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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自觉与当代作家的创作

2019-11-29陈艳华

关键词:文化自觉文学创作作家

陈艳华

摘 要:近年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文化建设,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谈到“文化自觉”问题。“文化自觉”是费孝通先生提出的观点,简言之就是人们对文化的自我觉醒、反思与创建。笔者认为,文化自觉的不断加强有助于文化自信的树立与实现。所以,每个国民都应该从自身做起加强文化自觉,尤其是文艺工作者。鉴于此,本论文从“自觉加强文化积累”“自觉开启文化视角”“自觉进行精品创作”三个方面,具体讨论文化自觉与作家的个人成长及其文学创作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文化自觉;作家;文学创作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9)10-0065-03

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谈到“文化自觉”问题。什么是文化自觉?根据我国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的观点,文化自觉“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1]换言之,文化自觉就是人们对文化的自我觉醒、自我反思和自我创建。笔者认为,文化自觉的程度与一个国家文化发展的水平成正比,文化自觉的不断加强有助于文化自信的树立与实现。所以,每个国民都应该从自身做起加强文化自觉,尤其是文艺工作者。“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文艺的作用不可替代,文艺工作者大有可为。广大文艺工作者要从这样的高度认识文艺的地位和作用,认识自己所担负的历史使命和责任。”[2]既然文艺工作者肩上的责任如此重大,加强文艺工作者的文化自觉自是刻不容缓。本论文集中论述的是文化自觉与作家的个人成长及其文学创作之间的关系。

一般说来,一个作家的成长大概要经历以下几个阶段:一是提炼素材。艺术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生活都可以进入文学作品的。这就需要作家独具慧眼,从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中发现素材,并站在艺术的高度打量和筛选,将有代表性的典型的人、事、现象等作为创作的原材料。二是打磨技巧。古罗马批评家贺拉斯说过:“在安排字句的时候,要考究,要小心,如果你安排得巧妙,家喻户晓的字便会取得新义,表达就能尽善尽美。”这里的“安排巧妙”即是写作技巧的问题。面对同一个素材,不同的作家会有不同的表達方式,而最终能经得起时间考验而成为经典的作品一定是技巧圆熟的那一篇。怎样布局谋篇,怎样塑造人物,怎样遣词用句等等,都是作家需要打磨的写作技巧。三是要有思想的烛照。有的作家,素材积累很丰富,可是作品却总是泛泛而谈,像温吞吞的白开水,不能给读者以震撼。为什么?那是因为作品思想性比较弱。甚至有的作家在技巧上很用力了,但依然不能惊起波澜。所以,创造过程中,必须时刻有思想的烛照,就像法国大文豪巴尔扎克说的:“文采是来自思想而不是来自辞藻。”四是要有开阔的境界。境界就是一个人胸襟、胸怀、气象等。北宋周敦颐的《爱莲说》是经典名篇,通过“莲”这个意象表现了作者人格的高洁和胸怀的洒脱。周敦颐何以写出如此开阔的作品?用北宋文学家黄庭坚的一句话来回答最恰当:“胸中洒落,如光风霁月。”可见,作品的风格是否大气直接取决于作家本人的境界是否开阔。

对于一个作家的成长来说,上述四个阶段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所以,以上几个方面的修炼是一个作家一生的作业。如果把这四个阶段放到文化自觉的视域内进行考察,即怎样来提升作家的文化自觉,笔者认为大概可以从三个方面入手。

第一,自觉加强文化积累。

尤其是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积累。习近平强调:“在每一个历史时期,中华民族都留下了无数不朽作品……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善于从中华文化宝库中萃取精华、汲取能力。”[3]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着深刻的思想。多读书,读经典,兼容并包,博采众长,融会贯通,作家的视野自然就开阔了,作家认识世界的能力自然就提高了。一个作家,只有当他具有了文化眼光,他才有可能创造出有质量有品位的作品。

读呼鄂伦春族第一位作家敖长福老师的《嘎仙遐思》,简直是一部拓跋鲜卑的兴衰史。文中,敖老师引经据典,每一处叙述都有历史渊源——《诗经》《楚辞》《国语》《魏书》《三国志》《新唐书》《匈奴列传》一直到《巴尔虎蒙古史》,敖老师饱满的深情、精湛的手笔,吸引着我读了一遍又一遍。特别是史料翔实这一点,令人深深震撼。看了《嘎仙遐思》,我问敖老师,您是读了很多关于鲜卑历史的书吗?敖老师说,这个是必需的啊。一知半解,怎么写作?所以,在敖老师的作品中,我们不仅能看到鄂伦春民族生活的变迁,更能看到他对远去的狩猎文化和民族精神的深刻思考。这一定得益于敖老师深厚的文化积累。

