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富华，陈 瑛

（1.咸阳师范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陕西咸阳712000；2.陕西师范大学地理科学与旅游学院，陕西西安710119）

引言

古往今来，旅贸密切相连[1]；人类最初的旅行目的在于商品交换和经商贸易[2]。经济的全球化使得旅游和贸易活动日益频繁，跨境旅游与国际贸易也成为时代发展的必然。与此同时，我国入境旅游与进出口贸易也发展迅速。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①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http：//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C01[EB/OL].2018-11-10.，1997—2016年我国入境旅游客流增加了1.4倍，入境旅游外汇收入增加了9倍。我国的进口贸易额增加了10倍，出口贸易额增加了10.5倍。入境旅游快速增长的同时，对外贸易也不断攀升，二者在发展历程上具有同步性。国际旅游与国际贸易之间的互动关系已被证实[3-4]，但就我国的入境旅游与进出口贸易而言，二者之间的空间关系如何？是否存在空间关联？在新时代经济新常态发展的背景下，讨论这一问题不仅有助于深入认识并把握入境旅游（人流）和国际贸易（物流）之间的关系问题，也有助于为政府的宏观调控提供决策参考。

已有关于国际旅游和国际贸易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从4个方面探讨二者的互动关系问题。第一，研究一国（或地区）国际旅游与国际贸易的互动关系，如Jordan和Ken、Aradhyula和Tronstad、Katircioglu、Kadir和Jusoff、Wong和Tang分别以中国、美国堪萨斯、塞浦路斯、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为例研究了二者的互动关系[5-9]；刘珍珍和章锦河、刘玉萍和郭郡郡分别以中国为例探讨了国际旅游和国际贸易之间的互动关系[10-11]。第二，研究一国（或该国的某一区域）与他国国际旅游与国际贸易间的互动关系，如：Fischer 和Gil-Alana 分析了德国出境西班牙的旅游活动对其进口西班牙红酒的影响[12]；孙根年和安景梅、马丽君等、赵多平等、王洁洁等和宋建林等分别以中蒙、中日、中俄、中韩和中泰为例分析了入境旅游和双边贸易的关系[13-17]。第三，研究一国与多国国际旅游与国际贸易间的互动关系，如：Kulendran和Wilson、Khan 和 Lin、Gautam 和 Suresh 分别探讨了澳大利亚与美、英、日、新西兰之间，新加坡与东盟、日、澳、英、美之间，印度与欧美8 国之间旅游与贸易的互动关系[18-20]；孙根年和周露、赵多平等、石张宇等、江金波和郭袆分别研究了中国与日韩东盟8国、中国与欧洲7国、中国与亚洲9国以及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入境旅游与国际贸易的互动关系[21-24]。第四，研究多国国际旅游与国际贸易的互动关系。如：María等、Ozcan、Lionetti和Gonzalez分别以欧盟为例、地中海的16 个国家以及南美洲的6 个国家为例研究了国际旅游与国际贸易的互动关系[25-27]。在此基础上，旅游与贸易关系研究也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如：旅游对贸易的带动作用、贸易对旅游的门槛效应、旅游与贸易关系的地区差异、旅游与贸易的互动机理、旅游与贸易的空间关系、旅游与贸易的溢出效应以及旅游与贸易的耦合关系等均得到了学界关注[28-34]。

“耦合”源于物理学，指两个或两个以上体系（或运动形式）之间存在的相互作用和紧密联系现象；耦合研究已被广泛用于农学、地理、生态、经济与旅游等学科的研究中。在有关旅游耦合的研究中，国外的宏观研究主要集中在目的地生命周期、政府政策和供需管理等方面[35-38]，微观研究主要集中在探讨旅游与资源、旅游与交通、旅游与经济、旅游与环境、旅游与细分市场、旅游与饭店等的耦合关系探讨之上[39-47]。国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入境旅游与经济、旅游与贸易、旅游与城市化、旅游与文化、旅游与信息、旅游与交通、旅游与环境、旅游与饭店业以及旅游发展与目的地等的耦合关系讨论之上[48-63]。

整体而言，国内外基于供需视角讨论旅游耦合的文献较多，已有研究多关注两系统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着眼于测度两系统之间的依赖程度，属于基于内部视角对两系统关系的一种测度。然而，对于两个彼此作用、相互联系的事物而言，从外部视角探索二者空间分布的耦合关联也是一项重要议题。因此，探讨入境旅游与进出口贸易重心的时空耦合演变有其必要性。基于此，从人流和物流两系统关联整体视角出发，采用1997—2016 年我国31个省区入境旅游与进出口贸易的数据（因港澳台地区的旅游与贸易统计体系与大陆不同，故文中统计范围不含港澳台地区），以“空间重心”为切入点，在证实二者重心存在时空耦合的基础上，以发生学理论为依据，探讨二者重心时空耦合的动态演变过程、演变特征与驱动机制，以期能够更加深入认识和把握入境旅游和进出口贸易的关系，为政府优化入境旅游与进出口贸易的布局并因地制宜地调整发展战略提供参考。

