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铉哲 刘吉国

朝鲜王朝建立初期，因新旧王朝交替造成的思想碰撞，使当时学者对儒学产生了不同理解，以是否对新王朝效忠等问题为中心，在思想领域出现了实利主义与节义精神的对立，在现实政治中表现为立国有功的勋旧派与坚持节义精神的士林派之间的斗争。在遭受勋旧派的多次打击后，士林派中逐渐出现了对现实利益的主张，因不能继续统一坚持原本的节义精神，士林派在政治上走向了分裂，形成了相互斗争的派别。作为儒学的主要研究群体，士林分裂后形成了东、西两党，分别与退溪李滉思想和栗谷李珥思想相结合。(1)朝鲜王朝儒学以理与气的关系为中心进行论争。许多学者习惯使用“主理”“主气”的分类范畴，这一范畴最早由日本学者高桥亨所主张，虽然在国内外研究成果中有较多体现，但也存在很多争议，一般反对“主理”“主气”分法的学者认为“理气分离”与“理气一体”是退溪学派与栗谷学派的根本分歧所在，简单地认为二人“主理”或“主气”是不客观的；韩国学者崔英辰在其著作《韩国儒学思想研究》第102-118页中有对这一问题的详细论述。思想主张与现实利益两方面的冲突，使两派政治势力的对立日趋严重，在这一时期儒学分化对党争的影响尤为明显，也为整个朝鲜王朝时期的党争设定了基本的格局。

以往学者在研究中也基本认同朝鲜儒学对党争是有影响的，但都是寥寥数语带过，对于为什么能够产生影响、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少有人论及。(2)潘畅和、金德子在《古代朝鲜朱子学道学精神及其论辩性特色》(《东疆学刊》2003年第1期，第22-29页)中指出，知识分子“在无休止的争论耽误国事引起党争造成巨大内耗”，“像‘礼讼服制说’这样完全不该成为问题的问题，在朝鲜却成为党争的核心”，潘畅和的著作《古代朝鲜和日本的儒学转质及其成因比较研究》(首尔：韩国学术情报(株)，2005年)中也有相关论述(第72页、第86页)；韩国学者崔英辰在《朝鲜王朝时期儒学思想的基本问题——以性理学和实学思想为中心》(《哲学研究》2006年第4期，第91-94页)中虽未明言儒学对党争产生的影响，但指出“朝鲜儒学具有浓厚的实践主义色彩，表面上看来很纯粹的哲学论辩，实际上内含着很多政治性的问题”，对儒学论争和朝鲜王朝政局运作方式的关联也进行了一定论述，崔英辰在《韩国儒学思想研究》(邢丽菊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8年)中也有相关论述(第151页、第155页、第167-168页)；李甦平在《韩国儒学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中指出，“16世纪中叶以来由于长期的‘士祸’和‘党争’，使朝鲜朝儒学走上了谈空说玄、脱离实际的歧路”(第20页)，肯定了党争受儒学影响后对儒学产生反作用这一观点。这主要是因学者在研究中往往将重点放在朝鲜儒学的发展状况或朝鲜党争的具体政治表现上，对儒学本身研究较多，但对儒学分化的外在影响涉及较少；对朝鲜出现党争分析政治原因多，但分析思想成因少。基于此，本文具体分析朝鲜前期儒学思想分化及对党争起源的影响，揭示二者间的关联，即儒学思想的分化为什么能对朝鲜党争产生影响和在党争起源中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从而对朝鲜儒学与朝鲜党争的研究进行必要的补充、完善。

一、朝鲜前期士林派分裂对儒学发展的影响

朝鲜前期的儒学发展与士林派所处的政治环境息息相关。就参与党争的政治力量构成看，各党派都由士林派分裂而来，因此，无论是朝鲜儒学发展还是党争问题，都要以士林派的早期经历与发展为切入点进行研究。朝鲜王朝中期以后的历史研究中很少提及士林派一称，不代表士林派的消亡，而是已经分裂为多个党派，且不再有士林派以外的政治力量，所以士林派这一统称很少再用。但就事实来看，各派的主张仍是士林派早期思想的延伸与演变，是早期士林儒学思想对后世深远影响的体现。

