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子侠，沈 杰

(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湖北武汉 430079)

自古以来教师就与国家的兴衰紧密相联。抗战期间，面对教师生存堪忧、良师紧缺和日寇对我国土步步蚕食的严峻现实，教育界兴起了一场颇具声势的良师兴国运动。这场运动对抗战时期教师生活的改进、教育事业的发展和民族国家的前途产生了积极作用，于当代优质教师的培育和中国梦的实现也可作诸多借鉴。然而，既往的相关研究对良师兴国运动的实情大多语焉不详，本文借助相关史料加以梳理解析，以就教于方家。

一、良师兴国运动的发展历程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上台后，中华民族的教育事业进入一个如何改进和发展的历史关头。其时教师的社会地位不断下滑，经济待遇十分低薄，极度影响着教师队伍的组成与发展，尤其良师紧缺而致“师荒”严重。与之同时，中日冲突不断恶化，民族危机日益深重，国家于教育发展和人才培养又极为迫切。面对如此时局，受清末以来“教育救国”思想潮流的影响，广大爱国知识分子以救亡图存为目的，在中华教育界掀起了一场良师兴国运动。自1931年邰爽秋等人倡导“六六”教师节到抗日战争结束，这场运动既穿行过萌生、起步、发展而高潮的艰辛路径，又经历过中断、复起和偏离的曲折流程。

(一)萌生及起步

1931年5月，邰爽秋、程其保、马客谈、李清悚等数十位教育界人士联名向国民政府提议，以每年六月六日为教师节，并发表了《教师节宣言》，呼吁“改良教师待遇”“保障教师地位”“增进教师休养”。[1]尽管此倡议未获当局批准，但在当年六月六日，邰爽秋等人借用中央大学致知堂，自行组织召开了第一次教师庆祝大会，南京、上海等地三百余名教育界人士参加了庆祝活动。随着教师节在民间的影响不断扩大，尤其“九一八”事变的刺激，提高教师待遇、养成优良教师和振兴国家民族的呼声逐步高涨，良师兴国运动开始萌生。

及至1934年，南京教育界人士普遍感觉“教育进步迟缓，由于良师不多，而少数良师又因为环境种种困难，不能久于其位”，“大家目击心伤”。[2]于是，在南京实验小学校长马客谈的倡导下，南京教育界人士发动了良师兴国运动。此举得到国民政府要人陈立夫的支持。是年仲春时节，陈立夫在中央大学大礼堂召开了良师兴国运动报告会，全市大、中、小学教师纷纷参加听讲。报告会上，陈氏首先阐明教育是国家的命脉和开展良师兴国运动的重要意义：“我们国家要兴旺发达起来，赶上世界上发达的国家，必须通过培训的方法提高教师的素质，‘良师出高徒’，教师的素质提高了，才能培养出优秀的人才，才能把国家建设得强盛起来……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必须走良师兴国的道路。”接着，他以历史上“德法战争”和“日俄战争”为例，论析了教育和教师对国家兴亡的影响。最后，他高度评价了孔子对中华民族的重要贡献和孔子“杏坛”设教的历史意义。[3]随之马客谈宣布良师兴国运动的开展程序：先在首都南京召开，然后逐步推向全国；约定此次会议后，每逢星期日上午8时在中央大学大礼堂邀请中央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和社会名流开设讲座。据时为南京市属三条巷小学教师毛遂之回忆：“这次报告会后的第二个星期日，是著名心理学家中大教授萧孝嵘先生主讲心理学在社会方面的应用，语句深入浅出，亦庄亦谐，发人深思。第三个星期日是许恪士先生主讲德国的教育制度，许先生着重介绍德国当前的中、小学和师范教育，是密切配合他们国家的政治设施的。”[4]这种良师兴国运动讲座在南京开办了数十期，很多基层教师在教育理论上收益甚大。只因日本持续侵犯华北而国势紧张，运动未能在各地迅速接踵而起。

