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蕊

莫言以其短篇、中篇和长篇共同构筑起“高密东北乡”的文学世界。大江健三郎说：“如果在世界上给短篇小说排出前五名的话，莫言的应该进去。”莫言早期的短篇大致分三个阶段，1981年至1983年属于尝试期，1983年至1992年属于探索期，1998年至2005年属于圆熟期。代表性作品如《春夜雨霏霏》、《民间音乐》、《白狗秋千架》、《学习蒲松龄》、《与大师约会》等等，后整合成《白狗秋千架》和《与大师约会》两本合集。相较于其长篇小说，莫言的短篇更偏向于现实主义，建构了神秘野性的“高密东北乡”，塑造了强悍率真的高密乡民，并形成“讲故事”般的叙事风格。

自2012年凭借《蛙》等获诺贝尔文学奖后，莫言的作品会以什么样的姿态重返文坛，这是吊起众人胃口的巨大悬念。歇笔五年，直至2017年末，莫言终于先后在《收获》和《人民文学》上发表了新的短篇《故乡人事》与《天下太平》;2018年又于《花城》发表了《诗人金希普》和《表弟宁赛叶》，并在《十月》上登载了短篇《等待摩西》;2019年初又于《上海文学》上发表了《一斗阁笔记》。

莫言在其新近的短篇中，通过张力自如、巧妙有趣的故事形态，根据人物塑造的需要，选取和建构出相应的故事情节。在《地主的眼神》里，作者塑造出形象更饱满的地主孙敬贤，不坏但也不善良，一个庄稼好手，一个被冤枉的值得同情的地主;在《斗士》里，作者将“革命者”方明德和“凶残的弱者”武功塑造成可以深刻体现出历史内涵的特殊时期人物代表;在《等待摩西》里，柳卫东体现出半个世纪农民沉浮的历史;而《表弟宁赛叶》和《诗人金希普》里的新时代乡村“文青”宁赛叶和金希普，则更明显地体现出作者将“写人物”置于“讲故事”之上的态度转变，也体现出作者更深广的社会视野。

一、“梦幻”到“现实”

莫言新近的短篇小说相对于过去，在保持思想与艺术创作高度的同时，体现出新的变化与探索。他以更为写实的“我”切入小说叙述中，深入乡村社会，揭示更深刻的人生底蕴，其标识性的魔幻与传奇色彩淡化，代之以更为现实和写实的风格。这种梦幻到现实的风格转变，让我们进一步思考当下短篇小说的创作发展。

1.“我”的叙述变化

莫言小说经常以第一人称来进行叙事，不论是上官金童、黑孩、罗小通，还是李一斗，都是莫言自身不同时期的折射。在其早期短篇里，有《铁孩》里饥饿苦难的儿童“我”，有《冰雪美人》里学医的少年“我”，有《白狗秋千架》里当兵回来的青年“我”。这些短篇中的“我”年龄普遍不大，总是以贫穷孤独的儿童形象出现，叙述偏向故事性、虚构性，苦难意味浓重，多表现苦难乡村下的苦难儿童与女性。

在莫言近期的短篇中，除了2017年发表在《人民文学》上的《天下太平》是以第三人称记叙外，其余几篇都是以第一人称“我”来叙事。但除了《左镰》是追忆童年并且全篇都是以儿童“我”的眼光来叙事外，其他短篇里的“我”大多数都是以作家当下的身份年龄来切入叙事的，即一个完整的作家“我”。不论是2017年的《地主的眼神》、《斗士》，还是2018年的《诗人金希普》、《表弟宁赛叶》、《等待摩西》，或是2019年的《一斗阁笔记》，“我”都是出生于高密东北乡，亲历时代变迁，且功成名就的中年作家形象，心系故乡，时常回去看望，一方面是寻求归属感，一方面吸收写作的灵感与素材。尤其是2018年的《等待摩西》，小说中的“我”几乎就是当下的莫言，这种叙述变化使小说呈现出非虚构的纪实感，作者在小说中还谈及如何写作，又使作品具有元小说性质，松弛的节奏与结构中暗含坚实的张力，这种叙事态度与技巧是莫言过去所少有的。叙述者与作家本人当下状态有很多重合处，这就强化了小说的写实性，一位立足民间、思虑深远、幽默好玩的中年作家“我”的形象便在小说中立了起来。此外，即使以儿童视角去叙述，“我”也透露出一种不同于以往的淡然和悲悯态度。比如《天下太平》中的马迎奥，主角小奥是叙述者，也是文章的视角人物，但是在这样一个儿童的视觉后，藏着的是中年作家的一双眼睛，作者透过这样一双眼睛表达了非儿童能拥有的人道主义和悲悯情怀。

