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征

摘 要：金朝第四任君主海陵王在其统治期间的疯狂行为源自其心理疾病。海陵的童年经历及成年后的生活环境使其形成了双重人格和自我中心两种人格障碍。在两种人格障碍的驱使下，其行为走向极端，对金朝政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关键词：海陵王;心理疾病;双重人格;自我中心

中图分类号：K24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9）10-0021-04

金朝第四任君主海陵王完颜亮生于天辅六年（1122年），字元功，本讳迪古乃，是金太祖完颜阿骨打庶长子宗干的次子。皇统九年（1149年）海陵发动政变，杀金熙宗自立为皇帝，改元天德。对于金海陵王的评价，学界前后有较大的变化，前期主要从负面的角度进行评价，后期则重新审视了海陵王的功绩，肯定了海陵王的政治贡献。对于海陵王的荒诞行为，学界多从评价的角度出发，却很少深入探究其行为发生的根源。故本文拟从心理疾病的角度来探讨金海陵王荒诞行为的根源，并探究其对金朝政治的影响。

一、双重人格：海陵王的荒淫与才干

清人赵翼在《廿二史札记》“海陵兼齐文宣隋炀帝之恶”条中评价海陵王：“海陵在位，盖兼齐文宣、隋炀帝之恶而更过之……斯固已灭绝伦理。然以海陵视之，奚啻十倍？隋炀帝弑父杀兄弟，海陵则弑君弑母，杀伯叔兄弟及宗室数百人，炀帝犹不若是之惨也。”[1]赵翼评价海陵王的依据是《金史·海陵纪》，但是却在评价时忽略了海陵王的功绩，只谈其恶而忽略其功绩，这对于评价海陵王而言是有失偏颇的。纵观《金史·海陵纪》，海陵王的荒淫行为所占的篇幅远远超过了其所做出的功绩，但将海陵的恶行与功绩一并视之，不难发现海陵王是一个极其矛盾的人，这与心理学上的双重人格障碍高度吻合。

海陵王最为世人诟病的行为之一是“刑杀不问有罪”[2]。海陵自夺得皇位以来，便开始大肆屠杀宗室子弟，据《金史·海陵纪》记载，海陵王仅天德二年（1150年）四月就杀“太宗子孙七十余人，周宋国王宗翰子孙三十余人，诸宗室五十余人。”[3]对于宗室人员的屠杀，有学者将其解释为因海陵是由宗室子弟身份夺得皇位，忌怕宗室对他不利，为巩固统治故尽除宗室勋旧大臣[4]，但是通过审视史料记载，被海陵王杀害的宗室勋旧大臣，没有一个是证据确凿的谋反者，僅仅因为惧怕皇位被夺走，就将所有有皇位继承可能的人员全部杀掉，这种行为是极其不正常的。正隆二年（1157年），海陵王下旨“改定亲王以下封爵等弟。命置局追取存亡告身，存者二品以上，死者一品，参酌削降。公私文书，但有王爵字者，皆立限毁抹，虽坟墓碑志并发而毁之。”[5]海陵王不但处死这些宗室人员，还要在他们死后对其身份地位进行降低，这在历史上是极其罕见的，是极其不符合常理的。除宗室人员外，海陵王的杀戮行为更是充斥整个《金史·海陵纪》，而多数被处死的人员都是无理由直接被处死。这样的滥杀行为在古代帝王中也是极其罕见的。海陵另一件为世人所不齿的行为是“淫嬖不择骨肉”[6]。《金史》中有大量海陵荒淫的记载，《海陵纪》记载：“十一月戊辰，上命诸从姊妹皆分属诸妃，出入禁中，与为淫乱，卧内遍设地衣，裸逐为戏。”[7]海陵将具有血缘关系的姐妹纳入宫中，与之淫乱。《后妃传上》记载：“昭妃初嫁阿虎迭，生女重节。海陵与重节乱，阿里虎怒重节，批其颊，颇有诋訾之言。海陵闻之，愈不悦。”[8]海陵甚至与其养女淫乱。除此之外，海陵的所作所为更是令人咂舌，“女使辟懒有夫在外，海陵封以县君，欲幸之，恶其有娠，饮以麝香水，躬自揉拉其腹，欲堕其胎。辟懒乞哀，欲全性命，苟得乳免，当不举。海陵不顾，竟堕其胎。”[9]这些行为即使在保有原始风俗的女真社会中都是罕见的。

