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长琴　周家俊　周德

摘要：猪肉是我国最为重要的肉类消费品，但近年来价格波动频繁，严重损害了养殖者和消费者的利益。同时，以玉米为代表的饲料价格波动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我国猪肉价格的平稳运行。为了平衡供需、平抑价格，政府实施了猪肉储备政策，但根据现有文献来看，政策实践效果却存在不确定性。本研究基于VAR模型分析玉米与猪肉价格波动关系及储备肉政策的效果，利用VAR、脉冲响应、方差分解以及加入政策外生变量的VAR模型发现：玉米价格变化率是猪肉价格变化率的格兰杰原因，反之不然。猪肉价格变化率受自身影响较大，对玉米价格变化率扰动的响应较小。猪肉储备政策的收储和放储对猪肉市场价格干预效果不显著。

关键词：玉米价格;猪肉价格;猪肉储备政策;VAR模型

中图分类号： F323.7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002-1302（2019）18-0334-05

收稿日期：2019-05-19

基金项目：江苏省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资助项目（PAPD）;南京农业大学“中国粮食安全研究中心”项目。

作者简介：王长琴（1993—），女，江苏南京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农业经济与农业政策研究。E-mail：2528408949@qq.com。

通信作者：周 德，博士，副教授，主要从事食品消费、农产品价格及农业政策研究。E-mail：zhoude@njau.edu.cn。

近年来，我国猪肉价格经历了“过山车”式的波动，生猪、白条猪分别从2006年的7.31、11.11元/kg上涨到2007年的11.94、16.7元/kg，涨幅63.34%、50.32%，由此带动肉禽及其制品价格上涨31.7%，拉动价格总水平上涨4百分点，2007年全年CPI上涨4.8%，远超出3%的警戒线。此轮价格波动直至2009年才算恢复，此后，猪肉价格又经历了2011、2016年的暴涨，2014、2018年的暴跌，引发了一轮又一轮猪肉贵的讨论。此外，畜牧业饲料依赖进口倾向严重。2010年以来，以大豆、玉米为代表的饲料产品进口规模迅速扩大。2015年饲料产品进口总额为140.22亿美元，比2009年的34.56亿美元增加了3倍，年均增长26.29%[1]。饲料是畜牧产品主要的生产成本构成，饲料依赖进口，畜牧生产成本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进口价格，畜牧业对国际市场的依赖进一步加剧了市场波动风险。

猪肉价格波动剧烈不利于人民的生产和生活，政府2008年大规模实施猪肉储备政策以期均衡市场供需，平抑价格波动。根据现有关于储备肉政策调控效果的研究分析，对于猪肉储备调节政策的实施效果并未达成一致。周清杰等认为储备肉制度旺储淡销的作用机制降低了农户的市场风险也增加了居民的生活福利，较好地缓解了猪肉市场上交错出现的过剩与短缺的失衡现象[2]。郑洁强调了储备肉制度在应急救灾、宏观调控方面的优越性[3]。而张谋贵却认为储备肉制度控制力度不适、效果不佳、时滞明显[4]。贾尧苏详细阐述了我国现行储备肉制度的基本框架和运行模式，指出该制度目标定位不明确、存储规模不足、决策主体分散化导致了市场调控效率不高[5]。辛國昌的研究表明储备肉制度对猪肉供求只有导向作用，对生猪价格几乎没有影响，政策实施效果不佳[6]。孙秀玲认为储备肉制度虽然可以在猪肉紧缺时提供有效供给，保障居民消费，应对紧急突发事件，但当出现大幅度长时间生猪供过于求时，由于肉类存储成本高，储备肉制度难以发挥期望作用[7]。由此需要进一步理清生猪市场波动风险和猪肉储备调控政策效果之间的联系。

基于以上问题，本研究利用VAR模型并引入玉米价格、猪肉价格以及猪肉储备政策变量分析玉米与猪肉价格波动关系及储备肉政策的实践效果，在此基础上，提出完善猪肉储备政策的建议，为完善我国猪肉市场调控提供参考。

