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兹

當前，鉴于中国家族企业的数量和能量，以及转型期的集中化，代际传承已不再是企业一家一户的问题，这一社会现象的进退，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到整个民营经济的发展。

在追求家族事业的进程中，家族企业多伴随着与之并行的代际传承和转型升级，而后者的成功，也为实现前者这一目标奠定了实践和理论基础。研究发现，大凡成功的家族企业，多是老一辈企业家首先认识到可能遭遇的风险并准备预案和提出对策，主导传承和转型。其实更为理想的做法，则是两代人一起相互认同，平等磋商，通过各自的优势，汇集和采取各种方式，共同准备把未来风险降到最低，使企业保持正轨。

尽管代际传承和转型升级已成为家族企业的头等大事，然二者相比，在部分老一辈企业家看来，代际传承并不显得那么急迫，往往说起来都知其重要性，行动上却缺乏必要的制度和法律准备。当企业经营顺风顺水时，很少顾及交接班安排，而一旦企业面临下行压力自己又力不从心时，会感叹未能提前物色和培养接班人，使心中的百年老店之梦可望而不可及。

掌握家族企业传承自主权

相对于家族企业代际传承而言，多被老一辈企业家摆在第一位的转型升级，并非可以一蹴而就，它受制于科技水平、产业配套、消费市场、经济周期、政府政策等外界变化，更与企业领导人自身的素养与眼界有关。

至于代际传承，自主权却可以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无论是未雨绸缪，或是亡羊补牢，始终是家族企业绕不过去的一道坎儿。当前，鉴于中国家族企业的数量和能量，以及转型期的集中化，代际传承已不再是企业一家一户的问题，这一社会现象的进退，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到整个民营经济的发展。

因此，在强调传承是引领创新思维和转型机遇的同时，还应鼓励家族企业将传承作为一种具有社会责任的二次创业看待，从而提醒整个社会，需从建设性角度看待家族企业发展所遇到的这一重大现实问题。

据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家族企业委员会2015年发布的《中国家族企业传承报告》数据显示，相比于老一辈较高的交班意愿，年轻一代的接班意愿却不高。明确表示愿意接班的仅占样本的40%，有15%明确表示不愿意接班，另有45%对于接班态度尚不明确或要自行创业。由此可见，家族企业在传承过程中面临着并非两相情愿的窘境。

老一辈在企业的权威多建立在法律意义上的创始者，更在于其丰富的经验、广泛的人脉乃至独特的个人魅力。家族企业的传承是一个复杂的系统，不仅包括企业股权、管理权、现金、不动产等财富的传承，还包括价值观、家风、家规、老一辈的管理经验和社会关系等精神财富的传承。

长期以来，在家族企业从事的传统行业中，管理模式多是早期的家族式管理。相当多的企业缺乏自主品牌、核心技术和市场竞争力，在严酷的市场变化和高科技日新月异的今天，面临着严峻的生存困境。

因此，家族企业利用好年轻一代传承接班这一契机，向现代企业管理制度转型，提升科技含量和产品附加值，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机遇期。而那些得以顺利传承的家族企业，其实也正在顺利的转型过程中，进一步向家族事业迈出了更大的步伐。

就在多数年轻一代循着接班和创业的常规路径奋斗时，还有一部分人在按照自己的兴趣和理想选择生活与事业。他们比老一辈接受过更现代系统的教育，拥有更多彩的经历和更开阔的眼界，以及更多元的价值观和更丰富的生活乐趣。他们可能会像欧美一些古老家族企业的后代那样，仅仅持有股权，而把精力放在从事自己所学习和喜爱的领域上，例如艺术教育、公益慈善、社会活动等，以自己的所长为社会做出贡献。

其实，这也正是由于老一辈创造的财富，才使他们有机会去实现自身追求，这对于两代人乃至整个社会而言，都应是十分值得欣慰的现象，同时也体现出财富的价值所在。

然而，家族企业年轻一代又属于社会上的特殊群体，正如哈佛大学公开课《公平的起点是什么》所说：“即使是努力本身，很大程度上也依赖于幸运的家庭环境。”因此，他们的一举一动总会招致不同的目光，当然，也不排除有人是戴着有色眼镜。人们在赞扬和羡慕接班有成的青年才俊时，也会对含着金银匙的炫富者嗤之以鼻。

不断克服自身局限性的“隐形发动机”

在2018年年底的中国民营经济发展论坛上，重庆市原市长、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黄奇帆在发言中讲到他在浙江诸暨农村见到的情形：一座仅有600多人的村子竟有600多家家族企业，每家一座四层小楼，最底层是生产车间，其他几层分别住着家人和雇工，外来务工人数是本地人的两倍。农民已不用进城打工了，而是自己在家里做起了老板，孩子们用手机收发订单，全世界都有他们的客户。

笔者当时心想，一个村如此，那么一个乡呢？就会有几千家家族企业吧，那么一个省、一个国家呢？而且毛利率高达两位数以上。

在中国历史上，除官办企业外，社会上与之并存着一种来自民间且颇具活力的生产力，这就是遍布城镇乡村千千万万个以家庭为单位的手工业者和农业从业者。70多年前，费孝通曾在《乡土中国》中，对其所提“差序格局”这一概念所隐含的经济文明进行过亲身验证，而近些年来，研究这一现象的美国学者葛希之则把这些看似微不足道却规模庞大的小生产者，干脆称为“中国的发动机”。近千年中国经济社会的历史车轮，不管是蓬勃前行，还是滞后放缓，支撑其前进的始终是这一“发动机”生生不息的动能。

改革开放以来，在创造中国经济奇迹的过程中，家族企业又一次延续和显示出强大的生产力。“没有花香，没有树高，我是一棵无人知道的小草”，无论是挣扎在政策歧视的夹缝中，还是拼搏在残酷的市场竞争中，潮起潮落，不眠不息，生生死死，有死有生，在市场经济舞台上，终成一股具有中国特色的生命活力和健康力量，而其内涵正是家族企业旺盛的内生动力和不竭的企业家精神。

随着国家一系列理论上的突破和政策调整，家族企业浴火重生，快速发展并开始向着家族事业的方向行进。作为我国经济制度的内在要素和民营经济中的“关键多数”，家族企业正在借助外部环境的改善，更好地与社会资源相融合，为企业发展争取员工认同、社会理解和舆论支持，不断克服自身的局限性，更新和重塑外在形象与精神品格，名副其实地成为中国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背后的“隐形发动机”。

（本文节选自《中国家族企业生态4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