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国友，朴忠仪，梁梵洁，殷燕山，张潇仪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 安全工程学院应急决策与仿真分析实验室，北京 100048）

劳动关系和谐发展受制于国内外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的主客观因素，其中区域①区域一般是指具有某些同质性和集聚性的空间单元。依据地理属性和空间大小，本研究将区域分为“一带一路”、国家级新区、工业园区、社区、生产作业区和建筑公共区。因素是容易被忽略的一个因素。伴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中国政府、企业和相关劳动者逐渐“感受”到了区域因素对劳动关系的重大影响。复杂多变的区域风险已成为劳动关系和谐发展的风向标，呈现出从隐性影响到显性制约的发展态势。显然，在“一带一路”背景下探讨区域风险状况是研判当前劳动关系发展趋势的新坐标。

一、劳动关系风险：研究进展与文献综述

多年以来我国劳动关系领域的专家学者都曾以多种不同的角度及研究方法对劳动关系的机制及影响构成进行了研究。胡磊通过对案例的调研，对政府行为偏差对企业劳动关系的影响进行了深度的剖析，对政府行为影响研究有很好的借鉴意义；[1]李长江等通过回归分析的方法构建了一套和谐劳动关系的评价指标体系，对后续劳动关系影响构成的研究提供了帮助；[2]周长征在研究和谐劳动关系构成时提出三方合作原则，对劳动关系宏观调控的理论基础完善提供了新的思路；[3]陈东华基于博弈论的原理，解释了小微企业劳动关系机制的微观层面动态博弈机理，对研究微观层面的劳动关系具有很好的参考价值；[4]马翠华等从企业文化的角度入手，解释了文化对劳动关系的影响，对劳动关系的构成研究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5]冯彦君从司法的角度，阐述了法律对劳动关系的影响，对劳动关系的构成研究同样具有很好的参考价值；[6]陈晨研究了产业结构调整对劳动关系的影响，很好地解释了劳资关系变动对劳动关系带来的改变；[7]王一楠等通过对数据的统计分析，得出了最低工资制度对劳动关系的影响规律，对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具有很好的指导意义；[8]宋湛对劳动争议中调解组织的调解原则进行了深度剖析，对更好地解决劳动争议，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提供了理论分析；[9]彭五堂通过对以往案例的研究，提出了改进的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完善了现有的工资集体协商，对构筑和谐的企业劳动关系起到了很好的指导作用；[10]张山虎等通过数据调研及分析，从人力资本投资的视角研究了集体报酬对劳动关系的影响，对企业投资决策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11]刘皓琰等研究了网络生产力经济模式的劳动关系变化，拓展了在新时代互联网经济影响下的劳动关系领域研究；[12]袁文全等研究了共享经济视域下的劳动关系构成，对新生的经济模式促成的新兴劳动关系进行了研究，为新兴领域的劳动关系研究提供了思路。[13]总体来看，我国现有的劳动关系领域研究在构成上是较为完善的，但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区域维度视角的劳动关系被提出，劳动关系研究出现了新的发展方向，以区域的维度进行的劳动关系分析目前我国相关的研究较为缺乏。现有的研究中杨小勇对我国劳动关系进行研究时考虑了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与科技创新对劳动关系的影响；[14]曹永平等构建的劳动关系和谐指数指标体系中引入了区域的就业率等指标；[15]龙盛雯提出了区域巡回模式的工会法律援助以达到区域的劳动关系和谐；[16]孟泉在研究劳动关系治理机制时提出，提高区域劳动关系的核心在于合理的顶层设计。[17]总的来说，近年来我国对区域劳动关系的研究主要针对某一区域内如经济、科技或工会等某一部分对区域劳动关系的研究，没有对区域劳动关系的构成给出解释，也没有综合区域内各项因素对区域劳动关系的影响。

