可以更好地为正处于或即将处于代际传承阶段的家族企业提供理论参考。其次，将代际传承过程按照继承人是否在家族企业中担任关键职位细分为参与管理阶段和接收管理阶段，深化对因果关系的验证过程，为后续家族企业代际传承经济后果的相关研究提供借鉴。最后，为代际传承影响家族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提供了经验数据和实证分析，能够为国内相关研究提供一定的思路。

二、文献综述与假设提出

（一）代际传承与家族企业社会责任

1.家族企业代际传承的阶段划分。代际传承是一个复杂且漫长的过程。从家族企业创始人最开始制定传承规划起，到企业家二代真正接手企业、掌握经营权常常需要较长时间，短则3 ～5 年，长则可达20年[7]。“传承”一词包含了传递与继承两层含义[8]。首先，代际传承严格意义上是代与代之间的传递，其中交接的不仅仅是在位者的职位与权力，更涵盖了对家族精神核心、企业文化、企业主威望和领导方式等无形财富的转移。其次，企业的“继承”涉及创始人制定传承计划、培养和锻炼接班人、选择接班人以及在二代继任后对传承效果的评估等一系列复杂活动。

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就有学者意识到研究代际传承应该采用“阶段”这一较为长远的视角，但对“阶段”的定义始终没有形成广为接受的标准。1978年Longenecker[9]率先指出，家族企业的代际传承是一个由浅入深的社会化过程，包括接班人开始接受企业主的培养到进入企业锻炼能力，再到最终完成交接班的不同阶段。随着对家族企业研究的深入，以“过程观”研究代际传承的相关问题逐渐被学者采纳，但是对于代际传承具体涵盖哪些阶段一直未得出一致的结论，越来越多的学者[10]开始探索根据何种标准对家族企业传承过程进行阶段划分。Longenecker[9]以接班人“行为学习经历”为依据，将家族企业接班人进入企业参与管理和开始担任董事长接管企业权力视为两个关键点，将家族企业的代际传承过程划分为七个阶段。另外，基于“父子两代的生命周期”模型理论，Churchill、Hatte[11]将代际传承划分为创始人持续管理、子女的培养和发展、企业家一二代共同管理企业和完成企业权力过渡等四个阶段。随着学界对代际传承过程的不断细分，传承进程被划分为诸多阶段。在此基础上，Murray[12]进一步提出了涵盖准备、发生、脱离等八个阶段的家族企业传承周期模型。在家族企业的研究领域中，我国学者与上述国外学者对代际传承过程的划分依据不谋而合。晁上[7]认为，家族企业代际传承一共包括准备阶段、融合前期、融合后期以及移交四个阶段；而李蕾[13]基于继任者角度将代际传承细分为五个阶段，即继任者完成系统的教育、进入企业负责处理具体业务、进入管理层参与企业重要事务管理、成为高层管理者全面主持企业工作和最终完全负责企业的经营决策；窦军生等[14]的研究则进一步完善了晁上的“传承四阶段”框架[7]，并提出代际传承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具体可分为创始人制定传承计划、培养接班人、选择接班人和最终完成交接四个阶段。在梳理整合我国家族企业代际传承各类观点的基础上，余向前[15]认为代际传承的权力传递方式分为创始人逐渐锻炼企业家二代成长继而实现企业传承的渐进式传递和企业家二代从企业基层员工做起逐步担任重要职务的分层次传递。

2.代际传承进程与家族企业社会责任。1924年，英国学者Oliver Sheldon对美国的企业管理进行考察时首次提出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CSR）一词。但迄今为止，关于如何定义企业社会责任仍然众说纷纭[16]。几十年来，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成果已经非常丰富，尤其在1932年，Dodd[17]提出的利益相关者理论大大拓展了企业社会责任的经验研究，他开创性地指出企业是利益相关者的集合体，股东不应该是董事会唯一的负责对象，更应该全面地顾及员工、债权人、客户等主体的利益。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张兆国等[18]认为，面对当今全球掀起的企业社会责任运动，企业积极承担社会责任的行为已经不是简单的利他主义，而是一种既利己也利他的最优选择。利益相关者理论与企业社会责任研究相结合，是对两者研究领域的一个历史性突破。此外，Bowen、Johnson[19]认为，企业家在实现盈利目标以及满足股东的预期时兼顾社会目标和价值实现便是对社会责任的履行。通过梳理文献本文发现，对于企业社会责任的认识，发展较为成熟且广受学者认同的是佐治亚大学Caroll[20]提出的“企业社会责任金字塔模型”，在这个模型中按照社会责任的实现层级自下而上梳理，包括经济责任、法律责任、伦理责任和慈善责任。在本文的研究中，由于家族企业较少披露经济责任、法律责任和伦理责任，故采用该模型最高层级的慈善责任来衡量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情况。