“我”的叙述变化，使作者的叙述与当下现实更加紧密，并促使作者从讲故事到写人物的转变，实现了作者对故乡的回归和超越以及对人性更加合理贴切的表现。

2.从传奇到写实

敏感又富于幻想的性格奠定了莫言传奇书写的基调，高密东北乡独特的民间生活经历给莫言提供了传奇素材的来源，加之中国民间文学与西方现代文学深远的影响，莫言早期短篇总体呈现传奇性的特征。马尔克斯的故乡马孔多和福克纳的故乡约克帕塔法县激发莫言找到自己的文学源泉——高密东北乡，而他们的魔幻现实主义与意识流对莫言想象力的解放也起到很大作用，其中马尔克斯“魔幻现实主义关照现实”的理念对莫言的创作产生深刻影响。蒲松龄是莫言的“精神老师”，莫言曾就此写过一篇调侃诙谐风格的短篇《学习蒲松龄》。一直以“魔幻现实主义”和“民间传奇”为标志性特征的莫言，前期短篇体现出“梦幻”般的叙事风格。莫言常采用荒诞、反讽等现代手法和传奇式叙述模式，这种叙事模式主要表现为两种特征：“爷爷奶奶讲故事”和“奇遇”。

但在近期短篇中，莫言在历史现实与真实人物原型的基础上，进行了更为贴切写实的再创造，就比如作者在《地主的眼神》里塑造的人物孙敬贤。过去作者对孙敬贤的形容是“这老地主看似低眉顺眼，但只要偶尔一抬头，就有两道阴森森的光芒从他的黄眼珠子里射出”，现在作者的表述是“我承认，我对这个具有高超割麦技艺的老地主没有丝毫好感，但我对他无端挨打又充满同情，我对专横跋扈的贫协主任充满反感，但又对他惩治老地主感到几分快意”，以及“我至今也认为孙敬贤不是个心地良善的人，但我之前的作文让他受了很多苦，我至今内疚”。可以透过这些文字窥探到作者对人物塑造真实性的重视，以及作者因对人性更透彻的认识而产生的包容与豁达心态。此外，《诗人金希普》和《表弟宁赛叶》对现实的嘲笑讽刺有《围城》和《儒林外史》的风骨;《等待摩西》将宗教与现实相联系，更是体现出一种世界性眼光。还有《天下太平》中的小奥，《斗士》中的方明德，《左镰》中的田奎，作者在一系列短篇中，將社会与历史背景模糊化，突出人物塑造与人性刻画，写出色彩鲜明、真实饱满的人物形象，并透过人物视角来看整个乡村社会的变迁。这种强烈的代入感给读者带来更真实的现实感与批判意味，这是作者对鲁迅国民性批判的致敬与继承，也是对更深广的社会层面的探索。

总之，在莫言近期的短篇中，没有《春夜雨霏霏》等的清新细腻，也没有《长安大道上的骑驴美人》等的诡谲传奇。其传奇式的梦幻感逐渐褪去，从大量使用想象、夸张、虚构手法转向更多应用写实、客观、具象手法，其力度由轰炸式松散不定转向松弛中暗含张力，语调更偏向冷静直白，语言风格变得朴实和简练，在当代性的眼光格局中均呈现出向写实与非虚构的回归。这种回归现实主义的变化，体现出作者莫言对社会底蕴更深刻的理解，也体现出其对当下中国现实与底层民众的关心与重视。

