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语言研究的百年回顾与思考

2019-11-28张雷平

江淮论坛 2019年5期

张雷平

摘要：中医语言研究是中医走向现代、走向国际、走向未来的必经之路，也是汉语研究的重要领域。从历时的角度，可把中医语言研究分为四个阶段：草创期（1919—1949）、探索期（1949—1976）、发展期（1976—2000）、创新期（2000—）。对中医语言的训释、翻译、教学、语言本体、语料库建设、字典辞书编纂等方面的研究成就进行梳理和分析，发现中医语言研究一方面是沿着中医现代化的发展脉络，不断促进中医语言表达的规范化、现代化与国际化;另一方面是汉语研究的重要语料，不断补充与完善汉语语言研究的系统性。文章从研究成果的系统性、学科交叉平台、研究的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等方面指出目前中医语言研究存在的不足，并从重点领域、理论建设、对外教学、语料数据平台建设等方面对未来研究的方向提出一些建议。

关键词：中医语言研究;研究阶段;成就;不足;展望

中图分类号：H0-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9）05-0166-007

引言

中医语言研究是推动中医实现现代语言表达的必要途径[1]，其以诠释中医典籍、解读中医理论、领悟中医文化、发展中医学科为主要内容和目的，同时探寻中医语言的语音、词汇、语法、文字等语言科学的特点与规律，为语言学科研究提供研究资料与文献依据。中医语言与中医理论体系历经千年，相伴而生，历代著名医家和训诂学家都积极开展中医文献的考释（1），为汉语言学的研究以及中医语言专门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近百年以来的中医药发展历程恰逢与中国近现代社会激烈动荡时期相行并进，随着“西学东渐”，西医理论、现代语言学理论进入中国，中医语言表达、中医核心理念与现代语言、西方医学理念交流交锋交融。这一时期中医药发展、语言学研究出现前所未有之巨变，“直至今天这一变化未曾停止，抑或更为深人，更为广阔，值得我们回顾与深思，以利于更好地面对今天的问题，并为今后的发展提供借鉴”[2]。

百年来，基于语言研究与中医研究的需要，学界或穷根溯源，或对比借鉴，或开新局，或承继往，推动中医语言的学术研究呈现出蔚为大观之盛况。根据历史脉络与中国社会变革背景，以中医自身的发展为主要依据，参考语言学界汉语史研究的分期标准（2），我们选取以宣告了文言文时代结束、白话文时代开始的1919年作为起始点，将近百年来中医语言研究的历程分为草创期、探索期、发展期、创新期四个阶段，陈述其实绩，探寻其脉络，反思其不足，展望其未来，从中总结规律与趋势，以期更好地回应学术关切和实践需要。

一、中医语言研究的草创期（1919—1949）

（一）历史背景

这一时期是我国社会发展与意识形态的嬗变期。我国思想文化领域主要的趋势是西学东渐，“全盘西化”在潜意识和具体改革实践中事实上占了主导地位。[3]中国传统医学也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冲击，“废除中医”的思潮此起彼伏，不断地摧残侵蚀中医学的根基。（3）中国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转化，国外普通语言学的理论开始介绍到我国。

（二）主要成就

1.传统语言研究方法延续

以“小学”研究中医经典著作，深受古来众多医学家的重视。20世纪初，学界对中医药文献的整理和训释依然颇有成就。秦伯未《内经类证》、吴考槃《黄帝素灵类校勘》、郭霭春《内经素问校注语译》等对《内经》进行了系统训释。章太炎《伤寒论》、《猝病新论》对古典医书的考证取精用宏、旁征博引，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曹颍甫《伤寒发微》、《金匮发微》专务实学，考据精详，理论透彻而又切合实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余云岫对中国唐以前的方书进行整理编成《国产药物的文献研究》;对中医病名的研究综合为《中国古代疾病名候疏义》，这是中国首部考证中医病名、征候的专著，堪称中医病症考释的经典之作，是中国医史文献学、中国语言学不可绕过的一个里程碑。这些研究依然是从传统语言学角度研究经典著作，都离不开“以今言释古语”，“说释而教之，必顺其理”[4]的语言方法。