针对家族企业社会责任的探究，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1964年，美国学者Donnelley在对家族企业基本特征进行阐述时首次提及家族企业的社会责任问题，以家族为责任单位的民营企业在承担社会责任方面是否具有独有的特征？有文献指出，家族企业存续时间越久，企业社会责任方面的投入相应越高[16]。这可能是因为，企业家早期创业时其实并未考虑企业将来交接班等问题，创业主要目的在于提高家庭生活水平。而当企业发展成熟达到较高经济水平且个人物质需求得到满足后，打造一个受大众尊重、积极造福社会、为百姓做实事的良心企业的新目标便会成为企业发展的内在动力，从而促使企业家积极履行社会责任[21，22]。Cennamo等[23]的研究也佐证了这一点，他认为当家族越重视对“社会情感财富”的保护时，家族企业在做重大决策时越会考虑满足利益相关者的需求，从而更多地做出并非互利互惠的对外捐赠等行为。目前，学术界在由家族涉入经营管理的企业是否更加积极承担社会责任的问题上已经取得一致研究结论：与非家族企业相比，家族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意识更强，同时社会责任的履行情况也更好[24]。

企业因履行社会责任而发生的支出通常被视为一项纯粹的成本，那么为何家族企业相比非家族企业愿意更多地履行社会义务呢？“社会情感财富”理论可以很好地回答这个问题。Gómez-Mejía等[25]在梳理研究家族企业文献时首次提出了“社会情感财富”的概念，它指的是企业满足家族情感需求的非经济效用，能够解释家族企业追求非经济效用目标的内在驱动力。家族企业出于维护“社会情感财富”的心理能够影响企业的重要战略决策，比如选择更加积极地承担企业社会责任。荷兰著名心理学教授Manfred[26]通过对300 位家族企业主的走访调查发现，家族企业主在进行战略决策时，由于家族荣辱感的驱使，常常将保护“社会情感财富”作为首要因素进行考虑。María[27]通过研究西班牙家族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情况发现，传承代数较多、有着悠久历史的家族企业常常将慈善捐赠作为一种规避风险的手段；尤其在家族企业代际传承这样关乎企业存亡的关键时点上，在任者和继任者均普遍显示出风险规避倾向[28]，进而在代际传承时期作出更多的对外捐赠决策。毕竟在任者与继任者之间的传承交接是所有家族企业在其生命周期中最不稳定的一个阶段，企业家二代管理权威相对较弱等原因可能会导致组织动荡[29]，家族企业更可能会为了维持企业和家族的声誉以及避开社会上不必要的过多关注而承担社会责任。由于交接过程必然伴随着企业风险的增加，此时家族企业更加看重对“社会情感财富”的保护与传递，同时创始人注重为继承人的顺利接班做铺垫，通过积极进行对外捐赠提升企业整体社会形象、谋求合法性，即家族企业的代际传承促使企业做出对社会有益的行为。

基于以上对代际传承和企业社会责任的分析，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1：在保持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代际传承与家族企业社会责任承担呈正相关关系。

本文借鉴匡夏菁[30]对家族企业代际传承的划分方法，沿用参与管理和接收管理的概念，研究代际传承进程与家族企业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企业家二代在家族企业中担任副董事长、董事或监事等非关键职位时视为代际传承处于参与管理阶段（Participation），而当企业家二代担任董事长或者总经理时视为代际传承处于接收管理阶段（Takeover）。

接班人参与企业管理能够为企业注入新鲜活力，基于利他主义理论[31]，企业家二代参与企业管理更能兼顾个人、家族和企业的利益。Lambrecht[32]指出，企业家二代可以通过在家族企业中从基层做起，主动参与到企业经营的方方面面，进而获得来自家族长辈、公司员工、顾客等利益相关者的认可和信任。但这个阶段的大多数企业家二代面临只能担任董事、监事等非关键职位的现实，换言之，由于其未获得绝对领导地位或者自身威望还没有建立等原因无法在企业的关键战略决策上施展身手取得一定成就，所以企业家二代在参与管理阶段往往另辟蹊径，倾向在社会责任上付出更多，以此行为来强化继承的合法性和提升个人的社会声望。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2a：代际传承的参与管理与家族企业社会责任承担呈正相关关系。

