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 畅 王 心（.渤海大学 外国语学院，辽宁 锦州03；.天津大学外国语言与文学学院，天津300350）

Auld Lang Syne 是苏格兰民族诗人罗伯特·彭斯的佳作。该诗经人谱曲，于1940年成为美国著名爱情电影《魂断蓝桥》（Waterloo Bridge）的主题曲，从此声名远扬。在许多讲英语的国家和地区，人们通常在跨年夜演唱这首歌。这首歌寓意告别过去和迎接新的开始，所以也被广泛运用于送别、葬礼、毕业典礼、童子军运动等场合。目前，这首歌已被翻译为多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广为流传。由于其五声音阶符合许多亚洲国家使用的音阶，因而也极大地促进了它在东方国度的传播。

在中国，邓映易的汉译本《友谊地久天长》是一首家喻户晓的歌曲。从音乐传播的角度来看，该译本无疑是成功的，但是从文学和翻译的角度看，其他译本也各有千秋。本文回顾Auld Lang Syne 在中国的译介，并选取其最具代表性的三个汉译本，从时代背景、译者主体性和语言使用三个方面进行比较研究，以探索经典作家作品的研究和重译在寻求文化共通性和跨文化交际方面的意义。

一、在中国的译介

彭斯诗歌在中国的译介始于20世纪初，但是“就翻译次数看，A Red,Red Rose 是民国时期最受译者欢迎的彭斯作品（其次是My heart’s in the highlands）。”[1]依据所得资料，Auld Lang Syne 这首诗在中国的首个汉译本出现在1922年6月《湘君》季刊第1 号。译者吴芳吉共发表彭斯译诗10 首，其中包括Auld Lang Syne 的汉译本《久别离》。1926年9月，这10 首诗转载于《学衡》杂志第57 期。1944年，袁水拍虽翻译出版彭斯诗集《我的心呀，在高原》，但并未收录Auld Lang Syne 一诗。

“1949年以后，工农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彭斯被视为农民诗人的认知传统，再次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学界对彭斯的认识也愈加丰满。”[2]1958年，邓映易将这首诗译配为《友谊地久天长》，收录于《外国名歌200 首》。1959年，彭斯诞辰200周年之际，其诗歌在中国的译介再次获得生机，王佐良译著《彭斯诗选》和袁可嘉译著《彭斯诗钞》分别出版，均收录Auld Lang Syne这首诗的汉译本《往昔的时光》和《旧日的时光》。此后，除这两位译者的译本再版外，对这首诗的汉译再次陷入沉寂。2007年，屠岸选译《英国历代诗歌选》收录彭斯诗歌8 首，包含Auld Lang Syne 汉译本《长久的友谊》。2016年，李正栓译著《彭斯诗歌精选（英汉对照）》在彭斯逝世220周年出版，包含Auld Lang Syne 汉译本《过去的好时光》。

整体看来，Auld Lang Syne 的汉译呈现出明显的时代性特征，且主要集中在20世纪50年代。虽然《友谊地久天长》这首歌在中国保持着一定的影响力，但是对这首诗的译介研究却有待进一步深入。

二、汉译本比较研究

回顾Auld Lang Syne 的六个汉译本，可大致按时间顺序将其分为三类：一为1922年吴芳吉的文言体译本；二为1958年邓映易的译配本；三为1959年及之后的自由体诗译本。具体来看，每个译本又有其独特之处。现选取每一类别译诗一首，分别从时代背景、译者主体性和语言使用三个方面进行比较研究。

（一）时代背景研究

1.吴译本时代背景

吴芳吉（1896-1932），字碧柳，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的诗人、文学评论家、教育家，代表诗作有《婉容词》《护国岩词》等。吴芳吉的诗歌创作以文言为主，按内容可大致分为政治诗、亲情友情诗、写景叙事诗等。在诗学主张方面他认为，“只要他是：1 达意、2 顺口、3 悦目、4 赏心的作品，便是一首正大光明的诗。”[3]在他看来，诗歌创作是感情的产物，既然感情无文白之分，那么诗歌语言的使用也文白皆可。

