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世纪长篇小说的“中医”叙述及其文化政治

2019-11-28雷鸣

江淮论坛 2019年5期

雷鸣

摘要：自五四以来，文学赋予“中医”以中国传统文化的象征功能，对“中医”的想象呈现出明晰的演变轨迹。新世纪以来，小说对“中医”想象蔚为大观，且全然为正面叙述。新世纪长篇小说的“中医”叙述呈现为迷魅智者型、异域文化征服型、传统文化守护型、民族史诗镜像型四种理想化类型。中医形象的“卡里斯玛”化，不仅是回应传统文化热，还内蕴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政治，即建构地方性知识，以标示文化差异性;通过跨文化对话，重塑文化自信;为传统复魅，以确立文化主体性地位;唤醒文化记忆，以凝聚文化身份认同。也正是基于上述文化政治的旨归，“中医”作为一类文学形象的塑造，偏于单向度的完美化，引致理性批判精神与审美张力的缺失。

关键词：新世纪长篇小说;中医;文化政治;身份认同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9）05-0159-007

据《现代汉语词典》解释，“中医”有两层含义，一是“中国固有的医学”，一是“用中国医学的理论和方法治病的医生”。[1]前者是医学的学科门类，后者指医生群体，当然两者互相依存。本文研究对象所指 “中医”，是指小说塑造的一类人物形象，即“中医生”或曰“中医师”。需要指出的是，本文所指“中医”这类人物形象，不仅是汉族身份之中医，亦包括少数民族用本民族医学治病的医生，如藏医、壮医、彝医等。

中医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传统文化的集中载体与典型符号。如楼宇烈所言：“中医在实践的层面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许多抽象的理念体现出来，它的理论和实践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观念和思维方式。”[2]正是基于中医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不可分割性，当作家意欲表达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审思，或者寄寓民族国家焦虑、透视社会心理与时代症候时，“中医”便成为了一种工具性话语为作家所借用。本文单独将“中医”析出，作为一类人物形象来研究，也正是因为小说中的“中医”形象被赋予了复杂的价值蕴含与意义承担。这对于考察文学的叙述机制以及文学与时代政治、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均具切片意义。事实上，从五四新文学至当代文学，小说塑造“中医”形象，赋予其隐喻、象征功能，已然成为一种文学传统。

在此文学传统中，我们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文学现象：从五四新文学至当代文学的20世纪80年代，作家叙述“中医”形象的作品数量极少，在价值取向上以否定、批判居多。但20世纪90年代以来，尤其在21世纪，情形发生大逆转，当代作家对“中医”的文学想象蔚为大观。不但小说中设置“中医”类人物增多，而且以“中医”作为书写中心的作品亦激增，且价值取向层面全然为正面肯定，即便有个别反例，亦是为衬托某一“中医”作为中心人物的完美。究竟何以如此？本文以近二十年长篇小说中的“中医”形象作为考察对象，细察各类“中医”形象之特质，在此基础上，揭示其内蕴的本土化与全球化、同质化与差异性、被动客体与主体性意识、文化记忆与传统延续等文化政治维度。

一、现代的诱惑与中医批判书写

有关文学中的医生与疾病隐喻研究，成果已经繁多。（1）这里，只是从文学史的医学话语中，单独析出“中医”形象予以推阐，以呼应论文开头所作的判断，故这部分对“中医”形象的梳理，时间节点为五四新文学至当代文学的20世纪80年代。

在前现代语境中，西医尚未传入中国，中国古代文学的医生形象皆为中医，如华佗（《三国演义》）、蒋竹山（《金瓶梅》），此时文学想象的“中医”，仅为人物所事之职业身份表达，无隐喻内涵;如有臧否，亦只是从道德层面评判，谓“良医”与“庸医”之别。即便到了晚清，刘鹗《老残游记》中的游方郎中形象，虽然开始寄托救治民族存亡危机的思考，但也只是传统意义上的“春秋笔法”，无现代性视野下书写“中医”所隐喻的文化内涵。

