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形而上学”意义上的“哲学”之终结并不意味着现实意义上哲学的终结，形而上学的“本体之思”是人类摆脱原始和蒙昧的“理性之光”。然而，日益脱离感性世界的“理性”逐步失去了其生存根基，在这个“终结”的萌芽里生长出了“历史唯物主义”新的哲学形态，这种全新的哲学形态在问题的来源、追问方式、思维特质、理论旨趣已完全不同于过去的“形而上学”，其“地基清理”式的“实践”思维方式彻底动摇了之前“形而上学”的基础。

关键词：形而上学;历史唯物主义;实践

中图分类号：B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9）11-0054-02

从词源意义上讲，“形而上学”与“哲学”同义，某种程度上，亦是“哲学”的代名词;从问题域意义去看，“形而上学”关注的问题亦是“哲学”关注的根本问题。那么，“形而上学”的“终结”是否意味着“哲学”的“终结”？人类是否还需要“哲学”？如果需要，这将是何种路向上的“哲学”？

这一系列的问题其实就是“哲学”自身发展的“否定之否定”环节，而其中的“否定”正是其存在和发展的必然，“否定”是为了更好的“超越”，在更高意义上的“肯定”。

然而，“哲学”不会“终结”，因为人类的“爱智”追求不会停歇，探索和追问的过程彰显了“哲学”的生命力，人类面对的问题及问题之“源”是没有尽头的。抽象的理念悬设、概念推理和精神思辨意义上的“形而上学”在开启了人类的“启蒙智慧”以后，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走下了历史舞台，历史帷幕已然“终结”。其“终结”的命运并非逻辑必然，而是哲学发展的历史结果。关于世界之存在的终极“理性”思考既是“哲学”诞生和发展的原因，也是促其陷入困境的“元凶”。

一、形而上学的终结

自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来提出并构建了西方“形而上学”基础，使“存在”从“物我一体”“天人合一”的“混沌”中开显出来，“智慧之光”照亮了“昏暗”，“现象”和“本质”区分开来，其中的“本质追问”就成了“本体论”殚精竭虑的思考对象，关于世界之存在的终极“理性”思考既是哲学诞生和发展的原因，也是促其陷入困境的“元凶”，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从古希腊巴门尼德提出“存在”问题，到柏拉图的“理念论”和其后继者亚里士多德建立了庞大的“形而上学”体系。“形而上学”由此初步完成。

步入近代，以“资本”为原则的现代社会生活逐步形成和发展，笛卡尔与之相呼应，开辟了“理性主义”的主体哲学——一切思想来源于“主体”之“思”，根植于“主体的内在性”，“真理”是可以被担保的，只要“我”发挥“我”的“理性”，就可以发现“真理”，知识的可靠性来自先验的“理性”，从而“主体”设定“客体”的“主体性原则”确立，也由此造成了西方哲学“主客二分”难题：“主体”如何能“客观地”认识“客体”？“客体”的“真理性”如何可能？经过休谟为代表的怀疑主义的一系列诘难，人类的知识大厦摇摇欲坠：真理性的知识是否存在？若存在，何以可能？若不存在，人类对知识的信仰将置于何种境遇？

德国古典哲学走在试图“主客统一”的路上，康德的“哥白尼式革命”虽然捍卫了摇摇欲坠的知识大厦，将“本体论”或“存在论”问题转向“知识论”路径，为“理性”划定了严格界限：“理性”不可“僭越”其“认识范围”，否则将陷入“二律背反”。康德向人们宣告了一个令人沮丧的结果——终极真理不可知，作为事物本质的“物自体”非“理性”所能认识。“本体论”的“终极根据”没有得到解决，“本体”被康德安放在并非人类理性可认识“彼岸”的“形而上”的世界中，问题依然存在，康德终没完成“主客统一”，他在解决了知识危机的同时，又造成了新的危机：“主客二分”被更加深刻地分裂。

从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都走在试图统一“主客二分”的道路上，最终在黑格尔那里以“绝对精神”在辩证逻辑发展中“回归”自身，“绝对精神”统摄一切，实现了“主客二元”的“统一”。在黑格尔看来，世界终极的哲学问题终于得到了“解决”，在哲学终于得以“圆满”，形而上学的问题得以“终结”。然而，黑格尔面临着一个其理论自身难以解决的悖论：“绝对精神”一方面要不断地自我否定，向更高阶段发展;一方面又陷入封闭和循环，所有的发展无非是“绝对精神”的“自我异化”，最终还要回归自身的“统一”。此外，黑格尔没有意识到他的“绝对精神”实则仍然走在“形而上学”的道路上，统摄一切的神秘的“绝对精神”实则仍是“理性”的，并且脱离了现实。

在“理性”专制的哲学史上，“感性”一度失语，但从未被冰冷的理性彻底湮灭，一再地动摇着“理性大厦”：从普罗泰戈拉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到爱尔维修反对“天赋观念”，强调人的“感觉”经验;从克尔恺郭尔高举起非理性主义大旗高扬“人的存在”到叔本华的“意志哲学”和尼采喊出“上帝已死”，两千余年“感性”与超感性的“理性”始终进行着不屈抗争。

然而，这些抗争要么对“存在”做了知性的理解，要么做了抽象的解释，难以动摇形而上学的根基。问题的解决在问题形成之处，如若跳不出形而上学的问题路径，就难以有实质性突破，正如怀特海所言，西方两千多年哲学不过是柏拉图的注脚。

