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菊真

世 根

六房宅在东河沿西端，为小镇谢氏六房的世居之所，明清建筑。六房宅南面有座桥，叫六房桥，桥西有三条河流交汇。南叫青山江，直通马渚的大运河。北是东直河，通杭州湾。向西依次为三门堰江，和古代的汝湖。当时的汝湖面积为十多个西湖，清代后期陆沉。

六房桥是一座平桥，长四五米，五块大青石铺砌而成，桥缝很宽——明朝末年的谢氏六房所建，连接了桥北的六坊宅和桥南的六房晒场。我小时候，六房宅还保留着原貌，只是变更了无数户主。六房晒场，也成了我们生产队的，专门晒藏棉花。

仓库在晒场南端，约十来间，泥墙，草顶。妇人从田里摘了棉花，挑到这里，再由老太太拣择，一级级分开。我跟着外婆去帮忙，但又害怕六房桥的桥缝——从缝隙向下张望，简直不会走路了。一次，外婆掉入了河里，由一个叫世根的年轻人救了上来。

这个世根，又矮又胖，脚步声很响。直着嗓子说话，声音更加响亮，还带着沉重的沙哑。我知道他属于一小队，并不知道他住哪里。直到他救了我外婆，才知道六房晒场东南角的那间破草房，就是他和他娘两人的家。那房子我印象很深，泥墙的破洞很多，用稻草堵着。竹门，碗底做的门臼，一根麻绳就是门锁。

世根的娘小脚，发髻，眉清目秀。嘴唇很薄，说话清脆流利。她一会笑得脸上开了一朵花似的，一会又咬牙切齿地骂人——她骂人的对象，好像是同一个人，却不知道是谁。她经常拄根拐棍，在晒场的泥地里一瘸一拐。后来又看见，她的左手吊了一根白色绑带，说在哪里摔了一跤。很快，她就去世了。

其实，她活着的时候，就隐约听到过，这个世根娘是六房宅里的小姐，长得俊俏，还裹了一双三寸金莲。但是，还在她待字闺中之时，东洋人侵犯小镇，六房宅被抢劫一空，世根娘被糟蹋了。为此，她只得下嫁给家里的佃农，在晒场的角落住了下来。

世根对此清楚吗？没有人知道。但是，有时人家叫他小兵兵，他还是答应的。如果你过分了，他就会发威。他发威的方式，是抄着扁担，立在原地，不让人靠近，仿佛他很会武功似的。众人见他如此，也不再逗他。不过，别的事情，他都好说话。

田里劳动，中途休息，常常凑钱买点心。世根白吃，但他识相地跑腿。有时赌输赢——扳手腕，脱了裤子下到河里憋气，世根对这些都在行，几乎不会输，跑腿的还是他。那时，他上街举着几张毛票，回来捧着葱油饼、年糕团。一路跑，一路喊“让开，让开”，全然不顾有人骂他白吃鬼。

后来，田地分了，大多数农人除了自己的地，再另外找个活络的生计去，而世根把自己的田荒了，专门帮人家的忙——再次见到世根，就是在我姐姐造新房的工地上。那时，世根天天在我姐姐家报到，还特别卖力。挑砖头，拎泥桶，谁都可以差遣他。他却乐呵呵的，见到我还会招呼一声。

我问姐姐，世根这样出力，是不是加了工钱的？姐姐却说，哪里，世根不要钱的。我听了奇怪，为什么不要工钱？姐姐说，不知道呀，大家都这样的。并没有人请他，但他大清早就到了。姐姐顿了顿，又说，其实还有人家不要他做的呢。我更加惊讶，为什么不要他做呢？

这以后的很长年月，我几乎没有看到过他。想来，他还在做着这个白吃饭的活计吧。想不到有一天，我再次遇上了他。

那是个星期天，我准备市场里买点东西，去看看卧病的父亲。市场拆翻，大会堂前的篮球场做了临时菜场。我挑了这个，又买了那个。正拎着沉甸甸的篮子起身，大会堂东边高台阶的人堆里，忽然跳出一个人：“小囡，我帮你拎。”我惊愕地回头，竟然是世根。

“世根，好久没见你。这些年，你在哪里？还在帮人造房子吗？”