(一)士林派与勋旧派的斗争

朝鲜建国初期，部分文人士大夫以岭南地区为中心培养了众多门生，这些士大夫和门生为朝鲜文人仕子群体的主要构成，他们继承郑梦周节义精神，秉持义理观，反对李成桂取代高丽，士林派即以此形成。另有一批大臣秉持郑道传等人的“儒化政治”思想，主张应顺应局势改朝换代，因在旧朝入仕，且为建立新朝立功，被称为勋旧派，该派思想经权近等人发展，形成了重实用与功利性的特点，代表了朝鲜初期的官学思想。(3)《朝鲜王朝实录》中较多地使用了勋旧一词。勋旧在朝鲜前期所指的人物范围有所变化，立国初期是指建国有功的高丽旧臣。太宗以后，因王位继承问题多次引发斗争，帮助新国王上台的大臣长期被重用，得以培植势力，这些进入统治核心的人，被视为勋旧势力，如太祖时期的立国功臣成石璘，世祖时期的辅政功臣韩明浍、郑麟趾等，在《朝鲜王朝实录》中都被称作勋旧大臣。勋旧派在朝中的地位极高，即使犯罪，一般也会“或以大臣,或以勋旧之后,特从宽典,末减施行”(《朝鲜世宗实录》卷123，三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癸卯)得以脱身。思想特点的差异反映出士林派与勋旧派主张的根本不同，这两派同在朝中，冲突不可避免。

士林派的上台和分裂与勋旧派密切相关，在士林派与勋旧派的斗争中，出现了三次影响重大的士祸，都是勋旧派为打击士林派造成的，分别为“戊午士祸”“甲子士祸”“己卯士祸”。“戊午士祸”因士林派金驲孙编纂《成宗实录》涉及对世祖篡位一事的评价，遭到勋旧派向燕山君告密引起；“甲子士祸”是燕山君得知其母尹氏被废赐死一事实情后报复勋旧派，同时处理了涉及此事的士林派成员，并重提戊午之事，使士林派再遭重创的事件。这两次士祸虽然削弱了士林派在朝中的势力，但对其精神主张并无实质改变，士林派的政治态度虽愈发谨慎，“父子兄弟之间,以戊午之事相戒”，(4)《朝鲜中宗实录》卷2，二年二月二十六日庚子。但仍具有理想的改革精神和对是非曲直的明确判断。“己卯士祸”则对士林派精神产生了实质冲击。在这次士祸前，中宗起用士林派赵光祖进行改革，但赵光祖急于实现“三代之治”的理想目标，在打击勋旧派时以“爵赏功臣太滥，不去此弊,则社稷不能支持”为由，(5)《朝鲜中宗实录》卷35，十四年一月二十三日戊午。不断向中宗施压，既造成了中宗的反感，又引起了勋旧派的强烈反扑，改革很快失败。赵光祖先是被安置远方，后又被赐死，(6)相关记载见于《朝鲜中宗实录》卷37，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辛亥、十二月十六日丙子。士林派再次被逐出朝廷。

“己卯士祸”是对士林派的一次重大打击，士林派主导的改革过于理想且操之过急，对勋旧派的过分削弱存在私心且有一刀切的倾向，而中宗对赵光祖的信任并不稳定，“上心一摇，谗间已入,中庙亦不能保其臣”，(7)《朝鲜宣祖实录》卷3，二年一月十六日庚申。因此，士林派很难被持续支持。在统领朝政的希望急剧破灭后，许多成员出于自保或心灰意冷，纷纷选择归隐还乡，创建书院教育子弟。这期间学风有了较大变化，开始以抽象理论研究为主，很少论及政事。但许多学者依然抱有重返政坛的希望，为此他们注重以书院为场所培植力量，逐渐使书院成为政治势力的聚集地。在特殊环境下，士林派的节义精神开始动摇，逐渐更加关注自身利益，使儒学思想开始沦为帮派和权力的附庸。同时，士林派认识到重返政坛的关键是取得朝中政治势力的支持，这就使士林派变得容易受拉拢，成为其走向分裂的重要原因之一。