(二)发展至高潮

虽然良师兴国运动甫一提出即受到紧张时局的影响，但马客谈等人并未就此放弃，民族危机反倒激励他们继续为扩大运动影响力而奔走呼号。在教育界的努力下，加之政府也给予一定的支持，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夕，良师兴国运动的宣传达到了高潮，得到全国多地教师的同情和响应。

1934年6月，马客谈受江苏教育厅指派赴欧美考察教育。通过对各国教育近况的观察了解，他认识到“各国教育所以能够突飞猛进的缘故，全赖于教师的努力”，[5]次年归国后更加奋力疾呼“良师兴国”。如1935年9月，在镇江师范附属小学演讲欧美各国教育现状时，他详细阐述了良师兴国的意义和价值，并归纳出作为良师的“十大信条”。听讲的600余名师生“济济一堂，颇极一时之盛”，长达数小时的讲座而“听者靡有倦容”。[6]又如1936年5月8日，他在江苏省政府广播电台的播音演讲中，系统地阐述了良师兴国运动的教育主张。他从教育的地位谈到良师的重要性，介绍了英、德、意、美和苏联的优良小学教师所具备的特殊精神，再次强调了良师必行的“十大信条”，并认为政府与社会应在薪资、医疗、住宅和进修等方面给予小学教师种种优待。最后，他提出了良师兴国运动的口号：“复兴国家，必先改进教育；改进教育，必先多得良师；欲为良师，必先努力修养；要多良师，必先安定生活。”[7]此次演讲得到江浙地区很多学校的响应，推动良师兴国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同年7月10日至12日，中华儿童教育社在庐山召开第六届年会，通过了推进良师兴国运动的议案。从此，该教育团体主动举起“良师兴国”的大旗，在随后的全面抗战时期为运动的宣传和推进做出了重要贡献。

1937年教师节，中华儿童教育社在南京举行良师兴国运动扩大宣传活动，前进教育社、江苏省小学联合会、初等教育研究社、中等算术研究会及各省市教育界人士四千余人共同发表了《良师兴国运动宣言》。“宣言”提炼出良师的“六大信条”：复兴民族，保卫国家；敦品励行，转移风气；爱护学子，尽力教养；注重实用，讲求效率；急公好义，敬业乐群；锻炼身体，研究学术。同时，对政府和社会提出了“五大要求”：维持生活、救济意外、培植子女、奖励进修、尊重师道，并且再次喊出了马客谈等人倡呼的“四大口号”。[8]其时全国有22家报纸登载了《良师兴国运动宣言》，《前进教育》更是发行了“良师兴国运动”专号。一石激起千层浪，教师节当天及此后一段时间，报刊上不时出现谈论良师和良师兴国运动的论文。诸如陈鹤琴的《怎样实践我们的信条》，董任坚的《良师起来兴国》，马客谈的《小学教师兴国的前例》，汪懋祖的《良师兴国运动要义》，陈安仁的《从教师节谈到良师兴国》，张厉生的《良师兴国运动感言》，锐之的《读〈良师兴国运动宣言〉》，陈剑翛的《教师节日的良师》等。此次扩大宣传活动，吸引了各级学校教师的踊跃参与。时人对中华儿童教育社等团体和各省教育人士“以自觉自省的态度，创良师兴国运动”，[9]一致赞评是“今年的教师节带来的一个新礼物”。[10]当局高层也看到了教师在宣传三民主义和加强青年“精神国防”上的积极作用，遂对此次活动表现出认助的态度，甚至官方喉舌《中央日报》特别开辟“南京市教师节良师兴国运动专刊”，陈立夫更以中央大员的身份参加教师节庆祝大会以示支持。通过此次活动，中华儿童教育社将良师兴国运动的宣传推向了高潮：“云起风涌，波澜万千，真有左右我国国家民族教育前途的趋势。”[11]上海、广州、济南、太原、汉口、福州、安庆、南昌等各大都市，都积极行动起来，推进运动向纵深发展。譬如广州市立小学校教职员联合会，在庆祝教师节当天刊发了《良师救国运动宣传大纲》，强调优良小学教师的重要性，并提出更贴近小学教师的六大信条、八点希望和六条口号，借以践行良师救国。再如四川省立小学教师胡颜立等百余人，在陈鹤琴等人影响下于后子门实验小学成立中华儿童教育分社，以此响应和推进良师兴国运动，努力实现“认清国难，勉为良师，领导青年转移风气”[12]的目标。

