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应临 张玉钧

随着中国国家公园体制改革逐渐深入，自然保护地体系构建成为国家公园体制改革的研究重点。2019年6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指导意见》，提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自然保护区为基础、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管理体系，要求建立统一规范高效的管理体制。

正确处理资源保护与社区发展之间的冲突是中国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中最具挑战的议题。中国的自然保护地数量众多、类型多样，所面临的土地、人口和社区问题世界罕见，因此分析评价中国自然保护地现存社区问题对于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本研究基于大量已有研究文献，通过文本分析、绘图与核密度分析、叠加分析等方法，分析中国自然保护地社区保护冲突的类型和热点分布。为中国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中建立自然保护地分类标准、整合优化现有自然保护地等工作提供有益参考。

1 自然资源保护领域的保护冲突研究

保护冲突是自然资源保护面临的一大难题，在全球范围内的发生频率和强度都在不断提升[1]。冲突往往发生在多方利益相关者对于保护目标有不同的强烈立场，且当一方将其利益强加于另一方的时候[2]。Glasl提出用于定义冲突的“损害模型”（impairment），即冲突发生在一方从另一方的行为中受到损害的时候。冲突有3个基本特征：1）发生在两方之间，即受害者和施加方；2）施加方的行为是识别冲突的核心要素；3）冲突或损害的发生原因不应当与冲突或损害本身的表现相混淆[3-5]。当前对于保护冲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3个方面：1）解释冲突如何发生[6-9]；2）解释冲突如何扩大[10]；3）研究如何对冲突进行干预或管理[11-12]。

在解释冲突方面，已有研究通过多种框架进行冲突描述。最常见的框架是人与野生动植物的冲突（human-wildlife conflict）[13]。此外，不同利益人群之间的冲突也得到重视，如保护和农业冲突、过度资源利用、土地利用和动物福利[14-15]等，进而产生多种冲突分类[16]。在个体或地区案例研究的基础上，国外学者开始关注社区保护冲突的地理依赖性，在全球尺度比较冲突的类型、原因和保护管理战略，分析不同社会经济发展背景下保护冲突的特征[17]。

国内已有研究以个体案例分析为主[18-21]。此外，高燕梳理了国外国家公园社区冲突的表现和根源[22]；张秀青将自然保护区与周边社区的冲突归纳为环境保护观念冲突、资源利用与分配冲突和管理权冲突[23]；廖凌云基于案例文献研究将自然保护地与社区的冲突分为资源利用冲突、土地权属冲突、利益分配冲突和人兽冲突等[24]。

总之，国内对于社区保护冲突的识别、成因、演变和管理等缺乏理论研究和国土层面的案例比较和梳理。本研究试图从已有文献出发，分析中国自然保护地社区保护冲突的类型、地理分布和特征，为国家公园体制建立社区协调发展制度提供参考。

2 数据与方法

2.1 数据收集与处理

在中国知网（CNKI）对主题词包含“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或“国家公园”并且包含“社区”“居民”“村庄”或“聚落”的研究文献（期刊和学位论文）进行检索，共获得212篇文献。在此基础上，对上述文献所涉及的核心作者和关键词（如“冲突”“矛盾”）进行拓展检索，增补文献33篇。通过初步分析，剔除不相关的文献（如国外研究介绍、综述和总体建议等），共获得案例研究类文献共103篇，涉及自然保护地91个，以此建立基础数据库。

2.2 文本分析

基于保护冲突的定义和冲突损伤模型框架确立冲突识别的标准：发生在2个或多个利益诉求不同方之间，且一方的行为对另一方的利益造成了损害。

针对数据库文献，通过文本分析进行冲突识别，并对不同冲突类型进行编码。冲突类型在Ophelia Soliku的研究基础上，依据中国自然保护地的特征进行调整。共分为九大类（表1）。

2.3 绘图与核密度分析

依托Arc GIS 10.0平台绘制自然保护地社区保护冲突分布图，并基于各案例所包含冲突类型的数量进行赋值。≥4种类型的赋值为15，2～3种类型的赋值为10，仅有1种类型的赋值为5。