1 我国生猪生产及市场储备政策

1.1 生猪和猪肉生产概况

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提升，我国肉食连续增长。猪肉是我国最重要的肉类品种，占全球总产量的49%左右。由表1可见，从2000年到2014年，生猪出栏量及猪肉产量呈波动增长趋势，其中由于全国生猪蓝耳病疫情导致2007年产量下降以及2011年因口蹄疫、蓝耳病疫情以及生猪饲养成本大幅上涨导致的产量下降外，其余年份猪肉产量基本逐年增长，2014年达到5 820.8万t，比2000年增长46.77%，年均增长2.84%;期间，猪肉产量占肉类总产量的比重一直稳定在65%左右，在2000年到2014年间增产的2 804万t肉类中，有1 854.8万t来自猪肉，占比66%，猪肉产量的增长对促进我国肉类产量增长，稳定肉类自给率，保障肉食安全发挥了重要作用。生猪出栏量和猪肉产量的增长主要是因为：一是比较收益高，二是政府出台政策支持猪肉的生产、流通以及贸易。

2014年，启动畜禽污染防治并实施《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其中明确划定禁止养殖区域。2015年政府出台的“水十条”和南方水网地区生猪养殖布局调整优化的指导意见中要求“科学划定畜禽养殖禁养区，2017年底前，依法关闭或搬迁禁养区内的畜禽养殖场（小区）和养殖专业户，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区域提前一年完成”，以实现生猪存栏

量与土地承载力相适应。这些举措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生猪养殖户的生产积极性，仅2015年就有约500万户农户退出生产，2015年生猪出栏量环比下降3.38%，猪肉产量环比下降3.01%，随着“禁养区”政策的稳定和农户预期的形成，年末生猪存栏量、能繁母猪存栏量大幅下降，2016年生猪存栏量继续下降3.23%，产量下降3.9%。

1.2 猪肉储备政策实施现状

由于猪肉市场的剧烈波动对生猪产业和居民生活产生严重冲击，2008年年底，我国发布了《中央储备肉管理办法实施细则》并建立完善储备肉政策，通过储备活体和肉类胴体来保障有效供给、稳定市场价格。商务部将36个大中城市肉类市场纳入城市生活必需品监测系统，市场运行调节司负责日常监测中的记录汇报工作;委托华商储备商品管理中心（以下简称华商中心）和中食恒信（北京）质量认证中心公司（FQCC）进行检查工作，对申报企业进行承储能力的审核，确定承储企业资格，并根据中央储备肉的总体布局和宏观调控需要安排中央储备肉活畜储备任务。华商中心通过竞拍交易来管理储备肉出库量、入库量，在库肉产品的日常管理也是其负责，其财务关系隶属于中央财政，也负责国家储备肉政策补贴的发放。中国食品集团公司作为主要的承储单位负责承担中央储备肉的主要储存任务，中食恒信（北京）质量认证中心公司（FQCC）负责承储单位资格的筛选及储备肉全流程的质量检测。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向有承储资质的企业发放储备肉贷款，为储备肉政策提供财力支持。

结合表2和表3可知，我国猪肉收储操作较少，猪肉收储规模较为稳定，放储操作多，猪肉投放规模年份间差异大。2010—2013年，我国储备肉专项贷款水平在47亿～60亿元间浮动，每年冻猪肉储备量在25万t左右。由于生猪市场波动风险造成的猪肉供给阶段性短缺，加上应急救灾需要，储备猪肉投放规模年份间差异较大，投放规模在14.38万t到26.97万t之间。

2 猪肉价格波动的VAR模型分析

根据前述分析，玉米是主要的猪饲料构成成分，玉米价格波动很可能会引起猪肉价格的波动，为此利用VAR模型分析两者的动态波动关系，并加入政策外生变量，衡量猪肉储备政策的实施效果。

Sims（1980）提出向量自回归（Vector Autoregression，简称VAR）模型。假设有2个时间序列变量Yt和Xt，分别作为2个回归方程的被解释变量，而解释变量为这2个时间序列变量的p阶滞后值，构成一个二元的VAR（p）系统：

Yt=β10+β11Yt-1+…+β1pYt-p+α11Xt-1+…+α1pXt-p+ε1t;（1）

Xt=β20+β21Yt-1+…+β2pYt-p+α21Xt-1+…+α2pXt-p+ε2t。（2）

式中：t为时间，β10和β20分别为方程的常数项，α为Xt滞后项的系数，β为Yt滞后项的系数，ε1t和ε2t为方程的误差项。

在VAR建模前，可以利用信息准则来确定变量的滞后阶数，VAR系统中包含的变量个数不能过多，因为变量多则所要估计的系数就越多，过多的待估系数会使得样本容量過小，估计误差增大。另外，可以在VAR系统中引入其他外生变量，比如政策变量，与扰动项不相关。