(三)中断又复起

正当良师兴国运动进入高潮之际，“七七”事变爆发。在这场全面侵华战争中，日寇肆无忌惮地摧毁我教育机构、残杀我爱国师生，迫使沦陷区广大教师流离失所，生命受到严重威胁，良师兴国运动的继续推进受到严重影响。据亲历“七七”事变的张文郁回忆，事变发生之时，推行良师兴国运动的中心团体中华儿童教育社正在清华大学校园内召开第七届年会，回顾一年以来良师兴国运动的推行经过并总结经验。翌日，天未破晓，社员们即被隆隆的炮声惊醒，不知有何变故。战事消息传来，社员深感不安，遂在紧张气氛下加快了会议的进程。[13]随着教育机关与人事的剧烈变迁，加之此次运动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社会土壤——广大教师队伍沦为“流亡”人众，刚刚勃兴的良师兴国运动被迫搁浅。

然而，良师兴国运动并未就此湮灭，而是等待复起的时机。1938年1月，陈立夫出任教育部长，不久提出“九大教育方针”及“十七项实施要点”。随着教育形势渐趋稳定，良师兴国运动于1938年教师节前后复兴起来。是年教师节，陈礼江在《教育通讯》上发表《良师救国》一文，号召在“抗战正紧，建国方殷”的形势下，教育界同人应该努力成为良师，将“民族内的每一个分子都陶铸而成为抗战建国的忠勇战士，以求抗战必胜，建国必成”！[14]同时，他对良师的标准和如何培育更多良师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同年夏，马客谈发表题为《良师兴国运动的发展及意义》的演讲。他首先回顾了教育界这一“根本运动”的推进历史，继而提出在抗战建国的当下应该“旧事重提，继续努力的推进这个伟大的运动”。[15]接着，他再次详细阐述了此前提出的“六大信条”和“五大要求”。同年，中华儿童教育社也在重庆、汉口、成都和北碚的各大日报上同时发行“良师兴国运动”特刊，邀请教育界专家执笔为文，作有力之倡导。[16]一时间，全国教师“同情而参加的”“不下万人”，[17]良师兴国运动得以复起。

(四)平缓而偏离

为了拉拢并控制教师群体，国民政府于1939年将教师节纳入官方节日，并将时间易为八月二十七日孔子诞辰。是年教师节当天，中华儿童教育社在北碚《嘉陵日报》再次发行“良师兴国运动”特刊，马客谈等理事均撰文发表。该社还发行《良师》月刊，开展良师兴国之道的研究。在与敌寇长期斗争的岁月里，良师兴国运动在舆论宣传上渐趋平稳。为配合抗战建国的教育方针，广大教师在工作岗位上努力担负起作为良师的责任：一边加强对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和民族意识培养，一边致力于提高自身专业素养。在整个全面抗战期间，良师兴国运动都对教师产生重要影响。正如《良师抗战建国歌》所唱：“指导着民众，领导着民众，为我们的民族克苦耐劳。良师们良师们，我们尽忠的时候到了，不要错过，不要错过，有最后的胜利来证实我们的功劳！努力抗战！努力建国！”[18]

为了对教师群体和国民思想进行控制，国民政府不断加强对良师兴国运动的支持，进而使该运动渐为官方向民众灌输政治思想服务。从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到人民解放战争的爆发，全国爱国民主运动进入高潮，其时国民党加强了政治思想教育，强化独裁统治。在教育领域，国民政府号召学校开展“良师兴国运动”，饬令教师对学生进行“一个党”(国民党)、“一个主义”(三民主义)、“一个领袖”(蒋介石)的专制独裁教育，并督促教职员以“三民主义”“总裁言行”为管教学生及考察学生思想言行的准绳。[19]良师兴国运动行至此际，已经偏离了最初的意蕴和实际价值。

