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重农抑商政策在中国影响千余年，从明朝中后期开始逐步宽松，直至鸦片战争后退出历史舞台。明清时期重农抑商政策逐步衰落的原因主要是由于明清美洲作物的引进，高产且耐贫瘠的番薯提高了粮食产量，使得出现大量剩余粮食可供贸易，同时人口激增之下，大量劳动力脱离土地的束缚，参与到商业活动中，此外烟草等经济作物也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在三重力量之下，重农抑商政策的作用日趋减少，最后被历史所淘汰。

关键词：重农抑商;明清;美洲作物;粮食产量;人口增长;商品经济

一、重农抑商

“重农抑商”思想与政策是20世纪经济思想史学界讨论最多的课题之一，20世纪30年代、60—70年代、80年代形成了三次讨论高潮，按照笔者搜集到的两百余篇论文及其十余部专著，史学界目前关于“重農抑制”思想与政策的研究与讨论共分五大类别的研究，试简单列举如下：

（一）关于重农抑商范围的研究

从时间范围而言，学界对于重农抑商政策结束时间的观点较为统一，认为是鸦片战争结束后，而关于重农抑商思想与政策开始的时间有四种观点，（1）商代说，（2）西周说，（3）战国说，（4）汉代说。

从政策范围而言，学界认为抑商政策体现在四个方面，（1）经济上的制裁，（2）人格上的侮辱，（3）权力上的摧残，（4）政策的不彻底性。

（二）关于重农抑商思想形成的研究

学界多从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三个方面进行研究，思想文化方面又可细分为（1）儒家传统价值观中的义利学说，（2）封建的伦理道德观念，（3）封建统治者的心理三个角度。

（三）关于重农抑商的内涵、定义与性质方面的研究

重农抑商政策从字面上看，就可以知道这个政策分为重农与抑商两个方面，至于重农与抑商这两个政策是平行不悖的关系还是水火不容的关系，史学界就形成了两种观点，第一种认为重农与抑商之间是完全对立的，第二种认为两者之间是既有对立的一面又有同一的一面，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因此学界就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重农与抑商之间的关系是绝对对立的，另外一种认为重农与抑商之间是既对立又统一的。

此外，还有关于重农抑商政策的内涵与定义方面的研究，重农抑商分为重农与抑商两个方面，重农即重视农业，这一点在史学界意见较为统一，而抑商则引起了较大程度的讨论。关于抑商的内涵，有的研究者认为抑商是抑制商业，有的研究者认为抑商是抑制商人，而商人从性质上又分私商、官商，从规模上又分为中小商人和富商大贾。有的研究者还认为抑商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概念，有的时期是“轻商”，有的时期是“贱商”，不能一概而论。因此，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就有三个角度，（1）关于抑商是抑制商业还是抑制商人的研究。（2）关于官商政策是重商还是抑商的研究。（3）关于抑商一词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概念的研究。

（四）关于重农抑商政策的发展与演变过程的研究

重农抑商政策是不断发展的，其政策尽管自秦以后在我国历朝历代长期推行，但其政策的具体内容，实施范围以及执行时程度的轻重，都会受到不同历史时期帝王的观念与政权所处的形式的影响，大不相同。有学者就专门研究重农抑商政策的发展与演变过程。

（五）关于重农抑商政策评价方面的研究

这类研究分为四个角度，（1）总体否定。（2）总体肯定。（3）肯否参半。（4）先肯后否。

二、重农抑商思想的历史

综上所述，可见重农抑商政策目前在学界的研究已经非常充分，几乎囊括了所有能够想到的角度，但笔者想从一个前人未涉及的角度进行研究探讨，这个角度便是明清时期美洲作物的引进和明清时期重农抑商政策变化的关系。

在研究综述中可以看到，在重农抑商这个热门课题中，有关于重农抑商的政策与发展方面的研究，这方面的研究认为重农抑商政策是有阶段性的，即每个朝代的重农抑商政策各不相同，受到各方面原因的影响。