但是另一方面，海陵王又因其政治才干受到史学家的褒扬。金人刘祁评价海陵：“至海陵庶人，虽淫暴自强，然英锐有大志，定官制、律令皆可观。又擢用人才，将混一天下。功虽不成，其强至矣。”[10]刘祁充分肯定了海陵的政治才能。天德二年（1150年）十二月，海陵王推行第一次政治改革，此次改革主要针对巩固中央对于地方尤其是对中原部分的统治。在迁都燕京前，海陵王又进行了第二次政治改革，这次的改革主要是为了完善金朝的政治制度，借此加强君主的权力以及中央对地方的控制，此次改革中海陵王班行了“正隆官制”，对金朝官制的影响巨大。通过这两次政治改革使得海陵王在金朝政治史中占有一个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也显示出了海陵王出色的政治才能。而这种政治才能却与其荒淫仿佛是两人所为，若非海陵王留在史书中的种种疯狂行为，恐怕海陵王的历史评价将会截然不同。

海陵王的荒淫与其在政治上的建树仿佛两人所为，这与医学中的双重人格障碍极度吻合。医学上，双重人格是指一个人具有两个相对独特的并相互分开的人格，并以初始人格为主人格，分裂人格为亚人格的一种精神变态现象。两种人格思维的运转和决策不受另一种思维方式的干扰和影响，完全独立运行[11]。海陵王身上的种种矛盾现象是其两种人格在不断转换的结果。双重人格的形成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包括创伤性生活事件、成长过程中防御能力的习得、逐渐积累的不良环境及缺乏外部支持等。通过剖析海陵王的生平，不难发现，海陵王的生活经历是其形成双重人格的重要原因。

《金史·海陵纪》记载，皇统七年（1147年），“一日因召对，语及太祖创业艰难，亮因呜咽流涕，熙宗以为忠。”[12]金熙宗在位时期，海陵长期处于精神压抑之下。一方面面对金熙宗后期的昏庸残暴，深感自己的才能无用武之地，想要取代金熙宗。而另一方面却又不得不在金熙宗面前谨慎小心，表现出自己的“忠心”。皇统九年（1149年）正月，“熙宗使小底大兴国赐亮生日，悼后亦附赐礼物，熙宗不悦，杖兴国百，追其赐物，海陵由此不自安……（皇统九年）四月，学士张钧草诏忤旨死，熙宗问：‘谁使为之？左丞相宗贤对曰：‘太保实然。熙宗不悦，遂出为领行台尚书省事。过中京，与萧裕定约而去，至良乡召还。海陵莫测所以召还之意，大恐。既至，复为平章政事，由是益危迫。”[13]海陵的心理在这两件事上一览无遗，面对金熙宗海陵总是处于一种恐惧的状态，如果深入分析海陵恐惧的由来，不难看出海陵是由于内心有鬼，早已起了谋反之心，但又不得不在金熙宗面前装作若无其事。在长期处于这种环境下，海陵的两种人格逐渐形成，一种人格要极力在人前表现出自己的才干，想取代金熙宗获得世人的认同，而另一种人格则始终处于阴暗面，最终使得海陵心理扭曲，逐渐走向极端。在两种人格的驱使下海陵在夺得皇位后开始了疯狂的释放。

二、自我中心：海陵夺得皇位后的疯狂

《金史·高怀贞传》记载海陵曾言：“吾志有三：国家大事皆自我出，一也。率师伐国，执其君长问罪于前，二也。得天下绝色而妻之，三也。”[14]皇统九年（1149年）十二月丁巳，海陵与秉德、唐括辩、乌带、徒单贞、李老僧等人刺杀金熙宗，夺得皇位。在夺得皇位后，海陵的三个抱负有了实现的基础，于是海陵开始越来越以自我为中心，逐渐走向了疯狂。

心理学上将自我中心划归为一种人格障碍，自我中心者会把注意力过分集中在自己的需求和利益上，乐此不疲地觉得自己是最重要的人物，并获取心中想要的每件东西。海陵王在获得皇位之后，权力意识极度膨胀，开始不断地做出一些让人无法理解的事情来彰显自己的权力。