如所周知，在五四新文化启蒙语境中，中国社会氛围就是对西方现代性的吁求，渴盼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的转型。“西方医学进入中国之后曾经促使中国社会重新界定身体、疾病、卫生观念和行为，这个过程往往和政治局势、文化思潮、社会形态、民族国家纠葛成错综复杂的暧昧关系。”[3]本此而言，“西医”传入中国，确然是一个“现代性事件”。那么“中医”很自然地被视作守旧、腐朽的传统文化的象征体，不可避免地当作“现代性”逆向力量而被批判、否定。于是，西医代表着先进、文明、科学、现代性，中医代表着落后、愚昧与传统性，这成为五四知识分子的定见。梁漱溟、蔡元培、鲁迅等都发表过文章，对中医持否定与批判态度。

在启蒙立场的文学叙事中，作家视“中医”为传统文化的糟粕与负面，乃是被批判、挞伐的对象，最典型者莫过于鲁迅。他在散文《父亲的病》中，以讽刺笔调叙述家乡绍兴两位中医要么漫天要价，要么故弄玄虚。所谓“名医”，在作者笔下是一幅贪财、昏庸、愚昧的丑陋嘴脸。小说《明天》的批判立场亦如是，中医何小仙是镇上唯一的“医生”，可实际上是装神弄鬼的骗子，他不但与卖药的贾家勾结骗取了单四嫂子的钱财，还以所谓的“保婴活命丸”，治死了单四嫂子唯一的儿子。在另一篇小说《兄弟》中，中医白问山的荒唐、愚昧嘴脸，尽露无遗。张沛君见弟发热，欲请西医诊治，但西医一时没找到，犹豫中请来白问山，通过诊脉、观察，白判之为“红斑痧”，即西医所说“猩红热”。张沛君求救治之法，白问山竟然回答要看府上的家運。鲁迅对中医的情感立场如此深恶，一方面与其成长经历相关，父亲曾被昏庸中医医死，而识得中医之荒唐与愚昧;另一方面与他的启蒙立场相关，由于中医与中国传统文化深度关联，“中医”自然被赋予了传统、封建的旧文化内涵，在五四启蒙的欧风美雨影响下，“中医”顺理成章地成为批判之鹄的。

自鲁迅以降，书写医生形象的小说不少，举其要者有穆时英《白金的女体塑像》、沈从文《若墨医生》、丁玲《在医院中》，但明确为“中医”形象书写却极少。就笔者视野所及，唯巴金的《寒夜》，且“中医”作为小说中的人物形象是模糊、淡化的。汪文宣患肺病，母亲主张中医治疗，妻子曾树生倾向于西医治疗。在婆媳的僵持缠斗中，汪文宣最终接受中医治疗。自此，家里弥漫着中药气味，汪的病情也不见好转，却日渐严重而走向病亡。不难看出，巴金对中医的思想立场与情感态度与鲁迅一脉相承，“中医”于此也是文化隐喻，代表着中国传统、守旧文化，西医则意味着先进的现代文明。

可以看出，现代文学三十年对“中医”的文学叙述，其实寥寥。已有的文学呈现，亦都是把“中医”固化隐喻为传统、守旧文化，是展示反传统精神的靶子。原因不必絮论，自五四以来，启蒙与救亡思潮交互纠缠，启蒙之于人的觉醒与时代进步而希冀全盘西化，故中医被视为传统文化的包袱，须决绝地抛弃;救亡则出于民族国家生死存亡的激愤，转向对国民性批判的文化追根溯源，中医也不可避免地成为了劣根文化之源头的“替罪羊”。