“己卯士祸”后，勋旧派自身的政治根基也在被削弱。随着政权的稳固和王位的平稳交接，建功的机会越来越少，在朝中也不能左右异己势力的崛起，因此，在朴元宗、南衮等人去世后，出现了后继无人的情况，仅有的领袖人物沈贞影响力也大不如前。中宗二十三年(1528年)发生的“灼鼠之变”被归罪于敬嫔朴氏，(8)“灼鼠之变”是指宫内出现将老鼠割作猪状以火灼烧，用以在生日时诅咒属猪的天胤世子的事件。事件引发了一系列审讯与栽赃的阴谋，最终罪行被归于敬嫔朴氏和其子福城君，导致二人被流放最终被杀。事件中受牵连和打击最重的是立国以来一直活跃的勋旧派势力。沈贞以“受朴氏之赂,内附朴氏,为后日地”为由被罢官流放，(9)《朝鲜中宗实录》卷69，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辛亥。于1531年末被赐死，勋旧派从此退出历史舞台，政治环境开始对士林派有利，但前期打击造成的负面影响，使士林派的分裂已经不可扭转，有利的政治环境使士林派日后得以主导朝政，不可扭转的分裂又使士林派内部出现了不同的利益集团，分裂的士林派主导朝政，是日后朝鲜王朝出现党争局面的基本政治前提。

(二)士林派的全面分裂与儒学的发展趋势

勋旧派灭亡后，与沈贞交恶多年的权臣金安老在朝中专权，中宗遂依靠外戚尹任等人将其诛杀。尹任和尹元老、尹元衡兄弟分别为中宗前后两位王后的兄长，除掉金安老后双方在拥立世子的问题上展开角逐，两股势力分别被称为大尹派和小尹派。为争取支持，双方都展开了对士林派的拉拢。士林派此时也需要靠山以重返朝政，因此纷纷选边站队，以支持尹任者居多。1544年，受尹任支持的仁宗即位，士林派一度有了极大的政治希望，但仁宗在位仅八个月即逝，明宗即位，尹元衡兄弟得势，士林派的境遇急转直下。明宗即位后，文定王后垂帘听政，(10)大王大妃即文定王后，仁宗养母，明宗生母，仁宗早逝后，明宗幼年即位，文定王后垂帘听政逐渐掌握大权，重用其兄尹元衡。据《朝鲜明宗实录》卷13,七年三月二十六日戊申记载，“是时,内而文定王后,以国母专制断之权,外而尹元衡,以元舅挟卫社之功,深怀旧憾,遂起大狱,斩伐士林,流毒缙绅”，二人把持朝政十余年。明宗亲政后力图扭转这一局面，起用任顺王后的舅舅李樑，后又重用王后的父兄沈钢、沈义谦等人，在朝中形成了能够与小尹派对立的沈氏力量，但直至1565年文定王后去世，才得以肃清尹元衡势力。左议政柳灌此时却不合时宜地提出将尹元老治罪，“其迹似助大而攻小，故大妃益怒,而元衡辈亦得以借口,托公名报私仇,大肆杀窜,以饕天功,其祸迄数十年而未艾”。(11)《朝鲜明宗实录》卷1，即位年七月七日丁卯。尹任被以谋逆罪处死，同时被处死和流放的有二十多人，是为“乙巳士祸”。(12)事件所涉人员见《朝鲜明宗实录》卷2,即位年九月十一日辛未。“乙巳士祸”使士林派更加现实，原本支持尹任的成员纷纷迎合形势投向小尹派，抛弃了早期的节义思想，在政治行动中表现出了根深蒂固的斗争思想与投靠思维，内部的蜕化与分裂更加严重，东、西党争的政治基础全面形成。

士林派分裂的主要原因有三点：第一，年轻儒生在朝鲜政治中虽然活跃，但根基不牢，短期无法成为王朝的主导势力，容易沦为政治牺牲品，由此产生的自保心理严重冲击了节义精神，使士林派的核心精神不复存在；第二，与勋旧派思想、政见的分歧，使士林派长期遭到打击，瓦解了士林派原本较为统一、理想的政治主张，执政理念逐渐多元化，加重了士林派内部因政见不合产生的斗争；第三，多次打击使士林派认识到仅依靠自身力量无法稳定立足，产生了深刻的政治依附思维，使外部力量能够在士林派内部进行各自拉拢，加快了士林派的分裂。