而当企业家二代真正从父辈手中接过权杖时，在家族企业中的身份也相应发生巨大变化，从企业的一名参与管理者转变为企业新的领导者。组织认同理论认为，家族成员与家族组织的联系越密切，就越容易关注其在组织中的身份[33]。家族成员与企业管理者身份的重叠会让二代领导人对家族企业产生高度认同，使得他们对家族“社会情感财富”的保护欲望更加强烈，激励其努力提高企业声誉，从而确保完成代际传承后的企业继续维持在非家族利益相关者眼中的良好形象。因此，当代际传承进入接收管理阶段、企业家二代走马上任时，企业要面对新的领导方式而由此产生的强烈不安全感以及家族企业防御性的经营特点，促使家族企业尽量减少不确定性的行为，转向关注长期效益，从而更有可能通过对外捐赠等手段规避风险，寻求企业的稳步发展。因此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2b：相比于参与管理阶段，在代际传承的接收管理阶段企业家二代对家族企业社会责任承担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

（二）继任者政治背景的调节作用

家族企业社会责任研究领域的一个热点问题是家族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动机，其中探讨最多的是政治动机。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目的可能是赢得政府的信任和支持，进而与当地政府建立和维持政治纽带，从中获得额外利益或者特殊“保护”。窦军生、邬爱其[14]在研究影响家族企业成功传承的因素时，识别出个体、交际、组织和环境四个层面的影响因素。然而在其中的首要因素个体层面上，目前相关研究分析几乎只聚焦于在任企业家。余向前等[34]的研究也发现，家族企业在任企业家特征更具统计意义。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国际家族企业协会（FBN）2016年的统计结果显示，未来十年内，即将迎来传承的家族企业占比高达60%。我国经历了长期的独生子女政策，家族企业经常面临只有一位接班人的局面，因此基于企业家二代的视角研究代际传承背景下政治关联对社会责任的影响具有现实意义。参考陈凌、王昊[35]的观点，企业家获得政治背景的直接表现形式为担任各级人大代表或者政协委员。辛金国等[36]的研究指出，82%的家族企业创始人具有政治联系，而企业家二代拥有政治关联的比例仅为18%。与此相呼应的是，本文通过对126 家已传承的样本家族企业的企业家二代政治背景进行统计，发现继任者中只有31位是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其余95位均无本文所定义的政治背景。由此可以看出，政治背景在创始人和继任者以及不同企业继任者之间存在较大差异，因此在研究代际传承对家族企业的影响时有必要考虑政治关联的调节效应。

民营企业政治关联与企业社会责任具有正相关关系[37]，参考贾明等[38]对高管政治关联与慈善行为关系的研究结论，高管的政治关联能够促进企业做出慈善行为，具体表现为拥有政治关联的民营企业在慈善捐款方面表现得更加积极，例如在救灾援助等支出上投入更多。政治背景不仅能为企业带来额外收益，也能为企业家带来私人利益。身为人大代表或者政协委员的企业家二代，在代际传承的参与管理阶段（Participation）会充分利用政治背景这一关键资源，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从而获得政府部门的认可和较高的社会评价，更重要的是进而获得父辈的青睐与肯定。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3a：企业家二代的政治关联将强化参与管理对家族企业社会责任的正向影响。

再将研究视角转到代际传承的接收管理阶段，此时的继任者已经掌握企业的投资、融资大权，因此对待企业社会责任的态度可能会有所改变。邢春玉等[39]实证研究了民营企业政治关联与投资之间的关系，指出政治关联会导致企业的过度投资，同时企业家的政治关联层级越高，就越容易作出过度投资的决策。在家族企业代际传承后，继任者将会为了突显自己的经营能力和个人绩效，集中更多的资金、精力投入到扩大企业投资以最大化获取当期收益之中，从而削减在企业社会责任上的支出。对于具有政治关联的企业家二代，基于“社会情感财富（SEW）”和“利益相关者理论”，在代际传承的接收管理阶段更有倾向为了保护家族财富以及满足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盈利的要求，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履行社会责任的行为。

