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燕燕

摘 要：基于文化对人的行为和心理塑型的角度，分析文化对人的思维、行为、逻辑之间存在关系为框架，发现文化传承过程中概念的理论指向与抽象逻辑之间存在内涵转移，抽象与逻辑，实践与认知的理论与实践范畴出现理论与现实指向的错位与矛盾。基于错位逻辑理论，管理过程根植理念失效，规范行为失序，审视理论与现实困境，给出应对策略。

关键词：管理困境;文化逻辑;认知策略;理念根植

中图分类号：F2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9）10-0032-03

一、管理学的研究思想与逻辑

对人的管理无论是基于行为表征还是心理意识，归根到底是从行为、心理的习得性生成逻辑做出的判断。基于地方文化审视和文化心理的研究，学界遵循的基本的逻辑框架：是研究行为和心理形成的历史观念入手，分析行为心理形成的规律。具体说，是研究行为、心理、观念与价值观、性格、行动要素之间的联系逻辑。从个体文化背景分析，文化内在历史流变大致遵循“从理想国到思想国”嬗变。思想落地过程就是价值实现的过程。

如果说人类进步史，就是一部从柏拉图哲人王为统治者的理想国走向人人皆可建立自己独立思想王国的开放史。管理学遵循的人性假设同样暗合文化运行嬗变的大逻辑，即从实践到思想，从思想到行动。管理的逻辑就是顺应人的实践、认知、情感、行为的规律和特点，利用正负强化策略从思想层面根植特定的观念，管理的逻辑在这个过程中就是有效根植观念的过程。管理的思想就是科学有效根植理念的方法论。在个人价值不断彰显、主体意识不断扩张的社会背景下，社会群体构成一个思想国，思想国中，每个主体都是原住居民，管理的逻辑就是如何挖掘文化土壤中的元素，分析研究文化元素对理念根植的影响。什么是思想国呢？

所谓思想国，就是一个有机会让各种思想互相抵达，同时又分散了思想最坏的风险的知识共同体。思想国的语言系统具有某种穿透力，简洁而带有判断或诘问式的论述，时常击中要害。比如：“来来，互相伤害一下”“糟老头，坏得很，我信你个鬼”，为何受伤的总是我？等等。当然，实现这一点，独立自主的思考至关重要。只有人尽其思，实现自我，才能真正为国家与社会建功立业。学界也经常批判“理想国”以及它的局限。人类历史上有许多“理想国”，通常都具有形而上的意味。应该说，建立理想国也许是全人类的一个共性。但是，由于过于脱离实际，因此未能实现。无论是柏拉图的理想国，还是孔子的大同思想，都是在为人类寻找一个最佳状态。当然，两者之间的差别是明显的。孔子倡导的大同是一种伦理理想，而柏拉图则是一种知识理想。柏拉图主张哲学家当国王，而孔子主张在一个完美的世界里人们“不独子其子、不独亲其亲”。①但是孔子止于血缘，这也是他的局限性。思想国从学界走下神坛，从象牙塔走向世俗，思考主体由精英走向大众，管理的历史与逻辑出现理论空置、失效的滞后性。替代性思考模式失去原本的价值。

二、文化逻辑的历史演进

先秦是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有讲真理的，有讲发明创造的。因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缘故，这个好传统没有延续下来。学界所以推崇老子和墨子，就在于老子和墨子与孔子能够互补。

今天中国，同样遇到“礼崩乐坏”的局面。有不少人对年轻人的“各奔前程”看不惯国家为此忧虑。每个人DIY自己的文化，实际上也意味着DIY中国的新文化。在此基础上，孔子的局限在于他只看到一个时代在交媾，而没有看到一个时代在孕育。或者说，只看见了肮脏，却没有看见生命。当然这并不妨碍我对传统持批评态度。我们珍视传统，就绝对不能只从一家之言中汲取营养。事实上，独尊儒术不但排除了其他学术，而且把孔子最重要的思想给弄丢了，比如说孔子的大同思想。所以我说如果说近代有思想家的话，当首推康有为，是他将孔子.十分不好的敘事传统，那就是“臣为君隐”“子为父隐”，所以许多历史真相被遮蔽。如此说来，遮蔽历史真相主要有两个东西：一是“成王败寇”的历史观，二是“子为父隐”的历史观。回到了儒家的忠孝文化了，孟子讲人性本善，这个基于人性假设的前提是为了实施仁政教化提供支撑的模糊性命题判断，对于什么是儒家的善，这是一个争鸣时代，无法证伪。但如果遵循这个有争议的命题为判断的逻辑起点，这是不可观的，这会带入基本的非理性思维。我们创新一个障碍就是批判性分析能力弱化，很多时候把文化中既成言论作为立论依据，甚至把谬论成为“规律”，后面的推理也就错得一塌糊涂。如杨念群所说，“读史既可使人明智也可使人弱智，我们看待历史的方式由于到处弥漫着对‘规律的过度崇拜，而看不到人的活动踪迹，那很容易把人变成傻瓜。”事实上人性并不是固定的。在西方，奥古斯丁、阿奎那、加尔文等人性恶论者都持此观点。什么是善？在这方面讲得最正确的是古希腊哲人。古希伯莱人以信仰（真）为善，中国人以“心美”（如待人仁慈，外表不凶恶）为善，而以苏格拉底为代表的古希腊哲人则以知识为善。