1 模型假设、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1 模型假设

1.1.1 基于系统论的时空耦合模型假设

系统论是研究系统的模式、结构、本质和规律的科学。基于系统论方法探讨入境旅游与进出口贸易的关系能够从深层次把握二者的关系、本质与规律。就系统论视角而言，人类经济活动包括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和技术流等内容。入境旅游带来了入境游客，入境游客在游览过程中又会产生一系列的旅游消费，客观上促进入境旅游外汇收入的增长。因此，就空间移动的本质而言，入境旅游是人和资金的一种进口贸易。同理，进出口贸易通过跨境的空间位移实现物流与资金流的交换作用，因此，进出口贸易在本质上是货物的一种跨境旅游。入境旅游（人流）在空间位移过程中通过关联资金流、信息流对进出口贸易（物流）产生带动作用，而进出口贸易（物流）的空间转移也会通过关联资金流、信息流和技术流等拉动入境旅游（物流）发展，可见，两大系统在流量上有关联带动作用。就空间位移的方向而言，二者在移动方向上是两个同向彼此作用的系统[22]，因此，入境旅游（人流）与进口贸易（物流）具有同向性；就空间移动的需求指向性而言，入境旅游（人流）指向境外的旅游需求体验，出口贸易（物流）锁定境外消费者的物质需要，二者具有相同的空间指向性。因此，两大系统在空间上的流向和流量具有匹配关系。由此，提出本研究的模型假设：

H1：入境旅游与进出口贸易之间存在密切的空间关联关系

就入境旅游与进出口贸易发展的实践而言，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明显。入境客流的大规模进入为我国带来更多的消费需求，由此能增加地区的经济活力，而经济活力的提升有助于扩大进出口贸易[25]；同时，入境旅游客流的增加也会带动信息资讯的跨境流动，由此引发入境游客对目的地的关注和兴趣，而关注和兴趣也能促进国际贸易的发展。进一步地，入境旅游客流规模的增长也会增加入境旅游外汇收入。入境旅游外汇收入的增加，使得地区有更多资金投入基础设施建设中，从而改善地区的贸易环境，促进进出口贸易的增长。同时，入境旅游外汇收入的增加直接提升了地区的居民收入，收入的增加会带来更多的商业机会，由此也可以带动进出口贸易的增长。反过来，出口贸易由于具有直接创汇作用，通过提升当地经济水平可以促进对基础设施和旅游业的投入，由此带动入境旅游发展；在出口贸易过程中，我国作为旅游目的地的口碑得以传播并扩散，这会提升我国国家形象，由此带来更多的入境旅游客源。进口贸易不仅是对货物的进口，还有国外先进的技术，技术进步可以促进经济增长，而经济增长使得投入旅游建设的资金也得以增加，从而促进入境旅游的发展。同时，进口贸易的发展带动的业务交往使得入境商务旅游规模也得以增加，由此提升入境旅游的发展水平。由此可见，入境旅游与进出口贸易存在互动关联关系，这种互动关联关系表现在空间重心上则显示为两类重心具有明显的邻近性或耦合关系。由此，提出本研究的模型假设：

H2：入境旅游与进出口贸易重心的流动存在时空耦合关系

据此构建出本研究有关入境旅游与进出口贸易重心的时空耦合关系假设模型（图1）。

1.1.2 基于发生学的时空耦合演变模型假设

发生学起源于生命科学，最初用以分析生物的形成、出生、成长、衰老等过程[64]，后来逐步用以探索人类社会的发展、演化、形态和规律等。该方法已被引入到城市、遗产保护以及旅游流与目的地系统供需耦合等研究中[64-67]。发生学方法通过分析事物和现象发展与演化的过程能揭示其发展和演变规律。对于入境旅游与进出口贸易的时空耦合关系而言，二者的耦合关系也会随着经济社会环境以及交通的变迁而产生变化，依据发生学理论探讨二者时空耦合关系的演变有助于深入揭示其演变形态与演化规律。

图1 入境旅游与进出口贸易重心的时空耦合关系假设模型Fig.1 The hypothesis model of time-space coupling relation of the gravity centers between inbound tourism and import-export trade

入境旅游和进出口贸易虽然在时序上具有互动作用关系，在空间流向和流量上具有匹配关系，但二者的基因异源性会削弱其耦合关系。入境旅游由人流构成，进出口贸易流则由物流构成。二者基因的异源性使得二者在流动过程中会因需求指向差异而产生流向和流量的差异。具体而言，入境旅游服务于人的旅游需求，而旅游需求更侧重主体的主观体验；进出口贸易服务于人的物质需求，物质需求更多由客观条件引发；需求指向的主客差异必然引发二者流动的空间差异。因此，随着入境旅游、进出口贸易以及交通的不断发展，二者基因异源引发的需求指向差异会进一步分裂二者的空间关联关系，使得二者在空间上的关联逐步减弱。由此，提出本研究的模型假设：

H3：入境旅游与进出口贸易重心的时空耦合关系逐步减弱

同理，进出口贸易基因的异源性也会引起入境旅游与进出口贸易耦合关系的结构性失衡。出口贸易服务于境外贸易伙伴的货物需求，满足境外消费者的物质需要；而进口贸易则关注境内地区经济发展和生产生活的需要，它与出口贸易之间存在基因异源性。因此，对比入境旅游与进口、入境旅游与出口的时空耦合关系而言，二者之间的耦合关系会因进、出口贸易服务对象的异质性而产生一定的差异性。由此，提出本研究的模型假设：

H4：入境旅游与进口贸易、入境旅游与出口贸易重心的耦合关系存在差异性

入境旅游和进出口贸易的发展不是孤立存在的，二者的发展离不开自然资源、交通和社会经济环境的滋养。我国幅员辽阔，东、中、西三大地带由于在劳动力、资源禀赋、开放度和经济发展理念上存在空间差异，使得入境旅游和进出口贸易的成长环境也会存在空间差异。在此背景下，二者的时空耦合关系及演化形态也会存在地带差异。由此，提出本研究的模型假设：

H5：入境旅游与进出口贸易的时空耦合演变形态具有地带差异性

由于入境旅游和进出口贸易既属于经济活动，也离不开自然资源的支撑，而我国三大地带在自然和经济发展上一直存在东、中、西的自然梯度差异，使得入境旅游和进出口贸易在耦合程度也会存在自然梯度差异。由此，提出本研究的模型假设：