由士林的分裂反观朝鲜儒学，立国以来朝鲜的儒学思想呈现出道德性与现实性统一的特点。学者在以自身经历为基础审视士祸和士林分裂等现象时，倾向于以儒学思想探究现实问题的根源，这在李滉身上最具代表性。李滉初为官时因是“逆人权瑱同生兄之女婿”被两司奏免，(13)《朝鲜中宗实录》卷77，二十九年四月二十日丙辰。秘荐其为官的艺文馆官员也悉被罢免，造成后来选拔史官时“设科虽数，可用者不多”的后果。(14)《朝鲜中宗实录》卷78，二十九年十二月七日己亥。中宗三十四年(1539年)李滉被任命为弘文馆修撰后，又在“乙巳士祸”中险因左议政李芑的奏免被罢职。政治经历和目睹士林遭打击的事实，造成了其对现实的失望，“自乙巳后,谢病归乡,号退溪。学问精邃,文章雅丽,士林宗之。累被征召,封章乞退。其为大司成，工曹判书，皆未久辞归”，不愿再入仕。(15)《朝鲜明宗实录》卷32，二十一年二月十五日丁丑。李滉的学问研究与个人经历，基本反映了其所处时期儒学发展与士林政治进程之间相互影响的特点。李滉主张要从现实角度分析士祸问题，在分析赵光祖改革失败的原因时，认为“学力未充”“急于致治”是招致祸端的根本，士林学者应该首先提升自身学问水平，以成熟的学问和政治修养处理政务，这一认识被广泛接受，深化了士林派对学问研究的重视，代表了日渐分裂的士林派在士祸后期学问关注的焦点。

士祸的冲击逐渐使士林派的思想主张发生了多种变化，政治分歧加深，多数成员为自身前途考虑，选择了依附权势，派系分化日益明显，学问研究也不再单纯为儒学服务，政治功用逐渐增强。儒学与政治的结合，催生了代表不同政治利益的多种思想主张，在以心性这一儒学基本理论分析政治和社会问题时，朝鲜儒学家的不同认识使儒学呈现出多元化特点。朝鲜儒学在士林派政治分裂的基础上，以心性问题为中心，分化日渐明显，学问论争扩大后，逐渐与政治斗争结合，使儒学的分化最终为政治斗争所利用。

二、退溪、栗谷学说的确立与岭南、畿湖学派的思想继承

前文已述，“己卯士祸”后，政治上受挫的学者返乡讲学，但此时的讲学或以培养门生、或以聚集政治人物为目的，政治色彩明显，在学问研究的同时培养了大批政治人物。例如，花潭学派创始人徐敬德自身并没有担任过要职，但因出色的学问研究，培养了众多有政治影响力的门生，包括对党争起源有关键作用的许晔、朴淳等人，花潭学派的出现代表了学者创建学派的整体趋势。不论有何政治目的，这一时期集中的学问研究，首先都使朝鲜儒学的内涵进一步丰富，学者秉持各自学说展开论辩，又促进了不同学派的形成，使朝鲜儒学研究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最具影响力的退溪学派和栗谷学派正是这一时期由李滉和李珥分别创立的。

(一)退溪、栗谷学说的形成与传播

李滉比李珥年长三十多岁，明宗十一年(1556年)李滉辞官归隐居于陶山，李珥“二十三岁谒退溪先生于陶山，问主一无适，应接事物之要。厥后，往来书札，辩论居敬穷理及庸学辑注、圣学十图等说，退溪多舍旧见而从之”。(16)[朝鲜王朝]李珥：《栗谷全书》(下册)卷35，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614-1615页。李珥多在与李滉的书信交流和论辩中对其进行质疑，李滉也在论辩中通过李珥的主张完善了学问体系。二人的论辩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是理与气的关系，即理气可否分离，理是否可发，理与气的主次之分等具体问题；二是四端、七情的关系，即四端、七情从何而来，二者是相互独立，还是七情中包含四端等具体问题。

李滉“四端理之发，七情气之发”的观点受到奇大升批判后，二人展开了论辩，论辩主要围绕形而上的理是否具有能动的可发性和理与气是否分离两点进行，李滉坚持“理气不相杂”，强调理的纯正，实际上就是以理作为思想的本源。(17)[韩]崔英辰：《韩国儒学思想研究》，邢丽菊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8年，第168页。在表述理与气关系时，李滉先提出“四端之发纯理，故无不善；七情之发兼气，故有善恶”，(18)[朝鲜王朝]李滉：《与奇明彦》，《退溪先生文集》卷16，《韩国文集丛刊》第29辑，首尔：景仁文化社,1996年，第404页。后又提出“四则理发而气随之；七则气发而理乘之”。(19)[朝鲜王朝]李滉：《答奇明彦》，《退溪先生文集》卷16，《韩国文集丛刊》第29辑，首尔：景仁文化社,1996年，第419页。有学者认为后面的表述是随论辩进展对之前表述的修改，但从整体上看，这两次表述是一脉相承的，前项表述是为了阐明四端之善，后项表述是围绕理的可发性进行的论辩，是对前项表述的补充，而不是修改。两项表述是李滉为论证四端由理而发，强调其绝对善性而作出的，体现了其思想中强烈的道德意识，与其主张的“充实学力”的自我完善和理想的社会实践相统一。