海陵王即位后首先铲除了对他所获得的权力有威胁的人，大肆屠杀宗室人员，为了彰显自己的权力，将所诛之人的妻室尽数纳入宫中，甚至不顾是否有亲属关系。海陵接受的是儒家教育，思想汉化是比较彻底的，这从后期海陵王“全盘汉化”的施政方针可以窥见一斑。海陵将所诛之人妻室纳入宫中不是简单地用女真民族的收继婚习俗就可以解释通的。天德三年（1151年）五月，“上命徒单贞语宰臣，前所诛党人诸妇人中多朕中表亲，欲纳之宫中。平章政事萧裕不可，上不从。遂纳宗本子莎鲁啜，宗固子胡里剌、胡失打，秉德弟乣里等妻宫中。”[15]从记载中可以看出，海陵欲纳所诛党人妻室是遭到臣子反对的，证明此时金朝社会对于这种行为也是不认同的，固不可简单地以收继婚习俗为海陵辩解。海陵之所以这么做很大可能是为了彰显自己的权力，为了实现自己“得天下绝色而妻之”的抱负。除此之外，海陵更做出了“欲夺人妻则使之杀夫”[16]的行为，《金史·后妃传上》记载海陵欲纳乌带之妻定哥，遂传语定哥：“自古天子亦有两后者，能杀汝夫以从我乎。”定哥不从，又言：“汝不忍杀汝夫，我将族灭汝家。”[17]最终海陵杀乌带并纳定哥于宫中。海陵对混同郡君莎里古真说的话则充分证明了其以自我为中心的心理：“（海陵）谓莎里古真曰：‘尔爱贵官，有贵如天下者乎。尔爱人才，有才兼文武似我者乎。尔爱娱乐，有丰富伟岸过于我者乎。”[18]这句话充分证明了海陵的这种行为是出自其以自我为中心的心理，为了彰显自己即位后的权力，也是對于其成长经历的一种宣泄。

正隆六年（1161年）九月，海陵王破坏当时宋金和议局面，悍然发动了侵宋战争。在发动这场战争之前，海陵王更是将其自我中心的心理表现到了极致。海陵王发动侵宋战争是为了实现其“率师伐国，执其君长问罪于前”[19]的志向，为了实现这个志向，海陵王不顾当时宋强金弱的客观条件，不考虑金朝国内的状况，更不顾朝臣的劝谏。太医使祁宰以“赋役繁重，民人怨嗟，此人事之不修也”和“天时不顺”“地利不便”为理由上疏劝谏海陵伐宋，被“命戮于市，籍其家产，天下哀之”[20]。太后徒单氏也因劝谏伐宋被弑杀于德宁宫，海陵更是下令“宫中焚之，弃其骨水中，并杀其侍婢等十余人。”[21]可见海陵王将伐宋之事视为必行之事，且近乎疯狂。在海陵王的心里，迫切地想实现自我价值，于是在夺得皇位获得至高无上的权力后，他将这种自我中心无限放大，逐渐成为一种人格缺陷。

心理学上认为自我中心人格的形成与成长经历是密不可分的。海陵是宗干与妾大氏所生之子，庶出的身份让海陵从小有了自卑的心理。金太宗天会二年（1124年）完颜亶入住宗干府，完颜亶是金太祖嫡长子宗峻与正妻蒲察氏之子，宗峻与金太宗天会二年（1124年）去世，完颜亶成为皇位继承的候选人，完颜亶的入住对海陵产生了极大的触动，庶子出身的海陵感受到了强烈的嫡庶差异。在其之后的成长过程中，这种嫡庶差异始终伴随着海陵，使海陵的心理开始产生变化。完颜亶在宗干家中的待遇与海陵差异是十分明显的。身为皇位继承人，宗干对于完颜亶的培养是极其用心的。宗干为完颜亶请了家世显赫辽朝状元韩昉为师，对其关爱备至。及至完颜亶继承皇位，其与宗干的感情也是十分深厚的。在宗干去世时，金熙宗完颜亶“哭之恸，辍朝七日”且“生日不举乐。上还上京，幸其第视殡事。及丧至上京，上临哭之。及葬，临视之。”[22]足见完颜亶与宗干的深厚。反观海陵则差距巨大，海陵的老师虽然是以学问著称的大儒张用直，但其身份地位远不如韩昉。宗干虽也让海陵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但目的却与完颜亶不同。完颜亶是被当作皇位继承人来培养，而海陵则只是被当作臣子来培养。同样宗干对于海陵的关爱较之完颜亶也是少之又少。作为亲生儿子，所得到的关爱远远不及养子，在这样的成长环境下，海陵的内心开始变得敏感扭曲，想极力证明自己的能力。海陵在做藩王之时，“尝书人扇云：‘大柄若在手，清风满天下。”[23]海陵渴望自己得到无上的权力，以证明自己的能力，实现自我价值。少时缺少关注，使其产生了极度自卑的心理，夺得皇位后，为了弥补这种极度自卑的心理，在权力的影响下海陵王最终形成了自我中心人格。