“1922年1月，由梅光迪发起、吴宓主编的《学衡》杂志创刊于南京的东南大学。”[4]“学衡派”汇集了梅光迪、吴宓、胡先骕、汤用彤等学者。他们采取文化保守主义立场，与新文化运动主将李大钊、胡适、鲁迅等人论战。值得注意的是，“学衡派”并非否定新文化，也并不排斥西学，而是大力推介英国浪漫主义诗歌，并“用旧体格律翻译了大量诗歌作品，构成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上一道独特的风景”[5]。

吴芳吉和吴宓同为清华留美学堂学童，两人自年少起建立了长达一生的友谊。“作为吴芳吉长期的赞助者和支持者，吴宓扮演了吴芳吉‘精神教父’的角色。”[6]在《自订年表》中，吴芳吉曾回忆吴宓对自己的指导，“以某之性情身世与彭士（Robert Burns）相近，命即熟读精求。”[7]吴宓和吴芳吉都喜爱彭斯的诗歌。吴宓说，“英文诗中，以彭士（Robert Burns）之诗，最为自然。”[8]吴芳吉则说，“吾读彭士之诗，爱其质朴真诚，格近风雅，缠绵悱恻，神似《离骚》。”[9]1922年2月，应吴宓之请，执教于长沙明德中学的吴芳吉创办《湘君》，与吴宓任主编的《学衡》杂志在精神上相互呼应。同年6月，吴芳吉在《湘君》季刊第1 号发表《彭士列传》，并刊登彭斯译诗10 首。

2.邓译本时代背景

邓映易1920年出生于北京，曾就读于辅仁大学、燕京大学和上海国立音专。新中国成立后，她先后在上海音乐工作团、北京中央歌舞团和中央乐团任女高音声部长和独唱演员。自1957年起，她译配了包括《欢乐颂》《铃儿响叮当》在内的一千余首外国歌曲和二百余首中国歌曲。作品涉及国家多，体裁题材类型广。

在我国，歌曲译配始于清朝末年。五四运动之后，大量外国歌曲通过归国留学生、外国传教士、外国侨民等途径被译配到我国。新中国成立后，外国歌曲译配进入新阶段，大量歌曲刊物相继刊载译配作品，一些民营书店还出版过苏联歌曲集，以迎合大众学习俄语的热潮。1954年，我国第一家国营音乐出版社（“人民音乐出版社”前身）成立，大大推动了外国歌曲的译配工作。在翻译出版的歌曲集中，“影响最为广泛、最为深远的是音乐社1958年推出的《外国名歌200 首》和1959年推出的续编”[10]，这两本集子共收入世界各国歌曲四百五十余首，参与译配的人一百多位。这本书在当时广受欢迎，累计印数几十万册，音乐爱好者几乎人手一本。

由于当时外国歌曲在选题计划中占比很高，出版社便组织约请了一大批译配工作者，邓映易就是其中之一。“1957年，邓映易在中央乐团工作期间，开始译配大量的外国歌曲，为祖国的歌曲译配事业填补空白”[11]。在《外国名歌200首》中，邓映易译配了包括彭斯诗歌《友谊地久天长》《我心怀念高原》在内的51 首英美歌曲。时至今日，仍然广为传唱。

3.李译本时代背景

李正栓长期致力于英美诗歌研究及中英诗歌互译、译评，科研成果丰富，出版多部邓恩研究、文艺复兴时期诗歌研究、美国诗歌研究等方面专著和英美文学教材，发表多篇邓恩研究、彭斯研究、文艺复兴时期诗人研究和翻译研究方面的文章。近年来，除《彭斯诗歌精选（英汉对照）》（2016）外，他还翻译出版《水树格言》（2017）、《国王修身论》（2017）、《毛泽东诗词精选精译》（2018）等译著。