二、区域风险：“一带一路”国家劳动关系和谐发展的风向标

（一）“一带一路”国家贸易拉动效应明显，但总体上外贸受国家风险影响较大

“一带一路”是当今世界上跨度最长的经济大走廊，涉及74个国家，覆盖44多亿人，占全球人口63%，经济总量21万亿元，占全球25%。[18]2018年是“一带一路”倡仪提出5周年，“五通”①2013年9月3日至13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土库曼斯坦、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时提出了“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的“五通”提法。的实施有力助推了“一带一路”战略的深入发展，中国外贸出口经历了2015年的触底后呈现“U”型增长态势（见图1）。2013年至2017年，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总额达69756.23亿美元，[19]与相关国家贸易增速高于中国对外整体增速，成为推动我国外贸加速回暖的重要力量，中国贸易在总体上受国家风险影响仍然较大。

图1 “一带一路”战略下中国外贸增长态势（2013-2017）

从图2可以看出，2014年1月以来，海上丝路贸易指数②海上丝路贸易指数（Maritime Silk Road Trade Index，简称STI）由宁波航运交易所开发编制，数据来源于海关月度进出口贸易数据，由出口贸易指数、进口贸易指数、进出口贸易指数构成，该指数以2015年3月为基期，基点为100，每月发布。（出口贸易指数、进口贸易指数、进出口贸易指数）趋势客观反映了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间的经贸发展水平，即中国与海上丝路沿线重要国家间的贸易发展，总体上呈现增长态势。

图2 “一带一路”海上丝路贸易指数对港口国家风险影响（2014-2018）

（二）“一带一路”国家雇主风险影响有所减弱，但仍面临高风险

从图3可以看出，2014年7月以来，中国外贸出口先导指数①外贸出口先导指数由海关总署发布。该指数由外贸出口先导指数、出口经理人指数、新增出口订单指数和出口企业综合成本指数构成，其数值大小与出口形势兴衰成正相关关系。其数值扩大，表明我国未来2-3个月的出口形势趋于乐观；反之表明出口将面临一定的下行压力。（外贸出口先导指数、出口经理人指数、新增出口订单指数和出口企业综合成本指数），其数值大小与出口形势兴衰成正相关关系。外贸出口先导指数、出口经理人指数、新增出口订单指数总体呈现增长态势，出口形势趋于乐观；而出口企业综合成本指数呈现下降趋势，反映中资企业总体综合成本下降，企业管理与运营水平不断提升，一定程度上减缓了雇主投资、经营和管理风险影响，但仍面临高风险。

（三）受益海运互联互通发展强劲，基础设施建设发展迅猛，但工程风险仍受关注

图3 “一带一路”中国外贸出口先导指数对雇主风险影响（2014-2018）

“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以来，中国和沿线国家一道，在港口、铁路等领域开展了大量合作，有效提升了这些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截止2018年9月，我国港口已与世界200多个国家、600多个主要港口建立航线联系，海运互联互通指数保持全球第一。从图4可以看出，2017年7月以来，“一带一路”航贸指数②“一带一路”航贸指数由上海航运交易所发布。该指数由“一带一路”贸易额指数、“一带一路”货运量指数、“海上丝绸之路”运价指数三大类组成，全面反映“一带一路”倡议在贸易畅通和交通运输方面的发展成效，更是直接反映贸易额、货运量、运输价格三者间的变化和相互关系。(“一带一路”贸易额指数、“一带一路”货运量指数、“海上丝绸之路”运价指数)总体呈现增长态势，不仅直接反映贸易额、货运量、运输价格三者间的变化和相互关系，更是从工程建设层面反映了贸易畅通和交通运输方面的发展成效，但基础设施工程风险③华盛顿咨询公司RWR Advisory Group的最新研究报告显示，中国2013年以来在66个“一带一路”国家宣布投资的1674个基础设施项目中，约14%的项目（234个）遭遇了麻烦。所遇到的问题主要包括针对劳工政策的抗议、施工延期等，其中大部分问题源于管理不善。仍不可忽略。

图4 “一带一路”航贸指数对港口工程风险影响（2017-2018）

数据来源：中国一带一路网基础数据库

（四）区域因素风险影响逐渐显现，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晴雨表”

基于以上分析，“一带一路”建设受区域因素（主要包括国家、工程、雇主、环境条件及其他因素）影响逐步从微观隐性影响表现为宏观显性影响（见图5）。以国家风险为例，“一带一路”国家风险的总体态势表现为大国博弈加剧，地区冲突增多，国与国关系更趋复杂。具体表现：一是中亚地区安全形势尚好，但隐患仍存在；二是南亚地区安全形势威胁持续，仍是暴力冲突高发区；三是东南亚部分国家内部冲突加剧，恐怖势力抬头；四是中东地区一些国家动荡加剧，安全形势持续恶化；五是欧洲内外环境恶化，动荡与犯罪率上升。[20]