李珥在理与气的认识问题上与李滉有较多差别，李珥认为李滉犯了“理气二元化”的错误，指出人的心性和万事万物的变化都是“气发而理乘之”，坚持“非气则不能发，非理则无所发”的信念。(20)[朝鲜王朝]李珥：《栗谷全书》(上册)卷10，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355页。在李珥看来，理是不具有可发性的，气则可发，因此必须要气发而理乘，同时，理与气是平等的，是相互依存的关系。在四端七情的认识上，李珥主张七情是人的全部感情，四端只是七情中善的部分。

李滉与李珥并无政治矛盾，二人仅是就学问论辩，这在双方的交往与相互评价中可明确看出。李滉对李珥寄予厚望，认为其“高才妙年，发轫正路，他日所就何可量哉”。(21)[朝鲜王朝]李珥：《栗谷全书》(下册)卷35，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615页。李珥在李滉去世后劝导宣祖“赵光祖倡明道学,李滉沈潜理窟,此二人诚可从祀,以起多士向善之心”，体现了对李滉的推崇。(22)《朝鲜宣祖实录》卷15，十四年十月十六日丙午。但后世的思想冲突超出了学问的范围，发展到政治斗争。李滉与李珥在长期的论辩中形成了各有明确主张的学问体系，即退溪学与栗谷学，对朝鲜王朝的政治、思想都产生了极大影响。两种学说形成与传播的原因有以下三点：

第一，对心性等问题的研究促进了两种学说的形成。由士祸催生的学问研究，奠定了学派形成的理论基础。士林学者在探寻士祸根源和寻求解决方法的过程中，对儒学的心性等关键问题产生了不同认识，这既是朝鲜儒学的核心内容之一，又是两种学说论辩的焦点。

第二，门生是传播学说的重要载体。辞官归隐的学者虽然不再热衷朝政，但依然保持了对政治的较多关注。他们通过培养门生将思想主张付诸政治实践，在这一过程中，门生对师门思想的继承和共同的政治追求，使同门中有了更多的利益交汇，在政治参与中促进了学问主张的传播。

第三，论辩为学说确立了较为明确的界限。学问论辩在李滉、李珥二人之外，还存在于两派门生和支持者之间，随论辩的深入，持有同样主张的团体更为凝聚，个人对不同学说的支持更加鲜明，使两种学说的主张更具相互排斥性，学说的思想界限更加明显。

(二)岭南、畿湖学派对退溪、栗谷思想的分别继承

突出的学问水平使李滉、李珥拥有很高声誉，二人各自培养了许多进入权力中心的门生，学说对政治产生了重要影响。退溪学派与栗谷学派论辩时，因政治人物的参与，不可避免地涉及了政治斗争，其中最明显的标志就是岭南、畿湖学派对二人思想的吸收与发展。岭南学派与畿湖学派实际上就是以学缘、地缘为基础在王朝中形成的代表两个地区势力的学问、政治团体，这两个学派的形成与士林派早期在朝中的境遇息息相关。

成宗时岭南地区的士林领袖金宗直入仕，打破了王朝建立以来勋旧派对朝政的长期统领，其学风和政治主张对朝政有较大影响，在朝中形成了一定势力，不仅岭南士族将其视作领袖，京畿一带出身的官僚也较多认同其学问研究，这一认同建立在士林派有意打破勋旧派长期主导地位的基础之上，士林派此时还未走上分裂道路，仅是岭南士林以金宗直为核心，相对紧密地聚集在一起，岭南学派因此逐渐形成，规模和影响力逐步扩大。