通过核密度分析识别中国自然保护地社区保护冲突热点区域。核密度评估（Kernel Density Estimation，简称KDE）主要用于估计未知的密度函数，能够基于已有数据进一步确定冲突集中的地理区域，并预测未来冲突的可能分布。首先创建连续网格，以每个冲突点坐标为中心，通过核密度函数计算每个冲突点在指定范围内（半径为h的圆）每个网格单元的密度贡献值，距中心冲突点距离越近密度越大；其次对区域内每个冲突点进行计算，相同位置的密度叠加，得到整个区域的分布密度；最终形成一系列的标准等值线。

利用GIS（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中的核密度分析工具，经过对不同h值试验后选定15万作为半径，输出像元大小设置为3 000，输出结果采用自然间断点分级法，最终生成自然保护地社区保护冲突的核密度分析图。

针对中国自然保护地中较常见的4类社区保护冲突，分别进行核密度分析，分析其差异。

2.4 叠加分析

将冲突热点分布图与中国土地覆盖、2016年各省农村居民人均收入进行叠加，分析热点分布与自然和经济条件的相关性。为未来预测可能发生社区保护冲突的地域及其发生条件提供依据。

3 研究结果

3.1 社区保护冲突类型

本研究将中国自然保护地社区保护冲突分为9类，其中限制访问冲突、农业和土地利用冲突、保护地利益分配不均、人类—野生动植物冲突等4类在自然保护地研究中受到较多关注（图1、表1）。

限制访问冲突在中国自然保护地最为常见，在54%的案例中均有涉及。这类冲突源于保护管理政策对社区原有多途径自然资源利用的制约，包括木材利用（薪柴、修建房屋所用木材）、采集活动（挖药材、挖野菜、采集竹笋和菌类等）、狩猎和采矿等[25-27]，引发当地社区的利益损失和不满。

表1 冲突类型编码表Tab. 1 The code of conflict categories

1 不同类型社区保护冲突在91个案例中所占比例图The ratio of each conflict category in 91 cases

2 中国自然保护地社区保护冲突核密度分析Kernel density analysis of community conserration conflicts in China's natural protected areas

3 中国自然保护地社区保护冲突热点与农村居民人均2016年收入叠加图Overlap analysis of conflict hotspots in natural protected areas and annual incomes of rural residents in China in 2016

农业和土地利用冲突表现为居民在从事放牧、农耕、渔业、林业等产业发展中受限而蒙受较大损失[28-29]，在案例中约占37%。

保护地利益分配不均引发的冲突在案例中占25%，表现为社区对于保护管理部门和旅游经营机构在经济补偿和收入分配方面的不满，包括补偿数额偏低和利益分配不均[30-31]。

尽管国外已有研究将人类—野生动植物冲突列为最基本的类型，但已有文献显示，中国学者对这类冲突的关注程度偏低，仅占22%。表现为野生动物损害庄稼和牲畜、社区居民乱捕滥食野生动物、人类和野生动物争夺栖息地和食物等[32-33]。

建设规模和风貌受限所引发的冲突表现为保护地限制社区居民对其居住或经营建筑进行扩建和改建，进而引起利益冲突。这一冲突在国外研究中很少提到，但在中国自然保护地研究中受到一定的关注，比例约为16%。

事实上，根据已有综述类文献和笔者实践经验，中国自然保护地社区在参与和信息共享缺乏[34]、居民权利和信仰受限[35]方面也存在问题，然而在已收集的案例文献中，这两类冲突被提及的比例并不高，分别为15%和8%。结合中国自然保护地的社会经济发展阶段进行推断，已有研究对社区保护冲突的关注点更多停留在物质层面，在精神层面的损失，如权力和信仰受限等，并未受到足够的关注。

3.2 社区保护冲突热点

通过核密度分析发现，中国自然保护地社区保护冲突的分布热点主要位于云贵川、东南沿海和京津冀地区（图2）。将热点分布与中国土地覆盖进行叠加，发现热点分布与森林分布基本吻合，说明森林生态系统类自然保护地的社区保护冲突受较多研究关注。由于自然保护地多位于农村，将热点分布与中国各省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数据进行叠加（图3），发现冲突分布与农村居民收入的相关性较低。