基于以上对家族企业代际传承接收管理阶段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3b：企业家二代的政治关联将弱化接收管理对家族企业社会责任的促进作用。

三、实证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参考家族企业已有相关文献，视满足以下条件的民营企业为家族企业：①控制人为自然人或者家族的上市民营企业；②考虑到家族对企业的控制，家族成员需任董事长或总经理，或者两名及以上的家族成员参与企业管理担任高管；③最终控制人直接或间接是第一大股东。

本文首先选取国泰安数据库中2012 ～2016 年的家族企业作为样本，在公司研究板块查看民营企业上市公司基本信息，样本取实际控制人为自然人或者家族的企业，再结合企业实际控制人与第一大股东的名称及持股情况，判断筛选的企业是否满足本文对家族企业的定义；同时，根据上市公司年报披露的高管个人资料确定家族企业的继任者是否是创一代的子辈，并结合国家企业信用信息系统、百度、新浪财经、巨潮资讯网等互联网工具进行核对。最后，根据以下标准对样本进行筛选：①剔除被ST 和∗ST公司；②由于金融、保险类公司在经营业务上和一般上市民营企业通常存在较大差异，故剔除金融、保险业样本；③剔除主要数据缺失或异常的样本；④为了缓解极端值对样本回归准确度的影响，使得数据更加平滑，逐年在1%和99%的水平上对本文研究所涉及的主要连续变量进行Winsorize缩尾处理。最终进入实证分析的家族企业样本共有468 家，其中未传承家族企业样本342 个，正在进行或已完成代际传承的家族企业样本126 个，一共2340 个样本观测值。

（二）变量设计

1.因变量。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取性以及本文的研究方向，基于“社会责任金字塔”模型中的慈善层级，采用家族企业在救灾援助上的贡献来衡量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程度。借鉴张建君[40]对社会责任的衡量方法，以企业营业外支出中对外捐赠金额的自然对数（Lndonation）指标代表捐赠规模，反映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具体情况。

2.自变量。①代际传承。以虚拟变量Inherit 来定义家族企业的代际传承是否发生，具体赋值方法为：企业家二代进入企业参与管理即认为该家族企业开始代际传承，Inherit 在企业家二代进入企业的当年及以后年份赋值为1，否则为0。②代际传承进程。本文借鉴匡夏菁[30]在研究代际传承与企业绩效时提出的“二阶段理论”，将家族企业的代际传承分为参与管理（Participation）阶段和接收管理（Takeover）阶段。具体赋值方法为：企业家二代担任家族企业董事、监事等非关键职位时，Participation 取值为1，表示代际传承进入初始的参与管理阶段；否则，该变量取值为0，表示家族企业仍由创始人管理，代际传承尚未开始。当企业家二代获得企业经营权开始担任董事长、总经理等关键职位时视家族企业进入接收管理阶段（Takeover），将其担任董事长或总经理的当年及以后年份的变量Takeover 赋值为1，否则为0。

3.调节变量。企业家二代的政治背景。参考陈凌等[35]关于政治联系的研究，我国民营企业的企业家主要通过当选各级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获取政治关联。本文参考该种划分依据，创建虚拟变量Political Connection，当家族企业的继承人担任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时，将Political Connection 变量赋值为1，表示该企业家二代具有政治背景，否则变量赋值为0，表示该企业家二代没有政治背景。

4.控制变量。根据以往对家族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本文控制了家族企业的基本特征、公司治理等因素。由长子继承家业是家族企业的普遍选择，但随着时代的不断进步，这种观念正在悄然改变，越来越多的女性获得了与男性一样的平等权利。创建虚拟变量Gender代表继任者性别。由于长期的偏见和与生俱来的母性使女性管理者在做决策时更多地注重自我保护，从而倾向采取风险性较小和较为稳健的管理行为[41]，因此女性继任者更可能作出多承担企业社会责任的决策。企业规模（Size）通过企业总资产的自然对数指标衡量。Niehm等[42]的实证研究表明，家族企业规模越大，对社区的贡献越多。规模越大的企业越有能力对社会做出贡献，从而相较于规模较小的企业在自觉履行社会责任方面更有担当。企业年龄（Age）采用企业上市年限的自然对数衡量，其中不足一年的算为一年。刚上市的企业其重心在于稳定发展，相比之下，上市年限较长的成熟企业通常会在发展的同时更多地承担起带头作用，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企业绩效通过资产收益率（Roa）作为控制变量进行研究，与企业规模同理，绩效越好的企业越有能力和财力参与到对全社会的救助与奉献中。同时，本文将第二至五大股东持股比例除以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作为股权制衡度（Balance）的衡量指标加入模型。托宾q值（Tobinq）代表公司成长性，等于企业的市值除以企业的净资产。最后，引入行业（Industry）和年份（Year）两个哑变量来控制宏观经济政策和不同年份对本文研究的影响。本文所涉及的主要变量及定义如表1所示。

