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智慧

摘 要：供需关系是经济运行的最基本关系，微观经济中的供需关系追求局部均衡和一般均衡，宏观经济在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均衡基础上追求经济增长。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供给侧改革并不是彻底否定需求管理，而是以供给侧改革为主、供求管理与需求管理协同的改革。

关键词：供给侧改革;微观经济;宏观经济;供需关系

中图分类号：F1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9）31-0008-03

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进入新常态，增速放缓、动力转换、结构升级，经济增速由高速进入中高速阶段，经济增长动力由投资、消费和出口“三驾马车”的拉动变为创新驱动，产业结构、城乡结构和区域结构都面临升级。贯穿经济运行的是供给和需求的关系，不论微观还是宏观，供给和需求是市场经济内在关系的两个基本方面[1]，都是经济运行和经济学分析的最基本架构。供给侧改革就是从供给着手的改革，只有廓清了供需关系，才能对供给侧改革的脉络搞清楚。

一、微观经济的供需关系

微观经济的供给与需求通过价格相联系，价格高了，供给就会增加，但需求会减少;价格低了，供给就会减少，但需求会增加。直到供需双方达到一定价格条件下的相对静止，不再变动，此乃均衡。所谓均衡，就是供给、需求和价格三者的相对不变状态。这里的均衡包括局部均衡和一般均衡，局部均衡是就单个市场或部分市场的均衡，一般均衡是一个经济体中所有市场的均衡。

局部均衡是分析的起点，一种市场的均衡出现在需求曲线和供给曲线的交叉点，即是均衡点。均衡点上的价格是均衡价格，均衡点上的数量为均衡数量，包括需求量和供给量。影响需求的因素有很多，包括商品价格、消费者收入水平、互补品和替代品的价格、消费者的偏好、消费者的价格预期、消费者的人数等，所有这些因素构成影响需求的自变量。需求量是这些自变量的函数，在这些自变量中，价格又是最基本的自变量，故微观经济学就对需求函数进行进一步的抽象，使自变量唯一化为价格。这样，需求就简化成为一定价格下的有效需求。影响供给的因素也有多种，商品价格、生产成本、生产技术水平、互补品和替代品的价格、生产者的预期、生产者人数等都是影响供给的自变量，供给量是因变量，是函数。在这些自变量中，价格是最基本的，故微观经济学进行抽象，暂把价格作为唯一的变量，这样供给量就成了价格的函数。供给函数与需求函数的交叉点即是均衡点，均衡状态就是稀缺资源的有效配置状态。

局部均衡的存在是不证自明的，但一般均衡是否存在呢？法国经济学家瓦尔拉斯首先认识到一般均衡的重要性，并论证一般均衡的存在性问题。后来的经济学家利用集合论与拓扑学的方法，论证了一般均衡的存在问题。在一般均衡中，每一个商品的需求与供给不仅取决于该商品的价格，还取决于其他商品的价格，当整个经济的价格体系恰好是所有商品的供需均相等时，市场就达到了一般均衡。一般均衡是个理想状态，供需双方并不知道均衡点，实际的交易不一定能达到均衡状态，但总体的取向是围绕一般均衡来进行的。

一般均衡的实现需要完全竞争的市场环境，但现实的市场都不是完全竞争市场，不可能达到一般均衡，此即为市场失灵。造成市场失灵的原因主要有不完全竞争、经济外部性、公共物品、不完全信息等，这就要政府出面采取微观经济措施来克服市场失灵，争取供给和需求一般均衡理想状态的实现。

不完全竞争的表现包括垄断、寡头和垄断竞争等情形，其中垄断最为典型。垄断厂商控制了定价权，可以获得超额利润，使整个经济运行效率低下。不仅如此，垄断厂商为了维持自己的垄断地位而不惜向政府行贿等行为是一种典型的非生产性的寻利活动，此即寻租。为了解决不完全竞争的问题，各国出台法律来进行规制。美国首先出台了《反托拉斯法》，我国也出台了《反不正当竞争法》和《反垄断法》。

经济的外部影响就是指某一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对其他人的福利造成影响，但没有人为此承担后果的状况[2]，包括外部经济和外部不经济两种情况。外部经济就是指某经济体对外部有正面的好处，但无人负担成本;外部不经济是指某经济行为体对外部他人造成负面的坏处，但无人承担责任。各种外部经济影响造成资源配置不当，不能实现一般均衡，偏离帕累托最优态。这就要政府采取措施来解决，常见的措施包括税收和津贴、企业合并、财产权等方法，比如对污染企业征税来治理其造成的环境污染。