在当代文学时期，如研究者所言：“医生形象不再像现代文学过多地纠葛于中医与西医之间，医生形象变得模糊和同一。”[4]确然，在十七年至20世纪80年代文学中有关医生叙述尽管很多，如杨啸《红雨》、谌容《人到中年》、王蒙《名医梁有志传奇》、宗璞《三生石》、刘恒《白涡》等，但人物身份明确标示为“中医”，并以此为书写中心的作品罕见。就笔者视野所及，唯余华的中篇小说《难逃劫数》（《收获》1988年第6期），小说叙述多起阴谋与残杀，但都在老中医的视线之内。长得帅气的东山因为一个引人联想的女人裤衩，看上了丑女露珠。露珠唯恐失去东山，在其父亲老中医的安排下，以一小瓶硝酸作为嫁妆令东山毁容。遭毁容后的东山又杀死了露珠。老中医在貌似平靜之中，又让东山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心甘情愿地喝下了导致阳痿的药。子辈们个个在劫难逃，皆在老中医的掌控之下，受其拨弄。“一部真正的小说应该无处不洋溢着象征，即我们寓居世界方式的象征，我们理解世界并且与世界打交道方式的象征。”[5]“老中医”在这里象征着无处不在，无可抗拒的，具有传统、历史感的恶魔性力量之存在。

不难看出，在现代文学三十年与当代文学四十年（1949—1989）中，文学之“中医”叙述有几个特点：一是直接以“中医”为叙述对象的作品数量少。二是“中医”形象的文化隐喻呈现为明显固化，即传统文化之象征。三是中医多为反面形象，是否定与批判的对象。

二、新世纪“中医”再造想象的几种类型

20世纪90年代以降，尤其在21世纪，文学的“中医”叙述，情况发生大逆转。长篇小说中不但出现了大量中医形象，而且直接以中医作为书写中心的小说亦呈潮涌之势。更值得注意的是，文本中的中医形象皆是理想化的形态存在，形成了将中医全然“卡里斯玛”（2）化的潮流。综观之，笔者总结出几种类型：

其一是迷魅智者型。“迷魅”一词，源于查尔斯·泰勒的观点：“但我在这里所援引的‘迷魅，正是韦伯的‘祛魅（disenchantment）这一表达的否定含义。韦伯的表达乃是对现代境况的描述……所以我打算用其反义词作为描述前现代境况的一个关键特征。在这个意义上，那个‘迷魅的世界，正是我们祖先生活其间的那个充满种种神灵、鬼魔和道德力量的世界。”[6]就此而言，所谓“迷魅的智者”，是指这类中医除医术高明之外，还氤氲着神秘气息，具有神灵般的先知与预测能力，同时亦有澄明、超越、看透人生与历史的大智慧，其医术与言行，似乎很难用现代理性话语去考量。“迷魅智者”类中医形象，贾平凹在20世纪90年代的小说《土门》中就已有之，云林爷医术高明，能治乙肝，又有神谕般洞透世事的智慧，是仁厚村的守护神，被称为仁厚村的“甘地”。在2018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山本》中，贾平凹再次塑造了此类中医形象，陈先生同样是一个充满神秘色彩，具有预测历史、看穿世道的智者。当有人为峪里牲口死亡，老人腿脚走不了路，请其出诊时，他能迅速判断原因是蛇虫之毒。井宗秀头沉，服了陈先生的药，很快就感觉神清气爽。不仅如此，陈先生还有神秘的感知力，当要出诊时，就能预知剩剩要来。看病也充满天人合一的自然神秘感，比如麻县长胖，陈先生一眼看出其肚里有大瘤子，让麻县长回去看树上的疙瘩，说树上有疙瘩，那就还有救，“人和树是感应的，树身上慢慢长了疙瘩，人身上的瘤子就会慢慢消失的”。[7]270更突出的特点是，面对涡镇上你来我往的争斗，陈先生超然物外;涡镇毁于炮火，陈先生已经未卜先知，这颇类《白鹿原》中能预测到几十年后 “文革”情形的朱先生。周大新《湖光山色》中的梅老大夫，亦是一位洞若观火、通达的智者。詹石磴当村主任时几番欺辱暖暖，下台后还是劣性不改。暖暖本想反击，梅老大夫以预测口吻告诉暖暖，詹已有中风之症，还会恶化，犯不着与其生气。下面一番劝慰，更是体现了梅老大夫参透人生、充满宽恕之道的智者风采：“人哪，犯不着为一点权呀利呀的事就生气记仇的，能活多长时间？到最后还不都是躺进土里，说不定几十年几百年后，两个人的坟被风刮雨淋的一平，后人们再犁地种庄稼，会把两人的骨灰都掺搅在一处，谁还去给你分清楚？”[8]