（三）实证模型

1.代际传承与家族企业社会责任。首先，为了验证代际传承对家族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创建虚拟变量Inherit 区分传承与未传承家族企业。当家族企业开始传承进程时便视其为已传承的家族企业，此时Inherit 取值为1，而当家族企业的继任者完全没有参与家族企业时视为该家族企业未传承，此时Inherit取值为0。设计如下回归模型：

表1 主要变量的具体含义

为进一步探究伴随代际传承进程的深入企业在社会责任履行方面有何变化，本文参考以往研究将代际传承划分为参与管理阶段与接收管理阶段，创建虚拟变量Participation，当家族企业家二代进入企业参与企业业务管理但不担任关键职位时变量取值为1，否则为0；创建虚拟变量Takeover，当家族企业家二代担任董事长或总经理时变量取值为1，否则为0。创建变量Succession 表示家族企业代际传承，在进行多元回归分析时，根据继任者是否在家族企业中担任关键职位分别代入参与管理（Participation）和接收管理（Takeover）变量。构建以下具体回归模型：

2.继任者政治背景的调节作用。定义虚拟变量Political Connection表示继任者的政治背景，参考辛金国等[36]对政治关联的划分方法，如果企业家二代担任人大代表或者政协委员视其具有政治背景，此时Political Connection 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模型中β4是交互项Successioni，t×Political Connectioni，t的回归系数。若β4为正，表示继任者政治背景对代际传承与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起正向调节作用；若β4为负，则表明继任者政治背景对代际传承与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起负向调节作用。其他控制变量保持一致，设计如下回归模型：

四、实证检验结果

（一）描述性统计

表2是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表2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其中，Panel A是尚未发生代际传承的家族企业样本统计数据，Panel B是已发生代际传承的家族企业样本统计数据。根据表2可以看出，截至2016年样本家族企业仍由一代创始人掌权的比例高达73.08%，考虑到多数创始人已经接近退休年龄，表明我国家族企业即将迎来企业家二代接班的浪潮，代际传承将是家族企业研究领域的一大热点。从Panel A部分可知，将尚未发生代际传承的家族企业捐赠规模（Lndonation）的均值为9.124，而Panel B中该变量均值为10.184，通过对比，表明相比于家族企业一代创始人，二代继任者掌权时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情况的总体水平较高，说明整体而言年轻一代更加重视社会责任，代际传承会提高企业自觉履行社会责任的意识。同时由表2可知，发生代际传承的家族企业规模较大，上市时间较长，企业绩效更好。另外，样本企业捐赠规模（Lndonation）标准差较大，说明不同上市家族企业在承担社会责任的理念上存在较大差异。

表3报告了样本家族企业2012 ～2016年的捐赠比例和捐赠额均值。

表3 2012 ～2016年我国上市家族企业捐赠比例与捐赠额均值

由表3 可以发现：①捐赠企业比例在研究区间（2012～2016年）中基本保持稳定。总体来说，家族企业对社会负责任、有担当，具体表现为在对外捐赠支出上有贡献，发生对外捐赠行为的企业比例超过2/3；②2016年捐赠均值显著高于其他年份，据了解这主要是由于当年不断发生洪涝、台风、塌方、干旱等自然灾害。剔除该影响后发现，2012 ～2015年捐赠金额均值呈稳步上升趋势，表明近年来我国上市家族企业越来越重视履行应尽的社会义务。