“小囡，我已经没有力气拎泥桶了。再说，自从镇里有了建筑工程队，造房这样的赚钱好事，都被他们包去了。”

“那么，你如今住在哪里？”

“我娘死后，不是住在队舍的吗？好好的，队舍卖了。我只好在队舍的河边，搭了个草窝。”

一个河边的窝吗？难怪他走路这样气急，气喘病已经很严重了呢。然而，世根还是小心翼翼地拎着我的篮，左手换右手，右手换左手，来回倒腾。后来，他竟然把竹篮捧在胸前，好像篮里装着的竟是宝物。

我感到不好意思，几次要求他，让我换一会手，我累了再还给他。但他连忙把身体转到另一边去，说：“没事，没事。你以前不是看到的吗，我挑的谷箩担最重呢。”说完，还勉强笑了下。

蔡元房，石洞门口，世根终于放下篮子，重重地呼出一口粗气。我满怀歉意地看着他脸上的汗珠，掏摸着口袋。

他却讷讷的，难为情地笑着，说道：“小囡，你手头有没有零钱……不要几张，也不要大的，就那张小的够了。”

关于世根，最后的消息是，一次大雨下了三天三夜，三门堰江、青山江、东直河都几乎涨到岸上来了，有人在西郊汝湖遗存的小湖里，看到了一顶雨伞，伞下就是世根。没有人知道，世根为什么去了那里。是喝醉迷路鬼打墻了呢，还是他自己的选择？这是一个谜团。

然而，就在这年年底，村里收到了一封从东洋来的信，寻找一个女人。老宅临河，石板桥缝很宽，推测起来，该是世根的娘。这封信退了回去，信封上添加了四个字：查无此人。

水龙间

万安桥边的六房宅河沿上，有两间公房。西间有个石头窗户，镂有两条飞龙。东间双扇白木大门，高及屋檐。门的中间，横着一杆锈迹斑斑的铁栓。铁栓下端，一把看不清年月的铜锁。外墙本是白色，但年代久远的结果是，斜着几条灰，又几道黑，很像写意水墨画。

儿时，我每天经过这里，总不见它打开过。我问爷爷，这是谁家，为什么总是关着门？爷爷说，这两间房子，叫做水龙间，古时就不住人的。为什么不住人？爷爷说，水龙间里住着水龙，所以不住人。水龙做什么的？水龙会吸了河里的水，去救着火的人家。我还有很多疑问，但是，爷爷没有回答。

一天，几个戴红袖章的民兵，打开了那两扇白木大门。他们从里面抬出一个椭圆形的木柜（可以贮水），两副水桶，还有几只马皮做的大水袋。围观的人很多，七嘴八舌。胆大的孩子，拿了那副铜锣，当当当地模拟火警。我却很失望，因为水龙间里，并没有水龙呀。

几天以后，这被腾空了的房子，住进了衣锦还乡的退役将军一家。听埠头上的女人说，将军小时参军出去，辗转南北，早已功成名就。但他后来又跟首长去沙漠垦荒，如今到了退休年龄，才叶落归根回到了小镇。头发半白的老妇人，也穿着军装，自然是女主人。两个挺拔俊朗的年轻人，是他们的儿子。

开始几天，他们把沙漠里带来的衣物，都在门前的大埠头上洗了又洗——两个儿子下到河里，老人把东西递下去。他们的衣服、被子、毛毯军绿色，背包、袜子军绿色，就连书柜顶上放着的脸盆、搪瓷杯、水壶，也军绿色。这个书柜，他们放在进门一步的墙角，我经过总要看一眼。

不久，埠头上的女人又说，将军夫妇的一个月退休工资，抵得上我们农家一年的收成。大儿子已在中学教书，三十来岁了，还没有结婚。他找对象眼界高，人家介绍的漂亮姑娘，工作也好好的，他都不乐意。小儿子喜欢穿着军装，来漕斗底散步。他把手抄在裤袋里左右晃荡，似乎还合着节拍，女人们便叫他撑大船的。