畿湖学派的出现与岭南学派密切相关，也可以认为是在岭南学派的影响下形成的，其中重要的纽带人物即是赵光祖。赵光祖“受业于金宏弼;宏弼受业于金宗直;宗直之学,传于其父司艺臣淑滋;淑滋之学,传于高丽臣吉再;吉再之学,传于郑梦周;梦周之学,实为吾东方之祖”。(23)《朝鲜仁宗实录》卷1,一年三月十三日乙亥。由继承关系看，岭南学派学问的源头也在郑梦周，即士林派的学问之祖。因此，赵光祖的学问与岭南学派、士林派都是一脉相承的。赵光祖入仕后，其学问在京畿一带的学者中产生了重要影响，以其为中心形成了畿湖学派。赵光祖在这一过程中，既可以被认为是岭南学派继承人的代表，也可以被视作畿湖学派的发端者。两个学派集中于赵光祖一身，体现了两个学派在形成初期广泛的一致性，与政治庇护、派系斗争没有必然联系，仅是因朝鲜士人一直看重的学缘、地缘因素形成，这在儒学占据统治地位，注重师门关系、乡土情结的朝鲜是可以理解的。

随着政治斗争的发展，特别是士林派全面分裂，东、西党争局面初现时，学者兼政治人物的身份使两个学派成员从自身利益出发，将所在的学问团体与政治斗争相结合，使学派有了更多的政治属性，这种政治属性是以学问倾向性为前提的。在退溪与栗谷论辩时，岭南学派与畿湖学派以二人的出身为前提，开始显示出一定的学问倾向。李滉本贯真宝，为岭南地方；李珥本贯德水，在京畿一带，因此，岭南学派支持退溪学说，畿湖学派支持栗谷学说。退溪、栗谷论辩时，正是朝鲜士林走向全面分裂，党争出现前夕，退溪学派与栗谷学派很快与代表两个地区的政治势力融合。由学问形成的先后看，李滉为先，且是李珥的老师，李珥在求学中质疑了李滉的主张，可以被视作是在批判李滉思想的基础上建立了栗谷学派。由学派形成的先后看，岭南学派在先，是畿湖学派的本源，畿湖学派是在吸收岭南学派思想的基础上出现的，由上不难看出这一时期朝鲜儒学研究和政治领域中呈现的出于同源各自分化的特点，这一特点反映了经过早期发展后，儒学在朝鲜向多元化发展的变化，这种多元化的特点，使朝鲜儒学具备了与不同政治派别结合的条件，成为不同政治派别的理论工具。在岭南学派吸收了退溪思想，畿湖学派吸收了栗谷思想后，朝鲜王朝的党争开始与儒学思想的分化结合，既加剧了不同地域政治势力的斗争，又使儒学在分化中呈现出日趋对立的特点。

三、东、西分党格局的形成与儒学在党争初期的作用

四次士祸使士林派的思想和政治主张发生了巨大变化，内部因利益冲突出现了严重分裂，在受“乙巳士祸”打击、部分成员由大尹派倒向小尹派之后，真正坚持士林精神，抱有理想、积极政治抱负的成员已经寥寥无几，士林派内部围绕权力展开了激烈的角逐，并逐渐演变为党争。

(一)东西分党格局的形成

尹元衡在大、小尹之争胜出后，在文定王后的支持下把控朝政。明宗亲政后，为压制尹元衡，开始起用仁顺王后的家族势力。王后的祖父沈连源为领议政，父兄等人在朝中有一定威望。沈氏和尹氏分别代表了前后两辈王后的家族势力，1565年文定王后去世，当年8月起，司宪府、司谏院与朝中官员连续二十余天弹劾尹元衡，尹元衡失势后逃离朝廷，彼时其已被视作是“芟刈士林,积恶穷凶,久逭天诛”之人，(24)《朝鲜明宗实录》卷31,二十年十一月十八日辛亥。后被迫于当年11月在江阴自杀。

尹元衡得势时，金孝元与其家族有交往，此事为沈义谦所知，在金孝元及第后，沈义谦称其“是尹相家训导人也”，金孝元“缘此蹭蹬二三年”，造成了二者的矛盾。(25)《朝鲜宣祖修正实录》卷9，八年七月一日丁酉。1567年明宗去世，年幼的宣祖即位，仁顺王后垂帘听政，沈义谦得势，引起了金孝元的不满，二人的争端越来越大。1575年，沈义谦在为弟弟沈忠谦谋取吏曹铨郎一事上遭到了金孝元反对。金孝元指沈忠谦任此职为“引进外戚,不宜如是”，两派围绕此事争论不休，“由是,士林前、后辈不相协,有分党之渐矣”。(26)《朝鲜宣祖修正实录》卷9，八年七月一日丁酉。1575年为乙亥年，因此将这一年的士林论辩称为“乙亥党论”，也以此作为朝鲜党争的开端，“盖义谦在西,与义谦交者,谓之西党;孝元在东,与孝元善者,谓之东党，一时士论各分,彼此纷嚣之议,至今不息。老成迟钝者,指谓之西人;年少才锐者,皆谓之东人”。(27)《朝鲜宣祖实录》卷14，十三年七月一日戊辰。为巩固各自势力，西人党在朝中拉拢朴淳为领袖，东人党拉拢许晔为领袖，士林派至此决裂，开始了长达二百余年的相互倾轧与打击。