二、良师兴国运动的论点聚焦

良师兴国运动，既是教师群体以自觉态度发动的一场爱国运动，更是教育界在职业自省的基础上为养成更多良师，向教师个人、政府和社会作出的宏大规划。在抗战期间，马客谈、陈礼江、陈鹤琴等倡导良师兴国运动的教育家及广大教师发表了众多文章和演讲，探讨了良师的地位和标准，以及如何养成良师等问题，其中不乏精妙绝伦的理论阐述和切实可行的操作方法。这些既充实了良师兴国运动的思想内涵，又推动着运动不断向纵深发展。

(一)良师的地位：关乎“教育之良窳”“国家之盛衰”

为了激发广大教师对良师的向往并引起国家对培养良师的重视，良师兴国运动的推行者们往往在文章开篇即论述良师的重要性：“假使教育不良，国家绝无复兴的道理；同时假如教师不良，教育亦绝无进步的希望！”[20]良师不仅与个人的成长和中国教育事业的推进密切相联，而且关系着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国家之盛衰系乎教育之良窳，教育之良窳系乎师资之优劣。”[21]基于此，他们详细地论述了良师对教育的作用。

其一，个人成长离不开良师引导。论者们以小学教师为例，认为小学教师对儿童的成长负有重大责任，具有良好体格、智能和道德修养的教师，可以潜移默化地给儿童优良的教育：“孩提之童，不识不知，得良师之指导，受教育之熏陶，夫然后智识渐启，学业日进。”[22]或更认为，没有出色的蓝就没有出色的青，教育是人改造人的问题，“要造好人，必先有良师”。[23]

其二，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离不开良师的推动。论者们回顾了中国兴学数十年来，历试各国的教育制度和方法，但或教师不良，不能以身作则，更不能承传教育革新的重任，或缺少良师的推广执行，数年教育改革最终收效甚微。当下国家正大力推进义务教育，良师则为践行此项教育措施的关键。

其三，国家的命运和前途离不开良师的躬身奉献。一方面，良师负有训练国民、加强精神国防的责任，对抗日救亡起到重要作用。他们“可使精神萎靡之国民，变为振奋；可使愚钝之国民，变为文明；可使怠惰之国民，变为勤恳”。[24]因此，良师在挽救国家中所起的作用决不低于卫国的健儿。另一方面，良师对国家的未来至关重要，是实现建国成功的保障。中国正处于前途未卜的命运关口，“不论是民族的独立自主，社会经济的普遍发展，文化水准的提高，以及民权的伸长，在在都需要着教育的力量来发动，需要着良师来引导”。[25]

此外，论者们还以普之胜法、日之胜俄，以及波兰的重建与复兴为例，从世界史的角度进一步论证良师可以兴国。在教师的职业信心几乎丧失殆尽和尊师重道的社会风气每况愈下的背景下，论者们关于良师重要性的论述或阐释，为教师群体“身份”的端正和地位的提升，及时打上了一针强心剂，也为良师兴国运动的推行奠定了思想基础。

(二)良师的标准：尽责国家、贡献社会和具备较高的素养

既然良师对于教育乃至国家如此重要，那具备什么样的条件才能称之为良师呢？对此，良师兴国运动的推行者们从国家、社会和教师个人三方面就良师的标准展开了讨论。综合《良师兴国运动宣言》高度概括的“六大信条”和诸多论见，良师标准之大略基本可窥。

其一，良师要对国家尽职尽责，担负起救济国家、复兴民族的重任。论者们认为，教师的使命由国家赋予，教师受国家的托付去教育国民，以建设合乎本国政治理想的社会，所以，教师必须以国家利益、民族未来为最高指引。首先，良师必须深切地体认并信仰三民主义，在职务所及的范围内努力实现三民主义的教育宗旨。其次，良师要为提高民族文化做贡献，除了完成学校内的任务，还要“于学术上继续不断的研究，在课余时间努力于一般文化的工作”。[26]再次，良师要加强自我的科学素养，指导儿童学科学之理、明科学之用，为救国和建国作预备。复次，良师应该关心国家大事和民族安危，“了解本国政治之改进，及国际政治之演变，课余之暇，潜心而研究之，然后可以指导学生之研究，而知所救国之方”。[27]

