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树霞　王敏

摘 要：抗日战争时期的延安是中国除重庆外的另一个大后方，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里既是中国革命的灯塔也是抗战的大后方。这个大后方的存在给奋战在抗日第一线的战士们鼓舞了士气、给大批热爱和平心怀报国志向的青年们以勇气，使他们不畏艰险，千里迢迢奔赴延安大后方。文章重点分析抗战时期延安从政治、经济及思想上对抗战大前方的支持。

关键词：抗战时期;延安;大后方;红色政权

延安抵触黄土高原腹地，古称肤施、延州，原陕甘宁边区政府首府。城区处于宝塔山、清凉山、凤凰山三山鼎峙，延河、汾川河二水交汇之处，有“塞上咽喉”、“ 军事重镇”之称，被誉为“三秦锁钥，五路襟喉”。抗战时延安是中国抗日大后方之一，这里为大批文艺界人士、青年知识分子、爱国人士等提供了庇护，同时也为他们的抗日理想提供了大舞台。在这里上演了敌后抗日的一幕幕大戏，有为抗战的准备工作，有积极投入战斗的热火朝天的热情，有国际社会对延安的另眼相看等。今天让学生认识那个年代的人和事，一方面缅怀历史，另一方面让学生体会在民族危难之际，在延安这片贫瘠的土壤上人们为抗日奔走的家国情怀。

一、抗战时期延安的形象塑造

延安地处西北地区，自然环境恶劣，经济发展缓慢，社会发展相当落后。中共中央进驻延安后，面对延安的穷苦现状以及抗战的严峻形势，高度重视政治宣传工作。抗战开始后中共开始重视对自身形象的塑造，此前10年由于国共之间的战争和国民党方面官方的堵塞及共产党出于安全考虑等因素，外界对中共的了解凤毛麟角。于是抗战也成为外界了解中共的一个契机，对于延安的红色政权来说，已充分意识到舆论的威力，迫切期望外界的关注。正如一位西方学者所说： “毛需要找到人向外界讲述他的故事，以引起各界广大读者包括世界领袖们对他的注意。他需要有人发出嘹亮声音，冲破蒋在中国建立起来的声障，并由此引起中国人的注意。”

抗战时在延安形象塑造中，西方记者及其报道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其中埃德加·斯诺最先揭开了延安的面纱; 1937—1939 年众多西方记者进入西北采访，丰富了延安形象; 1944 年“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赴延安是一次空前规模的采访活动，其中，许多外国记者的重头报道深化了对延安的认识。这一时期在西方记者对中共政权的好奇和中国共产党有意宣传自己这两股双重力量的推动下，大量有关延安及红色政权方方面面的报道接踵而至，比如埃德加·斯诺的《红色中国杂记》、《西行漫记》;冈瑟·斯坦因的 《红色中国的挑战》;哈里森·福尔曼的《北行漫记》;伊斯雷尔·爱泼斯坦《突破封锁访延安——1944年的通讯和家书》等专门的著作，另外还有当时资深记者和西方社会主流媒体的报道。这一点，通过1944年“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的媒体构成即可略见一斑： 6 位记者代表的14 家媒体都是强势媒体： 美联社、合众社、路透社、塔斯社、《泰晤士报》《纽约时报》《时代》周刊《曼彻斯特导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巴尔的摩太阳报》、美国天主教《信号》杂志、《中国通讯》《同盟劳动新闻》《多伦多明星报》。强势媒体影响的广度与深度上都要超过一般媒体，自然有较强的社会公信力和说服力。这些媒体及媒体人均不同程度对当时中共在延安的红色政权进行了正面积极和客观的宣传，不仅让外界了解了中国，同时也让许多中国人对中共的红色政权耳目一新，大批的知识分子文化界名人及革命者等因此而千里迢迢奔赴延安，为中共的抗战注入了新鲜的血液。