忽然，传来一个特大新闻，说水龙间的阁楼上，找到了八支枪。枪，这东西可不能乱说。但是，都说得有鼻子有眼，又不得不信。这些妇人，对捉摸不定的事情，总想知道个究竟。于是，有个脑子好的女人说，这有什么难的，他家的小儿子不是每天来这里撑大船的吗？问一下不就知道了。

第二天傍晚，女人们如约到了。那个穿军装的小儿子，没有约他，自然也来了。

“哎，解放军叔叔……”不知道是事先想好，还是一时情急这样叫的，那个脑子好的女人刚出口，埠头上的另外女人，马上哄笑起来。

“你……在和我说话吗？”小儿子看起来也有二十好几了，但没见过这样的江南女性——他开始被这阵势镇住，脸红得像关公，说话也结巴起来。

“是的，是的，就是和你说话呢。”说话的女人怕大家再次哄笑，使劲用眼色阻止同伴。然后，继续发问，“哎，后生家（小伙子），听说你们水龙间的阁楼上，找到了八支枪，是真的吗？”

“枪？哪里有枪？……噢，我明白了。其实，那不是枪，是水龙呢……”小儿子毕竟也是从军营里长大的，马上镇定起来。

原来，前些日子，将军老夫妇两个，闲着没事，就上阁楼看看。本意不过为打扫、清洗——他们从沙漠回到江南小镇，想不停地去埠头洗点什么——结果，却发现了像枪支一样的东西。看了旁边放着的发黄了的小书，才知道这是用来救火的水龙。

“水龙？真有水龙吗？”妇人们听到水龙两个字，马上像我当初问爷爷似的，以为是天上的真龙。

“不是，不是你们说的水龙，是救火的工具。哎，还真是没有想到，这些居然是我们的祖上，在民国初年捐献给水龙间的——这书上写明了，捐赠者是百岁坊的十六代子孙。”小儿子到了这会，居然显出一副骄傲的模样，说话更加流畅了。

这时，埠头上的女人，都显得格外兴奋。她們要求小儿子，当即带着去看看水龙——她们已在不知不觉间，既不叫他撑大船的，也不叫他解放军叔叔，而是水龙间的小儿子了。而这个小儿子，却摆了摆手，阻止了女人们的叽叽喳喳。

“其实，这些水龙是上海曾国藩首创的机械局，模仿了日本的唧筒而造的——妇人们开始把‘唧筒听作了井桶，又哈哈大笑——已经全部锈住，无法使用了。但是，我哥哥的对象，马上要从城里来相亲，所以，我爸爸早晚都在整治这些宝贝，要用这些水龙，把整个家清洗一遍。那个时候，你们不但可以看到水龙，还能看到它的威力了呢。”

第二天，我就跟着这些妇人，去见识了这些水龙。还真是的，和家里的扁担差不多高，圆圆的，亮闪闪，好像全是黄铜做的。将军和他的两个儿子，用它吸了河里的水，正在喷洒。先喷石头窗户上的飞龙，再喷白木大门，最后连屋顶都喷了个遍。看热闹的，站满了六房桥两岸。都说，水龙间出真龙了。

不久，有人看到了他家大儿子的未婚妻，果真修长苗条，姿容出众。将军乐呵呵地对人说，我这个儿子爱耍笔杆子，唯有这个爱读书、会打字的姑娘，他才中意哪。很快，大儿子结婚，从小镇的中学，调到了城里的机关。待小儿子也在城里招了工，将军夫妇两个，马上跟去了。

他们走的时候，把那八条水龙也带走了。说是捐赠给城里的明清博物馆，让后来人知道，所谓的水龙，到底是什么模样。

这下，水龙间里真的只剩下了窗户上的两条石龙。它们经过水龙的冲刷，特别逼真，好像随时会飞起来，兴风化雨一番。

牤飞虫

夏夜，没有星星月亮，也没有一丝风。东河沿人正坐在河岸上，啪塔啪塔地敲扇子，却怎么也扇不走那些成群结队的牤飞头虫——一种比蚊子小、咬人却特别厉害的黑色小虫。我爷爷想用蚊烟堆熏跑它们，它们只是乱窜，有时还往人的脸上扑。