H6：入境旅游与进出口贸易的耦合程度呈东、中、西的自然梯度差异

1.2 研究方法

为了更好地剖析入境旅游与进出口贸易在空间上的耦合关联及演变，本研究基于“空间重心”，利用重心及重心重叠性模型研究入境旅游与进出口贸易的空间耦合演变。

重心指维持物体整体均衡的作用力的一个点[68]。通过重心模型计算要素的空间重心可以反映这个要素的空间分布状态；通过获取重心的历时性演变数据就能够刻画出要素的时空演变形态。进一步地，重心空间重叠性模型通过定量计算两类要素重心在空间上的距离可以判断二者的重叠程度[69]，由此作为依据可以衡量两类要素在空间上的耦合程度。重心重叠性能反映两类要素的耦合度，重叠性的历时性演变就是两类要素空间耦合历程的直观反映。同时，通过可视化两变量的重心及重心空间重叠性的演变可以直观地反映二者的空间耦合形态及演变历程。

重心模型如式（1）所示：

其中，X和Y分别表示研究区域中要素重心的经度和纬度；xi和yi分别代表第m个次级区域中心的经度和纬度；Oi代表第i个次级区域要素的值。

重心空间重叠性模型如式（2）所示：

式（2）中，F代表两类要素重心的空间重叠性；其值越大表明二者的空间重叠性越弱；反之，F的值越小，表明两类要素重心的空间重叠性越强（即表明二者的空间耦合程度越高）；xi和yj分别代表重心对应的弧度值。

本研究利用式（1）在分别计算入境旅游重心和进出口贸易重心的基础上，通过观察两类重心的时空演化就可以初判二者重心的时空耦合关系；随后，利用式（2）可以计算出二者的空间重叠性，由此可以定量辨析二者重心的时空耦合程度；进一步地，通过分析重心重叠性的历时性演变可以判断二者重心耦合演变的历程、演变特征与演变形态等。因此，基于空间重心视角，利用重心及重心空间重叠性模型显化剖析入境旅游与进出口贸易重心的时空耦合动态演变对于刻画二者的空间耦合形态、提炼二者的耦合演变特征均具有重要指示意义。

1.3 数据来源

根据本研究的目标，需要采集空间和属性这两类数据。重心模型计算需要空间数据，该数据通过采集各省会城市的坐标而得。属性数据主要包括1997—2016 年我国31 个省区入境旅游和进出口贸易的空间面板数据。在入境旅游衡量方面，选取入境旅游客流和入境旅游外汇收入两个指标数据；在进出口贸易衡量方面，选取进口贸易和出口贸易两个指标数据。其中，入境旅游数据来自《中国旅游统计年鉴》，进出口贸易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数据库。

2 实证分析

2.1 入境旅游与进出口贸易重心的时空耦合关系初判

将1997—2016 年我国31 个省区入境旅游客流、入境旅游外汇收入和进出口贸易数据带入式（1），可计算20年来两类重心的经纬度；将入境旅游和进出口贸易重心绘制于图2 上，可直观地观察到近20 年来入境旅游和进出口贸易重心的空间格局及演变过程，通过对比两类重心的时空演变即可初步判定二者的时空耦合状态。

图2 1997—2016年入境旅游和进出口贸易重心的演变Fig.2 Evolution of the gravity centers of inbound tourism and import-export trade from 1997 to 2016

就重心分布而言，入境旅游和进出口贸易重心具有较好的空间邻近性，证实H1。入境旅游客流重心主要分布在江西与湖北交界的九江一带（集中在修水、武宁和瑞昌3 县）；入境旅游外汇收入重心分布在湖北麻城和安徽安庆一带（集中在岳西、英山和罗田3 县）；进口重心分布在安徽中部偏西一带（集中在寿县、肥西、桐城、怀宁和宿松5县）；出口重心分布在安徽和江西交界一带（集中在东至、宿松、彭泽和上饶4 县）。两类重心的空间邻近表明两类要素在空间分布上具有较好的一致性。进一步对比两类重心的空间邻近性可见，若以位于安徽、湖北交界处的入境旅游外汇收入重心为参考，则入境旅游客流位于其西南方向延伸方向上，进口贸易重心位于其邻近的东部方位，出口贸易重心位于其邻近的东南方向。

就时空演变而言，入境旅游和进出口贸易重心具有相似的演变形态。入境旅游客流重心沿咸宁市—九江市—黄石市—九江市—宜春市迂回南移；入境旅游外汇收入重心沿麻城市—安庆市—麻城市—黄石市迂回西进；进口重心沿安庆市—合肥市—六安市—合肥市迂回北上；出口重心沿九江市—南昌市—上饶市—贵池市—安庆市迂回北上。两类要素的演变轨迹表明，入境旅游和进出口贸易重心在时空演变上具有明显的“形似”特征。

就空间演变格局而言，入境旅游客流、入境旅游外汇、进口和出口的重心整体呈“H”连接耦合状。入境旅游客流和旅游客流重心的演变轨迹形成了“H”的左侧支撑和中间连接部分；进口和出口重心的演变轨迹形成了“H”的右侧支撑部分，使得两类重心整体呈“H”连接耦合，初步证实了H2。