图5 “一带一路”港口国家的区域因素及其风险（2017-2018）

三、区域因素：影响“一带一路”港口国家劳动关系的关键因素

（一）国家风险影响因素及其分析

沿线国家的风险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首要安全问题，其影响因素主要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法律、社会等五个方面。同时，本研究结合文献资料和网络资料分析，以及与具有海外工作背景的工程师、管理人员及专家访谈，在AHP层次分析法的基础上构建了国家风险综合模糊模型，[21]得到了“一带一路”24个港口国家的国家风险等级和安全度（见图6）。

1.政治因素

图6 “一带一路”24个港口国家的国家风险等级及其安全度

国家政治局势不稳定、战争及战争遗留问题、潜在的极端与恐怖势力威胁、暴力袭击事件、非政府武装势力等因素会对项目的实施带来不确定性。如斯里兰卡科隆坡港口城项目，因总统换届，新政府以“缺乏相关审批手续”缺少透明度，“重审环境评估”等为由，于2015年3月叫停；中电投在缅甸的密松水电站项目，因缅甸总统吴登盛声称“密松项目破坏当地自然景观、破坏当地人民的生计”，于2011年9月被迫中止；[22]叙利亚因局势动荡，中国石油企业被迫撤离叙利亚，在当地项目完全搁置。[23]这些事件表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国内政治斗争及政策的调整[24]等政治因素对工程项目影响很大。

2.经济因素

通货膨胀、居民收入水平、居民人口与收入的占比关系等因素可能会对项目建设造成重大损失。如沙特地区的对外经济关系、金融政策及“东向”政策将直接影响到沙特与中国之间“一带一路”项目的实施。

3.文化因素

民族矛盾、宗教冲突等因素会使项目风险的防范和治理难度加大。如中国“一带一路”建设的样板工程“中巴经济走廊”，巴基斯坦的民族矛盾、宗教极端主义及暴恐袭击对中巴经济走廊的生存具有极大威胁。

4.法律因素

不同法律制度和规范标准对合同的影响容易导致贸易冲突。如波兰A2高速公路项目，中海外联合体因不了解波兰劳工法，未对竞标文本进行法律审查便签订合同，造成未按时向波兰分包商支付贷款而停工。

5.社会因素

医疗卫生状况、疾病、群体性事件、社会治安、犯罪现象、交通安全事故等因素可能对项目建设造成无法预估的风险。如缅甸莱比塘铜矿项目，在铜矿开工前后，因不少村民游行反对，甚至一些激进者堵塞矿区工地，导致项目施工不得不停止。

（二）雇主风险影响因素及分析

1.项目投资

在“一带一路”背景下，港口项目工程属于跨国合作，其投资形式多样，[25]包括工程承包、合资建设等。由于境外项目不可控因素较大，合资国政府可能会有撤资的风险。[26]同时，海外港口建设项目的工程款一般都是以当地货币和国际硬货币（如美元）两种货币支付，这两种货币之间与人民币之间的汇率不利波动会给雇主带来一定的风险。[27]

2.企业信誉

企业的信誉主要体现在项目低价中标、工期延误、委托授权及分包队伍等方面。国内分包队伍因选择不合理，出现一些现象，一定程度损害了中国企业的声誉；[28]某国际公司因在意大利多处使用一份授权，虽进行了善后处理，但其声誉受到了严重影响。

3.劳动合同

执行合同能力对雇主而言至关重要，特别是海外项目，施工时间多一天，费用将不断增长。例如东帝汶司法系统在解决商务纠纷时，从原告提起诉讼到实际付款需耗费1285天，共需51个流程才能完成执行合同的全过程,这将使得雇主耗时费力而且得不偿失。[29]同时，雇主还可能在合同纠纷案件中遭遇不公正判决，例如通过项目所在国的法院会偏袒国内企业，[30]这也加大了业主的风险。