其二是异域文化征服型。这类中医形象，先是遭遇来自异域（通常为西方）人士的轻蔑、贬抑，尔后在中西医冲突（两种文化的碰撞）过程中，异域人士态度逆转，对中医表现出倾慕、膜拜的姿态。范稳《碧色寨》中的彝族毕摩独鲁，就是一位令异域人士归服的中医。小说写修建滇越铁路的故事，来自法国的露易丝是有行医执照的医生，在铁路诊所工作，虽然她有基督徒的博爱精神，对碧色寨的彝族人充满爱意，但总觉得他们是落后、生活方式是不卫生的，看病的方法更是可笑的。一次，她鼓起勇气拜访了当地的毕摩（祭司，也是当地的医生）独鲁，不禁深为折服。回来后，她以充溢着赞誉的语气，叙述自己的神奇经历：那个毕摩，既没有给她测体温，也不用听诊器，更没有对她做任何检查，就能判断出她身体的不适。在她看来，彝族人的中药，剂剂都充满神奇的传说，而且那些植物药名都非常好听，药效还很奇特。无独有偶，傅泽刚的《东方血线》同样写滇越铁路的故事，亦有中西医对比的叙述。工地上的劳工染上了鼠疫，来自法国的医生璐蔓丝，给患者注射链霉素没有疗效。中国女孩童女红向巫师莫里黑救助，莫里黑给了童女红的秘方，并带人上山采集草药，劳工喝了汤药，身体逐渐恢复，疫情得到控制。当洋人问童女红是什么灵丹妙药时，她神秘且自豪地说，“这是中华民族的医药宝典，是祖传秘方，不可外泄”。[9]这里，作者借童女红之口，表达了对中医的推崇与爱戴。

其三是传统文化守护型。除医术精湛之外，中医们身上集中承载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是民族文化精魂的守护者，其生活方式、行为准则无不体现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我们知道，在《白鹿原》中，朱先生作为关中大儒，深得程朱理学之真義，是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白嘉轩讲仁义，重人伦，求礼节，是传统文化的捍卫者。事实上，除这两个人物之外，中医冷先生也是一个浸染着传统儒家文化色调的人物，他亦循伦理纲常，尤其在守护传统文化秩序方面，几乎与白嘉轩无异。冷小姐因为名存实亡的婚姻，长期遭受性压抑，对男欢女爱存有渴念不得而变疯癫，冷先生认为有辱门风，竟然下毒致使亲生女儿变成哑巴。不得不说，冷先生作为《白鹿原》中民族传统文化精神的承载者之一，与白嘉轩同样有着残酷、冷漠的一面。21世纪以来，不少小说出现了类似彰显传统文化精神的中医形象，但彻底滤除了“杂色”，成为民族文化的完美守护者。老藤《刀兵过》塑造两代中医王克笙、王明鹤父子即如是。王克笙出身中医世家，少年时代受一位茶商的影响，萌生闯关东之豪情，漂泊辗转至辽河口湿地，在名叫“九里”的小村庄扎根。此后，王克笙在这开设“酪奴堂”坐诊行医，普济世人，深受“九里”乡民爱戴，遂被推为庄主。他定乡约，行仪轨，改良风化，设立供奉着孔圣人、药王爷、达摩的三圣祠，]以“治学师圣人，行医师药王，笃定师达摩”[10涵养、教化乡民。去世后，其子王明鹤立志父业，延续传承这种文化精神。正是王氏父子坚守儒道释的民族文化精神，尽管九里遭受历史风云裂变，不断罹患兵祸，但都得以幸存。类似的还有青斗的《大中医》，宋浩肩负着复兴中医的使命，在他成为一代名中医的过程中受尽磨难。为学医术，年幼便寄人篱下;为练就针灸所需指力，竟刺破了万卷书;还遭多方打击与排挤。成为名医之后，坚守医者本色，济世救人，设立“天医堂”，招揽各地民间中医，以弘扬中医文化。宋浩身上闪耀着儒家文化之“仁义”与“兼济天下”的精神光芒。同样，黄咏梅《八段锦》中的老中医傅少杰，坚守医德，宁愿关闭自己的“宝芝堂”，亦不甘向唯利是图的现实屈服。