再比如我们都比较熟悉的台湾著名言情女作家,被称为“爱情教母”的琼瑶,她的作品巧妙化用了汉乐府《古诗十九首》《诗经》、唐宋诗词中的许多经典意象,充满古典文化的韵味。何以至此?因为琼瑶出生、成长在一个传统文化氛围浓郁的家庭,“父亲研究中国历史,母亲酷爱中国诗词,我耳濡目染,受了极深的影响。”[4]琼瑶六七岁的时候便开始背诵古文和诗词。当成年琼瑶开始文学创作,那些少时的文化积淀便汩汩而来,厚积薄发。

笔者去年在“日课”上参加了一个写作训练营。“日课”是一个原创写作平台。它有一个写作训练活动,叫“天天写”,每天1篇,共写100天。没写“日课”之前,我对自己的写作功底还是有一点信心的。可是,在日课里写了看了一星期之后,我毅然决然将自己归零了。训练营里大家的水平是参差不齐的,但是真的有高手!有个叫“风中百合”的写手,字字句句都有文化,篇篇都有看点。私下交流之后才知道,她是杂志主编,开过专栏、出过散文集,是山东的一个作家。她的很多篇章都氤氲着魏晋名士的风雅了。

4月份的舆论热点“胡谢宇弑母案”,看的我生气又无奈。就在日课里写了一个小小的时评:《人性本恶吗?》。我们都知道,议论文,关键时刻需要经典理论来支撑论点的。可是,书到用时方恨少啊,脑子里存货有限,只好求助百度。后来我向“风中百合”请教:为什么你可以写得那么好?她说最重要的是要多积累,从小到大的学过的古诗词她全能背得下来。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要写出好的作品,不断地丰富自己的文化积累很重要。作家是一个需要终身学习的职业,尤其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学习,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批判的吸收与不懈的积累。

第二,自觉开启文化视角。

当我们有了一定的文化积累之后,就要自觉的开启文化视角来审视你笔下的素材。举一个装置艺术家徐冰的例子。“9·11”事件发生的时候,徐冰正住在纽约,他目睹了双塔被撞击以及世贸大楼倒塌的全过程。和很多目击者一样,震惊、惋惜、无力。几天之后,他在爆炸现场收集了一包尘土,他说那是“9·11”粉尘。为什么要收集?他自己也不知道。面对灾难,他只是觉得自己应该做点什么。他觉得那些曾经在曼哈顿上空漂浮了好几天的粉尘关乎生存、生命与世界。所以他想这些尘土应该包含着特殊的意义。但是该怎样去表达,他并没有思路。两年之后的2003年,徐冰偶然读到了禅宗六祖慧能大师的著名禅语:“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这不但让他想起了这句禅语的来历,而且也想到了他收集的那包“9·11”粉尘。于是他开始构思,他决定用那包粉尘当作核心材料来创作一件装置作品[5]。2011年,“9·11”十周年之际,在美国纽约下城的一个展览馆中展出了他的名作《9·11尘埃》:他把那包粉尘平铺在地面上,然后在地面上吹出那句禅语:“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以此来表达对9·11的纪念。笔者认为大概徐冰想要传达的是:世贸大厦在顷刻间化为尘土,政治、宗教、经济等太多的外在因素需要为此负责,但是,这一切原因的背后,还是人类自身的意志作祟,是人类自身的物质追求转化为毁灭自身的能量,即中国禅宗里的“妄念”。因为艺术家徐冰熟悉中国传统文化,并自觉开启传统文化视角,将中国禅宗里的“无念”作为他作品的灵魂,并引发了世人的思考,这是一种高妙的智慧。是值得我们搞文学创作的人借鉴和学习的。

有些作家,他的故事行云流水,词句也漂亮,但是不深刻不大气。那是因为作家在创作的时候缺少文化角度的审视。在这方面,杨绛先生的《我们仨》可以说是一个反例。《我们仨》写的就是她和丈夫钱钟书、女儿钱瑗一家三口的生活,这也不是什么宏大叙事,完全是私人叙事,可是我们读之后觉得是大气的是开阔的。为什么?因为杨绛先生在创作过程中是开启了文化视角的。众所周知,修、齐、治、平”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道统,杨绛先生出身书香门第,从小接受了较好的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家国情怀”作为一种文化基因已经渐渐根植在她的血液中。所以,当杨绛先生创作《我们仨》的时候,她自然而然的就开启了这个文化眼光。《我们仨》如是说:“我们如要逃跑,不是无路可走。可是一个人在紧要关头,决定他何去何从的,也许总是他最基本的情感。我们从来不唱爱国调。我们是文化人,爱祖国的文化,爱祖国的文字,爱祖国的语言。一句话,我们是倔强的老百姓,不愿做外国人。”[6]——朴素的话语,动人的力量,这要归功于杨绛文化视角的自觉开启。