正在闹心，忽然，从万安桥那边，传来了隐隐约约的锣音。奇怪，大晚上的，又不会有人家出丧，为什么敲锣呢？游行的话，也会事先通知，而且也不是这样的小锣。乘凉的人侧耳倾听，这锣音还是朝我们漕斗底过来的。叮叮咚，叮叮咚，不是很响，时敲时停。敲锣的间隙，好像还有人在大声说话。

正犹疑间，这声音却渐渐近了起来，到了板桥头。确是锣音，一面不大的铜锣敲的。此时，大家不再说话，敲击扇子的声音也轻了很多。爷爷的蚊烟堆刚刚做成，发出一闪一闪的光亮。牤飞们看到火光，已往四处飞散。我似乎听到了牤飞的嗡嗡声——其实，牤飞不似蚊子，发不出声音的。

终于过来了，藕荷弄，石棉厂，这下，听清楚了，除了断断续续的锣音，还真有人在高声呼喊。过了石棉厂，锣音和喊叫，都听清楚了。原来，敲锣和呼喊的，是同一个人。大家更加安静了，因为这是游街，而这个游街的人是万安桥开面店的。他的声音浑厚沙哑，我也辨认得出。

他终于到了我家西面的太傅世家，“铛”，发出清脆的最后一个锣音，口号却喊得很响：“我是反动分子——，我不服管教，向人民请罪。打倒反动分子——”还没喊完这几句，他已经到了我家埠头边。隐隐约约的，我看到他的胸前，挂着一块纸牌——那刻，我几乎同时听到了我自己的心跳、他的沉重呼吸，和他踢嗒踢嗒的脚步声。

就在他从我家门前将要走过去的时候，爷爷的蚊烟堆忽然一亮。从这一闪而过的光亮里，我看到他的脸上布满了汗珠，鼻梁四周，还黏糊着一群黑芝麻似的牤飞。牤飞头虫，被咬到一个，人也会又痛又痒，恨不得挠进皮肉里去，他的脸上，停留着一群，怎么忍住的呢？

而从火光的一闪一闪里，我又看清了，那块纸牌上写着他自己的名字，上面还打了个大红叉。这样的纸牌听说过，也从报纸上看到过很多，而生活中看到，却是第一次。不过，这天晚上的最后，我却是有点失望（如今想来，可能也有点担心），因为他没有从漕斗底折返回来，而是进了蔡元房官路，在那里又敲起锣来。

第二天问阿红，有没有看到游街的。阿红说，你家住河头门口，有热闹看，我家在里面，哪里看得到呢？然而，她马上又说，这个“右”派已经摘帽，本来不用游街了，但他刚刚在搜听敌台，所以罪加一等了。还说，这是隔壁大队会计晚上乘凉说的，不要说给别人听。

什么是敌台，这个名词经常听到，到底不懂。阿红说，敌台就是外国人的电台，懂外国话的人才聽得懂。哦，这个打面的人，居然听得懂外国话，学问可真大。什么事情到了孩子这里，效果总会适得其反。明明，他自己也承认，自己是反动分子，我却莫名地崇拜起了他。

这样的游街，后来又有好多次。时早时晚，一般总是晚饭以后。印象深的是冬天，我已经睡在床上的时候。锣音夹杂在呼呼的北风里，从河面上吹过来，飘飘忽忽，苍凉极了。而且，有时听得真切，有时又很模糊，好像是梦境。而第二天经过他家，他还是白帽、白围身，没事人似的，让我感到，晚上的锣音，可能真是我的一个梦。

几年以后，这个“右”派平反了。他关了面店，复职去了原来的滨海学校。据说，补发了一笔钱，甚至几间原先被没收的六房宅老房子，也部分折价赔偿了他。从此，常见他笑眯眯地拎个公文包，在那间原先的面店进出，热情招呼着过路的熟人——如果是原先的买面顾客，他会停在门口，和人家聊上几句。

我毕业分到小镇中学，好些都是老教师。他们知道很多掌故，其中自然有这个面店老师的。原来，他的“右”派，实在冤枉。滨海学校小，实在找不出“右”派人选，就查找各自的上代。因为他出身的六房宅，是明朝谢阁老时的老房子，如今还保持着原样，那么这个名额，还真非他莫属了。