2.新的语言研究方法在辞书编纂中运用

为校正中医术语，规范中医概念，国外新的语言研究方法开始运用到中医概念解释中，用以明晰中医概念的精确内涵和外延，其最集中的成果是字典辞书编纂。与文言系统相适应的传统辞书的编纂向白话系统转型，以单个的字为收录单位来解释词义的传统字典转向以词为单位，中医辞书的编纂开始具有了现代辞书的特征。这方面的代表作有：谢观（1921）主编的《中国医学大辞典》收集中医古代文献中的各种名词術语37000余条，排列方法以首字笔画为序，首字相同者则以次字笔画为序;为方便检索，还编有《辞头索引》《辞条索引》，体例规范都符合现代辞典的基本特征与要求，是我国第一部综合性中医药辞典的典范之作。1935年世界书局出版陈存仁主编的《中国药学大辞典》收词目约4300 条，汇集古今有关论说，书后所列“检图索引”，是中药词典检索方案新举。这些字典辞书对后来各种中医药辞典的编纂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引领和启发作用。

3.中医典籍的翻译受到重视

据不完全统计，半个世纪以来，约有二百多部中医相关书籍和杂志的外译本问世。[5]与以往中医文献译者均是欧洲人不同，此期中国译者直接参与到中医翻译的工作中来，1932年王吉民与伍连德合作出版中国第一部英文版《中国医史》，向全世界介绍了中国传统医药学的历史与成就。

中国译者除翻译典籍外，还对翻译进行了考释。如王吉民《西译中医典籍考》（1928）、《西译中医典籍重考》（1928）、《英国博物院所收藏中文医书目录》（1928）、《英译本草纲目考》（1935）等，为中外学者沟通、交流中医学作出了贡献。

此期，就翻译的类型而言，语内翻译是从古文到白话文，代表作是恽铁樵的《内经讲义》（1912）、张寿颐的《难经汇注笺正》（1923）。语际翻译是拉丁文向英文转变，1925年，《素问》英文节译片段发表在《医学史年鉴》上，自此开启了《黄帝内经》英译百年历程。

（三）研究特征

总体说来，这一时期中医在思想激荡和社会动荡中艰难生存，中医技艺及中医语言的研究均处在孕育力量阶段，中医语言研究呈现出以下特征：中医语言的研究主要还局限在解释中医文献上，主要是通过中医语言的现代化促进中医的“科学化”与现代化;中医辞书的编纂和中医典籍的翻译，体现了现代语言研究方法在中医语言研究中的应用;中医翻译工作在中国本土展开，为中医语言国内研究翻开了一个新的篇章。

二、中医语言研究的探索期（1949—1976）

（一）历史背景

新中国成立后，中医与中医研究迎来一个良好的发展期。“团结中西医”成为国家卫生大政方针。中医院所大量建立，研究力量不断充实。中医基础理法方药研究，医史、文献研究等成果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突破，语言学在这一时期的研究也曾经出现一段“黄金期”（4），中医语言研究也随之更为广泛地开展起来。其间，中国发展也经历了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历史事件，对中医药学术研究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二）主要成就

1.中医语言研究的规划

新中国成立后，中医事业百废待兴，中医语言研究被提到国家层面来统筹。卫生部先后以科研任务的形式，面向全国进行招标，对中医古籍进行语言训释与整理，出版了一批具有代表性的中医古籍语言译释著作，主要集中在综合性辞书方面。如《中医名词术语选释》（1973）收集中医常用名词术语4285条，先解字，后释文;先定义，后分析，释文简明。《简明中医辞典》是新中国第一部大型综合性中医辞书，书中部分释词内容结合了新的西医研究，具有较强的词汇学研究参考价值。值得一提的是，1964年3月卫生部为落实国家十年规划第36项“整理语译中医古典著作”的规定任务，对《素问》、《灵枢》、《难经》、《针灸甲乙经》、《脉经》、《诸病源论》、《针灸大成》等七部古典医著，按校勘、训诂、集释、语释、按语等项进行了整理研究。[6]

2.中医语言研究的规正

民国时期的各语言类中医典籍因“不够科学”而陆续遭到了批评。如《中国药学大辞典》被发现在观念和措辞等方面都存在很多问题，“对于所有材料不但没有用过‘科学方法，而且也没有用过普通审校的方法好好整理。”[7]

李益三分别在《江苏中医》1961年第1期、第5期、第8期、第10期以及1963年第5期，以《<中国医学大辞典>存在的一些问题》为题，主要对辞典中记载的一些考证错误或失考内容进行了考释。按照辞典字条为序，主要针对医家部门、文献版本、流派传承等方面进行了校正与梳理。

其他对中医语言训释与整理的研究也在逐渐展开。1965年，刘普希《需把中医术语的概念整理清楚》一文引起了学界对中医术语的广泛讨论，其根本的问题就是要把中医的基本概念和术语训释清楚。[8]这些探讨一方面为中医学习者提供了科学而系统的参考，另一方面从词汇学的角度对中医领域的术语进行了一次较为全面和深入的整理。