2.2 入境旅游与进出口贸易重心时空耦合关系的辨识与演变

2.2.1 入境旅游与进出口贸易重心时空耦合关系的辨识

将1997—2016 年入境旅游和进出口贸易重心坐标数据代入重心空间重叠性模型，可测算各年度两类重心之间的重叠性（图3）。通过观察重叠性数据及其演变，不仅能进一步辨识入境旅游和进出口贸易重心的时空耦合关系和耦合程度，还能判断两类重心耦合关系的演变过程及特征。图3中s1和s2分别代表入境旅游客流重心与进口贸易重心、出口贸易重心之间的空间重叠性，c1和c2分别代表入境旅游外汇收入重心与进口贸易重心、出口贸易重心之间的空间重叠性。

就重心间的整体重叠性而言，s1、s2、c1和c2的值均处于低值范畴，表明入境旅游客流与进口贸易、入境旅游客流与出口贸易、入境旅游外汇收入与进口贸易以及入境旅游外汇收入与出口贸易两两重心之间的重叠性较好，进一步证实了入境旅游与进出口贸易之间的耦合关系。其中，s1由161.79 km增至395.62 km，其均值为286.89 km，表明入境旅游客流与进口贸易重心之间的重叠性较好；s2 由147.09 km增至230.75 km，其均值为179.6 km，表明入境旅游客流与出口贸易重心之间的重叠性较好；c1由136.21 km 增至235.15 km，其均值为132.37 km，表明入境旅游外汇收入与进口贸易重心之间的重叠性较好；c2 由218.09 km 降至132.29 km，其整体均值为133.39 km，表明入境旅游外汇收入重心与出口贸易重心之间的重叠性较好。s1、s2、c1 和c2 的低值状态表明入境旅游与进出口贸易之间的重叠性好，进一步验证了入境旅游与进出口贸易重心之间存在时空耦合关系（证实H2）。

图3 入境旅游和进出口贸易重心重叠性Fig.3 Overlapping of the gravity centers of inbound tourism and import-export trade

2.2.2 入境旅游与进出口贸易重心时空耦合关系的演变过程

s1、s2、c1 和 c2 的数值不仅能衡量入境旅游与进出口贸易重心的时空耦合程度，其演变历程还可指示二者重心时空耦合关系的演变。根据s1、s2、c1和c2的演变历程的变化还可以观察其演变过程及特征。由图3可见，s1在1997年为161.79 km，2000年、2001 年分别升至284.38 km 和283.9 km，随后开始小幅回落，2002年降至243.39 km，2006年又回升至258.22 km，随后不断上升，2008 年增至292.71 km，2010年又降至287.84 km，2011年上升至331.98 km，2012年又降至320.04 km，随后持续递增，2015年和2016 年分别增至 413.33 km 和 395.62 km。就 s1 的历时演变和趋势而言，s1呈波浪式增长状态并伴有一定增长趋势；表明入境旅游客流与进口贸易重心在聚散交替中不断分离，分散趋势明显。

s2在1997年为147.09 km，1998年降为146.35 km，随后不断增长，至2001年递增至217.95 km，2002年和2003 年又分别降至191.3 km、161.48 km，2005 年回升至 191.74 km，2006 又降至 185.78 km，2007 年又增长至193.85 km，随后不断下降，2012 年降至137.82 km，2013年回调至187.18 km，2014年又降至174.6 km，2015 和 2016 年分别增长至 227.42 km 和230.75 km。就s2的历时演变和趋势而言，s2呈波浪式变化状态并伴有一定增长趋势；表明入境旅游客流与出口贸易重心呈聚-散交替变化状，具有一定的分散趋势。s1、s2均呈波浪式变化，说明入境旅游与进出口贸易重心之间呈聚散交替演变趋势，s1、s2的增长趋势也说明二者具有明显的分散趋势。s2的均值小于s1，表明入境旅游客流与出口之间的耦合关系优于入境旅游客流与进口之间的耦合关系。

由图3可见，c1在1997 年为136.21 km，1998 年增至141.78 km，随后不断下降，2003 年下降至60.59 km，2004年增长为71.69 km，2005年又下降为70.06 km，2006年又回调为78.63 km，2007年下降为78.22 km，之后不断增长，至2014年增长至260.54 km，2015年下降为231.05 km，2016年又增长为235.15 km。就c1的历时演变和趋势而言，c1呈先降后升的变化状态并伴有一定增长趋势；表明入境旅游外汇收入与进口贸易重心经历了先聚合后分离的变化，分散趋势明显。

c2 在 1997 年 为 218.09 km，1998 年 增 长 为234.88 km，2000年连续下降至163.85 km，2001又增长为169.8 km，2002和2003年分别下降至164.23 km和93.14 km，2004年又增长为144.29 km，随后不断下降，2008 年降至72.94 km，2009 年又增长为110.92 km，2010年下降为100.17 km，2011年又增长为114.95 km，2012年下降为104.23 km，2013年又回调为104.47 km，2014 年降至 72.86 km，2015 和 2016 年分别回调至94.91 km 和132.29 km。就c2 的历时演变和趋势而言，c2呈波浪式下降状态；表明入境旅游外汇收入与出口贸易重心经历了聚散交替的变化历程，整体呈聚合发展趋势。c1的均值小于c2，表明入境外汇收入与进口之间的耦合关系优于其与出口之间的耦合关系；但对比二者的演变历程（c1呈先降后升，c2呈波浪式下降状）可见，随着入境旅游与进出口贸易的不断开展，入境外汇收入与出口之间的耦合关系将会优于其与进口之间的耦合关系。

对 比 s1、c1 与 s2、c2（分 别 为 209.63 km 和156.49 km）可见，两组数据的均值均较小，表明入境旅游与进出口贸易重心之间的空间重叠性较强，即：二者之间的空间耦合程度较高。同时，两组数据组间差距的存在证实入境旅游与进口、入境旅游与出口重心之间的耦合关系存在差异性（证实H4）；后者小于前者的差距现状说明入境旅游与出口的耦合关系优于其与进口的耦合关系。