士林决裂后，党争愈演愈烈，朝鲜王朝的政事处处受牵制，即使随着沈义谦与金孝元恩怨消除，业已扩大的党争却不再以二人关系的状态发生变化。显而易见，沈义谦与金孝元的矛盾虽然是朝鲜王朝党争的导火索，却不是根源。金孝元晚年“绝口不言时事,亲友书札中,一不及朝廷得失。每叹曰:当初铨席一言,只为国耳,岂料纷纭至此？吾不得辞其责也”。(28)《朝鲜宣祖修正实录》卷24，二十三年四月一日壬申。可以看到，其本人在乙亥年之时，也没有预料到其后事态发展的严重性。

朝鲜王朝党争的根源在于自立国以来一直存在的政治分歧，是儒学思想和执政理念在发展中分裂的结果，重要政治人物为自身利益选边站队，使党争成为整个王朝利益斗争的产物，不以任何个人或某个集团的意志为转移。不论沈义谦、金孝元，还是以国王为代表的权力核心成员，以及李滉、李珥等著名的大思想家，都没有清楚认识到朝鲜王朝内部的利益冲突已经不可调和，没有认识到任何能够触动利益冲突的事件，都能作为党争的理由，在外戚频繁干政、王权不断弱化的情况下，党争只能愈演愈烈，成为朝鲜王朝不断走向衰落的最重要政治原因。

(二)儒学分化对初期党争的推动作用

早在与勋旧派斗争时期，朝鲜士人就试图从儒学入手认识现实问题的根源和寻求解决方法，由此展开对心性等问题的进一步研究。士林派分裂后，以儒学为出发点，士人对现实问题的研究更显复杂，不仅有对之前问题的继续探讨，还加入了对自身政治主张的维护，从而使以理与气关系等问题为中心的论辩更加复杂。由儒学论辩的发展进程看，早期论辩并无分化儒学之意，但随着更多政治人物的加入，思想论辩中逐渐结合了政治倾轧与打击，观点的差别逐渐演化为儒学流派的分化，岭南、畿湖学者的政治隔阂使学派界限更加明显，最显著的特点就是越来越突出理与气的区别。

岭南学派在辨明理发的同时，围绕“心是气”“元气”等词语的使用，对栗谷学派进行了批判，指出他们是气学者或主气学派。李珥的门生在论辩中也越来越突出气的作用，两派思想上都逐渐与原本主张偏离，表现出强烈的以理为主或以气为主的特征，反映出政治斗争使思想对立进一步尖锐。正如数十年后儒生上疏所言，“理气为一物，心是气等语,本不见李珥之文集”，过分夸大理或气是“强造不知之说,猥作与夺之言”的行径，是“害于两贤”“诳后学而眩上听”的做法，(29)《朝鲜孝宗实录》卷4,一年五月一日癸丑。带来的后果也只能是政治斗争更加白热化。