二、民间的回归与发展

陈思和曾这样评价莫言的民间性：“莫言的创作风格一向强调原始生命力的浑然冲动和来自民间大地的自然主义美学，其中叙述得最多的就是农民、苦难的女性和儿童，这些生命在莫言的艺术世界里形成特殊的叙述单位，人物所面对的苦难往往通过这些特殊的叙述主体表现出来。莫言的民间叙事从不会站在强者立场上去鄙视或遮掩弱者，这也是其民间立场的可贵性。”

1.对鲁迅民间书写的继承与延伸

一个作家到底是为政治写作、为知识分子写作还是为民众写作，这是一个蕴含在作家写作全过程中并影响其整体倾向的问题。就此问题，莫言明确表示过自己是作为老百姓来写作的，他坚守着民间情怀并站在民间立场上进行写作。但在后来的《超越故乡》中，莫言又说：“也许在不久的将来，我会回到高密去，遗憾的是那里已经面目全非，现实中的故乡与我用想象力重构的故乡不再是一回事。”歇笔五年，2017年莫言“回归”，此后作者带来的短篇小说均让我们看到了他重归故乡后不一样的感受与表达。

在莫言的新作中，可以发现其对鲁迅民间性与启蒙精神的致敬，尤其是《故乡人事》，三个短篇展现了高密乡民身上的愚昧和闪光，高密东北乡在社会前进中的艰难翻身，特殊历史与人性混合在一起时的复杂难断，它们以递进方式实现了作者对故乡“回归式”的反思，这与鲁迅的“归乡式”叙事模式有很多相似之处。首先是标题上，三个短篇合集的标题与鲁迅的《故乡》非常接近;其次是叙事上，两者都是采用第一人称内聚焦限制性视角进行回望叙事，都惯于使用“归乡人”叙述模式展现离乡多年的游子眼中的故土人事;第三是内容上，两人都通过塑造典型的人物形象，并通过“我”的所见所闻来折射社会历史的变迁;最后是主旨上，两人都是在塑造人物中完成对民间的书写并上升到启蒙高度。此外，《地主的眼神》里“我”对老地主孙敬贤和他儿媳于红霞的回顾，还有最后孙双库与孙双亮给孙敬贤办丧礼的热闹和荒诞，作者用朴实简练的语言对这些人物和场景进行描述，若隐若现地透出一些“鲁迅式”深远的讽刺情绪。《斗士》里的“恶人”武功像是“变异”后的阿Q，两人都在乡村受尽鄙视，但阿Q在沉默与愚钝中死亡，武功在仇恨与异化中成为“笑到最后的胜利者”，一个“睚眦必报的凶残的弱者”，国民性批判精神成为小说底蕴。《等待摩西》采用的“离乡—回乡”叙事模式与鲁迅的《故乡》、《祝福》有很多共同性，一个决意离开土地的人，中年返乡再看故乡，最后发出“一切都很正常，只有我不正常”的感慨，当高密脱掉魔幻、传奇的外衣，“我”便发现自己已然无处安放。

莫言在新近短篇里继承了鲁迅的民间书写精神，又在此之上表现出不同于鲁迅的“包容性”与“亲和性”。《左镰》中因孩子们的闹剧被砍去右手的田奎，最后却释怀了仇恨，甚至愿意娶导致他右手被砍的“仇人”的女儿欢子，一种“与历史和解”的忏悔意识荡漾其间。鲁迅的民间书写是站在高空中的俯瞰，以“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态度去塑造故乡鲁镇和乡民们，其民间书写总有一种疏离感，小说中的“我”与故乡人事也总是格格不入，似乎自己与故乡最大的联系几乎只有童年记忆。相反，莫言称自己是“作为老百姓写作”，他将自己定义为农民的“儿子”，始终站在乡民中，以平等的心态对待小说中的人物，不去鞭挞谁或教化谁，他不认为自己比读者或书中的人物高明。小说里的“我”即使阔别多年再回故乡，也不会在心里与故乡保持着距离，而是一直试图融入故乡，并给家乡人提供帮助。

2.民间叙事中表达悲悯情怀

好的小说不仅仅通过叙事表现历史长河中民族的兴衰史，或在共时性中展现个人与群体的命运沉浮，更应该超越民族、超越时代，延伸到人性层面，挖掘人性深处，寻求人类命运出路。在莫言近期的短篇中，作者在民间叙事中表达出浓厚的悲悯情怀。