（二）单变量分析

本文上市家族企业总样本共468 个，其中未传承（Uninherit）的样本为342 个，发生代际传承的样本为126 个。进一步地，按照代际传承进程细分，其中参与管理（Participation）的样本为21个，接收管理（Takeover）的样本为105 个。表4 是单变量分析结果，报告了未发生代际传承分别与代际传承两个阶段下捐赠规模的均值差异，同时也考虑了企业规模、企业绩效和企业成长性等反映企业能力的主要控制变量在代际传承不同阶段的均值差异。本文运用非参数检验进行单变量分析，表4 的非参数检验结果显示：①对于捐赠额：从是否传承视角看，未传承的家族企业捐赠额在1%的水平上显著低于已传承家族企业的捐赠额；从代际传承视角看，未传承的家族企业捐赠额在1%的水平上均显著低于二代参与管理以及接收管理下的捐赠额。整体来说，参与管理和接收管理与未传承的家族企业在对外捐赠支出上存在显著差异。②对于主要控制变量：可能是由于开始发生传承的企业普遍经营稳定，导致未传承的家族企业规模（Size）在1%的水平上显著小于已传承的家族企业；企业绩效（Roa）在未传承和已传承家族企业间没有显著差异；与上述企业规模同理，未传承的家族企业成长性（Tobinq）在5%的水平上显著高于已传承的家族企业，可能是由于大多数未发生传承的企业刚刚起步，创一代对企业的目标是追求盈利与快速成长，所以企业仍处于一个不断发展的阶段。

表4 单变量分析结果

（三）相关性分析

表5 列示了本文主要变量之间的Pearson 相关系数。参与管理（Participation）与捐赠规模（Lndonation）的相关系数为-0.019，显著性不明显；接收管理（Takeover）与捐赠规模（Lndonation）的相关系数在5%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说明企业家二代掌权后在企业社会责任方面表现更好。考虑继任者的政治背景，参与管理（Participation）与企业家二代政治关联（Political Connection）显著负相关；而接收管理（Takeover）与企业家二代政治关联（Political Connection）的相关系数为0.146，同时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企业家二代完全接管家族企业之后会建立更多的政治关联，谋求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身份。

（四）多元回归分析

1.代际传承对家族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为了检验代际传承对家族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本文首先对模型（1）利用全样本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列示于表6 中（1）全样本部分。本文以传承虚拟变量Inherit来区分尚未传承的家族企业和正在进行或已经完成代际传承的家族企业，在检验过程中发现不同行业的家族企业之间在对外捐赠支出上存在较大差异，控制行业固定效应会影响回归结果，因此在此检验中未对行业进行控制。回归结果表明，家族企业代际传承（Inherit）与捐赠规模（Lndonation）的回归系数为0.948，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代际传承会提高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意识，继任者在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方面做得更好，这与H1 相符。“社会情感财富”理论也许能很好地解释这个结果，家族企业的管理者由创始人过渡到继任者常常伴随着大量的企业价值受损，经历了代际传承成功上任的企业家二代会更加重视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和良好声誉的维持。与此同时，家族企业倾向于将家族秉持的价值观和特有的“社会情感财富”融入实践中，家族企业主往往将承担企业社会责任作为一种宣扬个人及家族理念的方式。

表5 主要变量的相关系数

表6 代际传承与家族企业社会责任的多元回归分析结果

在表6列（2a）中，只检验参与管理（Participation）和接收管理（Takeover）与捐赠规模（Lndonation）之间的关系。首先，参与管理（Participation）与捐赠规模的回归系数为3.124，并在1%的水平上显著；接收管理（Takeover）与捐赠规模（Lndonation）的回归系数为3.614，也在1%的水平上显著，此时模型整体拟合程度不高。在列（2b）中加入了基本控制变量后，回归结果表明参与管理（Participation）和接收管理（Takeover）与捐赠规模（Lndonation）的回归系数分别为2.855 和3.186，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列（2c）报告了控制行业和年度后的回归结果，调整后的拟合优度值为0.206，模型拟合程度显著提高，参与管理（Participation）与捐赠规模（Lndonation）的回归系数为2.750，t 值为2.95，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继任者积极参与管理时，家族企业会更多地履行社会责任，即验证了H2a；接收管理（Takeover）与捐赠规模（Lndonation）的回归系数为3.080，明显大于参与管理（Participation）与捐赠规模（Lndonation）的回归系数2.750，并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当家族企业的代际传承进入二代接收管理阶段（Takeover）时，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程度更高，从而支持了本文的H2b。

2.继任者政治背景对代际传承影响家族企业社会责任的调节效应。为了检验不同家族企业家二代在政治背景存在差异的情况下，代际传承的参与管理和接收管理两个阶段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效果，本文将正在进行或已完成代际传承的样本数据区分为继任者有政治背景的家族企业和继任者没有政治背景的家族企业，对模型（3）进行了回归，回归结果如表7所示。