其四是民族史诗镜像型。多见于以中医药为题材的家族叙事小说中，中医世家的“家族”史诗纽结“民族”史诗。中医家族的兴衰沉浮、家族成员的悲欢离合、摇曳多姿的人生走向、世代薪传的中医道统，对应着百年来中华民族的历史风云变迁。几代中医命运的起伏变化，折射着历史/时代的进程。因此，中医形象充当了民族史诗的镜像功能。易言之，中医“家族史”成为“民族史”的一个缩影。李亦的《药铺林》讲述祖孙三代中医在20世纪中国特定时空下的人生选择以及与中医相连的命运遭际，从而关联起20世纪中国宏阔的历史场景，如民国初年军阀混战、抗日战争、文革、改革开放等。祖父李兰英秉持医者仁心，在抗日战争中为祛除瘟疫而殒命;父亲李明真深感国家落后，试图以西医的方法改造中医;李纯坚守医学道统，救治任何病人，哪怕是仇敌。祖孙三代的人生道路，昭示20世纪中国历史波澜跌宕;李氏中医家族的兴衰荣辱，亦如切片见证了20世纪中国历史的苦难与悲壮。杨晓熊、张永和的《大清药王》也是“家国同构”的叙事方法，小说书写同仁堂第十代掌门人乐宏达的传奇经历，以及同仁堂所经历的种种劫难。乐宏达的人生历程置于晚清时局之中，甲午海战、八国联军侵华、“义和团”等历史事件在小说中得以展现。孟宪明的《大国医》写中医正骨医生郭一山及其妻子云鹤鸣（同为中医）的命运波澜，展示了民国初年至全国解放近40年历史的大变迁。

三、“被发明的传统”与认同政治

中医文化历史悠久，“中医”这类人物亦多元驳杂。但新世纪长篇小说所叙述的“中医”，全然为理想化、完美化的形象。很显然，这只能是一种“被发明的传统”。“被发明的传统”一词来自于E·霍布斯鲍姆等人编著的《传统的发明》一书。霍布斯鲍姆等指出，“那些表面看来或者声称是古老的 ‘传统，其起源时间往往是相当晚近的，而且有时是被发明出来的，往往都是为了相当新近的目的而使用旧材料来建构一种新形式的被发明的传统”。[11]亦是说，受现实诉求的驱动，传统会被重新阐释或建构。“中医”形象在新世纪长篇小说中被重塑，毫无疑问也有着强烈的现实诉求。

在詹明信看来：“第三世界的文本，甚至那些看起来好像是关于个人和力比多驱力的文本，总是以民族寓言的方式来投射一种政治：关于个人命运的故事包含着第三世界的大众文化和社会受到冲击的寓言。”[12]“中医”文化是中华民族身份的标示符号，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徽章”。很显然，新世纪长篇小说 “中医”叙述的完美化，有着民族寓言的特征。上述四种理想形态的“中医”形象，确然是以民族寓言的方式表达着文化政治的诉求：20世纪90年代以降，尤其新世纪，伴随全球化步伐的加速以及国家地位的提升，新的民族国家叙事逐渐成为许多作品的新主题。作家从文化焦虑与身份认同出发，书写民族文化的独特性、卓异性、合理性的价值内涵，以此缓释全球化语境下民族文化身份迷失的焦虑，或者重拾文化自信，表达建构文化共同体认同的意愿。故“中医”自然成为了民族文化书写的对象，亦是表达中国文化身份认同政治的适切符码。于此，窃以为，新世纪长篇小说对“中医”之理想化叙述，除了传统文化热以及人们关注养生、健康等表层原因外，还有更深层的文化政治之逻辑归因，细究之，有以下四端：