3.中医语言研究课程化

新中国成立后，各省（市）建立中医学院，设立研究中医药古籍的语言文字以及文献、文化问题的一门课程——医古文，把汉字、词义、语法、工具书、句读、注释、校勘、考证等古汉语基础知识，融入中医古籍文献，通过学习中医古籍文献中的古汉语知识系统掌握中医文献中古汉语的解读理论和方法。[9]这样，中医语言研究开始有一门专业课程作为依托，通过教学与研究的开展，中医语言的研究与学习开始逐步规范与普及，成为中医药人才培养过程中的一个必经阶段。

（三）研究特征

总体来说，这个时期关于中医语言的研究，最鲜明的特点是国家有计划地开展中医典籍的整理和训释。反思传统训释的思潮开始出现，学界已经意识到中医语言研究规范性和精准度的重要性。中医语言研究凝聚为课程正式走向中国高校课堂。

三、中医语言研究的发展期（1976—2000）

（一）历史背景

这一时期，我国各项事业开始“拨乱反正”，学术自由氛围日益浓厚。社会生活迅速发展和中医现代化科学化的需求不断向语言学提出急需解决的问题。党和国家出台了一系列发展中医的政策方针，为中医研究搭建了诸多平台;国内对中医的价值有了越来越理性的认识，中医古籍的研究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中医在国际上的地位逐渐凸显，以针灸为先导而兴起的国际中医热推动了中医语言的翻译，中医汉语教学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操作也取得了显著成就。认知语言学和文化语言学登上历史舞台。语言学界开始重视中医古籍对汉语研究的文献价值与作用。

（二）主要成就

1.中医语言研究内容更加全面

中医语言研究在语音、语法、语义以及语用等方面全面发展。钱超尘在《中医古籍训诂研究》中对两千多年的中医古籍训诂特点、方法和成就进行了历史性的总结;段逸山《古医籍词义辨别法》从言語环境的制约、对举词语的依据、语法结构的分析、字形字音的索求、文句差异的类比、词语关系的辨别等方面对中医古籍的词义辨别进行了分析，是现代语言学理论在中医训诂中一次较为全面的演绎。20世纪80年代，汉语语义学成为现代汉语语言学研究中的新领域。有学者用现代语义学的理论去分析中医语言，提出中医语言具有随机性和模糊性的特点。[10]中医语言研究的语言学价值受到重视。张显成提出中医文献理应是语言研究的重要文献之一。大量的中医学用语，以不同的形式渗透进全民语言中，从而丰富着全民语言的词汇。[11]

2.中医语言研究方法更加多样

首先，在“文化热”的带动下，一场中医药文化研究热在中医学术界开始形成，学者开始用文化语言学的方法研究中医概念和术语。“对中医理论自身进行文化哲学的历史解析。”[12]其次，计算机语言学被用于中医典籍的现代语言表达研究。潘启明提出中医基础理论使用的是数学语言。[13]《中医药主题词表》（1987）和《中医药学主题词表》（1987）的出版，填补了我国中医药专业词表的空白，为中医语言文献库建设解决了机前文献处理的一个关键环节，同时也是一个实用有效的中医语言标引检索工具。专门为中医知识设计的计算机语言呈现在世人面前，白光野、刘作贞提出中医诊断专用语言—SZZS[14];首都医学院联合北京市医院管理研究所计算机室设计出一种基于表的嵌入式中医知识表达语言—TCMKRL[15]，解决了计算机中医文献检索系统的两大关键问题——中医文献标引和词语智能化检索。

3.中医语言研究外向性发展

一是学术界开始探讨中医翻译理论的建立。李照国从语言学和翻译理论的角度，对中医语言特点、中医翻译理论等进行了总结，提出了建立中医翻译理论的构想，《中医翻译导论》（1993）、《中医英语翻译技巧》（1997）等专著的出版，为中医翻译奠定了理论基础。对中医英语的研究也有了相当的进展，这方面的成果集中体现在李照国、张登峰主编的《中医英语教程》（1995）一书中。

二是中医术语英译的标准化问题开始受到学界的关注。1981年，WHO《针灸命名标准》（Standard Acupuncture Nomenclature）编制工作的开始标志中医名词术语英译标准化工作的开始。魏遁杰以《中医基础学》为代表的“以原文为导向的source-oriented”翻译，与Daniel Bensky（班康德）及其同事以《中药学》《方剂学》为代表的“以读者为导向的reader-oriented”翻译，开始逐渐形成中医翻译学术上的两个流派，这两种思想对中医名词术语英译及其标准化产生了重要影响。[16]