二、抗战时延安摆脱经济困境投入战争

抗战初期的延安条件异常艰苦，由于地理位置的关系，这里既没有大的工业，也没有发达的农业。这种情况下还要承载军队、机关的日常用度可以说异常艰难。据史料记载从中共进驻延安到1940年这个阶段的收入主要依靠外援。抗战爆发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使中国共产党制定了“力争外援、修养民力、医治创伤、积蓄力量支持长期抗战”的总财政经济方针，财政收入主要来自国民政府给予的军饷、海外华侨和后方进步人士的捐款。根据数据显示，外援占到财政收入的50%～85%，其余的财政收入来源于少量的行政性收费和税收。1940年到1941年这个阶段处在抗战相持阶段，所以當时的中共中央边区政府在经济上异常困难，毛泽东同志对当时困难情况回顾时说“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困难的原因一方面是国民党的封锁、日军的“围剿”;另一方面是过分依赖外援和不断增长的非生产性人口的增加。

面对经济上的困境，当时的中共中央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1941年后，中共中央提出自给自足的号召，之后“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口号成为各根据地克服经济困难，实现生产自己的努力目标。直到今天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作为延安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得以传承。在这一口号下，延安大后方加大对农业的投入，通过解放和发展农业生产力、变革农业生产关系和军民合作大生产运动等方式来促进农业生产和农业经济的发展。其中以当时八路军第120师第359旅的成绩尤为突出，正是他们带领当地群众把南泥湾这块荒地开发成“陕北的好江南”，为大生产运动树立了一面鲜艳的光辉旗帜，甚至成为“延安精神”的代表。大生产运动在推动农业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促进了延安及陕甘宁区域工商业的发展，军工、纺织、被服、印刷、煤炭等工业产业迅速发展，延安边区政府不仅自身发展公营工厂，还鼓励私营工业的发展。至1943年，延安边区在面纱、布匹、铁器等军民抗战和日用品等方面也都基本上做到了自给自足。而这正是为抗战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为抗战的持久性提供了物质保障。

三、抗战大后方延安的思想文艺工作

首先，抗战初期在延安的中国共产党为抗战做了大量的思想动员工作，最重要的一次是1937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洛川会议的召开。“会议确定了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及实现这一路线的具体纲领、政策和任务，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由毛泽东起草的宣传提纲《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它们对指明抗日战争的正确方向，争取中共对抗战的领导及确保抗战的最终胜利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其次，1938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做了《论持久战》的演讲，并于1938年7月出版，引发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论持久战》在总结抗战初期经验的基础上，针对当时国民党内部一部分人的“中国必亡论”和“中国速胜论”，以及共产党内部分人轻视游击战的倾向，系统阐述了中国实行持久战从而最终获得胜利的战略思想。《论持久战》从思想上武装了全党全军和人民群众，坚定了中国人民争取抗战胜利的信心，是指导全国抗战的重要理论依据。

再次，1938年4月鲁迅艺术学院正式宣告成立，鲁艺成立后吸纳了一大批德才兼备的革命艺术家，他们与党和人民同甘共苦、患难与共，开展了抗战歌咏、抗战戏剧、抗战文学、抗战版画创作以及大众新秧歌运动等，使得文艺工作在抗战中发挥了动员、组织、团结和教育人民的强大作用，更为人们积极抗日树立了信心。中国共产党在延安高举抗日救亡大旗，吸引着无数爱国青年、仁人志士奔赴延安，寻求救国的真理。“据统计，1938 年5月至8 月，各地八路军办事处及相关单位帮助进步青年奔赴延安的人数就达2288 人。”抗战时期的鲁艺不仅是大后方文艺人才培养的重要场所，更是中国共产党抗战的呐喊者，为中国赢得抗战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总之，抗战时期的延安通过自身形象的塑造和宣传，使国内外重新认识了新型的红色政权，并且吸引了大量有志青年和革命志士，为抗战的胜利赢得了政治声誉。其次，在作为抗战时期的大后方之一，经济上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奋斗从而摆脱了对国民党的经济依赖实行了自力更生，更重要的是经济上的自主也为抗日前线提供了物质保障。另外，抗战时期的延安的红色政权毫不放松对人才的培养，通过当时组建的鲁迅艺术学院培养了一大批的文艺工作者，这些文艺工作者后来走上了前线，为赢得抗战的胜利摇旗呐喊。此外抗战时期中共更加注重全民族的抗日，通过洛川会议及后来的政策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推动了全民族的抗战。由此可见抗战时期中共的红色政权的确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参考文献

[1] 刘新荣，刘轩.延安抗战时期中共中央财政状况与经济政策分析[J].财会月刊，2013（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