2014年底，李正栓受国家留学基金委派遣到英国斯特灵大学做访问学者。为了继承袁水拍、王佐良、袁可嘉等前辈的遗志，他继续译介彭斯作品，并滋养中国民歌。他“广泛搜集资料，仔细研读，就某些问题请教专家，并进行翻译”[12]。通过与斯特灵大学、格拉斯哥大学一些专家的探讨，他对苏格兰文学和彭斯诗歌有了更为深入的理解。他把选文注释给英国教授审读，把译文给精通英汉双语的专家征求意见，深入研究，严谨翻译。较之前人的译本，他的语言使用更加平实，感情表达更为直接，不仅有利于读者阅读和赏析，更有利于增进两国文化间的交流。“他还于2015年春天在苏格兰文学研究重地格拉斯哥大学做了一次有关彭斯诗歌汉译的报告，受高度好评”[13]。

2016年是彭斯逝世220周年，李正栓出版了《彭斯诗歌精选（英汉对照）》。该书选译彭斯诗歌108 首，以英汉双语的形式呈现，把彭斯在中国的译介推向了新高度。2016年6月，鉴于李正栓在传播苏格兰文学和中英文化交流中所作出的贡献，斯特灵大学授予他荣誉博士学位，并请他代表全体毕业生发言。《彭斯诗歌精选（英汉对照）》将彭斯诗歌分为爱情诗、爱国诗、友谊诗等六大主题，《过去的好时光》在友谊诗之列。自1992年开设“英美诗歌欣赏”选修课时起，他一直向一届又一届学生讲解Auld Lang Syne 这首诗并教唱这首歌曲；自2016年开设“英文歌曲欣赏”选修课以来，他把Auld Lang Syne 这首歌定为比较歌曲。

（二）译者主体性对比

翻译活动不是在真空环境中进行的。译本的最终呈现不仅有时代的印痕，还与译者的教育背景、文学素养和翻译主张等因素息息相关。从某种角度讲，翻译是具有创造性的，“因为它赋予作品一个崭新的面貌，使之能与更广泛的读者进行一次崭新的文学交流”[14]。本文所选的三个Auld Lang Syne 汉译本风格迥异，究其原因，离不开对译者本身的分析。

吴芳吉的诗歌译作一律为文言体形式。他说：“纵使举世的人都用白话，而我偏用文言，不妨就作文言的诗；只要文言的真好，自然也可以成立。”[15]吴芳吉认为文言之美要高于白话之美，因而他选择用文言体翻译英文诗歌。由于吴芳吉选译的诗歌多为民歌，“这也注定他会套用汉语五七言古体和词曲歌谣等长短句的形式规范来重写原诗”[16]。虽然这种诗体形式相对自由，但或多或少还是会影响对原诗自由风格的还原。

邓映易认为，“翻译”只是歌词译配的第一步，而“‘译配’则在音乐中的可塑性很大。它不仅要求在用字遣词上与原词风格相同，而且还特别重视译词与曲调、重音与节奏、音节与旋律等环节的默契配合，并要求与唱原文一样自如地抒发歌曲的思想感情”[17]。由此可见，歌曲译配是翻译和音乐两门学科交叉融合而产生的独特艺术形式，译配源于翻译，但不同于翻译。

李正栓自幼喜欢看戏，喜欢戏剧中的音乐，京剧、评剧、河北梆子、石家庄丝弦、豫剧、黄梅戏等剧种他都喜欢听，还能学唱一些唱段。他还喜欢唱歌、吹口哨。青年时把许多中国歌曲翻译成英语并进行译配，指导音乐系教授和歌舞团演唱家用英语唱英文版中国歌曲，由音像出版社出版发行；中年时翻译出版《英文金曲赏析》若干册，亲自把60 首英文名曲译成汉语，其中许多是可以唱的，曾是当年畅销书。他很羡慕邓映易和薛范，近年又认识了歌曲译配能手青年教师覃军博士。中年后他还与人合作把自己翻译的毛泽东诗词英文的5 首配以河北梆子曲调，由著名河北梆子演唱家彭蕙蘅和刘凤玲在重大场合演唱。他为中学生编写的《英文歌曲赏析》成为教育部基础教育选修课教材。他近年又出版《英文歌曲欣赏》教材，为大学生开设选修课。他用英文歌曲向学生传播正能量，以及正确的价值观、世界观、人生观。