4 4类社区保护冲突核密度分析图Kernel density analysis of four categories of community conflicts

3.3 重点冲突类型热点分析

将4类较普遍的社区保护冲突分别进行核密度分析，其分布趋势存在差异（图4）。限制访问冲突（RAC）在中国西南欠发达地区分布较多；保护地利益分配不均（BRC）在东南沿海和云贵川分布集中；农业和土地利用冲突（ALC）与总体冲突分布趋势较为相近；人类—野生动植物冲突（HWC）较分散，与其他类型相比，在新疆、西藏等西部地区分布较多。

4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基于已有文献进行中国自然保护地社区保护冲突类型及其分布热点研究，研究结果能够直观反映学术研究领域在自然保护地社区问题上的关注点。鉴于研究往往受自然保护地社区现实问题驱动，本研究也能在一定程度反映中国自然保护地社区保护冲突的现状。

研究通过引入“保护冲突”的概念进行自然保护地社区问题研究，能一定程度规避以研究者视野为主导所带来的问题误判，以社区所能感受到的利益损失作为社区保护冲突的重要识别要素，更能反映从社区自身利益出发的中国自然保护地社区问题。

4.1 研究结论

通过本研究可知，中国自然保护地社区保护冲突主要源自保护政策限制社区直接或间接的资源利用。与国外相比，中国自然保护地社区保护冲突更多停留在物质层面，即直接或间接的经济损失引发的冲突。限制访问冲突是最常见的类型，说明社区的直接资源利用受限是冲突的常见诱因。由于冲突的概念反映社区自身利益受损的主观感受，说明中国自然保护地社区对于精神层面的损失，如自身各项权利和信仰等尚不敏感。这与中国自然保护地大多分布在发展较落后地区、居民主要发展需求与不断提高的物质生活水平有关。

通过核密度分析和叠加分析可知，森林生态系统类自然保护地的社区保护冲突在已有研究中受到广泛关注，一定程度反映了森林生态系统社区对自然资源的依赖程度更大，更容易引发社区保护冲突。冲突分布与当地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相关性较弱，进一步说明社区保护冲突分布的普遍性。

不同类型冲突的资源依赖程度和依赖方式存在差异，其空间分布各有特点。如限制访问冲突与社区直接的资源利用（采集、采矿、柴薪等）方式密切相关，因而在西南欠发达地区分布较多；而保护地利益分配不均与自然保护地旅游经营和保护管理情况密切相关，因而多在旅游或经济较发达地区出现。

4.2 相关讨论

中国自然保护地多位于欠发达地区，社区对自然资源依赖程度高，贫困和发展不充分是大部分社区面临的主要经济问题，如神农架、南山、普达措和三江源等国家公园试点区内及周边有大量的贫困社区。试点社区的人均收入均低于所在市（县、区）农村人口平均水平。本研究显示，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须妥善处理保护政策引起的社区经济利益受损问题，应制定多样合理的社区补偿制度[36-37]。同时，由于社区直接或间接的资源利用受限，通过相关管理政策为社区可持续发展提供路径是重点研究问题[38-40]。此外，尽管社区自身在权利和信仰等精神损失方面尚不敏感，但确立合理的社区参与和社区能力建设制度对于妥善处理社区的保护冲突具有积极的意义[41-43]。

本研究基于已有文献对中国自然保护地社区保护冲突进行了较全面的分析描述，但受研究文献在案例选择和研究视角的限制，在充分体现自然保护地社区保护冲突现状方面存在局限。未来有待在本研究基础上，开展针对典型冲突类型、典型热点地区和热点空白地区自然保护地社区保护冲突的针对性调查与研究。

致谢(Acknowledgement)：

北京林业大学园林学院硕士研究生王舒在本文作者的指导下进行了部分文献资料收集与数据分析工作，特此致谢。

图表来源(Source of Figures and Tables)：

文中图表均为作者自绘，其中图2～4是基于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标准地图服务网站下载的审图号为GS(2016)1568号的标准地图制作，未对国界、行政区域界线或者范围、重要地理信息数据等进行编辑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