三是中医汉语教学研究逐步开展。作为对外汉语教学中的一块重要阵地，中医汉语教学研究在教学方法、教学模式、教材编写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汉语预备教育被划分为文科汉语班、理工汉语班、中医汉语班。[17]阚道翠把“中医汉语”定位为语言课，指出了中医汉语课程有别于其他普通汉语课程的特点：过渡性、实用性和民族性。中医汉语学习困难主要集中于听、读、写三个方面，解决中医汉语知识中的这三个方面是留学生学习中医的重要前提。[18]

（三）研究特征

总体来说，这一时期，中医语言研究向着现代化转型深入，中医语言的语言学价值得到现代性挖掘;中医翻译从实践阶段向理论探讨阶段过渡;现代科技在中医语言研究中得到运用，中医语言信息化建设、智能化检索平台研究得以开展;中医对外汉语教学随着国际化需求日益向学科化、专业化发展。

四、中医语言研究的创新期（2000—）

（一）历史背景

进入新世纪，中医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医作为中国传统医学得到世界医学界的官方支持，世界卫生组织强调对传统医学的安全性、有效性、可获得性、可持续发展性的研究。[19]中医药文化传播成为汉语国际教育不能缺失的阵地。中医药学的现代诠释和现代语言学转型得到多学科交叉研究的支撑。中医语言研究迎来了崭新的历史时期。

（二）主要成就

1.中医语言本体研究更加充分

一是中医名词术语研究创新充分展开。此期，中医名词术语研究取得了长足进展，在中医名词术语的规范、标准、内涵、翻译等方面展开了充分讨论，公开发表的论文数百篇。2001年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出版《中医药常用名词术语辞典》，筛选了5701条中医药常用名词术语。中医药学名词审定委员会编著、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审定的《中医药学名词》（2004）审定公布中医药学基本名词5283条，为科研、教学、生产、经营以及新闻出版等部门应遵照使用的中医药学名词提供了规范性的参考范围。

二是中医认知语言学研究创新成果颇丰。隐喻是认知、思维、行为、语言等的基础。这一论断使隐喻完全摆脱修辞的身份，而以思维表征的形象进入认知科学研究者的视野。[20]目前中医隐喻研究有宏观上从语言修辞学和认知语言学视角进行的研究，有中观上针对中医基本理论、中医病机病因和中医治病方略的研究，还有微观上的中医典籍语言和中医常用术语的研究。基于语料库的多学科系统化研究是今后中医隐喻研究的趋势。[21]

三是符号学引入中医语言研究。有学者深入研究了中医语言符号的规律、特点、意义、方向，对中医学术的发展以及语言符号学向中医文献纵深发展都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22]殷平善等提出可以把語言符号学层级理论及其方法作为有效工具，运用计算机技术和统计学、语言学等多学科知识和方法，对中医药基本名词术语进行梳理与整合，把中医药名词术语分类、分层、分级编码。[23]

2.中医语言研究范围扩大

首先，中医基础理论与语言学的关系问题受到重视。中医语言的修订是中医学发展的前提[24]，“中医基础理论研究应该转向于运用当代语言哲学、分析哲学和逻辑学工具认真研究中医的概念和语言学问题”[25]。语境意素、模糊语言学、结构语义学等概念被引入对中医学基本术语的多义性、模糊性、隐喻模型的分析和研究中。[26]

其次，中医汉语教学研究成为研究热点。中医传播需要中医语言作为桥梁，中医语言教学是国外学习者了解掌握中医的基础。教学相长的过程中，中医语言教学研究不自觉地拓展了中医语言研究的范围。一些新的语言学理论诸如元认知理论[27]、中介语理论[28]等应用到中医汉语教学中来。有学者论证了语料库研究法与中医汉语教学的内在联系，拟运用语料库研究法，从中介语和本族人的专用语料库出发，在实际语料中对比分析，所得统计数据将直接指向中医汉语教学。[29]

再者，“中医语言文化”研究受到关注。中医药学从汉字建构、成语典故、诗词对联、神话传说、日常语言等方方面面对中国语言文化都有渗透。[30]中医语言文化是中医文化研究的基础，它具有与中医学科相关联的特征和纽带、桥梁、窗口、平台等多种功能，联系着中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31]中医语言文化的独特性在临床语言上的运用研究也开始了探索。“要针对中医症状语言描述的感性、模糊的特征提出相应的规范对策以及原则”[32]。