由表7 可知，参与管理阶段和继任者政治关联的交互项（Participation×Political Connection）与企业社会责任在10%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说明继任者的政治关联背景对参与管理（Participation）和企业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代际传承仍然显著正向影响家族企业社会责任，H3a 成立。表7 的列（3c）中接收管理和继任者政治关联交互项（Takeover×Political Connection）的回归系数为-2.853，与企业社会责任在5%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验证了继任者的政治关联会弱化接收管理（Takeover）和企业社会责任之间的正相关关系，H3b 成立。表7 中的Ⅱ类样本表示控制了年份和行业的固定效应，与未控制固定效应的Ⅰ类样本进行对比，发现回归结果没有实质性不同，说明家族企业是否履行社会责任以及家族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程度受行业的影响较小。

（五）稳健性检验

为了确保研究结论的可靠性和适用性，本文对检验结果进行的稳健性分析，关注被解释变量企业社会责任的其他测量方式。如今关于如何衡量企业社会责任仍然没有形成统一的标准，本文仅用家族企业对外捐赠额来反映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情况，不能使结论具备良好的普适性。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作为市场经济的主要参与者，企业不仅要对股东负责，更要履行对员工、供应商、顾客及社区等主体应尽的义务。其中，企业内部员工行为深刻影响着企业生命周期的各个阶段，企业对员工负有培养、激励以及按时支付工资等基本责任。2008 年5 月发布的《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加强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承担工作的通知》中，提出“每股社会贡献值”可以用来衡量上市公司的社会责任，其中向员工支付的工资是计算“每股社会贡献值”的重要指标之一。因此，本文参考李姝等[43]提出的应付职工薪酬除以企业员工人数的雇员平均工资（Wage）指标，重新衡量样本家族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程度，对代际传承和社会责任的关系进行稳健性检验。

表7 继任者政治背景的调节作用

表8是稳健性检验的结果，列（4a）表明，在回归模型中未加入基本控制变量时，代际传承（Inherit）对雇员平均工资（Wage）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回归系数为3.520，t 值为2.50，在1%的水平上显著；由列（4b）可知，加入基本控制变量后，回归系数增大为8.890，也在1%的水平上显著；列（4d）表明接收管理（Takeover）与雇员平均工资（Wage）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回归系数为0.451，说明继承人掌握家族企业经营权后，会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企业员工的待遇，重视对内的企业社会责任。综上所述，表8 以雇员平均工资（Wage）作为因变量得出的检验结果基本符合本文的假设，与上文得出的结论没有实质性差别，仍然可以验证代际传承对家族企业社会责任具有促进作用。由此表明，本文的研究结论通过了稳健性检验。

表8 稳健性检验结果

五、结论

本文首先梳理了家族企业代际传承和企业社会责任领域的相关文献，在此基础上进行相应的理论分析并提出符合研究主题的假设，引入代际传承的“二阶段理论”，对2012 ～2016 年我国468 个上市家族企业样本进行实证检验，研究代际传承与家族企业社会责任这一企业行为决策之间的关系。与此同时，引入企业家二代政治背景变量，对代际传承影响企业承担社会责任进行了多维度的探索。本文的发现和理论贡献主要包括如下方面：

本文的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代际传承促进了家族企业对社会责任的承担。本文基于代际传承的“过程观”发现，随着企业家二代在家族企业中担任董事、监事等非关键职位参与企业管理，到最终担任董事长、总经理等关键职位掌握家族企业大权，传承进程由参与管理阶段深入到接收管理阶段，企业在承担社会责任方面表现得更加出色。由于在研究民营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动机方面，政治动机是常被探讨的因素之一，因此本文同时将继任企业家的政治背景考虑在内，是对家族企业代际传承、企业社会责任等相关研究的一种有益补充。研究结果表明，具有政治关联的家族企业接班人在代际传承的参与管理阶段促进了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而当代际传承过渡到接收管理阶段时，企业家二代掌管企业经营权之后可能出于对家族财富的保护、扩大投资以最大化当期收益等动机弱化了其政治背景对代际传承与家族企业社会责任间关系的正向调节作用。本研究一方面丰富了代际传承与家族企业行为决策关系的相关研究，同时进一步揭示了家族企业家二代政治背景和企业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本文对于揭示我国家族企业管理者承担社会责任的动机也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