这种“知识”应该是波普尔意义上不断形成的知识，是人类借此寻求解放的知识。这是有效的知识，它不断前进，不断地积累，是行动的指南。相反，中国历史上流行的是“一言九鼎”“金口玉言”。严格讲，这些东西都不是知识。或许中国传统的贫困就在于“有标准而无知识”。所谓“三纲五常”“三叩九拜”同样都是标准。这些知识都是应然的知识。但是，你认为应该的东西别人并不认为应该。你要想让别人信服于你，你就得在逻辑上证明给大家看。如爱德华？默罗讲，指控并不是证据，同样赞美也不是证据。那些无来由式的评价，恰恰是最无力的。正因为此，笛卡尔讲“我思故我在”更显得了不起。“我思故我在”是“je pense， donc je suis.”事实上，这里的“suis”，不只有“存在”的意思，更有“是”的意思。也就是说，这句话即包含了“我思故我存在”，也包括“我思故我成其为我”。理解这点很重要。海德格尔讲到有三种“在”。一种是过去的存在，一种是此时的此在，一种是将来的他在。“我思故我在”的“在”，应该包括了这三个“在”。当我成其为我，时间便聚合在这里。任何翻译都是不完整的，都意味着语义的流失。

三、管理向文化延伸与拓展要义与逻辑

在整体来看，二十世纪的人类主要解决自由问题，二十一世纪则要解决合作问题。正因为此，现在欧盟的主权让渡、全球治理等观念渐渐深入人心，人们热衷于谈“共生主义”。共生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区别是，共产主义倾向于公平分配，而共生主义则倾向于共同生产，前者着眼于过去，后者着眼于未来。当然，我们也可以将此引申为结果正义与程序正义的某种区别。中国有着早熟的文明，不可否认的是，近几百年来中国一直是个迟到的国家。所以我们现在要在自由与合作这两个问题上同时入手，寻求共同解决。叫“西方哲学救中国，中国人学救人类”。今天西方也遇到自己的问题，即上帝死后，平等的精神也变质了。“9·11”悲剧的发生，与西方中心主义不无关系。与此相反的是，中国传统的精华特别表现在中华民族悠久的道统。包括老子的“道”、孔子的“仁”、墨子的“表”和佛陀的“法”等等。但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与独尊儒术又使中国人差不多完全丧失了从事新发现、新发明和新创造的基本能力。在两千多年儒学伪学的传统中，除了“孝”“悌”亲情的价值之外，中国人的仁、忠、节、义、道、德、礼、仪等等，几乎全都浸透了“人人不平等”。卢梭有言：“人生而自由，却无往而不在枷锁中”。对这种言论要根据时代历史观出场语境分析，才是能读懂其中要义。“人生而平等，却无往而不在不平等（等级制度）中”。中国要完成现代化转型，首先要确立的就是这种平等的观念。那么是不是要让中国人重新信仰上帝呢，显然不是这样，作为无神论国家，坚持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是历史性选择。当下，在全中国人民心中确立真理的位置、人文关怀和科学精神是必要的。须知，现代人的宪法、法律，乃至道德，原本全都是在“人人平等”的真理的基石上建立起来的。有关国学的争论，近年来十分激烈。当然，一方面是中国人恢复了一些民族自信心，另一方面，也是要寻找新的价值认同。中国人没有真正走出“泥洋”与“泥古”的思维窠臼。有人甚至还在搞儒教崇拜，认为儒学就是国学。如果真要搞国学的话，最重要的是恢复一个民族关于历史这一知识的记忆，让每个人都能从这些记忆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传统。所以，每个人争自己的传统，就是争中国的自由，就是争中国的未来。每个中国人应该重构自己的小传统，在此基础上，建设一个面向未来的新的传统。学问不能沦为死记硬背的记忆之学。任何一门“学”都担负不起博大精深的文化要义，更不能成为该国人民精神的枷锁，成为对该国人民的智能发展形成严重阻碍作用的教条，最后也终将成为根本难以称之为“学”的一堆毫无任何现实价值的古董，其最终的价值就将只能是放到历史博物馆去储藏，或仅供专业的研究人员条分缕析地去进行历史的批判和解剖，以便从中得出该国人民的重要的历史教训。