赵可尧先生认为重农抑商思想在先秦时期较淡，秦汉地主制时期较浓，中唐以前较重，中唐以后较轻。

《重农抑商思想的历史转变》一文以唐宋为例，认为唐宋时期生产力的发展， 商品经济观念的转变， 使传统的抑商政策受到莫大的打击，工商业者不仅能堂而皇之地“尽居缨冕之流” ，而且“力过吏势” ，横行天下 。与此同时 ，我们也应该看到 ，唐宋时期商事活动的繁忙、商人地位的提升 ，只能说动摇了重农抑商思想的社会基础 ，并不意味着重农抑商思想的终结。此外， 值得注意的是，历经唐宋时期商品经济的冲击 ，随后重农抑商思想虽作为历代封建王朝的主导思想而居统治地位，但农商关系开始进入一个并行发展的新时代， 已是不争的事实。

《明中叶以后“士商渗透”的制度环境》一文指出，明代中后期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 ，传统的重义轻利的“义利观”发生了很大变化 ，“士好言利” 、弃儒从商渐成风气 ，“士商渗透”成为明清时期非常引人注目的社会现象。

左玉河先生在《义利之辨与晚清重商思潮的兴起》一文中以晚清至民国为例，指出了这个时间段重农抑商政策的变化过程。他认为与“重农轻商”观念转变相适应，传统的“义利之辨”观念亦发生了变化，开始由重义轻利转向义利并重。然而，伴随着清中期以后趋利之风及重商思潮的兴起，“重义轻利”观念受到猛烈冲击。作为“四民”之首的士人不讳言利。他们在趋利之风影响下开始追求一己之利，并正面肯定“逐利”之正当性。在肯定人之逐利的正当性的同时，亦开始重新审视并重新阐释“义利之辨”，极力协调两者关系。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重农抑商政策是在明朝中后叶时期开始逐渐变的宽松，最后在鸦片战争时期消失，引发这种变化的原因很多，前人已从诸多角度分析。 重农抑商政策从字面拆分，便可知是分为重农与抑商两个政策，而学界对重农几乎是观点一致，分歧基本都是在抑商这一块，而笔者想从重农入手，试以明清时期为例，谈一谈美洲作物引进与重农抑商政策的关系。

三、重农抑商思想的原因

纵观中国五千年历史王朝更迭之原因，逃不出天灾人祸四个字，时而因为天灾导致百姓流离失所，食不果腹，时而因为末代帝王昏庸，加之整个王朝腐败不堪，大肆搜刮，民不聊生，使得百姓不得已而纷纷起义，所有原因追溯其根源，便是粮食二字。

民以食为天，中国古代百姓受到佛教与儒家思想的双重熏陶，其忍耐力之强，任何民族都无法望其项背，即便政治黑暗，生活困苦，只要有一丝能够活下去的可能性，百姓都不会走上造反的道路，迫使百姓最后迫不得已而起义的原因便是粮食短缺。因此历朝历代君主都将农业生产视为社稷安危之根本。

自秦汉大一统至宋朝前期这千余年的时间里，我国的人口峰值始终都在六千万上下徘徊，即便强盛如汉唐，也未曾打破这怪圈，其最主要的原因是作为中国主要粮食作物的水稻与小麦种植技术未曾有大的提高，使得单亩产量无法明显提升，加之水稻与小麦对土壤地形要求较高，无法在山地丘陵地形以及较为贫瘠的土壤里种植，使得中国的粮食产量一直很难突破那个瓶颈。

何炳棣先生在其著作《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认为进入12世纪，中国的人口首次突破一亿人口的大关。而16、17世纪之交，明代人口数量介于1亿3千万至1亿5千万之间。而到了清朝更是开始爆发式增长，到了清朝末期更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四亿。

制约人口增加的原因有很多，比如政策的影响，战争以及天灾，而最为主要的原因则是粮食的总产量。从何提供的数据看，中国的人口在宋朝时期开始明显增加，跳出了人口上限六千万的这个怪圈，到了明朝中后期，人口增加速度进一步提高，而到了清朝，人口增长速度更是快的令人咂舌。