李正栓在2004年《外语与外语教学》第8期《忠实对等：汉诗英译的一条重要原则》一文中曾提出他的译诗主张“忠实对等”。他认为在实现功能对等的基础上，“对原文的理解、对风格的再现、对音韵的追求、对文化的迁移也都应讲究一个对等。”[18]该原则也指导了他多年以来包括彭斯诗歌汉译在内的英汉双语翻译实践。

（三）语言使用分析

三位译者身处不同的时代，具有不同的翻译或译配主张，因此译本的语言呈现也颇为不同。首先，从题目Auld Lang Syne 的汉译来看，吴译为《久别离》[19]，邓译为《友谊地久天长》[20]，李译为《过去的好时光》[12](151)。“auld lang syne”是“old long since”之义，李译为直译，吴译为意译，邓译则是创译。相比较而言，李译较为忠实，吴译和邓译为了突出友谊这个主题，均在原文含义的基础上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加工。在诗歌内容的汉译上，三位译者使用的语言也具有不同风格。现以部分诗节为例进行说明。（注：由于吴译本为竖向排版，邓译本为简谱版，因而摘录时原文和译文均未保留缩进格式。）

且看本诗最为经典的第1 节：

Should auld acquaintance be forgot,

And never brought to mind?

Should auld acquaintance be forgot,

And days o’auld lang syne?[12](151)

1.吴译本：

吾岂忘却老友，/永不挂上心否？/吾岂忘却老友，/自从别来许久。[19]

2.邓译本：

怎能忘记旧日朋友，/心中能不怀想，/旧日朋友岂能相忘，/友谊地久天长。[20]

3.李译本：

老朋友怎能遗忘掉，/永不再放心上？/老朋友怎能遗忘掉，/还有过去的好时光？[12](151)

吴译本采用六言的形式，每两个汉字为一个音组，每行均由三个音节构成。虽语言整饬，但缺乏三音节词的搭配使用，节奏略显急促单调。“岂”“忘却”等词的使用使译文简洁凝练。行末均押“ou”的尾韵，一韵到底，符合汉语诗歌的押韵传统，读起来声音宛转悠扬，烘托了久离别的气氛。邓译本中“旧日朋友”“怀想”等词古朴典雅。从形式上看，奇、偶数行字数分别相同，且1、3 行在保留原义的基础上换用表达方式，语言工整又富于变化。尾韵为“abbb”，以“ang”为主，口型较大，便于歌唱。李译本最为忠实原文，且语言使用最为平实，“老朋友”“放心上”等词的使用展现了老朋友阔别重逢后感慨和喜悦的画面，韵脚与原文相同，均为“abab”。单音节、双音节和三音节词语的交替使用使译文节奏更为丰富。同时，译者还考虑到译文的音乐性，使之可配合原曲进行歌唱。

再看本诗第4 节：

We twa hae paidl’d i’the burn,

Frae mornin’sun till dine；

But seas between us braid hae roar’d

Sin auld lang syne.[12](152)

1.吴译本：

昔曾同玩溪流，/自晨直玩到酉。/海声入耳飕飕，/此事别来许久。[19]

2.邓译本：

我们也曾终日逍遥，/荡桨在绿波上；/但如今却劳燕分飞，/远隔大海重洋。[20]

3.李译本：

我们俩曾蹚溪又过河，/从早晨直到晚上灯火亮；/如今大海将我们分离，/远离过去的好时光！[12](152)