作者在《天下太平》里这样写道：“老鳖似乎看出了他的胆怯，两只小眼的光芒愈发地明亮凶狠起来……人们实在想不明白为什么要占数万亩的良田，花数十亿的资金，修这样一条斜劣霸道的铁路……他于是感到这条铁路、这列火车都与大湾里的老鳖有关系。”作者笔下的主人公小奥不明白人为什么要侵占数万亩良田就为了修建一条斜劣霸道的铁路，他感到铁路或许都与大湾里的老鳖有关系，他觉得鳖洞连通另外一个世界，老鳖就是别的世界里的人，把它放了，鱉精就会保佑自己的父母和爷爷。出自孩童的思考不仅体现了儿童的天真烂漫，更透露出莫言对大自然和世间万物的悲悯情怀——人不应当为了自己的发展去阻碍自然与其他生物的生存。《斗士》中“睚眦必报的凶残的弱者”武功与《左镰》中敢娶寡居在家、背着“克夫命”又是仇人女儿的田奎形成鲜明对比，但作者并没有一味去批判武功或去褒扬田奎，因为凶狠讨人厌的武功之所以会变成这样也是因为特殊历史给他带来了难以治愈的伤痛处境，而最后对仇恨释怀甚至以德报怨的田奎也做过欺凌弱小的不道德之事。作者在《斗士》的最后写道：“我似乎明白武功的心理，但我希望他从今往后，不要再干这样的事了。他的仇人们，死的死，走的走，病的病，似乎他是笑到最后的胜利者，一个睚眦必报的凶残的弱者。”作者在对仇恨与释怀主题的阐述中，隐藏着对“凶残的弱者”的宽容及对少年犯错的忏悔，这些都透露出作者浓浓的悲悯情怀。

三、经典化的再尝试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梁启超说：“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也。”小说地位自现代以来不断上升，一部文学史几乎就是一部小说史。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小说地位开始下滑，它不再是引导时代的“重器”和精神向导。时代的变化不仅改变了读者的阅读需求与偏好，也改变着作家的创作理念，经典小说的创作规律与经验被消解，城市小说的兴盛使乡土小说不断衰弱。莫言在新近的短篇小说创作中，体现出向理性与写实的回归，重构小说元素，从突出“故事性”走向突出“人物”，再现经典现实主义的永恒魅力，也体现出走向国际的莫言在国际视野下的经典化尝试。

1.现实主义的永恒魅力

经典现实主义创作理论对人物与故事之间的关系处理有明确的理论阐释：一要及时捕捉和表现时代的走向及历史的基本脉络，二要描绘历史巨变对社会方方面面造成的巨大冲击，三是要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四要将历史与审美结合。

但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讲故事”风盛行，人物塑造单薄成为一种普遍的问题。莫言曾经表示：“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小说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好看，人物的性格、思想、时代精神都要通过故事来表现。”现在莫言依旧认为故事很重要，在莫言近期的短篇中，可以发现其对人物塑造的重视开始高于故事“好看”，人物高于故事，讲故事服务于塑造人物与主题表达。莫言就此做出补充说明：“我实际上是个观察者，小说根本上写的是人与人的关系。”

卢卡契曾提出：“对现实主义者来说，思维和塑造的总体性的深广度是主要的。”这个总体性所指范围宽广，是精神范围的总体性，是物质范围的总体性，也是人类和社会的总体性。现实主义小说应当尽量真实且深刻地反映出这个总体性。莫言反映总体性的切入点就是他的“文学王国”——“高密东北乡”。莫言近期短篇有着深厚的现实性，在着重塑造小说人物的同时，透过高密看到农村天翻地覆的变化，这其中有好的变化，也有许多潜藏的危机。