进一步对比入境旅游与进口贸易重心（s1、c1）、入境旅游与出口贸易重心（s2、c2）的耦合演变发现，二者的耦合关系在变动幅度、波动形状和演变趋势上存在明显的特征差异。s1的演变表明，入境旅游客流与进口贸易重心在聚散交替中不断分离，分散趋势明显；c1 的演变表明，入境旅游外汇收入与进口贸易重心经历了先聚合后分离的变化，分散趋势明显。s1、c1 的聚散演变表明，入境旅游与进口贸易重心的耦合变动幅度较大，整体波动形状接近于线形变化，且分散趋势明显。s2 的演变表明，入境旅游客流与出口贸易重心呈聚-散交替变化状，具有一定的分散趋势；c2 的演变表明，入境旅游外汇收入与出口贸易重心经历了聚散交替的变化历程，整体呈聚合发展趋势。但对比s2、c2 与s1、c1 的聚散演变表明，入境旅游与出口贸易的耦合演变幅度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呈“小波”波动状，在演变趋势上具有较强的聚合性。

2.2.3 入境旅游与进出口贸易重心时空耦合关系的演变阶段

发生学理论关注事物的成长和演变，入境旅游与进出口贸易重心时空耦合关系经历了形态各异的演变经历，但观察其演变过程可见，入境旅游客流与进出口贸易重心、入境旅游外汇收入与进出口贸易重心的耦合演变均具有一定的阶段性。

就入境旅游客流与进出口贸易重心的时空耦合关系而言，其经历了快速增长-缓慢爬升-波动增长的三阶段演变。1997—2002 年是其快速增长阶段，s1、s2的快速增长表明入境旅游客流与进出口贸易重心的耦合关系处于分散阶段；2003—2007年是其缓慢爬升阶段，s1、s2的缓慢增长表明二者的耦合关系的分散速度较慢；2008—2016年是其波动增长阶段，表明二者的耦合关系在聚散中呈分离趋势。整体而言，入境旅游客流与进口贸易重心的耦合关系在聚散交替中经历了不断分离的演变，但其分离速度具有阶段差异，相对于第一阶段和第三阶段而言，第二阶段（2003—2007年）的分离速度较慢。

就入境旅游外汇收入与进出口贸易重心的时空耦合关系而言，其演变也经历三阶段的变化，但入境旅游外汇收入与进口重心、入境旅游外汇收入与出口重心的演变经历存在结构差异性。就前者的耦合关系而言，其经历了急剧下降-不断下滑-波动提升的三阶段演变。其中，1997—2003年是其急剧下降阶段，表明入境旅游外汇收入与进口重心的耦合性在快速增强；2004—2008年属于不断下滑阶段，表明二者的耦合关系在进一步增强；2009—2016年是其波动提升阶段，表明二者的耦合关系在聚散中有分离趋势。就后者的耦合关系而言，其经历了急剧下降-缓慢爬升-波动提升的三阶段演变。其中，1997—2003 年是其急剧下降阶段，表明入境旅游外汇收入与出口重心的耦合性在快速增强；2004—2008 年是其缓慢爬升阶段，表明二者的耦合关系在减弱；2009—2016 年是其波动提升阶段，表明二者的耦合关系在聚散中有分离趋势。整体而言，入境旅游外汇收入与进口贸易重心的耦合关系经历了先聚后散的演变。

综上所述，入境旅游与进出口贸易重心空间重叠性分析结果进一步证实二者之间存在时空耦合关系（证实H2）。在耦合程度上，入境旅游与进出口贸易的空间耦合程度较高。其中，入境旅游客流与出口之间的耦合关系优于其与进口之间的耦合关系；入境外汇收入与进口之间的耦合关系优于其与出口之间的耦合关系，但随着入境旅游与进出口贸易的不断开展，入境外汇收入与出口之间的耦合关系将会优于其与进口之间的耦合关系。就整体耦合程度而言，入境旅游与出口的耦合关系优于其与进口的耦合关系。入境旅游与进口、入境旅游与出口重心间重叠性组间差距的存在证实二者之间的耦合关系存在差异性；二者在变动幅度、波动形状和演变趋势上均存在明显的特征差异（证实H4）。在耦合演变历程上，入境旅游客流与进出口贸易之间均呈现出在聚散交替中不断分散的耦合演变状，形成了“喇叭”形演变态势；入境旅游外汇收入与进口之间呈先聚合后分离的耦合演变，入境旅游外汇收入与出口之间经历了聚散交替但不断趋于聚合的耦合演变状，使得入境旅游外汇收入与进出口贸易之间形成了“X”形演变态势（部分证实H3）。在耦合演变阶段上，入境旅游客流与进出口贸易重心的耦合关系经历了快速增长-缓慢爬升-波动增长的三阶段演变；入境旅游外汇收入与进/出口贸易重心的耦合关系经历了急剧下降-不断下滑/缓慢爬升-波动提升的三阶段演变。

2.3 入境旅游与进出口贸易重心耦合演变的地带差异

将1997—2016 年东、中、西部入境旅游和进出口贸易重心坐标数据代入重心空间重叠性模型，可测算两类重心在三大地带的重叠性（图4）。通过观察三大地带重叠性的演变，可以判断两类重心耦合演变的地带差异。图4中，s1东、s2东、c1东和c2东分别代表东部入境旅游客流重心与进口贸易重心、入境旅游客流重心与出口贸易重心、入境旅游外汇收入重心与进口贸易重心及入境外汇收入重心与出口贸易重心之间的空间重叠性；s1中、s2中、c1中和c2 中代表中部两两要素的空间重叠性；s1 西、s2西、c1西和c2西代表西部两两要素的空间重叠性。