三、毁誉参半：海陵王心理疾病对金朝政治的影响

海陵王的心理疾病包括双重人格和自我中心两种人格障碍，这两种人格障碍使得海陵王的行为走向了两个极端。双重人格一方面使得海陵王在政治上建树颇丰，使得金朝政治制度有了长足的发展，但另一方面却使得朝臣恐慌，政治风气败坏。在自我中心人格障碍的影响下，海陵王不顾国内环境悍然发动侵宋战争，又造成了社会的动荡。金朝政治在患有心理疾病的海陵王的统治下也走向了两个极端。

海陵王在双重人格的影响下，将政治才干与内心的黑暗面都表现到了极致。海陵王想要充分展现自己才能的人格使得其在位期间不断推行封建化和汉化的改革，发展文化教育和科举制度，并且改革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制，又大胆任用非女真族的官员，限制女真贵族特权，使得金朝的政治制度不断稳步发展，其力排众议的迁都之举也为金朝政治中心的南移和统治力量的加强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其大一统的思想更是直接影响了金以后的少数民族帝王和中国历史的发展。但是，海陵王在另一个人格的驱使下对金朝政治的破坏也是不容忽视的。海陵王对宗室、朝臣的屠杀，一方面消灭了对于皇位的潜在威胁，削弱了朝堂上保守派的力量，在客观上减小了其进行政治改革的阻力。但在另一方面，由于海陵的滥杀，统治集团的力量也大大削弱，幸存者人人自危，只图自保，完全失去了臣子应有的作用，金朝的政治风气急转直下。

在自我中心的人格障碍的影响下使得海陵王在获得权力之后急速膨胀，其在获得皇位之后的荒诞行为也多源于此，这些行为对于金朝政治的影响是巨大的。海陵获得皇位后，在自我中心的驱使下开始了奢靡的生活。“至营南京宫殿，运一木之费至二千万，牵一车之力至五百人。宫殿之饰，遍傅黄金而后间以五采，金屑飞空如落雪。一殿之费以亿万计，成而复毁，务极华丽。”[24]这样的挥霍是以加重赋税徭役换来的，百姓怨声载道。海陵王执意发动的侵宋战争对金朝政治的影响更是巨大的。正隆四年（1159年），海陵王“诏谕宰臣以伐宋事，调诸路猛安谋克军年二十以上、五十以下者，皆籍之，虽亲老丁多亦不许留侍。”又“命增山东路泉水、毕括两营兵士廪给。庚戌，诏诸路旧贮军器并致于中都。时方建宫室于南京，又中都与四方所造军器材用皆赋于民，箭翎一尺至千钱，村落间往往椎牛以供筋革，至于乌鹊狗彘无不被害者。”[25]在制造战舰时，“毁民庐舍以为材，煮死人膏以为油，殚民力如马牛，费财用如土苴，空国以图人国，遂至于败。”[26]在这样空前繁重的劳役、兵役、赋税压力下，广大人民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起义。正隆五年（1160年），“海陵征诸道兵伐宋，使牌印燥合、杨葛尽征西北路契丹丁壮”，契丹人在撒八和孛特补领导下起义，“山后四群牧、山前诸群牧皆应之。”[27]正隆六年（1161年）九月，“大名府贼王九据城叛，众至数万。所至盗贼蜂起，大者连城邑，小者保山泽，或以十数骑张旗帜而行，官军莫敢近。”[28]大金国一时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而海陵王的南侵军终于在起义军和南宋的夹击之下失败，海陵王也最终被弑身亡。

海陵王在心理疾病的影响下，其行为是异于常人的，我们不必去为其疯狂行为而辩护，但也不能忽视海陵王作为一代君王的政治作为。也正是在其心理疾病的影响下，使得后世史家对于海陵王的评价走向了两个极端。古代帝王患有心理疾病是极其常见的，海陵王并非特例，这与帝王成长的环境、权力的巨大以及其所面临的压力密切相关。我们在评价古代帝王时，面对其有悖于常人的行为，不能一味地只进行批判，更应该去深入挖掘其行为背后的心理因素，这样我们才能正确地理解其所作所为，从而对其进行全面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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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孙国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