2.1 玉米价格与猪肉价格走势

图1是2001年1月到2018年12月我国猪肉和玉米月平均价格的走势图，两者在若干因素的复合影响下都呈现出明显的波动上升趋势，特别是2015年前。随着2015年我国下调临储玉米价格并实施目标价格改革，玉米价格呈现下降走势，而猪肉价格却呈现先上涨后下跌的猪周期趋势，猪肉价格的上涨很可能是因为我国自2014年开始实施的若干生猪养殖环境规制政策如“水十条”“禁养区”等。这些政策使得不少养殖户退出生产，导致猪肉供给减少从而拉高了价格，后期适应了政策生猪养殖规模较为稳定，供给增加价格下降。长期看来，玉米在生猪养殖中占据了大比重的饲料成本，玉米价格波动会带给猪肉价格同方向的波动影响。而我国玉米持续多年丰收，玉米供应量连年增加，加之玉米调控政策的影响，玉米价格受猪肉价格波动的影响较小。

2.2 猪肉、玉米价格变化率的VAR模型估计

为刻画猪肉与玉米价格的动态关系，本研究构建包含猪肉价格变化率（dlnp）和玉米价格变化率（dlnmaize）2个变量

VAR模型，运用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来分析两者间的动态关系，并加入猪肉放储和收储政策作为外生变量，进一步探究储备肉政策的实施效果。

2.2.1 数据选择与单位根检验 本研究选取玉米和猪肉2000年1月至2018年12月的月平均价格，228个数据来源于《中国畜牧兽医年鉴》和中国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考虑到对商品的月度价格进行平减处理会改变价格序列的特征，所以并未进行季节调整，只是对原本的价格数据进行了取对数（lnp、lnmaize）以消除异方差性。用ADF进行价格序列的单位根检验，以确保平稳性。检验结果见表4，变量lnp和lnmaize为非平稳序列，对其进行一阶差分得到的dlnp和dlnmaize是平稳的。因而以这2个价格序列建立VAR模型。

2.2.2 格兰杰因果检验、VAR最优滞后阶数选择、特征值检验 表5表明：玉米价格变化率是猪肉价格变化率的格兰杰原因，而猪肉价格变化率并不是玉米价格变化率的格兰杰原因。

根据LR、FPE、AIC等准则选取最优滞后阶数为5阶。估计VAR后，通过特征值检验发现所有特征值都在单位圆内，因此VAR系统是稳定的（图2）。

2.2.3 VAR估计结果 VAR（5）模型估计结果见表6，回归系数显著性水平不高，拟合优度较低，但两者间仍存在一定的关系。猪肉和玉米价格变化率对自身影响较显著，其中滞后1期的猪肉价格变化率对自身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而滞后2期对自身有着较显著的负向影响; 滞后1期和滞后2期的玉米价格变化率对自身有着较显著的正向影响，滞后3期和滞后4期则有着微弱的负向影响。滞后4期、滞后5期的玉米价格变化率对猪肉价格变化率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玉米价格对猪肉价格的影响存在滞后性。而同格兰杰因果检验的结果一致，猪肉价格变化率对玉米价格变化率影响并不显著。

2.2.4 脉冲响应分析

由于猪肉价格变化率不是玉米价格变化率的格兰杰原因， 因此只给出脉冲变量dlnmaize、dlnp和响应变量dlnp的正交脉冲响应图。由图3可以看出，前期猪肉价格变化率对玉米价格变化率扰动的响应较小，随着时期迁移到第五期，玉米价格变化率每增加1百分点，猪肉价格变化率会上升0.02百分点，第七期达到峰值0.03百分点，之后开始缓慢下降但仍保持在0.02～0.03百分点之间。猪肉价格变化率对其自身扰动的响应随着滞后期数逐渐增大表现出先增大后下降，之后保持稳定且始终在0.04～0.06百分点之间的趋势。

2.2.5 方差分解分析 由于玉米价格波动率（dlnmaize）是猪肉价格波动率（dlnp）的格兰杰原因，猪肉价格波动率不是玉米价格波动率的格兰杰原因，因而只对猪肉价格波动率进行方差分解分析，期数为10期，结果见表7。猪肉价格变化率受自身影响较大，第一期猪肉价格变化率对自身的影响贡献率为1，第二期以后开始缓慢下降，到第十期仍然有87.670 7% 的贡献率。猪肉价格变化率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玉米价格变化率的影响，前期影响甚微，之后逐渐增加到第十期的12.329 3%。