（三）工程风险影响因素及分析

港口工程的设计处理方式与其他工程设计相比较为复杂，也是项目能否顺利实施的关键环节。设计存在缺陷，如地基不均匀沉降造成的裂缝，会影响结构的耐久性，降低结构的承载力，对工程带来安全隐患，[31]进而造成施工效果达不到设计要求、无法按期竣工、发生事故等问题，因此在施工过程中要注意严格监控。

海外工作的管理人员素质也存在一些问题。由于国内外背景的差异较大，这会给工程项目的人员管理带来很大困难。海外工程项目的管理人员风险主要有人员存在沟通障碍、技术能力不足、管理水平不够等问题，且不同国家的劳动方式和工作习惯不同，使得项目开展起来较为困难。

（四）环境风险及其他影响因素及分析

港口工程受自然环境、地质条件影响较大，风险可能被放大。[32]港口多有台风、风暴潮、大雾及海平面上升[33]等自然灾害，其对港口安全存在较大隐患。同时，港口工程属于海上作业，其地质条件对工程影响甚大，不仅要考虑能够评价地基稳定性的地基土承载力，还要考虑岸坡稳定性，如高陡岸坡的不稳定型式为崩滑，低缓岸坡的不稳定型式为塌滑。[34]

四、基础设施出口：“一带一路”港口国家劳动关系风险形成新动因

（一）中国“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出口的机遇与困境

当前，学术界对中国“一带一路”建设持肯定态度，相比之前日本产业或企业推广模式以及美国资金输出模式而言，中国“一带一路”基础设施经济出口模式是一种全新的模式，这种模式常常受到广阔的土地、巨大的资本、庞大的建材和大量的劳动力①基础设施出口模型理论是2018年10月9日澳大利亚何包钢教授在中国劳动关系学院举办的“一带一路”学术沙龙主讲报告“基础设施出口模型理论：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与地方适应的逻辑”中阐述的，该理论借鉴国际政治经济学思想，认为中国的基础设施出口模式需要大量劳动力、庞大建筑材料、巨大资本和广阔土地，并认为这4个方面都包含了与投资国家及地区冲突和适应的逻辑。本研究借鉴了基础设施出口模型理论的思想，借以分析“一带一路”港口国家劳动关系风险因素及其困境。等因素的制约。中资企业良好的工程技术依托“一带一路”的平台和载体走出国门，既是中资企业必须抓住的重大历史机遇，也给中资企业开展国际化经营提出了新挑战，其核心问题是处理好企业在东道国面临的区域风险因素，其中应对劳动关系风险成为中资企业走出去的新困境。

事实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环境复杂，中国企业“走出去”在东道国的生存和发展面临多样化风险。中国企业“走出去”遇到的典型困境主要表现为参与国际标准制定的水平低、人才国际化水平不高、与国外非政府组织沟通能力弱以及劳动关系风险应对和处置能力不足。基于此，2018年1月23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建立“一带一路”国际商事争端解决机制和机构的意见》指出，建立“一带一路”国际商事争端解决机制和机构，应当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公正高效便利、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纠纷解决方式多元化四原则。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在广东省深圳市设立“第一国际商事法庭”，在陕西省西安市设立“第二国际商事法庭”，受理当事人之间的跨境商事纠纷案件。至此，“一带一路”国际商事争端解决纳入了法治化治理轨道。

（二）基于桑德沃劳动关系理论模型的“一带一路”国家劳动关系风险评估

1.构建“一带一路”国家劳动关系风险评估指标体系

本研究立足于“一带一路”背景，首先通过文献调查法，查阅相关文献资料，将桑德沃劳动关系理论模型①桑德沃劳动关系理论，参见:SANDVER M H.Labor Relations:Process and Outcomes[M].Boston:MA,Little,Brown and Company,1987.作为指标体系建立的基础。然后根据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重点考虑了外部环境、企业环境和个人因素对劳动关系的影响，结合AHP层次分析法初步构建出“一带一路”国家劳动关系风险评估指标体系，并采取专家意见法，经专家分析修改后，最终确定“一带一路”国家劳动关系风险评估指标体系。

表1 “一带一路”港口国家劳动关系风险评价指标体系及影响权重

根据专家打分法的原理，专家成员建议为3-7人，人数选定遵循奇数原则。本研究选取5位具有海外工作经历的工程师和专家组成评分小组，根据专家个人的工作经验与知识积累，比较判断“一带一路”国家劳动关系风险各指标，经归一化及一致性检验后，通过加权平均得出各指标总权重排序(见表1)。