由图4可见，在耦合演变历程上，三大地带入境旅游与贸易重心的耦合演变均经历了聚散交替的演变。在演变态势上，东部入境旅游与贸易重心的耦合演变态势与全国的演变态势一致，入境旅游与进出口之间呈“喇叭”形演变态势，入境旅游外汇收入与进出口之间呈“X”形演变态势，使得东部二者的耦合演变形成了“喇叭”+“X”形的演变态势。中部由于入境旅游与进出口之间形成了“X”形演变态势，入境旅游外汇收入与进出口也呈“X”形演变态势，使得中部二者的耦合呈“X”形演变态势。西部入境旅游与进出口之间形成了倒“V”形演变态势，入境旅游外汇收入与进出口也呈倒“V”形演变，使得西部二者的耦合呈倒“V”形演变态势。在耦合演变趋势上，东、中部入境旅游与贸易重心的耦合呈分离趋势，西部呈聚合发展趋势。总体而言，东部入境旅游与贸易重心的耦合演变决定了全国的耦合演变格局。

就整体重叠性均值而言，1997—2016年入境旅游与贸易的均值为190.71 km，进一步证实二者之间具有较好的耦合关系。但对比东、中、西部的重叠性均值可见，呈西（269.35 km）＞东（168.64 km）＞中（134.15 km）的地带差异，表明入境旅游与贸易重心在整体耦合程度上呈中＞东＞西的地带差异（表1）。其中，在入境旅游与进口的重叠性上，呈东（247.09 km）＞西（206.36 km）＞中（190.84 km）的地带差异；在入境旅游与出口的重叠性上，呈西（291.61 km）＞东（130.92 km）＞中（77.47 km）的地带差异。

图4 三大地带入境旅游与进出口贸易重心耦合的演变历程Fig.4 Evolution of the coupling of the gravity centers between inbound tourism and import-export trade in the three regions

表1 三大地带入境旅游与进出口贸易重心的空间重叠性Tab.1 Spatial overlap between tourism and import-export gravity centers of the three zones

通过进一步计算东、中、西部入境旅游与贸易重叠性的标准差可以对比二者耦合的稳定性，二者重叠性的标准差呈西（143.70 km）＞东（72.95 km）＞中（71.56 km）的地带差异，表明就二者的耦合稳定性而言，呈中＞东＞西的空间差异（表2）。其中，入境旅游与进口重叠性的标准差呈西（130.98 km）＞东（90.10 km）＞中（89.40 km）的地带差异；入境旅游与出口重叠性的标准差也呈西（156.43 km）＞东（55.81 km）＞中（53.71 km）的地带差异。

综上所述，三大地带入境旅游与贸易重心的耦合演变也具有聚散交替的演变特征；东部的耦合演变整体呈“喇叭”+“X”形，中部呈“X”形，西部的耦合演变呈倒“V”形（证实H5）。在耦合演变趋势上，东中部入境旅游与贸易重心的耦合呈分离趋势，西部呈聚合发展趋势。总体而言，东部的耦合演变对于全国的耦合演变具有决定作用。就耦合程度和耦合稳定性而言，入境旅游与贸易重心的时空耦合呈中＞东＞西的空间差异，具有显著的“反自然梯度”特征。

3 入境旅游与进出口贸易重心时空耦合演变驱动机制探讨

从系统论的视角来看，入境旅游与进出口贸易重心时空耦合演变的过程是人流与物流长时间交互作用、相互关联在空间上的“显示”。在二者互动过程中受到宏微观环境的影响，使得二者的时空耦合演变呈现出聚散交替的变化状，最终形成“喇叭”+“X”形的演变形态，受地区差异影响使得三大地带分别呈现出“喇叭”+“X”形，“X”形和倒“V”形的形变差异。具体而言，本文从内驱力、决定力、外推力和外动力4个方面来分析入境旅游与进出口贸易重心时空耦合演变的驱动机制（图5）。

共同的经济目标是入境旅游与进出口贸易重心时空耦合的内驱力。就经济收益视角而言，入境旅游与进出口贸易均具有较好的创汇效果，因此，共同的经济绩效目标成为入境旅游和进出口贸易发展共同的追求。就入境旅游的发展而言，其创汇效果明显。因此，自改革开放到21 世纪初，我国一直执行“优先发展入境旅游”的旅游发展模式；而今旅游业发展政策虽有微调，但入境旅游的换汇能力仍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甚至有的地区旅游业是创汇主力。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①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http：//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C01[EB/OL].2018-11-10.，2015 年旅游业创汇122亿美元（位居第4），2016年创汇135亿美元（升至第2位）。地区政府也见证了发展入境旅游的经济效益，一直关注并重视入境旅游的发展。就进出口贸易而言，其经济效益也极为显著。美国经济学家Robertson 的增长引擎理论认为，“对外贸易是一国经济增长的发动机”[70]；事实上，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关联作用。进口贸易通过节约生产劳动、增加关税、促进企业充分竞争等手段达到提高经济效益的目的，出口贸易通过产品的跨境销售直接拉动GDP 增长。正是由于经济利益这一共同的绩效目标将入境旅游与进出口贸易聚合在一起，成为二者发展的共同力量。可见，共同的经济动机是二者时空耦合的内驱力。