吴译本仍采用六言形式，语言含蓄隽永，“晨”“酉”等词的使用使译文言简意赅，古色古香。行末仍然保持“ou”的尾韵，一韵到底。但是对照原文，不难发现，译者为保持诗歌的形式美而损失了原文部分内容的传译，如第三行并未译出“分离”之义。邓译本的文学性很强，“劳燕分飞”“大海重洋”等词语的使用足见译配者文学功底之深厚。但是为了既最大限度还原诗歌内容，又使之朗朗上口、便于歌唱，译配者对译文内容进行了调整，将原诗1、2 行的顺序倒置，将第3 行拆译为3、4 两行，第4 行信息省略不译。由此可见，译配是翻译基础上的二次加工。李译本的忠实更多地体现在用词的准确性上，“paidl’d i’the burn”为“paddled in the stream”之义，“paddle”作“用桨划（船）”时，为及物动词，而作为不及物动词，则为“赤脚涉水”之义，相较而言，李译本的用词更为准确。“dine”一词的译文则是译者反复推敲、精益求精的结果，这个词的本义是“进餐，用饭”，指（中午或晚上吃的）正餐，李正栓曾将这一诗行译为“从早到日悬中央”[21]。但通过在苏格兰的实地考察，他发现当地由于纬度较高并没有“日悬中央”的现象，于是将译文改为“从早晨直到晚上灯火亮”。从早到晚的嬉戏玩耍更突出了过去时光之美好。

最后来看这首诗的合唱部分：

For auld lang syne,my jo,

For auld lang syne,

We’ll tak a cup o’kindness yet,

For auld lang syne

1.吴译本：

为兹别来许久，我友，/ 为兹别来许久。/ 大家且进一杯酒，/ 为兹别来许久。[19]

2.邓译本：

友谊万岁，/友谊万岁！/举杯痛饮，同声歌颂/友谊地久天长。[20]

3.李译本：

为了过去的好时光，朋友，/为了过去的好时光，/让我们干一杯友谊的酒，/为了过去的好时光。[12](151)

吴译本中最引人注目的当属“兹”字了。“兹”作为“这，这个”之义，不仅使译文语言更加古雅，还保持了整首诗六言形式的一致性。中国古诗多为五言或七言，六言则常见于词或散文。译者选用词体来翻译，因而在本节可见七言或其他形式。邓译本中，“万岁”一词具有鲜明的时代印记，译者用近似于口号的形式来表现对友谊的高度赞颂。“痛饮”一词充满诗意，将多年未见的朋友再次欢聚一堂时的喜悦之情抒发地淋漓尽致。李译本则用最为质朴平实的语言忠实还原了这一段“劝酒词”，描绘了一幅欢乐宴饮的画面，使读者眼前浮现出这样的场景：久别重逢的友人沉浸在回忆中，激动地连说三次“为了过去的好时光”，邀请大家共干这杯淳淳的友谊之酒。一咏三叹，令人陶醉。

回顾并对比三首Auld Lang Syne 在中国不同时代的译诗可以发现，吴芳吉为诗人译诗，吴译本为文言形式，且全诗一韵到底，文字整饬，风格古朴典雅，可见他受旧文学观念影响较重。邓映易为歌唱家译诗，邓映易的译配本存在许多减译情况，尾韵口型较大，便于歌唱，副歌部分“万岁”一词重复出现，为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独特产物。李正栓为学者译诗，李译本为自由体译诗，对原文的忠实程度最高，语言平实，体现了译者对作者的情感把握、对原作的细致研究和对“忠实对等”翻译理念的严格执行。

文化不同，则语言不同。但各个国家的读者却都更易于接受像彭斯这样作者的作品。因为只有民族的才是国际的，乡土的也是世界的。生活是彭斯诗歌的底色，他用手中的笔将生活点滴升华为不朽诗篇，展现着苏格兰的民族气质和乡土气息。在过去的二百多年来，Auld Lang Syne 在世界各国流传，展示了其强大的生命力。回顾这首诗在中国近一百年来的译介，不仅可以感受到一首首译作强烈的时代感，更能够体会到一位位译者的睿智和才思。文化间的沟通离不开文学作品的翻译和传播，友谊、亲情、爱情等人类共通的文化在经典文学作品的研究和重译中得到传递和升华，历久弥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