其二，良师要能贡献社会，服务大众，发挥教师的表率作用，达到转移社会风气的目的。论者或认为，良师除了指导青年从事救国工作外，自己也应该关心学校之外的劳苦群众，“参加到群众去，指导群众从事于实际的行动”。[28]在服务和教育大众的时候，救国的良师不仅教育了自己，也尽到了个人对国家的最高任务。因此，良师要负起扫除文盲、唤起民众、移风易俗和改造社会的责任。

其三，良师应该具备较高的教育素养和个人修养。在教育素养上，论者们主张，良师要善于运用有效的教育方法，“了解其生活，适应其个性而施以适当的陶冶”，[29]使国民的先天禀赋得到合理的发展。一名真正的良师必须满足四个条件：对于教育有兴趣、对于教育有信心、对于教育有修养、对于教育有创造，即乐业、敬业、专业和创业。[30]随着社会不断进步，教育事业日趋复杂，良师应该通过时常进修和探求真理让自己的知识更加渊博。此外，教师还要有“课外活动的技能”，[31]有多方面的兴趣，能够和学生打成一片。在个人修养上，良师应该学会律己与修身。结合当时的政治环境，论者们强调良师要以新生活化为依托，“毅力耐劳，埋头苦干，戒决不良之嗜好，谢绝无益之应酬”。[32]

良师兴国运动中良师标准的讨论，既是甄别学校中滥竽充数之辈的“照妖镜”，又是广大教师进行自我反省和专业素质提升的参照坐标。当然也应看到，尽管良师标准的探讨对净化师资队伍起到了重要作用，但这些标准并非绝对科学，而且不可避免地掺杂了一些政治因子。

(三)良师的养成：教师、政府和社会协同努力

关于良师如何养成，良师兴国运动的推动者们一致主张，于此关乎教育和国家的大事，需要教师个人、政府当局、社会及其他机关勠力同心、齐头并进。

欲养成兴国的良师，教师个人的努力堪为首要因素。良师兴国运动中先后提出的“十大信条”“六大信条”以及其他关于良师标准的论述，将良师个人的责任包含无遗。所以，对于教师而言，最紧要的莫过于努力提升自我专业素养，将这些信条“奉为金科玉律，不事敷衍，切实遵守，互相勉励”。[33]论者们强调，不但小学教师应该遵行，中学、大学的教员和教授更要推行，使学生在各阶段均得到良师的教诲。除了努力成为良师外，教师更肩负着推广良师兴国运动，以养成更多良师的使命。他们倡导：凡是各地方有超过三名以上的教师，就可以进行联合宣誓，终身遵守良师信条，并佩戴公定的良师兴国徽章。此后，教师凡是见到佩戴此徽章的同志，无论认识与否，都互相勉励、互相扶持。[34]

对政府当局而言，首先要提高教师的福利待遇。论者主张：维持小学教师最低限度之生活待遇——乡村小学教师最低薪额每月应为三十元，城市小学教师最低薪额每月应为四十元，并保障按时发放，不折不扣；实行年功加俸及地域加俸办法；保障小学教师子女，有求学上进之机会；保障小学教师疾病衰老时生活的安全，及身后家庭生活的安全；学校附设教师住宅，使其能专心教务。[35]其次，政府要加强教师甄别、完善教师任用制度和提升教师修养。具体来说，在教师资格上，论者们建议政府部门进行严格审核，对资格不合的教师尽数剔除肃清，对地方的代用教师进行集中培训。除了各项硬性规定，教师人格的考察也在审核范围之内。在教师任用上，实行聘请制度或由各级政府统制分配。在教师进修上，政府有计划地举办讲习会并组织教育研究团体，安排教员在假期巡回训练。再次，重视师范教育，提高师范院校的办学质量，从教师来源上进行整顿。最后，教育行政机关要保持廉洁，不与政客同流合污，避免“神圣纯洁的教育机关变成政客官僚纵横捭阖的运动场所，事事钩心斗角，不择手段”。[36]