人流与物流的需求差异是入境旅游与进出口贸易重心时空耦合演变的决定力。旅游作为经济产业，具有经济带动功效；而就微观旅游活动而言，旅游活动（人流）具有多样化的需求特征，这种多样化的需求表现在旅游线路的选择上即：求新求异；而入境旅游由于来源国众多，其多样化、多层次特征更加明显。各地区虽关注入境旅游的经济意义，但就入境游客旅游体验消费选择而言，更加关注多样化需求的满足，因此，入境旅游客流才会不断扩散、不断西递。进出口贸易（物流）也需要满足地区经济的自我需求。对于进口贸易而言，它需要服务地区经济发展，满足地方性需求，因而各地的进口对象、进口额、进口时间等均受地区经济基础、资源禀赋与发展目标等影响。对于出口贸易而言，一方面由于它需要服务于需求各异的贸易伙伴而具有多样化特征，另一方面，由于产地、资源要素供给等差异，各地出口产品也具有地方特色。因此，在入境旅游和进出口贸易互动发展的过程中，入境旅游多样化的需求和进出口贸易多样化的供给在二者的集聚耦合关系中产生了分散的力量。具体而言，在入境旅游和进出口贸易发展前期，为了一致的经济考量目标，两类重心一致向东，使得二者的耦合关系呈现出较好的发展态势；后期旅游需求多样化需求凸显而重心“西递”，使得二者的耦合关系呈分散化趋势。因此，这就能解释为什么入境旅游外汇收入与进出口贸易重心的耦合关系呈现出先聚后散的阶段演变特征，而入境旅游客流与进出口贸易重心呈现出在聚散交替中不断分离的演变特征。

表2 三大地带入境旅游与贸易重心耦合的稳定性Tab.2 The coupling stability of the gravity centers of inbound tourism and import-export trade in the three regions

图5 入境旅游与进出口贸易重心时空耦合演变的驱动机制Fig.5 Driving mechanism of space-time coupling evolution of the gravity centers between inbound tourism and import-export trade

两股力量的交互作用引致入境旅游与进出口贸易重心时空耦合演变特征和演变形态的产生。正是由于共同的经济动机，使得入境旅游与进出口贸易互动过程中产生了聚合力；而人流与物流的需求差异又使其产生了一定的离心力。聚合力是内驱力，它驱动入境旅游与进出口贸易不断耦合；入境旅游与进出口贸易的需求差异是决定力，它促使入境旅游与进出口贸易不断分散，聚合力与离心力交互作用使得二者的时空耦合呈聚散交替变化状。又由于聚合力具有稳定性特征，而离心力具有变异性特征，使得二者的时空耦合呈不断分散的发展趋势。而在分散发展的趋势中，相对于进口而言，由于入境旅游客流与出口之间的作用更强①就空间位移的指向性而言，入境旅游指向境外的旅游需求体验，出口贸易锁定境外消费者的物质需要，而进口贸易需要关注境内消费的需要。因此，对比入境旅游与进、出口贸易的作用关系，入境旅游与出口之间的作用关系更强。，使得二者的耦合关系优于其与进口的耦合关系，因此，入境旅游客流与进出口贸易的耦合演变形成了“喇叭”形演变形态。同理，在入境旅游外汇收入与进出口的耦合演变过程中，由于入境旅游外汇收入与出口之间的经济目标关联性更强，使得二者的时空耦合呈聚合式发展，而入境旅游外汇收入与进口之间因多样化需求差异力量作用使得二者之间的时空耦合呈分散式趋势，最终形成了入境旅游外汇收入与进出口之间的“X”形演变形态。正是由于聚合力和离心力的特征差异和作用强度的不同，使得入境旅游与进口、入境旅游与出口的时空耦合在变动幅度、波动形状和演变趋势上均存在明显的特征差异。

东部优势是入境旅游与进出口贸易时空耦合演变格局形成的外推力。东部沿海作为我国对外开放的前沿地带，因其在区位、资源禀赋、劳动力成本和政策等方面具有先天优势而得以率先发展。东部入境旅游和进出口贸易的率先发展使得二者在全国的占比均高达80%；在1997—2016 年，东部入境旅游客流和入境旅游外汇收入占全国的比重分别是73%和80%，进口和出口贸易占全国的比重分别是91%和89%。东部入境旅游与进出口贸易发展以绝对优势领先全国，因此，东部二者的耦合格局决定全国整体格局，东部二者的演变态势决定全国整体演变态势。可见，东部得天独厚的优势是形成入境旅游与进出口贸易时空耦合演变格局的外推力。同时，东部入境旅游与进出口贸易与中西部占全国比重形成的“大”“小”对比特征使得二者的时空耦合关系对于危机事件的感应也有大小之分，从而形成二者时空耦合演变形态的地带差异。2003 年SARS 和2008 年金融危机对入境旅游和进出口贸易均产生了负面影响，但与东部的整体体量相比，中西部由于入境旅游和进出口贸易体量小，其抗风险能力较弱，使得危机事件的影响表现显著，因此，中西部入境旅游与进出口贸易才在2003年和2008 年出现了耦合极值（极高值或极低值）。两次危机事件使得耦合极值反复出现，而中西部又因地区差异使得二者的耦合关系具有不同的危机感应，从而形成中部的“X”形和西部的倒“V”形的形变差异。同时，正是由于两次危机事件的发生，使得我国入境旅游与进出口贸易均出现了动力减弱的状况，因此，二者的耦合分离速度在2003—2008年间才会出现减弱或下滑的现象。