适用市场经济完全竞争市场的物品是私人物品，私人物品具有排他性和竞用性，排他性即只有付费才能使用，竞用性即某人的先行使用造成后来者不能使用。既不具排他性又不具有竞用性的物品为公共物品，不具排他性却有竞用性的物品是公共资源，只有排他性没有竞用性的物品是俱乐部物品。这三类物品不适用市场机制，需要采用不同的政策来解决，公共物品适合国有，需要通过征税来解决，公共资源适合自然垄断，俱乐部物品适合集体所有。

信息很重要，能减少决策风险，提高预期收益。完全竞争市场的一个重要假设是信息完全和信息对称，但许多现实的市场却是相差甚远。信息完全意味著消费者充分了解自己的偏好，生产者充分了解商品的价格和质量等情况，信息对称意味着供需双方信息相当。信息不完全有可能造成决策失误，信息不对称能带来欺骗与讹诈。解决的方法是通过法律给信息不完全者一定的等待期，对信息不对称者进行法律倾斜。

二、宏观经济的供需关系

宏观经济关于供需的关系转化为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关系。宏观经济的要求是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均衡及稳定增长，供需均衡避免经济波动，稳定增长追求经济发展。

总需求包括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和出口需求。消费需求是指消费者对以商品和劳务形式存在的消费品的有效需求，在现实生活中，消费需求的影响因素多种，收入、商品价格、利率、分配、消费者偏好、年龄、社保、风俗等都影响消费量。但凯恩斯认为收入起决定作用，关于收入与消费的关系，其规律是随着收入的增加，消费也增加，但消费的增加没有收入的增加多，这就是边际消费递减规律。凯恩斯的消费理论认为，现期消费是现期收入的函数。1930年，美国经济学家费雪提出了不同于凯恩斯的跨期消费决策模型，分析理性的消费如何在现期消费与未来消费之间进行选择。1978年，美国经济学家霍尔提出理性预期对消费的影响，他认为，如果消费者能够进行理性预期，消费随着时间的推移是不可预测的，此即是消费的随机游走假说。美国学者杜森贝利还提出了相对收入消费理论，认为消费者会受自己过去消费的习惯以及周围消费水平的影响。美国经济学家莫迪利安尼提出了生命周期消费理论，强调人们会在更长时间范围内计划他们的消费，以实现整个生命周期内的消费最佳配置。弗里德曼的永久收入消费理论认为消费者的消费支出不是由他的现期收入决定的，而是由他的永久收入决定。投资需求指的是资本的形成，即社会实际资本的增加，包括厂房、设备、存货的增加。凯恩斯认为，决定投资的因素有预期利润率、借款的利率和风险因素，其中利率是首要因素。投资可分两大类，新资本品的支出称为固定投资，固定投资又分为企业固定投资和住房投资;另一类是公司持有存货的增加，即存货投资。出口是满足外国的需求，净出口是出口额与进口额的差额，影响一国出口的因素很多，主要有消费者对国内外物品的偏好、国内外物品的价格、国内外通货的汇率、国内外消费者的收入、向外国运送物品的成本、政府的国际贸易政策等。其中，汇率和国内外收入水平最重要。

总供给的决定因素有五个，直接的有三个，即劳动、资本和土地，间接的有两个，即技术和制度。劳动供给牵涉到劳动者对其拥有的时间资源的分配，劳动者选择一部分时间作为闲暇来享受，剩下的时间才是劳动时间。增加劳动供给能够增加经济增长，这里的劳动供给包括劳动供给的数量和质量，数量即是劳动时间，质量则涉及人力资本，指的是劳动者通过教育和培训所获得的知识和技能。资本是指由经济制度本身生产出来并被用作投入要素，以便进一步生产更多产品和劳务的物品。决定资本供给的是利率和预期收益率，当预期收益率大于利率，资本供给就增加，当预期收益率小于利率，资本供给就减少。经济学上的土地泛指一切自然资源，土地的自然供给是固定不变的，不随土地价格变化而变化，但土地的市场供给是可变的，随价格变化而变化，土地价格就是地租。技术是经济供给的内生变量，随着技术的进步，人们对自然的利用的深度和广度在拓展，在劳动和资本不变的情况下，生产大增，每一次产业革命实际就是技术革命。技术渗透在劳动和土地中，凝结在生产工具上，故生产工具成为生产力的时代标志。如果说技术作用于经济增长的潜力，制度则直接作用于当期的有效供给。朝鲜和韩国的例子对比很鲜明，二战以后，朝鲜和韩国在人口、土地等经济要素都相差无几，但由于选择了不同的制度，经济结果天壤之别，2011年韩国的GDP是朝鲜的90倍，可见制度的致命性。

