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冯玉雷早期的中篇小说《陡城》《野糜川》和长篇小说《肚皮鼓》在他的小说创作中占有较为重要的位置。从他后来的创作方向看，这几个小说呈现的是比较特别的景观，探究这几部小说之间的联系可以更多地思考小说本身的可能性及它的限度。从发表和出版的时间顺序上看，以上三种部作品是连续性的，比较集中地展现了冯玉雷在上世纪90年代初到中期的创作方向。从《陡城》到现在已经过去了20多年，在这漫长的时间里，冯玉雷后面的小说更多地呈现着文化的含量，这也成为他后来小说的一种特质。

[关键词] 《陡城》;《野糜川》;《肚皮鼓》;创作方向;文化含量

[中图分类号] I207.6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3115（2019）03-0126-02

冯玉雷早期的中篇小说《陡城》《野糜川》和长篇小说《肚皮鼓》在他的小说创作中占有较为重要的位置。从他后来的创作方向看，这几个小说呈现的是比较特别的景观，探究这几部小说之间的联系可以更多地思考小说本身的可能性及它的限度。

《陡城》发表于《飞天》1993年第5期，《野糜川》发表于《飞天》1994年第5期，长篇小说《肚皮鼓》由陕西旅游出版社1995年6月出版。从发表和出版的时间顺序上看，以上三种部作品是连续性的，比较集中地展现了冯玉雷在上世纪90年代初到中期的创作方向。中篇小说《陡城》和《野糜川》在写法上，在气韵上都比较相近。这两篇小说是以乡土生活背景的，在乡土生活中展开人物的生死命运。乡土生活意味着作者不管将小说时间放置在什么时候都显现着此在性，也就是说，当小说展开的是人的生活时，生活本身就意味着当下性，意味着此在性。而作者于这种此在性中同时在场，在场的强度决定着小说内在的强度，也决定着小说整个气韵的强度。基于此在性的强度并不是说作者的主体性在小说中的出场或显现的强度，而是指作者与所写的人物和事件相融的程度，写作者与所写人物或事件上相融得越密切就越有天命感。天命，意味着人被命运遣送，这是在一个大的尺度上才能感觉到和看到的景象，而要达到这样的尺度写作者自己就是被抛在命运中的人，在这种被抛入中他不管是愿意还是不愿意都得经受时间给予他的馈赠，这种馈赠就是他所经受的一切生活，而这些生活本身是有历史感的，它们从悠远而古老的过去而来，从厚重的土地中而来，也从未知的生命秘密中而来。写作者在一定程度上是这种命运的共生者，命运先行地将他召唤到如此的命运中去，而他只有在认知这种命运时命运都会显示为命运。这种认知也就是在命运的混沌中确立人的存在，当一个作家在进行这样的确立时写作是其中一种方式。在这里，我把这种写作当作是真正的写作，它是将存在切入到命运中的艺术劳作。

这种写作先行地拒绝了价值和意义的侵入，当命运召唤到写作者时，命运本身深厚与幽秘力量远远大于所谓的价值与意义。因此，此时的写作不再是某种立场价值的代言行为，命运巨大的幽深的力量驱动写作，使写作本身具有了被遣送性质。

《陡城》和《糜子川》就是这种被驱动的写作，被作者所熟悉的乡土之上的人的命运所驱动，他写作所执的笔后面是他熟悉的乡土中人的悠远的历史，人生活的厚重感，还有人命运幽暗的秘密。可以说，在他未执笔前，他已经处在这种命运中，他与这种命运浑然一体，然后，他被唤醒，当他拿起笔时，命运巨大的力量切近他，并从他的生命中升起。

在这里，可以探究一下作者怎样被唤醒的。作者在发表《陡城》和《野糜川》前已经写过一些小说，同时也大量地阅读了一些翻译文学作品。上世纪80年代是文学蓬勃的时期，各种思潮、文学倾向都涌到了读者和写作者面前，各种风格的作品也极大地丰富了当时的文学世界，无疑，如此丰富的文学景观对一个初学写作者来说是有巨大吸引力的。这种吸引力在调动写作者的想象，也在促使写作者认知各种各样的创作路径。特别在创作路径的认知上，写作者更容易向外瞭望，更容易接受新的写法和对生命新的理解理解。在如此的瞭望和接受中，冯玉雷壮大了自己。这种壮大主要体现在这样的方面，即对人的生命、对人的命运有了更深的体悟，这种体悟既是文学性的，也是日常性的。可以说，是文学将冯玉雷的命运感唤醒起来，是文学使他意识到他在人的命运的长河中。另外，从冯玉雷早期的经历看，他求学对于故土来说是一种离开，而他大学毕业后去到南方又是另一種离开。离开这种行为对于冯玉雷来说本身也是一种漂游，特别是他到南方的生活更是一种漂游。漂游，意味着无法规定自己的存在，无法在安身立命的层面上对自己进行交待，而这种状态撕扯着冯玉雷，同时也使他远距离地看到故土对一个人的重要性。故土在这种远观中显示为命运性的，它混沌、悠远，气象万千而又神秘。在这种远观和撕扯中冯玉雷被唤醒。这是另一种唤醒。

前面说过，故土混沌的命运感所具有的力量是拒绝意义和价值的侵入的，这种命运感本身是饱满的，是自足的，是多面呈现的。冯玉雷在写这样的作品时服从了这种命运感，他作为一个写作者将这种命运感在场化并生动地呈现了出来。上世纪90年代初，我在《飞天》任小说编辑，当时在编冯玉雷的这两个中篇时感到惊喜，也感到难得。饱满的感染力使小说充满了迷人的力量，也使小说中的人物栩栩如生，至今，编辑那两篇小说已经过去20多年了，但小说中的情节和一些人物仍记忆犹新。

从《陡城》《野糜川》到《肚皮鼓》看起来是一脉相承的，但实际上《陡城》《野糜川》和《肚皮鼓》是有区别的。在《陡城》《野糜川》中能感觉到作者冯玉雷与乡土人的命运共生的脉搏，能感觉到他切入到命运中的真切感，但到了《肚皮鼓》时，他更多地是注重小说意象性的力量。《肚皮鼓》延续着前两篇小说的乡土经验，在前两篇小说的基础上力图使这类题材的小说变得更加饱满和宏大，于是作者将自己经验到的人的命运感转化成了文化意义上的意象感。注意，作者在此绽露出他小说的另一种方向，这个方向就是强化自己的主体后从文化这一角度审视人和人的生活，并以此角度来审视历史。从混沌的命运中将自己剥离出来走向文化意象的道路上对于冯玉雷来说是一个变化。如何看待这个变化还是从他的作品入手。长篇小说《肚皮鼓》的乡土经验与前两篇小说中的乡土经验是有区别的，前两篇小说中的乡土经验和乡土中人的命运是自然天成的，而《肚皮鼓》中的乡土经验就有了采集与装置的特质。事实上，在这部长篇中，文化的意象性已经很浓了。文化，意味着强化主体性后将一切对象化，在以文化为出发点的视野里，一切都成为价值和意义的了。当小说以此为出发点时，小说的价值性显现就有可能大于生命性显现。

从《陡城》到现在已经过去了20多年，在这漫长的时间里，冯玉雷后面的小说更多地呈现着文化的含量，这也成为他后来小说的一种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