一是“地方性知识”书写与文化差异性。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提出“地方性知识”的概念。在格尔茨看来，“地方性知识”，是指知识总是在特定情境中生成并得以辩护。对此，盛晓明阐释道：“所谓的‘地方性知识，不是指任何特定的、具有地方特征的知识，而是一种新型的知识观念。而且‘地方性（local）或者说‘局域性也不仅是在特定的地域意义上说的，它还涉及到在知识的生成与辩护中所形成的特定情境（context），包括由特定的历史条件所形成的文化与亚文化群体的价值观，由特定的利益关系所决定的立场和视域等。”[13]不难看出，“地方性知识”有特定地域性以及所形成的特定情境与历史条件，是对普遍性知识的一种“矫正”与“颠覆”，也是辨识不同文化之间差异性的方法。恰如有学者所言：“只有从各个地方知识内部去学习和理解，才能找到某种文化之间的差异，找到我文化与他文化的个殊性。”[14]

按此逻辑，中医根植于中国传统和本土化的情境中，只有在中国本土的情境，才能得到合法性辩护，故其是一种“地方性知识”的典型范例。新世纪长篇小说之“中医”叙述，正是对“地方性知识”的操演。而在当下全球化与现代性语境中，重视与强调“地方性知识”，本身即是关注文化的本土性与特殊性。贾平凹的《山本》写秦岭、周大新的《湖光山色》写丹江口，这两部小说自有鲜明的特定地域性。“中医”陈先生、梅老大夫，呈现为“迷魅的智者”形象，不但折射出了特定地域性，也展示了这类中医的生成，有着特定情境与历史条件，当是建构一种“地方性知识”的旨趣所归。唯以“地方性知识”为依托，方能展现中国文化，赋之以独特性，从而应对文化同质化，凸显本民族文化独特差异。如贾平凹在《山本》的后记中所言：“大的战争在秦岭之北之南错综复杂地爆发，各种硝烟都吹进了秦岭，秦岭里就有了那么多飞禽奔兽，那么多的魍魉魑魅，一尽着中国人的世事，完全着中国文化的表演。”[7]284事实上，近年来，长篇小说热衷于采用“地方性知识”创作不在少数，如莫言《檀香刑》之于猫腔、孙惠芬的《上塘书》之于方志、叶广芩的《青木川》之于蜀道皆如是。这种“地方性知识”写作潮流，正是基于特定时空下的文化书写，其“地方性”，根植于具有不可替代的特殊中国语境中，由此表明了作家对全球化时代文化同质化潮流的反抗。

二是跨文化对话与重塑文化自信。自晚清以来，西医传入中国，便有了中西医之争。这种论争与冲突，意味着东西方文化之间的碰撞，亦寄寓着民族主义情感与知识分子的启蒙精神，如唐小兵所说：“中西医之争的背后，所隐含的绝不仅仅是医疗手段与医疗方式的选择，而是牵涉到古老中国向现代中国的转型。”[15]于是，以中西医冲突表征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对话与冲突，是现代文学惯常采用的叙事模式。前面提及的鲁迅、巴金的小说堪为适例，在他们看来，中医象征中国传统文明与价值，已经不能适应古老中国的现代转型要求，故他们饱含着落后国家的民族悲情，对中医呈现出决绝的批判姿态。这种否定与批判姿态，亦可窥见五四知识分子因对民族国家现代性的追求，而对中国传统文化表现出来的认同危机与文化自卑心理。正如胡适所说：“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机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知识不如人，文学不如人，音乐不如人，艺术不如人，身体不如人。”[16]