那么，敌台呢？我还是记着小时的印象，紧紧问道。什么敌台，都是子虚乌有。不过，那时确实有此一说，城里的公安局还拿了设备来万安桥边监测过，结果却是什么也没有。那么，他真会外国话吗？哪国语言？这下，连这些老教师也回答不出了。

小踏车

“爷爷，我是不是来得太早啦？”话音未落，就探进一张女孩的脸，柳眉，笑眼，黑色铅丝发夹，光溜溜的脑袋。

咦，这不是万安桥面店的女儿吗，为啥这样早来我家？她读小学经过我家门口，背一个碎花布拼接起来的书包，让我非常羡慕。那时，她还喜欢走河岸边的石板，我总是担心她不小心掉进河里。后来她读中学，不再经过我们家，但她应该还在读高中呀。

“小踏车师傅，你这样早呀。我还没有烧好早饭呢。”我爷爷也感到意外，手忙脚乱起来。

“爷爷，我叫瑶瑶，已经在家里吃过早饭了。案板我来搭，哪扇门啦？”面店的女儿听到我爷爷的话，一脚跨进石头门槛，站在堂前打量起来。此时，石洞门口照过来的太阳光，正从排门的缝隙钻进来，窗下的小桌上，斜斜地映着几道金黄色的细线。

他们两个脱下厨房门板，搭在排门角落。瑶瑶姐姐从那只碎布书包里，拿出剪刀、直尺和三角形的划粉，我才吃早饭。母亲拿出早就备好的布料——怕踏车师傅空出时间，总是派得充足，一一分派给她。她就招呼起我：“小囡，快点吃饭，快点！你要读书去，先给你量尺寸。”

我量好尺寸，出门读书去。先到二房厅的阿红家，迫不及待地告诉她，我家的踏车师傅换了个新的。不及我说完，阿红就说，你们市面真不灵，我家老早请过她了。从前的老踏车衣服做得确实好，但手脚慢，招待难，工资也高呢。

东河沿原先的老师傅是外来的，不知道底细，但会滔滔不绝地讲《金陵春梦》《啼笑因缘》，还借给我《茶花女》。他的手艺好，结婚人家，非他不可。只是他实在难请，必须提前几个月才预定得到。好不容易轮到，他却姗姗来迟。我爷爷负责他的早饭，总是伸长脖子等着他，

瑶瑶姐姐不但家里吃好早饭，大清早就来了，还和爷爷一起搭案板，这简直破坏了做师傅的规矩。只是她的工钱为什么也要低呢？这不是欺负人吗？阿红说，这个是瑶瑶自愿的，原因可能是没有正式拜过师傅，她做衣服，不过是做老师的母亲？边学边教。也可能嘛……

她见我不解地看着她，顿了顿说，你家住河头门口，不是见过她爹游街的吗……哦，她父亲在万安桥开面店，晚上确实好几次来游过街。挂着纸牌，拿铜锣敲得响亮，还呼喊自己打倒自己的口号。但是，这和瑶瑶姐姐做踏车的工钱有什么关系呢？

中午放学回家，饭菜自然比平时好得多，瑶瑶姐姐吃得斯文。她第一个吃完，拿着筷子说了句“大家慢慢吃”，就起身让我试穿那件新衣服。蓝色底子，白色大花纹，小立领，大贴袋。那时的我，已经从灰黑两种颜色蜕变出来，喜欢上了蓝白。这件衣服做得称心，直到高中毕业代课，我还一直穿着它。

忽然，我发现瑶瑶姐姐的手指肿得像红萝卜，几个已经开裂，裸露着深红的口子，一道深，一道浅。其余的指头，几乎全贴着橡皮膏。橡皮膏斑斑驳驳，渗透出血水。这样的手指，怎么做衣服呢？但是，傍晚放学回家，她已经把早上裁剪的都做完了。

那天晚饭已经很迟，而瑶瑶姐姐出门前，给每件衣服开了扣眼，还和爷爷一起，把案板拆了，重新装回去。最后还问，有没有修旧改新的，她带回家去。母亲听说是免费的，过意不去。她却笑着说，不要紧的，每家都这样的啦。她还没有跨出门槛，我爷爷就说，到底是老师教出来的姑娘，资格（品性）真好。