何认为粮食产量增加的原因有三，第一是原有水稻小麦品种的改良，使得亩产产量增加，也使得种植周期缩短，例如宋朝开始引进占城稻，亩产较高，经过改良使得水稻成熟期从100天缩短到只需要60天，使得水稻普遍能够一年两熟，在珠江三角洲等靠近回归线的地区，更是能达到一年三熟，这种早熟稻的引进与推广种植被称为是中国粮食生产上的第一次革命。这一点是使得宋朝人口增加的最主要因素，但由于水稻无法在北方地区推广，因此对宋朝人口增加的数量有限。第二是耕地面积的增加，耕地面积的增加分两种，一种是由于王朝疆域的增加而使得可开垦的耕地数量增加，二是在王朝疆域不变的情况下，对山地丘陵进行开垦，山地丘陵土地不适合传统作物种植，而美洲高产作物则解决了这一问题。而第三个原因，也是最重要的原因是玉米、番薯、花生等高产作物的引进，使得粮食的亩产和总量都大幅度增加。

“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的30年间，花生已在江南上海附近肥沃的沙土中生长了。在该世纪的前半期，玉米已在中国西南相当广泛的地种植，甚至在河南某地也已种植。在16世纪60年代，甘薯已经受到云南人民的较为广泛的欢迎，到该世纪末已成为福建穷人的主食。” 可见明朝中后期，美洲作物在中国已经有相当普遍的地区种植，这与明朝人口开始突然增长的时间段基本吻合。

何炳棣先生极为肯定美洲粮食作物对人口增加的作用，“美洲粮食作物可以在稻米无法种植的干旱丘陵、山区以及过于贫瘠的沙地种植，变相的增加了粮食产品，因此何认为当稻米栽种逐渐接近极限并受到报酬递减规律影响时，来自美洲的各种旱地粮食作物对全国粮食产量的增长以及人口的持续增长，都做出了很大的貢献”。

明清时期全国人口增加了6倍，而同期耕地只增加了4倍，换言之，用原来一样的耕地多养活了50%的人口，可见美洲粮食作物的高产，美洲作物除了高产之外，还有适应土壤能力强，抗旱耐涝，不怕蝗灾等有点。在人口激增，耕地不能继续增加，人地矛盾越来越突出的局面下，美洲作物的出现打开了束缚人口上限的桎梏，因此美洲作物的引进被称为中国粮食生产上的第二次革命。

而粮食的高产可使得从事农业生产的人数相对减少，从而就可以释放大量劳动力从事商业活动。

此外，美洲作物高产导致粮食有所剩余，使得玉米与番薯可以作为酿酒原料与家畜饲料，也可以进行粮食贸易。而烟草作为引进的美洲作物，是典型的经济作物，烟草的大量种植使其很快成为仅次于棉花的第二大经济作物，很多府县出现了烟草“几敌种稻”，农民“竞相种烟”的现象。

四、美洲作物引进

综上所述，美洲作物引进之后，对明清社会的商品经济确实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推动作用分为三个方面：

第一，以玉米、番薯为主的美洲粮食作物具有高产、适应性强、抗灾力强等特点，几乎能在任何土地上种植，且产量远远超过传统粮食作物，既增加了耕地总面积，又增加亩产，使得粮食总产量不断创新高，这也使得明清时期人口激增，劳动力总数得以增加。番薯亩产极高，且所需人力甚少，使得较多原本被束缚在土地上的农民得以解放，大量农业生产力可以从事手工业和制造业，加速了商品经济。

第二，由于美洲粮食作物的高产，使得有大量剩余粮食，导致了粮食买卖的日益兴盛，也使得玉米、番薯在有剩余的情况下用于酿酒与牲畜饲料，推动了商品经济。

第三，以烟草为主的美洲经济作物在中国迅速传播，成为仅次于棉花的第二大经济作物，由于烟草极易上瘾，使得烟草的需求量极大，几与茶、酒并列，因此导致烟草的种植业与加工业日益繁荣，烟商、烟铺日益增多，也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

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随着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玉米、番薯、烟草等美洲作物传播至世界各地，进入中国大约是明朝中叶时期，引发了中国粮食生产的第二次革命，而正是美洲作物的引进，从三方面促进了明清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得重农抑商政策在明朝中后叶逐渐衰落，直至鸦片战争后退出历史舞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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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沈适也（1990.05- ），男，汉族，浙江台州人，浙江省台州科技职业学院，思政教师，硕士，研究方向：儒家文化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