与此不同，新世纪长篇小说虽然也有中西医冲突的模式，但“中医”在小说中不再是批判对象，而是令西方文化倾慕的“胜利者”。《碧色寨》中的彝族毕摩的医术令法国医生露易斯膺服，《东方血线》中莫里黑的神奇草药也让法国医生璐蔓丝着迷。我们知道，五四知識分子文本中的“中医”与“西医”对比，中医的诊治往往是无效的，这里恰好相反，一般是西医束手无策之时，中医却见神奇疗效。把“中医”重塑为令西方文化倾倒的对象，作家对中医推尊与捍卫的意图明显。于此可见，新世纪作家不再抱持以往作家那种文化自卑心理，而凸显对民族文化的自信与认同。诚如范稳谈《碧色寨》的创作体会时所显露的对民族本土文化的欣赏之情：“那些来到东方的殖民者，他们和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迎面相遇时，将会演绎出什么样的命运？……在云南，不但它的气候是立体的，植被是立体的，地形是立体的，文化也是立体的。它常常在我们的想象力以外，像个美人一样，嫣然展现出她风姿绰约、精美绝伦的天地大美。”[17]

三是传统文化复魅与文化主体性确立。自近代以来，中国传统文化一直被视作现代化的阻碍因素，在与西方的对视之中处于客体地位，目为审视与批判的对象。对此，文学亦是如影随形的回应，五四新文学自不待说，仅就当代文学而言，传统文化在小说中作为批判对象延续至20世纪80年代。十七年小说在革命意识形态规约下，传统文化被视为腐朽、反动的文化，如有传统文化修养的乡绅，常被塑造为地主恶霸的形象。在文革文学中，传统文化一律被视作封建、反动的东西。新时期的伤痕小说、反思小说，多把批判、反思的矛头指向传统文化，认为传统文化与文革的发生难脱干系。寻根小说亦是对传统文化持审视的态度，故多把视野投向富有边缘活力的边疆地带。改革小说更不例外，认为传统文化的滞重，乃是改革的阻抗力量。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全球化对民族文化的碾压，以及西方文化的现代性危机亦凸显于中国大地，加之中国自身实力的增强，在上述多重因素的作用之下，中国传统文化，始作为一种矫正与反拨的力量，显示自身的魅力与价值，中国社会与知识界重新找回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地位与价值自觉。不断兴起的“国学热”即是此种文化气候的表征。文学正面书写传统文化亦随之兴起，陈忠实的《白鹿原》、唐浩明的《曾国藩》、赵德发的《君子梦》为这类代表作。21世纪以来，正面书写传统文化魅力的小说更显繁盛，如表现传统乡绅魅力的小说就有叶炜《福地》、张浩文《绝秦书》、陶少鸿《百年不孤》。老藤的《刀兵过》、青斗的《大中医》、黄咏梅的《八段锦》之所以把“中医”叙述成为践行中华文化要义的“卡里斯玛”般的人物，也正是旨在重新发现、激活传统文化的丰盈魅力，凸显中华文化的主体性。诚如老藤自己所言：“我想到了文学，就是通过塑造一个具有家国情怀的乡贤，让读者去触摸、体验和感悟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的如玉之身。”[18]