几天以后，我第一次进入了她家。打面机，和面盆，晾面的木头架子，这些我在阿基伯伯的面店看到过。不同的是，瑶瑶姐姐家从屋顶到墙壁，全糊上了白纸，连和隔壁剃头店的拼柱上也没有漏下。这样的白屋子，是我当时第一次看到，印象很深。

他们只有一间临街的屋子，全做了店面，人住到哪里了呢？正在疑惑，忽然看到里面有个小方格玻璃门，挂着米色门帘。推开，里面还有房子。很低，一看就知道是利用屋后的空地搭出来的小屋。但是，床铺、窗户、踏车、瑶瑶姐姐的案板，倒都显得整整齐齐。

案板前站着瑶瑶姐姐的父亲，那个白天打面的老师。他在熨烫一块从旧衣服上拆出来的袖片。床上坐着瑶瑶姐姐的母亲，正用小镊子挑旧衣服上的线脚。她非常漂亮，经常经过我家，去小镇东南的学校教书。瑶瑶姐姐正在踏车上忙，看到我笑了笑说，我家的已完工。

那时，过年时常漏夜排队，我和姐姐前后半夜换班。夜深人静，路灯昏黄，万安桥四周几乎没有行人。除了“嗖嗖”的冷风，只听得见自己的脚步声。这时，总想起阿杜大弟曾经说过的话，鬼是没有影子的，它跟在你身边，你根本不知道的。记得那时，每到万安桥转弯的地方，我总是慌慌张张地一路小跑回家的。

然而，自从进去过瑶瑶姐姐家之后，我看着她家排门缝里漏出来的几丝光亮，听到里面隐隐约约的踏车声音，不再那样害怕了。

白衣女

东河沿临河人家，大多数平房，带点小阁楼。唯有六房宅东南的五间，为正经楼房。地势也高，门前有石头台阶。外面小门，往里几步，双扇镂花大门。西边几家的户主更换过，独有东边第一间，一直住着七个囡家。

七个囡的父亲姓张，供销社上班。中等个头，白生生的瘦脸，有颗包银边的门牙。他常穿灰色卡其布中山装，戴藏蓝袖套，俯身在门前，做煤饼，生炉子，劈柴。有时，则一根钓竿，一只铁罐，在门前小河垂钓。东河不大，没有大鱼，至多两指宽的河鲫鱼。

他的妻子浓眉大眼，白白胖胖，一副大家太太模样。她生于六房宅，嫁给了外来的老张，就住到了娘身边的这老房子里。因为接二连三生的都是女儿，直到四十好几，还挺个大肚子，让小时的我，印象很深。四十八，瓮底刮（女人再不能生养），自从第七个女儿出生，东河沿人家，再不叫他们老张家，而是七个囡了。

摇篮里哭，学步车上跑，小辫子扎着红头绳，门口小桌前跪着吃饭，我看着这个女儿慢慢长大。其实，他家的第六个女儿和我同岁，读书同级不同班——我上街经过她家，她读书经过我家，都会笑一笑，再点个头。而她们的几个姐姐，我只偶尔见过几次。

一次，他们家里走动着一个姑娘，白皙、斯文，淡绿色呢大衣，比家里的两个妹妹漂亮多了——女大十八变，这两个还没到时候吧。有时，又来一个，更加轻盈苗条。也是浅色大衣，羊毛衫的高领白得像雪，托着她细长的脖子。因为她们看着差不多，因此，我从来不知道每次看到的，究竟是七个囡中的老几。

忽然，听到传闻，说他们家的女儿，都是白衣女。开始，我并不清楚，这个白衣女什么意思，还以为是这家女儿都喜欢穿白色衣服。后来又猜测，可能和她们的肤色格外白皙有关。然而，终究还是知道了，所谓的白衣女，是女孩出嫁后不会生孩子，连女儿也生不出来。

但是，这又是无法查证的，因为当时，他们家的五个大女儿，是不是都出嫁了，我也不知道——从来没有看到过结婚场面。难道都出嫁了？真的连一个也没有生养吗？对此，自然无法去问个究竟。好在东河沿人，对每一件事的兴趣，都像河面上的一阵风，起于青萍之末，又止于另外的一阵风过来。