中国乡村转型在整个社会转型中是尤为艰难和痛苦的。中国乡村是中国的根，根想转型，就势必会有许多极为重大的阻碍。如何将四十年间乡村翻天覆地的变化压缩成文字，是许多作家苦心思考的问题。莫言在近期短篇小说中，不再一味去描述高密东北乡过去的故事，而更多地将笔力放在中国当下的农村总体性上。在《天下太平》中，小说表面描写小奥与鳖发生了一场解救和反被咬的故事，实则以主人公马迎奥一天的经历折射出一个乡村的历史变迁。作者在围绕小奥叙事的过程中，深入到了乡村经济发展中遇到的各种阻碍及这种发展对环境产生的不良影响。《左镰》里放下仇恨的田奎和《斗士》中仇恨一辈子的凶残弱者武功形成鲜明对比，莫言在塑造这两个人物时，表达出一种同情、悲悯与理解，这种情感也體现出作者对现实主义更深刻的诠释。在《等待摩西》里，作者着力塑造出摩西这样一个典型而又特别的人物，这样一个“文革”时期的造反者，改革期的农民企业家，市场经济下的基督徒与诈骗犯;在柳卫东身上，体现出时代不断发展之下中国农民依然没有随着时代共同进步成有思想、有文化的“现代化”农民的问题，也体现了作者对时代的质问和思考。而《诗人金希普》和《表弟宁赛叶》中金希普与宁赛叶这两个充满讽刺性的人物更是表达了莫言对乡村文化沦丧的担忧。

莫言近期的小说关照当下农村，发现农村的新变化与新矛盾，启发更多作家通过富有特色的切入点来表现中国农村当下现状，体现出更深广的视野，这是莫言新近短篇的魅力，也是现实主义的魅力。

2.国际视野下的文化构建

中国正在重新进入世界新秩序，文化的构建十分重要，中国当代文学在不断国际化和历史化，这是在国际视野下实现经典化所必须达到的两个维度需求。当代文学的“经典化”需要从国内走向世界，在国际视野下实现经典化，这样原本在国内已经达到很高程度经典化的作家又需要经历其他的维度标准重新实现经典化。而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正处于在国际视野下实现经典化的历程中。

在《天下太平》中，作者深入中国乡村，在记述小奥被鳖咬的事件中塑造出充满童趣及人道精神的马迎奥和反腐胆大又具有创新精神的村干部张二昆，表达了作者自己对乡村经济发展现状的质疑和对未来的期许，反映出中国乡村当下的现实与困惑，笔调也少了奇幻，多了深沉。在《诗人金希普》和《表弟宁赛叶》这两个短篇里，作者着重塑造的主人公“金希普”和“宁赛叶”这两个人物就是打着诗人旗号过着荒唐文青生活的“傻瓜”。他们恰好生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错过堪称中国文学“黄金时代”的“五四”时期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他们错过了这两个最容易被经典化的时期，没有足够的才气，不够脚踏实地，然而依旧做着成为文学名人的白日梦。小说的讽刺风格使人联想到《围城》和《儒林外史》，而两人的绰号和身份又使人想到俄国文学之父普希金和伟大诗人叶赛宁。他们的真实形象与两人对普希金和叶赛宁名字的颠倒形成一种反讽，也表达了作者对这个时代所谓“文人”的反思。

中国当代文学要走出去，建设中国文化“软实力”，就必须充分挖掘自身文化，增强文化自觉与自信。民间是中国文化的巨大宝库，莫言在其新近作品中继续挖掘民间素材，在塑造人物中透视对现实的反思、批评以及对人性的观察、沉淀，这就使当代人得以更深入地理解人、国家、民族和世界，这是使中国文学实现经典化的要素。

作者从“讲故事”转向“写人物”，通过“我”的叙事变化实现了自己对故乡的回归超越及对人性更贴切的理解，在传奇向写实的转变中达到对社会底蕴更深刻的理解和对当下中国现实与底层民众的关注，突出了现实主义创作精神，现代主义痕迹淡化许多。小说内容涵盖人性、故乡、民间、当代文学环境等，作者在保持作品思想性与艺术水平的基础之上做出了许多新的变化与探索。这些变化使我们进一步思考当下中国短篇小说的创作发展，例如如何用现实主义去表现更深远的社会维度，如何在国际视野下去挖掘民族文化宝藏，以此实现中国文学在世界范围内的经典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