交通因素是入境旅游与进出口贸易时空耦合演变呈现“反自然梯度”差异的外动力。入境旅游需要靠人的空间位移得以实现，进出口贸易（物流）需要借助外力使物产生空间转移，因此，交通是桥梁，实现人和物的空间位移。受我国地带差异的影响，东、中部的交通优势明显高于西部。受人流需求多样性和物流需求稳定性的影响，交通的便利性有助于人流和物流需求的实现，也会加速二者需求差异的呈现，即：加速离心力的影响。因此，这就能解释为何在耦合演变趋势上中、东部入境旅游与进出口贸易的关系呈分离趋势而西部呈聚合发展趋势。同时，东部入境旅游与进出口贸易重心演变轨迹表明，二者均有“西拓”演化经历，表明东部入境旅游与进出口贸易正随着交通的不断完善而向西行进。东部二者占比的变化也可以印证其“西拓”经历；1997年东部入境旅游客流和入境旅游外汇收入占全国比重分别是75%和82%，2016年分别降至65%和71%；进口和出口贸易占全国比重分别由93%和89%降至87%和85%。入境旅游与进出口贸易“西拓”需要靠交通设施完成对人和物的转移。然而，我国交通基础设施的发展也面临着东西不平衡的问题，在客运量、旅客周转量、货运量和货物周转量等方面都表现出东部发达、中西部落后的状况[71]；交通重心经历了出由东向西的移动过程[72]。东部发达且西移的交通有利于入境旅游与进出口贸易向西扩散，因而东部二者的耦合关系呈不断扩散状；中部落后的交通则是二者进一步“西拓”的障碍，因而中部二者的耦合程度较高；西部由于地大物博，资源分散，交通落后等条件限制使得其入境旅游与进出口贸易的发展和耦合关系也一直处于落后状态。因此，3 大地带入境旅游与进出口贸易重心的时空耦合受到交通的两头挤压才使得其耦合程度和耦合稳定性上呈中＞东＞西的“反自然梯度”差异特征。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1）就重心分布而言，入境旅游和进出口贸易重心具有较好的空间邻近性；两类重心的邻近表明二者在空间分布上具有较好的一致性。就重心时空演变轨迹而言，入境旅游和进出口贸易重心具有明显的“形似”特征。就空间演变格局而言，入境旅游与进出口贸易重心整体呈“H”连接耦合状。

（2）入境旅游与进出口贸易重心空间重叠性分析结果进一步证实二者之间存在时空耦合关系。在耦合程度上，入境旅游与进出口贸易的空间耦合程度较高；入境旅游与出口的耦合关系优于其与进口的耦合关系。入境旅游与进口、入境旅游与出口重心间重叠性组间差距的存在表明二者在变动幅度、波动形状和演变趋势上均存在明显的特征差异。在耦合演变历程上，入境旅游客流与进出口贸易重心呈聚散交替的耦合演变，入境旅游外汇收入与进口重心呈先聚合后分离的耦合演变，入境旅游外汇收入与出口重心呈聚散交替趋于聚合的耦合演变。在演变形态上，入境旅游客流与进出口贸易重心整体呈“喇叭”形演变状，入境旅游外汇收入与进出口贸易呈“X”形演变态势。

（3）地带差异耦合演变对比分析表明，在耦合演变历程上，三大地带入境旅游与贸易重心的耦合演变均经历了聚散交替的演变；在演变态势上，东、中、西部分别形成了“喇叭”+“X”形、“X”形和倒“V”形演变形态。在耦合演变趋势上，东中部呈分离趋势，西部呈聚合发展趋势。东部的耦合演变对于全国的耦合演变具有决定作用。就耦合的程度和稳定性而言，入境旅游与贸易重心的时空耦合呈中＞东＞西的空间差异，“反自然梯度”特征明显。

（4）驱动机制分析表明，入境旅游与进出口贸易重心的时空耦合演变受内驱力、决定力、外推力和外动力的共同作用。其中，共同的经济目标是入境旅游与进出口贸易重心时空耦合的内驱力，人流与物流的需求差异是二者时空耦合演变的决定力，聚合力和离心力的交互作用造就了二者时空耦合演变的特征，东部优势是二者耦合演变格局形成的外推力，交通因素是“反自然梯度”差异产生的外动力。

4.2 讨论

（1）发生学理论对于揭示事物的时序演化特征和规律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本研究在实证分析我国入境旅游与进出口贸易重心时空耦合的基础上，基于发生学理论，采用回溯式研究方法审视二者时空耦合的演变过程与阶段，总结二者时空耦合演变的特征，并拟合二者的时空耦合演变形态。本研究与以往的实证研究不同的地方在于，它不仅仅是单一地分析入境旅游与进出口贸易重心或是其重叠性的演变，而是将入境旅游与进出口贸易重心重叠性演变的历程视为二者时空耦合演变的显性表征；基于发生学理论，刻画二者时空耦合的演变过程、特征与演变态势，为探测我国入境旅游与进出口贸易的耦合演变规律提供了理论参考。

（2）系统论有助于从整体上把握事物的发展演化过程与驱动机制。本研究基于系统论，将入境旅游和进出口贸易分别视为人流和物流两大系统，认为二者不仅在时间序列上存在互动作用关系，在空间上还存在分布的一致性，继而提出入境旅游和进出口贸易重心的时空耦合假设模型；利用重心及重心空间重叠性模型证实二者之间存在时空耦合关系，并剖析二者时空耦合演变的过程、特征与驱动机制；并总结出二者的时空耦合演变受内驱力、决定力、外推力和外动力的影响，在4种驱动力的作用下，入境旅游和进出口贸易重心的时空耦合经历了聚散交替耦合演变，呈现出“喇叭”+“X”形的演变形态，并产生了地带演变的形变差异，呈现出“反自然梯度”特征。基于系统论视角实证分析入境旅游和进出口贸易重心的时空耦合关系，并剖析二者耦合演变的驱动机制，有利于从整体上认识人流和物流的空间关系，对于地区优化供给、调整入境旅游进出口贸易政策均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