2.3 加入政策外生变量的VAR模型估计

综上，玉米价格波动显著影响猪肉价格波动，那么国内的猪肉调控政策是否起到了平抑价格的作用？为此，本研究在VAR模型中加入政策外生变量。2008年至今，国家多次实施猪肉放储和收储行动（表2），实施月份数据主要来自华商储备商品管理中心公布的交易公告。本研究将收储、放储政策作为外生虚拟变量放入模型中，政策实施月记为1，未实施月记为0。考虑到政策的时滞作用，月底实施的政策， 下个月也同样设为1。

加入政策外生变量后的玉米和猪肉价格变化率之间的动态关系与上述类似，不再赘述。加入放储政策变量的VAR模型估计结果显示：放储政策对猪肉和玉米价格变化率的影响是负向的，但影响程度很小且不显著。加入收储政策的VAR模型估计结果表明：收储政策对猪肉价格变化率的影响是负向的，对玉米价格波动率的影响是正向的，但2种影响皆不显著。总体来说，猪肉储备政策的收储和放储行为对价格波动都没有产生显著的影响，政策干预效果不显著（表8）。

3 结论与建议

3.1 结论

本研究利用VAR、脉冲响应、方差分解以及加入政策外生变量的VAR模型得到玉米与猪肉价格波动关系及储备肉政策效果如下：

（1）玉米价格变化率是猪肉价格变化率的格兰杰原因，而猪肉价格变化率并不是玉米价格变化率的格兰杰原因。猪肉价格变化率受自身影响较大，第一期猪肉价格变化率对自身的影响贡献率为1，第二期以后开始缓慢下降，到第十期仍然有87.67%的贡献率。猪肉价格变化率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玉米价格变化率的影响，前期影响甚微，之后逐渐增加到第十期的12.33%。

（2）前期猪肉价格变化率对玉米价格变化率扰动的响应较小，随着时期迁移到第五期，玉米价格变化率每增加1百分点，猪肉价格变化率会上升0.02百分点，第七期达到峰值0.03百分点，之后开始缓慢下降但仍保持在0.02～0.03百分点之间。猪肉价格变化率对其自身扰动的响应随着滞后期数逐渐增大表现出先增大后下降，之后保持稳定且始终在0.04～0.06百分点之间的趋势。

（3）放储政策对猪肉和玉米价格变化率的影响是负向的，但影响程度很小且不显著。收储政策对猪肉价格变化率的影响是负向的，对玉米价格波动率的影响是正向的，但2种影响皆不显著。总体来说，猪肉储备政策的收储和放储干预效果不显著。

3.2 建议

（1）玉米价格变化率对猪肉价格变化率的影响较大，应该坚持现有的玉米调控政策，以稳定玉米生产、减少玉米价格波动，进而稳定生猪养殖的饲料成本，解决生猪养殖的后顾之忧。

（2）猪肉储备政策实施效果不显著，可能的原因在于我国猪肉储备规模较小、猪肉储备成本较高以及收储和放储操作存在时滞性。因此要扩大猪肉储备规模，促使现有储备政策向市场化储备政策转变，减少储备成本。

（3）完善生猪生产和猪肉市场价格监测预警体系。综合国内国际各类市场因素，增加更多有效指标来衡量市场的波动风险，及时进行生猪生产波动风险和猪肉价格波动风险的预警，及时进行猪肉的收储和放储操作。

参考文献：

[1]赵金鑫，田志宏，陈红华. 中国饲料产品进出口贸易特征分析[J]. 世界农业，2016（8）：117-123，242.

[2]周清杰，李明义. 猪肉市场的交错性失衡与国家储备肉制度[J]. 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24（3）：12-17.

[3]郑 洁. 中央储备肉制度的发展及其重要作用[J]. 全国商情（理论研究），2010（12）：35，89.

[4]张谋贵. 我国生猪价格周期性波动特征及其调控建议[J]. 价格理论与实践，2012（2）：32-33.

[5]贾尧苏. 我国猪肉储备制度概况、存在问题及有關对策建议[J]. 肉类工业，2013（4）：1-5.

[6]辛国昌. 现阶段保障肉蛋奶有效供给的挑战与调控实践[J]. 农业经济问题，2013，34（2）：31-35，110.

[7]孙秀玲. 中国生猪价格波动机理研究（2000—2014）[D]. 北京：中国农业大学，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