二、哲学的实践转向

我们注意到，马克思一反传统哲学以追求最高原因和终极根据的形而上学的“本体追寻”，把哲学的视角转向了现实、感性经驗世界。我们所要追问的是：离开探讨“本体追寻”的哲学还是不是哲学？恩格斯认为不是哲学，是一种“新世界观”，哲学从黑格尔那里已然到达顶峰并终结了，叔本华转变以往的“理性本体”为“意志本体”，到尼采喊出“上帝死了”，但“本体”的消失带来的结果是人类精神家园无处安放。

无处安放的结果要么走向宗教，带来的可能是封闭和倒退，而宗教的基础仍然是形而上学;要么走向艺术的直观，正如雅克比、海德格尔提出的问题;要么走向实证主义（模糊了哲学与科学的分野）和实用主义（价值的失落、道德的沦丧和今天的社会危机），甚至有可能走向虚无主义。

进一步追问就是人类精神家园的建立一定以现象之外的“本体”或“自在之物”为目标吗？康德悬置了问题，黑格尔想要统一“主”“客”于一体，建立了最庞大的形而上学体系，找到了作为本体的“绝对精神”，但脱离了现实、成为封闭体系，这与他主张的辩证否定导致的发展相矛盾，体系自身摧毁了自身，形而上学至此终结。

哲学向何处去？黑格尔之后，现代哲学家们纷纷指向了“生活世界”，实现了从近代哲学到现代哲学的转型。为什么要转型？找不到答案！找不到答案的原因有二：一是这条寻找终极的路本身就不存在，是个伪命题，无非是思维的“怪圈”和陷阱;二是哲学在自身发展实现着一种战略“暂时性退却”，形而上的哲学的追问性思考的冲动是人所不可避免的，形而上学终会复兴;三是哲学本是追问“意义”之学，形而上学随着科学的建立和技术的发展，已失去其自身意义，而所谓“意义”就是时代性，马克思说“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援引黑格尔），脱离了时代主题的“哲学”，终会被“终结”。

如果说哲学以“本体追寻”为其主要内容，马克思虽终结了传统哲学以某种固定的“第一起点”为根据和原因的哲学，但并未放弃“本体追寻”。毕竟，没有“追问”的哲学不称其为哲学。应该说，马克思所创立的“本体”就是“实践”，是一种以现实世界和现实社会生活与人互动的“关系哲学”。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如果说康德完成了从“自然为人立法”到“人为自然立法”的哥白尼式革命，马克思则发起了从“理性解释感性生活”到“感性生活解释理性”的“本体论革命”或“存在论革命”，在这场革命里，“形而上学”并没有真的消解，而是以“感性现实生活”和“社会关系”为其“形而上”的追寻起点，以“实践”为圆点构建起了新的哲学;又因为实践本是开放的、发展的，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西方哲学史矛盾发展的一个环节，所以也是自我批判的，在批判中发展。因此，相对比传统哲学那种封闭的体系，具有更强的革命性和活力。

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扭转了西方哲学的发展路径：与康德把知识严格限定在经验范围内一样，马克思把哲学限定在以人为圆点、实践为半径的生活经验世界。开创了崭新的哲学——历史唯物主义或实践唯物主义，正如恩格斯称之为“新的世界观”。

三、历史唯物主义之实践路向

革命一定是根基处的摧毁，变革一定是路向上的变革。在形而上学终结的萌芽里生长出了“历史唯物主义”新的哲学形态，这种全新的哲学形态在问题的来源、追问方式、思维特质、理论旨趣已完全不同于过去的“形而上学”，其“地基清理”式的“实践”思维方式彻底动摇了之前“形而上学”的基础：在形式上否定了建立在以概念、范畴、理念的抽象的“形式逻辑”，代之以“历史”的和“唯物”的“辩证逻辑”;在内容上又“扬弃”了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的“自我辩证”式的空洞，填充了“实践”的崭新内容。

马克思在“扬弃”黑格尔哲学的基础上，沿着费尔巴哈所关注的“感性的人”的“人本主义”思路探寻，他发现费尔巴哈试图重置被黑格尔所“颠倒”的世界，但却以同样抽象的“类本质”和“情感”代替了黑格尔那个神秘的、上帝般的“绝对精神”，走向了缺乏历史感的“唯物主义的形而上学”，“历史”和“现实”再次湮灭。

如果说“历史”是人的实践过程，那么“现实”是人的“生存场”。这个“生存场”体现为各种“社会关系”，人的本质只能从这个“生存场”中寻找，只能在“社会关系”中去实现。

“历史”体现着“时间”，“现实”体现着“空间”，正是立足于这种崭新的“时空观”和“世界观”，马克思最终超越了费尔巴哈的“形而上學唯物主义”，在对“本体论”意义上的“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认识论意义上的“形而上学”和“机械论”的“扬弃”中，开辟了在本体和认识上以“实践”为核心的“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无论在“本体论”还是“认识论”意义上都扭转了“形而上学”的发展路向，开辟了“哲学”的实践路向，最终成为破除和消解形而上学的突破点。

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在现实维度上立足人的现实生活，将哲学的世界观从遥远的“彼岸”拉回生活世界的“此岸”。马克思以人的“对象性活动”，即“实践”活动为突破，从人的“感性需求”在实践中形成的“感性意识”为脉络，将“哲学理性”还原为“生活现实”、将“知性问题”还原为“实践问题”、将“主客二分”统一为“对象性活动”;马克思深入到历史中去，断然否定了“理性”的“先验”和“感性”的“直观”，将形而上学的“理性”历史消融于人的实践活动之中，将割断历史的直观式“唯物”重置于人的实践过程之中。由此，“世界观”成为“观世界”，“人生观”成为“观人生”。由此，哲学与科学、理论与实践得到统一。

收稿日期：2019-06-27

作者简介：支立平（1978-），男，山西新绛人，当代知识教研室副主任，讲师，硕士，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