党争开始后，李珥在当年即与右议政卢守慎商议，认为沈、金二人“浮言交乱,致朝廷不靖，当两出于外,以镇定浮议,大臣宜于经席启达”，(30)《朝鲜宣祖修正实录》卷9，八年十月一日壬寅。决定进行调停。在向宣祖上奏时，直指二人的矛盾一旦为小人利用，必将引起士林之祸，要求宣祖将二人共同补外。然而，宣祖在将二人分别外调时，以“疑孝元先作异,自立党为不靖,故斥守绝塞,以示谪谴之旨。义谦以先后至亲,见重最旧,故出之陪都”，(31)《朝鲜宣祖修正实录》卷9，八年十月一日壬寅。造成了东人党的恐慌，使他们产生了李珥支持西人党的认识。李珥本与沈义谦、朴淳、成浑等人交好，“夫沈义谦西人之首也,而珥与淳于义谦也,有难忘之恩,浑亦义谦平生之友也”，(32)《朝鲜宣祖实录》卷17，十六年七月十七日丙申。因此，在思想上，西人党支持李珥，即与畿湖学派交织。此时李滉虽已过世，但其门生和支持者多在东人党中，因此，东人党推崇李滉。东人党在朝中得势后，开始报复李珥，于宣祖十六年(1583年)以“军政重事,先行后启,既入内曹,终不承命。迹其所犯,显有专擅慢君之罪”(33)《朝鲜宣祖实录》卷17，十六年六月十九日己巳和“陷于偏私,扶西抑东之心,未尝一日而忘”(34)《朝鲜宣祖修正实录》卷17，十六年七月一日庚辰。为由对其进行弹劾，导致李珥随后上疏辞官，至此，李珥、卢守慎等人试图调解党争的努力在实际上宣告失败。第二年1月李珥去世后，再也没有一个具有较大影响力的人物试图调停党争，朝鲜王朝的政治斗争从此进入了长期不可调和的阶段。

李珥调停党争失败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从李珥自身看，作为栗谷学说的创始人，李珥被西人党奉为精神领袖，岭南与畿湖两学派围绕退溪、栗谷两种学说已经争论多年，即使李珥本人无意参与其中，支持退溪学说的东人党也无法信服李珥主导的调停，交织的关系使李珥在调停中深陷被动，甚至被东人党攻击，特殊的身份决定其无法调停党争。从政治原因看，儒学思想分化的前提使存在矛盾的各政治派别刻意强调了思想的差异，将与己不同的思想主张作为攻击对象，把思想冲突作为斗争手段引入政治领域，造成政治矛盾的进一步扩大，更加难以调和。

儒学受朝鲜王朝早期政治矛盾影响走向分化后，因其本身不再具有思想上的统一性，也就不能再为朝鲜王朝治国理政带来一致的主张，反而加剧了党争，儒学对政治的意义在这一过程中转向消极，即儒学实际已经不再是朝鲜王朝的治国依据，而是沦为党争的工具与理论武器。就儒学的思想内容和变化趋势看，儒学能够对早期党争产生影响的前提是其本身对政治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参与党争的政治人物将儒学作为党争的工具是一种必然的选择。儒学在被作为斗争工具后，其早期分化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党争的发展方向与深化程度，与朝鲜建国以来长期存在的政治矛盾同时作用于党争进程，分别成为党争持续演进的思想与现实原因，共同决定了党争的发展变化。

四、结语

朝鲜儒学的发展与士林派的政治历程息息相关，儒学的分化因士林派受到的外部打击和内部分裂造成。以士林派分裂为分水岭，朝鲜儒学的发展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发展体现在理论研究上，表现为思想内涵的丰富；后期发展体现在政治功用上，表现为对党争产生的影响。前期理论研究产生的不同观点是儒学内涵丰富的表现，并不是造成儒学分化的根本原因，朝鲜儒学的分化是分裂了的士林派围绕党争需要、刻意强调不同主张差异性的结果。

朝鲜王朝的党争既是儒学思想分化在政治领域的表现，又是现实矛盾不可调和的必然产物，退溪、栗谷等人不同的儒学主张被用作党争的思想武器，成为党派倾轧与相互打击的工具，使儒学对党争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党争中虽也有理论研究，但与政治功用相比，处于从属地位，且党争对儒学发展的阻碍十分明显。党争开始后，儒学研究的成果与之前相比较少，且再没有金宏弼、赵光祖、李滉、李珥这样的儒学巨匠出现，纵有宋时烈等影响力较大的人物，也难以再现儒学研究的辉煌。朝鲜儒学在党争时期日益僵化，作为政治斗争工具与思想枷锁的属性越来越明显，围绕理与气、四端七情、心性等问题的论辩从退溪、栗谷时期一直持续到朝鲜王朝后期，也从侧面反映出这一阶段儒学的思想内涵没有实质增加，所关注的重点问题日益固化，造成的派系纷争长期持续。儒学对党争的推动与党争对儒学的反作用都是深刻而明显的，对朝鲜儒学和党争发展演化过程中重要问题进行正确认识，不仅是朝鲜历史研究中的重点内容，也对研究当今韩国的政治、思想和传统文化具有现实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