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学微信

海红（广东深圳，职员）

一到家，母亲说，你帮我把手机弄一下，我想建个朋友群。我一愣，自己从没主动建过群，全是别人将我拉入群，我的朋友圈里已有上千人。再一问，原来80多岁的她，几乎没有什么朋友了。年轻时，母亲有四位一起读书、一起在校办工厂工作的好友，两位在这几年里先后去世。许是寂寞和孤独吧，母亲想把几位老乡和同学放在另一个群里。这时，父亲上前告状，说母亲去老年大学交了80块钱，上电脑手机课，听了两节却听不懂。

我心生内疚。其实，父亲更是如此，他微信上，除了一个家族群，朋友同学一概没有。

我现学现卖，问女婿和老公后，立马帮她建群。母亲手机微信上除了几个家人亲戚和五位同学，再就是不久前老年大学老师拉她进的“老年大学基础班群”，教她们的是年轻人，她和楼下毕业于南京大学林学院的黄阿姨一起去听课，结果两个人回来后都说听不懂，不再去了。

怪不得前段时间，我在外旅行，母亲多次点开我的视频。一开始，吓我一跳，以为家中有急事，点开母亲头像，喊她多次，没有回应，好在联系妹妹后，晓得他们一切安好。一问，果然那时母亲正在老年大学学习如何使用微信。父母的手机都是我们姊妹淘汰后丢给他们用的。一次，女儿女婿见我父亲用的是早已淘汰的老年机，立刻拉他上街，给他买个新手机。

我和母亲坐在沙发上。我一一教她，先教弄视频，再教语音留言、对话。其实很简单。母亲也曾是五十年代省立重点中学老高中生，父亲是五八届老大学生，又不是文盲。果然，母亲一点就通，父亲赶紧回屋里拿出他的手机递给我。我发现他俩一学就会，一做就错，一停就忘。回到深圳，我用微信视频尝试呼他们。开始几天没有回应，原因是没有听见，毕竟是老人了，耳朵也不好使。后来，我则在视频前先打电话通知，这个方法不错，与父母微信视频基本没有障碍了。

停车苦

崔立（上海，公务员）

城市停车苦，特别是在上海这样的国际大都市。

一大早去市区的一处学校，学校不让停车，准备停附近的马路上，可马路的社会停车位都满了。我很诧异，也纳闷，这么早就没车位了？城市里的人什么时候都起这么早了？车子再往前，拐了个弯，再转，连续兜了一圈，终于拐进了一个大型购物商场，将车缓缓驶入。所幸，地面上还有空置的车位，将车倒入，熄火，关门，走人，大喘上一口气，步行半小时到达学校。想想，好苦。再经三两小时后回至停车场，将车开至收费口。“三十块！”一个响亮的男人的声音。在车内一番摸索，掏出薄薄几张的现钞。离开。车开出好几十米远，再想想，好贵。

一次将车开进一个老式小区，并不宽敞的水泥路一侧停着车，另一侧，即为车道，原有的行道树未砍或也是不敢砍，为树的根部做了圆弧形的凸出来的水泥侧石，平整规范的路因为这凸出来的侧石，显得突兀，也为开车人带来不便。我小心地开过，怕一不小心就触碰到侧石，更怕碰触到其他人的车。

还有次，我将车停进一处商务楼门口，里面七八个车之间，仅存的一个狭窄车位，我将车开进去，反复几次倒车，皆无法如愿。反反复复，我额头上的汗就下来了。最终，我还是选择了放弃。为掩饰窘态，也给自己一个台阶而下，我对旁侧站立的中年管理男人说了一句：“这个，实在太难停了。”谁料，这位仁兄不给面儿，一副不屑和鄙夷的眼神和语气：“你这也叫难？还有更难的，我都见人家开了进去！”我驶出的车，只能加踩油门，只愿尽快远离……

夫人也给我提意见。前不久刚在我车上放了兩三百块钱——数不清，都是十块五块的零钞，没半个月我就给花个精光。家人问我：“你什么情况？是车子吃油，你吃钱吗？”我无言以对，张大了嘴半天说不出话来。其实，这一点停车费不过身外物，停车的苦她又何尝知晓？