四是唤醒“文化记忆”与身份认同。不少小说在重塑中医形象的同时，绵密书写大量中医文化方面的知识，涵括中医典籍的阐释、中医医术的传承之道、中医诊治之理、中药的药理、民间偏方的挖掘等等。尤其专门以中医世家为题材的小说，在此方面更加明显。如《药铺林》，就对中医典籍《黄帝内经》、《阴阳论》予以了学理性的阐释，介绍上百个中医药以及民间偏方，作者还以疑难杂症作为小说每一章的标题，涉及数十种病例。《大中医》则在文本中直接抄录中医典籍的诸多精彩片段。《大清药王》书写“同仁堂”的兴衰变迁，唤起人们的集体记忆。德国学者扬·阿斯曼指出：文化记忆是“每个社会和每个时代所特有的重新使用全部文字材料、图片和礼仪……的总和。通过对他们的‘呵护，每个社会和每个时代巩固和传达着自己的形象，它是一种集体使用的，主要（但不仅仅）涉及过去的知识，一个群体的认同性和独特性的意识就依靠这种知识”[19]。由此，“文化记忆”有两方面的功能：一方面，通过保存代代相传的集体知识确保文化的连续性，并以此建构起后人的文化身份;另一方面，通过创造一个共享的过去即集体记忆向社会成员提供一种整体意识和历史意识。[20]简言之，文化记忆对于凝聚文化共同体，建构身份认同具有重要价值。中医药文化知识是中华民族“文化记忆”的重要方面，小说作为“文化记忆”的媒介，其对中医药文化的密集表达，唤醒了中华民族集体的 “文化记忆”，从而激发读者的文化身份认同意识。

结语

综上所论，新世纪长篇小说把“中医”叙述成四种理想化形态，蕴含了表征文化差异性、重塑文化自信、确立文化主体性、唤醒文化记忆等文化政治认同的维度。也正是出于寻求文化身份认同的政治，小说竭力把中医“卡里斯玛”化。与此同时，也使得“中医”作为一类文学形象的塑造，缺乏理性批判精神与必要的审美张力。如“迷魅智者型”中医的塑造，人物似神似妖，无所不能，无所不知，表现出对神性文化无选择的认同与美化。由此，情节猎奇性、人物形象的玄虚不可知性，缺乏生活逻辑支撑，而成为此类“中医”叙述令人诟病之处。“异域文化征服型”亦是神性满盈，同时，以中西医二元对比方式展现中医魅力，叙述结构过于简单、直白，亦导致不同文化的交往对话时缺乏深度自审。至于“传统文化守护型”，多医术高明、积德行善之类描写，不少人物缺乏性格张力，无人性冲突与纠结，几乎沦为了传统文化的一种符号。“民族史诗镜像型”，旨为唤起人们对中医文化记忆，而繁密叙述中医知识，在一定程度上又稀释了作品的文学性。

注释：

（1）代表性成果有：逄增玉《百年中华医者何为——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医生”形象》（《社会科学战线》2008年第12期）、姜彩燕《疾病的隐喻与中国现代文学》（《西北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古炉>中的疾病叙事与伦理诉求》（《西北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从鲁迅到贾平凹——中国现当代文学疾病叙事的历史变迁》（《西北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8期）、刘传霞《身体治理的政治隐喻——1950—1970年代中国文学的疾病叙事》（《甘肃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宫爱玲《现代中国文学疾病叙事研究》（山东师范大学2007年度博士学位论文）、谭光辉《症状的症状：疾病隐喻与中国现当代小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

（2）卡里斯瑪是早期基督教词汇，最早见于《新约·哥林多后书》，原指蒙受神恩而授予的天赋。后来，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扩展了卡里斯玛的含义，用它来指具有神圣感召力的领袖人物的非凡体格特质或精神特质。文学中的卡里斯玛人物，是指具有坚定的信仰、崇高的品质和强大的感召力的人物。

参考文献：

[1]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K].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6.

[2]楼宇烈.中医的人文内涵及其意义[J].中国文化研究，2018（夏之卷）.

[3]杨念群.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1832—1985）[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7.

[4]宫爱玲.现代中国文学疾病叙事诗学研究[D].山东师范大学，2007：101.

[5]余华.虚伪的作品[J].上海文论，1989，（5）.

[6]查尔斯·泰勒.世俗时代[M].张容南，盛韵，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6：32.

[7]贾平凹.山本[J].收获·长篇小说专号，2018（春卷）.

[8]周大新.湖光山色[J].长篇小说选刊，2009（卷5特刊）.

[9]傅泽刚.东方血线[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6：82.

[10]老藤.刀兵过[J].长篇小说选刊，201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