四、管理的理论指向与文化逻辑现实向度之间错位与张力

文化寻根以来无论社会层面还是研究层面都遵循科学的文化观，脱离简单的儒家崇拜，而是“反其道而行之”，重拾墨子的道路。比如“科学发展观”（墨子崇尚科学）、“节约型社会”（墨子讲节用、节葬）、“和平崛起”（墨子讲非攻）以及“和谐社会”（墨子讲兼爱）等等，都可以在墨学中找到精神来源。尤其是文化研究服务于时代的意识超越功利主义，挖掘的角度也从积极学理角度开展，中国传统中不乏好的东西，就像孟子讲“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②事实上，墨子的许多主张同样可被视为今日“西学”一个东方源头。墨子尚同，尚賢，兼爱，非攻，非乐，非礼，节葬，节用。墨子是先秦少有的几个有逻辑思想的人。没有逻辑就没有理解。正因为这样，墨子对儒家的批判相当到位。墨子非儒写得很好：“孔某盛容修饰以蛊世，弦歌鼓舞以聚徒，务趋翔之节以观众。博学不可以使议世，劳思不可以补民，累寿不能尽其学，当年不能行其礼，积财不能瞻其乐。繁饰邪术，以营世君;盛为声乐，以淫遇民。其道不可以期世，其学不可以导众。”③当年墨子非儒时，孟子将墨子骂作“无父无君”的“禽兽”。

如何重建中国的传统时，有以下主张：一是要重新评价老、墨、孔，找出中国传统中自有的有价值的观念与思想;二是要认真学习西方。尤其是希伯来文化、古希腊文化以及基于二者融合推进的近代西方哲学和文化。有一个开放的心态，通过以上六股潮流，共同推动中国的进步。真正的开放，既要面对过去，也要面对未来，既要面对他山，也要面对本土因为一个开放社会的文化创造力。相较之下，中国的影视追求的更多是“政治正确”与“伦理正确”，或者流于浅薄的娱乐，很少给人带来思维的乐趣。中国崛起，首先要在思想上崛起。也应该包括文化上的崛起。中国文化人没有会思维的人，没有思想的人，没有前途，没有思想的国家，也没有前途。不讲逻辑的结果就是没有思想，因为思想的核心就是逻辑。逻辑是什么呢，从无知到有知，从无序到有序，从简单到复杂，都是一步步推进。更多是通过那些抽象的观念来帮助你认识世界。比如说，电子、电磁波，这都是些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逻辑即思考的基地，而思想的公理就是逻辑。西方人之所以逻辑思维强，就在于他们的几何思维比较强，老子的“三生万物”十分伟大。这话听起来简单，其实我们可以用这句话去检验所有的科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心理科学等等。的的确确到现在为止的所有的科学都证明了老子的这句话。比如，物质由中子、质子、电子组成，是三;生命是由三联体组成，是三;显像管的光束，是三;孔子讲“智、仁、勇”，是三;道家讲“精、气、神”，是三;法家讲“法、术、势”，是三;佛家讲“戒、定、慧”，是三;天主教叫圣父、圣子、圣灵，是三;美国讲三权分立，仍是三。墨子也有“三表”一说。您讲得很有意思，我也赞成老子讲的“三生万物”。但是你上面讲的这些只是举例证明，而非逻辑证明。因为我同样可以举出一些相关的例子来证明“二生万物”。比如男女孕育生命，是二;是二;计算机进制原理，是二;天地阴阳，是二，等等。当两个东西在一起时，清清楚楚，而当第三个出现时，便会出现混沌。是“三”让世界变得复杂，有复杂才有世界。当然，我在上面罗列的只是一些现象，它需要具体论证。所以谁把老子的“三生万物”破解了，谁就绝对是二十一世纪最伟大的思想家。这个思想家应该在中国

五、管理的理念根植

基于文化视角，分析当下的管理，主要在于探究文化对思维的塑形逻辑和管理理念渗透过程中的不确定语境中有效的方法与路径，最终形成思维管理和逻辑是真的矫正。如果没有科学的逻辑推理和严谨的学术逻辑，管理就失去存在的价值，不在同一个逻辑轨道运行的思想，无法谈到认同的底在哪里。任何模糊和因循都可能形成思维惰性，这种思维障碍推动下，行止由心，没有科学的分析逻辑，没有逻辑的思维和历史虚无主义成为管理困境，从文化根植到逻辑生成是管理学面对的文化挑战和机遇。面对价值观碎片化，行为无序化，管理失效，制度空置的管理，理论空白的系列问题，归根到底是文化逻辑与文化思维虚无。从文化视角审视文化逻辑与历史，根植培养新的时代管理模式，文化的逻辑超越是关键，超越的难点是文化思维刻板与惯性。

注 释：

①赵克生.明清乡贤祠祀的演化逻辑[J].古代文明，2018，（04）.

②浙东纪略：“兵部尚书余煌”条.

③礼部·风教·名宦乡贤.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 402）.

（责任编辑 徐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