宏观经济的总需求和总供给要达到均衡才能保持经济的稳定，失业和通货膨胀往往伴随宏观经济，这就要宏观经济政策来平抑经济波动和促进经济增长。宏观经济政策可以分为需求管理政策和供给管理政策，需求管理政策包括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供给管理政策主要包括人力政策和收入政策等。需求管理是一种总量管理和短期效应的政策，适于应急管理，是凯恩斯主义的基本主张。二战以后的三十年，需求管理的政策火红一时，甚为普及，但20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普遍陷入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的两难境地，凯恩斯主义无计可施，供给学派崛起。供给学派的政策以减税为主，拉弗曲线是供给学派最典型的代表，也是财政政策的体现。

三、以供为主、供需协同的供给侧改革

上面从微观和宏观两个方面对供需关系的梳理为当代中国的供给侧改革提供了较好的铺垫。供给侧改革不能忘记需求，但却是以供给为主的，这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现实的背景。

20世纪70年代末开启的改革就是从农村开始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在人口、土地生产要素不变的情况下，制度变了，生产活力得到激发，出现了爆发式增长，这种制度改革就是供给侧改革，不过此前没有理论自觉罢了。接着的城市改革就是市场化改革，搞工厂车间的承包责任制，是农村改革的深化，也是供给侧改革。进入20世纪90年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出现了宏观上的失业和通货膨胀问题，这才开始提起需求管理，扩张性与紧缩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才得以施展。第一次较为系统的需求管理政策开始于1993—1996年的适度从紧政策，用于抑制1992年的经济过热。这次需求管理政策控制住了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但带来中国经济的硬着陆。1997年下半年开始，伴随亚洲金融危机，中国经济出现了通货紧缩，中央政府出台了扩张性需求政策，多次降低存贷款利率，中国经济逐步走出通货紧缩。第二次需求管理是2003—2004年，加入世贸组织带来中国经济指标超过预期，中央政府出台了平抑产能过剩的文件，上调存款准备金和银行利率。第三次紧缩政策发生在2007—2008年，连续5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过去二十年之所以频繁采用需求管理政策，主要是受凯恩斯主义的影响，而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建立在三大假设基础之上，边际报酬递减、边际消费递减和流动性偏好。这三项心理规律造成周期性需求不足，政府的作用就是刺激需求，靠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进行，转移支付、货币超发、降低利率等，当刺激造成通货膨胀时就实施货币主义的政策，紧缩银根。刺激需求是踩油门，货币主义则是踩刹车，二者的连续迭代就会带来滞胀。当前中国经济连续多年增速下滑，就与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政策有关，当然原因是多方面的。出口受到反全球化的限制，固定资产投资出现瓶颈，产能出现过剩，人口红利消失，刘易斯拐点出现等因素，造成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

新常态条件下的中国经济如何发展呢？答案就是供给侧改革。中国的供给侧改革是基于中国国情的理论和政策的重大创新，不是西方供给主义的翻版。供給侧管理的思想要追溯到萨伊，其基本内容是供给创造自己的需求，而实际上，供给侧的颠覆式创新决定人类社会的时代更迭，新时代的供给侧改革关系到当代中国的动力转换的问题。消费、投资和出口传统的需求管理的“三驾马车”不构成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且在中国的经济调控中已经宣告失败，需求管理只能是短期意义上的，根本的战略是供给侧管理。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是劳动、资本、土地、技术和制度的供给。当代中国的劳动供给已经出现刘易斯拐点，人口红利已经消失，而且在加速老龄化，迫切需要以控制人口数量为指标的计划生育政策改变为鼓励生育的生育政策，改计划生育政策为人力资本战略，重在提高人口素质，最终为高质量的劳动供给提供支持，只有这样才能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供人力支持。当前中国的资本供给存在相当的供给抑制，需要拓宽金融供给渠道，过度依赖商业银行的资金供给模式是民营小微企业融资面临困境，由于中小企业相对于大企业，单个企业的需求量较小，贷款资质审查成本较高，是银行的金融供给效率与中小企业的资金需求矛盾突出。

我国的土地供给制度也面临着很大问题，根据土地管理法的规定，土地所有权归属分为两类，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城市的土地属于国有，管理相对开放，流转比较顺畅，而农村土地属于集体所有，流转太困难，严重影响了现代农业的集约化经营，当前农村生产力的低下状况就与土地流转制度直接有关。土地资源不能盘活，农业机械不能有效推广，农业科技得不到有效利用。技术创新的供给抑制更明显，僵化的科研管理体制使研究人员大量的时间花在经费报销上面，立项评审环节问题不小，纵向项目太多，横向项目太少，企业的技术创新主体职能没有得到发挥。教育体制的僵化与落后严重影响创新型人才的培养，中小学教育的应试化，高等教育的千篇一律，使创新的土壤和机会得不到滋养。制度和管理的抑制很明显，上述各项要素供给的抑制可以归结为制度供给抑制，迫切需要制度创新。制度创新可以使产权清晰，减少交易成本和管理成本，提质增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