对社会而言，则需要“社会民众尊重教师人格，使教师得到精神的安慰”。[37]其时，社会往往以赚钱多寡为标准去评价各种职业，薪资低薄的教师自然受到严重轻视。论者们倡导对教师以礼相待，转变社会轻视乃至歧视师道的风气。此外，众多论者还呼吁大学为教师提供选习课程、社会各方为教师子女组织奖学基金会等。尽管有些提法过于理想，在当时难以实现，但教育界为良师养成已拟出全面而具体的设计，实属可贵。

三、良师兴国运动的历史意义

征诸史实，自全面抗战爆发，中国政府从教育政策的制订到各级各类学校的变革均采取了一系列的应变举措。不同于这些官方举措，其时兴起的良师兴国运动，主要是民间教师群体通过自觉自省而发起的一场应对教师发展困境和民族危机的双重应变运动。从其曲折的发展历程和论者们的字里行间不难发现，该运动确实存在一些不足。诸如过分依托教师节进行宣传，缺少持续而具体的推行步骤；强调教师落实“三民主义”教育宗旨和“一切均以新生活为依归”，[38]带有浓烈的政治意味；随着官方参与的加深，对教师的要求不断强化，而对教师待遇问题的呼吁则有所下降等。但历史地看，这场被时人称为“开新时代的纪元”、[39]“复兴中国的根本运动”，[40]不仅促进了抗战时期教育事业的发展，对新中国的教育建设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教师待遇有所改善。提高教师经济待遇、保障教师生活安定，一直是良师兴国运动呼吁的重点。由于小学教师生活最为困苦，所以良师兴国运动得到了大量小学教师的响应。1940年8月，国民政府公布《小学教员年功加俸办法》，规定各市县教育行政机关根据地方财力，通过逐级递增的方式，提高服务年限较久教师的工资收入。同月出台了更为完善的《小学教员薪给支配及实施办法》，规定小学教师之最低薪额应以生活“舒适”为度，按照当地个人基本生活费用的两倍计算，每3年参照物价上涨情况调整一次。对于服务成绩优秀的小学教师，另有《优良小学教员奖励办法》，一次性奖励10～70元不等，同时还有传令嘉奖、晋升加薪和优先升迁等奖励方式。此外，还出台《儿童家庭供给小学教员食宿办法》，为条件简陋小学的部分教师做食宿安排。为解决小学教师子女的教育问题，当局于1940年8月开始实施《小学教员子女入学免费办法》，规定小学教师子女就读小学和本地县立中学，一律免除学费。与此同时，修订《学校教职员养老金及恤金条例》，所有学校教员凡连续服务满15年以上者，均可在退休或病退后，按照最后年薪的110%领取养老金。连续服务满10年以上的教职员，如在任期死亡，其家人亦可按期领取恤金。[41]如此，“良师兴国”呼声中提到的薪资、年功加俸、奖励良师、食宿问题、教师子女入学、养老金和抚恤金等待遇问题，都得到了突破性改善。当然，在艰难时局下，这些法令的贯彻不可能不大打折扣，但起码使教师的待遇问题获得了法律的保障。

其次，提高了当局对师范教育的重视。良师兴国运动极力宣传良师对国家和民族的作用，久而久之，政府对教师的重视程度也渐渐提高。师范院校是教师的主要来源，要养成更多的良师就必须从加强师范教育入手。在“良师兴国”“良师救国”的呼声中，国民政府一边建立国立师范学院制度，一边准备在全国范围内推进师范教育运动。1941年12月，教育部明确规定从1942年起，每年3月29日至4月4日举办师范教育运动周。运动周期间，通过召开会议、刊发专号、举行广播演讲、进行师范生宣誓、展览师范学校办学成绩、颁发教员服务奖状和师范生清寒优秀奖学金等活动，激发全国人民重视师范教育、鼓励更多青年报名师范院校和坚定师范生的教育信念。除了精神上重视师范教育，国民政府还逐年提高师范生的经济待遇。至1944年12月《全国师范学校学生公费待遇实施办法》出台，所有师范生均获得了免费就读的优待。