想想，我还是尽量绿色出行，城市的轨道线四通八达便捷快速，坦然出行，不但没有停车苦，还省了油钱停车钱。挺好！

“记”者鲁杰

周云龙（江苏南京，电视编导）

和鲁杰认识20多年，前些天加他微信，发现他的昵称是“山东好汉”。明明江苏人，怎么自称山东汉？后来问鲁杰本尊，他哈哈一笑，“鲁”，山东简称，“杰”，好汉。老实本分的鲁杰玩起文字来，也有一套。

鲁杰的父亲，当年是县饮服公司人秘股股长，母亲一直在农村务农。鲁家四个子女，他是老小。父亲退休时，按照政策，可以有一个未婚子女顶替，哥哥姐姐都已成家，高考两次名落孙山的鲁杰，顺理成章地顶替父亲到县城上班。

鲁杰并不安分，业余时间比上班都忙，到处跑，到处看，到处问，而后关起门来写稿，投稿。高考落榜那年，在村里听到一些奇事趣事，他便开始有记下来的冲动，而后寄给县广播站。等到村头喇叭里播出他的名字，一般都在一周或几周之后。哪怕是两三句话，他也很兴奋，甚至有成就感，好像全县老百姓都知道许河乡有个“鲁杰”。

“文学青年”的标签诱惑着鲁杰。那时候他经常跑报社、电台送稿，我们就在那个时候结识。有一次，他发现两家出版社出版的台历，上面标注的24节气时间居然不同，有的相差30多分钟，有的相差一个小时。鲁杰特意来请教时任小报记者的我，写了初稿，要我帮他改改。后来，他的《搞不懂的“时差”》发表在1994年5月的《中国青年报》上。他说，这是自己最满意的一篇作品。

鲁杰今年正式退休，他给自己做了一次盘点：30多年发表各类作品数百篇，短的简讯百把字，长的通讯1000多字。他觉得自己跟专业写手比，差距不小。不过，鲁杰用近四十年的坚持，从“记事哥”到“记事爷”，写出了“大部头”：随杂簿。

“随杂簿”是个系列，一年一本，一本40多页，每本大致内容分为：看电影看戏记录，借阅、购买书刊记录，信件往来记录，存款缴费记录，借款借物记录，亲友互请记录，请人代办事记录，回家记录，回家带东西记录，理发、洗澡及其他记录。家乡的媒体记者最近采访发现，小到一只烧饼，大到烟酒，他都事无巨细记录下来。1982年，他刚刚参加工作不久，“随杂簿”上记道：4只烧饼0.20元、购计划大米10斤1.26元、电影票0.20元、《电影评价》第12期0.30元、双沟大曲1瓶2.22元、香烟两条8.80元、购计划粉丝0.3斤0.17元、购云片糕10条3.30元、付唱道情者0.10元、给父亲红包2元……对比30多年后的“随杂簿”，不仅可以发现物价的变化，更能感受百姓日常用品的丰富，生活水平的改善，消费层次的提升。

估计鲁杰的初衷也就是随便记记杂事而已，而他不是随随便便的人，认认真真记了37年，名符其实的“记”者了。

有趣的是，“随杂簿”里翻出两段与我相关的记录。“1993年3月20日：今晚7时，为周云龙友调至《盐城晚报》工作饯行。参加的朋友有：周云龙女朋友小万，周、施、杨、邹、胡等共8人。在我店水晶厅。散席后，周为各位合影留念”;3月24日：“今晚9点钟，周云龙友在电视台点歌台为我点播一首歌《我想有个家》，原唱潘美辰，同时在报社为我刊登征婚启事……”感谢他给我做了一个记忆的备份。

前几年，鲁杰呆过的酒家被私人承包经营，他从此下岗失业。洗过碗，摆过摊。鲁杰个头不大，却打不倒，始终有一副招牌式笑容，是个内心强大的“硬汉”。

做了二三十年会计，鲁杰学会了打“倒算盘”：要不是顶替，家里本来会让他到小街上修钟表的。而现在，摄影和文字的爱好，让他一直奔波在路上，让他一路上遇见很多人，每一位都出现在他的“随杂簿”里，他们的故事每每带给他慰藉、感动，还有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