杨绛翻译的英国诗人瓦特·蓝德的一首诗:“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我爱大自然,其次就是艺术;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此诗一直被杨绛钟爱,也仿佛是她今生今世的注脚:她的生命之火,如同明灭之中划过的一根火柴,光亮并不耀眼,却依然努力地去照亮茫茫苍穹。2016年5月25日杨绛先生去世,2016年7月我去北京,早上6点起来到木樨地站坐地铁1号线,穿过一条胡同,右手边上是一栋灰色的老楼,姐姐突然说,杨绛以前就住在这里。我猛然停住脚步,对着那栋楼,凝望良久。斯人已去,可是我分明感觉到了她灼灼的文化目光。可能,这就是《我们仨》这本书之所以厚重原因吧!

在中國现当代文学史上,有很多作家在自己的创作中自觉运用文化眼光,阿城将道教的无为思想写进《棋王》,丰子恺用佛家的慈悲、护生思想烛照他的《缘缘堂随笔》(30—40年代),还有陈忠实的《白鹿原》,塑造了朱先生这样一个儒家思想的代表。儒、释、道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那些优秀的作家们总是孜孜不倦的学习、思考儒释道并把他们运用到写作实践中。

第三,自觉进行精品创作。

当丰富的文化积累和深邃的文化眼光已经具备,需要的就是自觉创作了。这种自觉创作,不是人云亦云,不是引经据典的堆砌,而是站在现实的大地上,在文化眼光烛照下的创造。中外文学史上的许多经典名著在思想上给我们以深刻的启迪。司汤达是19世纪法国著名作家,他的《红与黑》至今仍然是能够直击读者心灵的作品。尤其是他对人物心理的刻画,是《红与黑》中最精彩的地方。主人公于连的卑怯与勇敢、狡猾与诚实、复杂与天真等等,所有这些水火不容的心理特征集中在他一个人身上,使他成为一个矛盾的综合体,也使他成为世界文学史上不朽的文学典型之一。之所以能有这样的成就,是因为司汤达经常以人的灵魂为研究对象,他是一位学者式的小说家,他是自觉地把自己的文学史、哲学、心理学、艺术学知识运用到小说的创作中,努力开创了一个关于人的心理研究的小说事业。

再举一个例子,王安忆的《长恨歌》。《长恨歌》讲述的是一个女人近半个世纪的起起落落。借此来讽刺当时的上海怀旧热。王安忆是迄今为止为数不多的精英文学的坚守者之一。2000年的时候,她的《长恨歌》在斩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直到今天,《长恨歌》仍然跻身于国内畅销小说行列。并且研究《长恨歌》的学位毕业论文也是逐年增多。可是,很少有人知道的是,1995年《长恨歌》刚刚出单行本的时候,销量并不多,也没有引起学术界的注意。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1990年代初期全国面临着社会转型,文化界也是一片低沉颓废,庸俗、低俗、媚俗的东西充斥市场,精英知识分子普遍处于失语状态。所以那个时候有的严肃文学作家就尝试着去迎合市场了。但是王安忆没有,她勇敢地扛起精英文学的旗帜,希望通过个人的艺术创造,尝试着知识分子精神上的自我救赎。为了把老上海写的更逼真,王安忆还专门到徐家汇藏书楼查阅了大量老上海的历史档案,她希望这些素材会使她的小说在细节上更具有老上海市民的生活气息。可是,市场经济大背景下(直至今天),精英文学的坚守注定是一条艰苦而又寂寞的路。但是,真金不怕火炼,五年的沉寂之后,《长恨歌》的价值终于被发现,最主要的是得益于王安忆对文学精品的自觉追求。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笔者在这里斗胆借用一下总书记的思路:文化自觉是一个知识分子、一个作家的使命。没有文化自觉的作家不会超越自我,不追求文化自觉的作家不会站在文学的巅峰。

参考文献:

〔1〕费孝通.反思·对话·文化自觉[J].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1997,(03).

〔2〕习近平.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2014-10-15.中国政府网http://www.gov.cn/xinwen/2015-10/14/content_2946979.htm.

〔3〕习近平.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2016-11-30.

〔4〕宋秋敏.论琼瑶歌词对中国古典文学和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借鉴[J].宁波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9,(01).

〔5〕徐冰.9·11——从今天起,世界变了.中央美术学院http://www.cafa.edu.cn/st/2011/9014875.htm.

〔6〕杨绛.我们仨.生活·读书·新知[M].北京:三联书店,2003.7.

(责任编辑 徐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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