2.“一带一路”国家劳动关系风险模糊风险评估模型

综合运用层次分析法和模糊综合评价法，对国家劳动关系风险的层次分析做出一个总体评价。首先，调研并得出其影响劳动关系的因素并确定指标体系；然后，运用层次分析法计算得出指标权重，并对一级指标劳动关系风险进行系数修正；最后，利用模糊综合评价法，结合权重得出劳动关系风险等级评价，从而得到比较客观的评估结果。提出“一带一路”24个港口国家劳动关系风险等级划分区间，具体如表2所示。

表2 “一带一路”24个港口国家劳动关系风险等级划分区间

运用专家调查法进行打分，得到各个风险指标对评判等级的评估矩阵。设二级指标的综合权重为Vi，二级指标的得分为ri，国家风险的二级指标修正系数为Pi。

一级指标的综合权重为Uj，一级指标的得分为Aj。

其中，A为国家劳动关系风险的总得分。

依据上述模型，利用公式（1）和（2）计算得24个“一带一路”港口国家劳动关系风险等级（见表3）。结果表明，大多数国家的国家风险等级都集中在中度风险，阿尔及利亚与巴哈马的国家风险等级为高度风险，加拿大与坦桑尼亚的国家风险等级最低，为一般风险。

表3 “一带一路”港口工程所涉及24个国家的劳动关系风险等级和安全度

五、两极化：“一带一路”国家劳动关系的新趋势

中国作为“一带一路”倡仪的发起国，在实施“一带一路”倡议过程中，中资企业不断走出国门，到东道国进行工程项目投资建设，与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环境产生新融通，使中国劳动关系总体呈现“两极化”的发展态势（见图7），一极向微观网络延伸，伴随互联网+平台企业的崛起，我国劳动关系风险呈现网络化发展趋势，平台企业劳动争议事件呈现暴发式增长趋势；一极向宏观区域延伸，伴随着区域化经济一体化发展模式的推广，特别是伴随“一带一路”倡议实施，劳动关系风险呈现区域化趋势，中资公司与属地国劳动争议也出现激增现象。

图7 “一带一路”国家劳动关系“两极化”的发展态势① 资料来源：乔健,李诚.中资企业投资“一带一路”国家劳动关系风险防范研究——以巴西为例[J].中国人力资源开发,2018,35(7):92-107.本图中的部分参数参阅乔健等人的资料修订后绘制。

（一）伴随互联网+平台企业的崛起劳动关系风险呈现网络化趋势

当前，国内企业劳动关系评判需要站在实体企业和平台企业的新视角去研判。伴随互联网+平台企业的崛起，劳动关系风险呈现网络化趋势明显。

当前，网约工已成为我国非典型劳动关系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54]灵活性过大、安全性不足正是网约工权益维护面临的最大问题，也成为当前影响社会安全稳定的新因素之一。在共享经济新业态的大背景下，若网约工问题再得不到关注必然会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甚至有专家指出，网约工权益若长期得不到有效保护，必将成为社会治理的一颗定时炸弹，极有可能引发网约工群体性权益事件。政府宏观调控处理会面临更大困境，势必成为影响当前我国社会经济稳定的新因素。随着共享经济的发展，逐渐打破了传统劳动关系的组织形态，一部分劳动者（如网约工）以新业态形式自由流动结合，通过大数据平台，进行精准匹配，给传统劳动关系带来重大冲击与挑战，主要表现为：

1.网络技术引发劳动组织平台化、信息化，用工呈现订单化趋势

相比于传统企业，平台企业采用先进的互联技术，顾客与网约工在平台上可以直接交易，网约工的工作指令直接来自订单需求，而不是人工干预和管理，正是由于互联网及相关技术的飞速发展，[55]带动了劳动组织的平台化和信息化。

2.网络平台催生劳动用工自由化、多元化，劳资关系呈现虚化趋势

相比于传统企业基于组织内岗位需求进行招聘、遴选和录用的流程，劳动方式因平台企业采用先进的互联技术，平台用工条件更加宽松，使劳动者进出平台有了极大的自由选择权，对企业的依附性减弱，即相比于传统企业劳动者对平台企业认同度下降，使得本来劳动者与企业正常的劳资关系出现虚化趋势。