突然，这家又传出一个新闻，说老张买彩票得了大奖，整整一万元。这可是天大的事，因为当时的东河沿人，大多数还不知道彩票这回事。他们想着，天上真会掉一个大馅饼下来吗？然而，当成群结队的人去凑热闹，这万元大钞，结结实实的一捆，就放在他们二道门内的八仙桌上，供人瞻仰来着。

老张平时不爱说话，这次撞了大运，乐开了花。他买了高级香烟，凡进去的人都一支。人家问他得奖经过，他一一回答。后来，他实在太累，就花了几个晚上的时间，写成廣播稿，投稿去了。广播站记者嫌他不够详细，上门来采访了。稿件后来没发，但是，大家还是知道了老张得奖的始末。

原来，当时他家女儿都是白衣人的传闻，一半是假，一半是真——五个女儿结婚了，两个自然生养，两个经过老中医的调理，也做了妈妈，但是，还有一个东北插队落户的大女儿，到如今还没有孩子。北方的深山老林里，不是有更加地道的名贵药材吗？而大女儿喝下去，都不见效。

后来，她到省城大医院求证，医生却说，这个病好治，但必须动手术。动手术需要一大笔钱，老张夫妇听到后，想帮凑点。可是，一个人上班养大七个女儿，并没有积蓄，拿什么助她一臂之力呢？还是老妻头脑清楚，从箱子底里挖出六枚银元，让老张换现金去。

老张惊愕了，因为这是老妻嫁过来时的压箱银洋钱。当时足有百来个，后来一个个拿出来，换成了女儿们的新衣服、压岁钱。三年自然灾害，也是这压箱钱，帮助他们度过了难关。最后只剩下十四个——七个女儿生了孩子，给外孙的见面礼。四个外孙出生后，都给了出去，如今，只剩下这最后六枚。

为什么是六枚，而不是两枚呢？老张是死脑子，他想着，六枚全换掉，两个小囡，不是没份了吗！但是，他很快就明白了妻子的意思，赶紧上街，把这六枚银元，悄悄给换了——经常有殷实人家喜欢这样的老东西。然后，不敢耽误一分钟，急匆匆跑向邮局，准备把钱汇到北方去。

邮局西边，有一条小弄，通向横贯小镇东西的国道。这几天，小镇的好多人，都坐了国道线上的班车，去邻县买彩票。对此，老张说过这样的话，有狗屎运的人才能得到大奖，贼无清头啦（多余的举动，含有贬义），把钱送给人家去花。但是，老张从邮局出来，摸摸口袋里的一张零票，不知不觉地走向了那条小弄。

老张家的大女儿，后来有没有生孩子，我不知道。另外四个女儿，到现在我也没有认全过。但是，他家的两个小女儿，结婚在当地，婚后马上生了孩子，是大家有目共睹的。

喜 龙

喜龙，我的小学同学，眼睛细长，脑门宽大，头发黑油油的。鼻子小巧扁平，两颊分布着几颗雀斑。嘴唇薄薄的，经常抿着。他腼腆、安静，教室里坐头排位置，家住万安桥。那里有个码头，泊有汽油船。汽油船不大，但汽笛响亮，有东河沿人听到第一遍汽笛声以后，再匆匆赶往码头的。

喜龙父母会剃头，家里开着剃头店。万安桥是半月形拱桥，桥基很高，喜龙的家比路面低了很多。进入他家，有三级向下的石阶。独门，右边通排玻璃窗。晚上打烊，才从外面装上排门。夏天，排门外斜撑一张偌大的帆布凉棚，遮挡西晒太阳。

剃头店半间，左墙一面大镜子，一排木头抽屉。抽屉前一把黑皮摇椅，一把竹椅。黑皮摇椅可以转圈，也可以放倒，属他父亲。竹椅，是他母親给孩子剪发的。这把竹椅进去，是一条通向后院的过道。过道右边，用一个大竹编围了个小间。靛青棉布包了竹编，店堂显得干净、雅致。