再次，增强了国民的爱国精神和民族意识。良师兴国运动号召教师担负起“复兴民族、保卫国家”的责任，加强对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把守国家的精神国防。在诸多爱国良师的教育下，广大人民群众紧紧团结在一起，为抗战出钱出力，甚至为国献身。时人论及人民在抗战期间的表现时描叙：“抗日军兴以来，全国民众莫不敌忾同仇，尤其是受过新教育的青年乃至儿童，有的投笔从戎，有的服务后方，皆能以不屈不挠的精神埋头苦干。”[42]青年儿童乃至社会民众的民族精神被迅速激发，自然离不开幕后躬耕于三尺讲台和奔走于平民教育园地的良师们。

最后，陶铸和培育了大量良师，为战时教育的赓续及新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抗战时期兴起的良师兴国运动，不仅提出了良师的标准，还为教师提升专业素养提供了具体方法，加之国民政府采纳了加强教师进修和教师资格审核的建议，原本水平有所欠缺的教师逐渐增强教育能力，为抗战时期教育事业的发展出力流汗。良师兴国运动掀起的“良师”风潮，不仅为战时陶铸了诸多良师，也为新中国的教育建设培育了大量人才。运动倡导者马客谈在主持国立二中师范部之时，即以“良师兴国”为校训，进行良师兴国运动的宣传演讲，鼓舞学生争做良师。因此，该校很多学生在新中国成立后走上从教之路，勤勤恳恳、默默无闻地为新中国培养建设人才。曾就读于该校师范部的郑体思在评价走上新中国教师岗位的校友时这样说：“这些辛勤的园丁们，也正是当年‘良师兴国运动’的忠实执行者，他(她)们以终生实践的成功业绩，证明这一运动的正确性、必要性和它的重要战略意义。”[43]国立二中师范部这些受到良师兴国运动的影响成长为良师的学子并非特例，而是新中国众多兴国良师的缩影。

回眸历史，良师兴国运动早已消逝，然则“复兴国家，必先改进教育；改进教育，必先多得良师”的运动理念，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都不失为永恒真理。当今社会，教育在国家战略发展全局中占据的位置愈发凸显，强教必先强师，培育优质教师仍是当前发展教育事业的一项重要工作和首要条件。“养成多量良师，固然首赖教师自身之努力，同时尤赖国家与社会之协助。”[44]培育新时代优质教师，政府无疑应起主导作用。针对教师待遇问题，政府要在逐步改善全体教师待遇的基础上，将保障措施更多地向基层倾斜，努力使教育公平更进一步。针对教师素养提升，政府要加强教育资源的统筹调度，为一线教师提供更多的进修机会，且进修计划必须符合教师的真正需要，计划的拟定也要科学有序。良师兴国运动倡呼以良师复兴国家，并将“六大信条”奉为圭臬，当代教师同样需要通过个人努力，不断提升自我素养，贯彻并坚守“师德为先”“学生为本”“能力为重”“终身学习”四个基本理念，勇于肩负起引领中华儿女走向民族复兴的重任。习近平总书记曾讲到做好老师的四有标准：“要有理想信念”“要有道德情操”“要有扎实学识”“要有仁爱之心”，这些应时代发展而提出的新要求，为广大教师的践行指明了方向。优质教师在工作中产生的教育效果，最终都会回馈至社会的发展，因此，社会大众要自觉增强尊师重教的思想意识，对教师的辛勤劳动予以支持和认可。当代社会的发展尤为需要兴国良师，应当清楚，良师不易得，优质教师的培育向来不是一蹴而就，而是一个孜孜不辍的过程和循序渐进的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