3.劳动关系协调机制面临多元化挑战，社会保障认定首现僵化趋势

传统的劳动者分工制度、与劳动关系绑定的社会保障制度与共享经济带来的工作形态上的转变已经不再完全匹配。大量的网约工不得不游离于社会保障网之外，承担着更大的不可预测的后果。这也意味着一旦认定他们与平台企业不存在劳动关系，标志着网约工的社会保障不能被认定，网约工的诸多权益也会受到很大影响，现行劳动关系“三方”协调机制“失效”。长此以往，必然影响社会的和谐与稳定，这与我们发展共享经济的初衷是相悖的。

4.传统劳动关系的外延和范围被拓宽，应避免劳动关系认定泛化

现行法律体系中的劳动关系实际上是工业化大生产模式下形成的单一、固定的雇佣关系模式，也是从社会法律规范的民事雇佣关系逐步分离出来的劳动法特别规范的关系。事实上，伴随着共享经济的发展，平台型、自雇型和多重型的新型用工关系[56]也将逐步从雇佣关系再次分离，并加以法律上的明确，真正纳入劳动法律规范领域。[57]不能感情化、无规则地将平台企业和网约工的关系全部认定为劳动关系，应避免劳动关系认定泛化。

（二）伴随“一带一路”倡仪实施劳动关系风险呈现区域化趋势

当前，伴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中国正进入资本大规模“出海”的新阶段。[58]中资企业面临产业升级和向更低成本国家转移的压力，其劳动关系评判需要站在区域化的新视角来分析。相比国内平台企业劳动关系发展态势，往往“走出去”中资企业的劳动关系还处于“调整阶段”，但伴随“一带一路”倡议实施劳动关系风险呈现区域化趋势日趋明显。2015年3月2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意见》指出，劳动关系是生产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最基本、最重要的社会关系之一，并给出了坚持“以人为本、依法构建、共建共享、改革创新”的构建原则，为中资企业科学应对区域化的劳动关系风险指明了方向，具体表现在：

1.中国劳动关系正处于全球产业链影响之中

中国特色劳动关系问题要充分反映全球化背景下价值链分工体系与中高低端的劳动关系。[59]显然，在我国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特别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劳动关系也会发生一系列深刻变化，带来一系列深层次的问题和矛盾。事实证明，中资企业显然不能回避在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转型过程中的劳动关系调整，以及劳动关系面临的新问题、新情况。

2.中国劳动关系正面临区域化因素影响的调整之中

中国劳动关系的市场化建构正处于一个关键的历史时期，[60]正在经历从个别劳动关系的构成和调整到集体劳动关系的构成和调整的转变时期。劳动关系的集体化转型，是市场化劳动关系形成的重要标志。这一转型对于中国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发展，都有着重要的影响。[61]在传统的产业关系结构和调整正在形成的同时，各种非正规的新型雇佣关系也在发展，[62]为中资企业适应东道国的劳动关系转型提供了方向。在劳动关系集体化转型的趋势之下，传统雇主策略的弊端日益明显，未来中国的雇主策略应当从理念、制度和机制三个方面进行系统重构，这为中资企业适应“一带一路”倡议“走出去”建立新型劳动关系提供了转换平台。

3.劳工标准成为中资企业海外发展的区域化重要因素

劳工标准问题由来已久，对于何谓“劳工标准”，受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历史文化传统的影响，并没有统一的定义。从本质上讲，劳工标准以及劳工保护问题主要是一国国内问题，准确说来是一国国内社会正义问题。[63]但随着“一带一路”深入推动，中国劳动关系必须重新认识劳工标准对构建新型劳动关系的作用，劳工标准已经成为中资企业海外发展的区域化重要因素。

总之，伴随互联网+平台企业的崛起，我国劳动关系风险呈现网络化趋势；同时伴随“一带一路”倡议实施，我国劳动关系风险也呈现区域化趋势。劳动关系的网络化和区域化趋势成为学术界、企业界关注的重点和焦点，其应对政策应成为继续深入研究的重点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