喜龙的父亲，名字叫阿祥。大人叫他剃头阿祥，我叫他阿祥伯伯。阿祥伯伯几乎是放大了的喜龙，脸型酷似，两颊的雀斑也稀稀疏疏的。不同的是，阿祥伯伯的额头有一块三角形青记。他的话少，听客人讲话，时不时扬一下眉毛。眉毛扬起的时候，这块青记变成了五角形。

最早的时候，我坐那把竹椅，让喜龙的母亲剪发。咔擦，咔擦，剪完，坐到排门角落的陶瓷水池前。她不住地按我的头颈，叫我坐得进去点。然后，用一块泡得松软的肥皂擦头发，稀里哗啦一阵，就洗完了。喜龙的母亲大襟衫，矮个，细眼，说话响亮、缓慢。走路更慢，一拖一拖的。

后来，我不要喜龙母亲剪发了，情愿站在那把摇椅后面，等阿祥伯伯。心里却暗暗着急，怕上学迟到了。那时没有吹风机，头发只能自然晾干，总挑午间剪发。好不容易等到，阿祥伯伯把刚刚还在男人脖子上的围身，往我身上一披。我的脖子一阵沁凉，又一阵瘙痒。待习惯了它，差不多已经剪完了。

常有两个大男孩，从过道匆匆出来。他们是喜龙的哥哥，正赶往国道后面的中学读书去。喜龙，也见到过几次，都是向他母亲要钱。他要钱不说话，只靠在过道上，两只脚轻踢墙壁。过道不宽，妨碍了挑水的经过，他母亲就打开小抽屉，拿出刚刚放进去的一张纸币。他拿了钱，转头跑向后院了。

小学快毕业，喜龙病了，经常请假，他的座位空的时间越来越长。上中学了，喜龙还是病着。这个时候，大街上开了新式发廊，我少去找阿祥伯伯剪头发了。但经过他家，总还是往下望一望。店里空荡荡的，只有几个男人坐在那里聊天。有的男人一辈子只盯着阿祥伯伯刮胡子、掏耳朵，说他耐心细致，服务周全。

读高中时，我忽然看到了喜龙。他紧靠台阶上的墙壁，晒万安桥那边斜射过来的太阳。桥下波光粼粼，冷风嗖嗖吹上来。我看到喜龙的肚子很大，脸黄而虚胖。他还认识我，想和我点个头的样子。忽然，码头上的汽笛响了，嘟——嘟嘟——。喜龙幽幽地看了我一眼，艰难地转过身，去倾听那汽笛声了。

我惊讶极了，几年不见，他竟然病成了这个模样。从前不知道他什么病，此刻才明白，他会越来越胖，胖到自己的脚看不见了，就是他的大限到了。不知不觉，我放慢了脚步，想再看他一眼。而这时的他，正紧扶着身后的墙壁，侧着耳朵，在捕捉那已经远去了的汽笛声。这是我最后一次看到喜龙。

高中毕业，我离开小镇了。有次回家，听说喜龙已经去世。他的父母失去了喜龙，都病得不轻，关门歇业了很久。后来勉强再开了一阵，还是没有坚持住，最后去世了。他们的两个儿子，把剃头用具全盘了出去。他家的人，都住到了店面后边的六坊宅老房子，出入也在后院的墙门了。

几年后的一个早上，我的高中书友淑萍，忽然从剃头店那三级台阶上来了。我惊讶了，淑萍不是住后街咸和房的吗，怎么到了这里？记得当时，我为了借她的一本书，连续去过咸和房几次。淑萍笑着说，她已经是这家的二媳妇了，才刚结的婚。还说，她的丈夫——喜龙的二哥——比我们高一级，借书结识找的对象。

过不了几年，万安桥下的河都填满，南边的码头也不再响起汽笛声。淑萍夫妇开了磨具作坊，赚了不少钱，逐渐买下了左邻右舍的旧房。最后还买下了板桥头的粮站楼房。我感到奇怪，傻傻地问她：“你家既然这样有钱，为什么不把万安桥边的老房子，拆翻新造一下呢？”

淑萍听了，严肃起来，说：“这个房子，我们不会改变现状，因为，这是公公婆婆的临终遗言。”看我一愣一愣的，她继续说：“你做老师的，可能不会相信这样的事，但是，我公公婆婆却说，拆掉了老房子，喜龙回来，会找不到自己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