3.中医语言翻译更加规范

中医语言翻译进入由量到质的发展阶段。翻译作品的标准化和科学化是这一时期中医语言翻译需解决的重要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05年英文版成为中药与方剂名称英译的规范。2007年世界卫生组织颁布了《传统医学名词术语国际标准》，对传统医学名词术语的3543个词条翻译方法标准给出了规定，对中医术语乃至中医语言翻译的标准化提供了权威参考。2008年李照国发表《论中医名词术语英译国际标准化的概念、原则与方法》一文，对中医基本名词术语进行了分类比较，提出和论证了国际标准化的概念、原则和方法。同年，其专著《中医基本名词术语英译国际标准化研究》由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对4000余条中医基本名词术语的英语翻译进行了系统的比较研究。这一阶段魏迺杰的《实用英文中医词典》在国内外均有较大影响，其翻译思想广为西方人士接受。

4.中医语言研究平台更加丰富

随着信息化技术和人工智能的深入发展，语言文字信息处理向我们提出愈来愈高的要求，智能化翻译系统、计算机校对系统、语言合成等都要求语言学给予配合。利用大数据、信息技术建立统一规范的中医药学综合性语言系统是21世纪中医语言信息化发展的必然任务。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药信息研究所建立了包含基础词库的大型语料数据库以及126种语义关系的语义网络，将语言学与中医学知识体系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朱玲结合具体古籍概念语义类型加工使用概况，初步构建了十二大类中医古籍语言系统的框架结构。[33]

学界还对建立中医英语语料库、中医汉英口语语料库、中医汉英双语语料库、《黄帝内经》汉英语料库等提出设想。薛学彦提出了中医英语语料库建设的设想;陈滟、施蕴中等展望了创建中医汉英口语语料库的重要意义并构想了汉英中医语料库的模型，对语言材料的选择、语言材料单元的构建及功能特征、智能结构等进行了论述;刘延金探讨了构建中医汉英双语语料库平台的过程并介绍了其主要功能。

（三）研究特征

总体来说，21世纪以来的近20年，中医语言研究在研究范围、研究标准、研究技术手段等各方面都有新的突破。中医语言的语言学价值和传播学价值日趋凸显，语言研究的信息化逐渐深入。

五、研究之不足

百年来，经历草创、探索、发展、创新等不断积累的过程，中医语言研究在训释、翻译、教学、语言本体、语料库建设、字典辞书编纂等各方面研究取得长足进步与发展，研究方向不断凝练，研究手段不断丰富，研究成果大幅增长，国际化程度日益提升。但是，随着中医事业的发展，新的理论和实践需求不断涌现，中医语言研究不足也不容回避。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研究系统性不完整。中医语言研究从方法论的角度来讲是属于语言学研究的范畴，中医文献是语言学研究的范本，语言学理论在该领域的应用明显不足，语言学研究中医文献的成果也仍有大量值得挖掘的空间。中医语言的语音、词汇、语法、语用等全方位的语言学研究，对中医文献解读、中医教育、汉语研究的完善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尤其是中医对外传播中，培养一个真正的“洋中医”，必须先塑造一个真正的中医汉语通，而目前中医语言的语言学研究成果远远不足以支撑中医汉语教育的需要。

二是研究的力量不足。中医语言研究属于中医药学科与汉语语言学学科的交叉地带，两个学科各有主阵地，如中医文献对汉语语言学研究的价值以及语言学理论对中医文献的指导作用都未得到足够的重视;具备两种学科背景的学者尚少，学科交叉研究的平台建设与实际研究的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仍不匹配。投入保障还不健全，科研经费分散在部委之间，不能形成资源合力。

三是研究的应用性有待增强。中医语言各种语料库的建设尚不完善，许多建设仍处于设想阶段。且目前已经建立起来的语料库并没有放开使用，实践价值大打折扣。在中医语言对外传播中，中医汉语教育反馈到研究领域的一些问题还没有得到切实的解决。截至目前，中医汉语词汇教学大纲、等级划分标准等的空缺，导致各个教学阶段的词汇内容没有统一标准，在教学内容没有确定的基础上谈教学方法、教学模式、教学改革、教材编写，就缺乏合理的依据，使得整个中医汉语传播研究受到牵制。

六、研究展望

从中医语言研究的总体趋势看，百年来，中医语言的研究主要是围绕社会发展需求对中医提出的历史课题展开的，研究的脉络是不断促进中医语言研究的规范化、标准化与现代化，不断推进中医药发展的现代化、完善漢语语言研究的系统性。“必须把中国语言放在世界语言学大背景下”[34]，从研究的前景看，中医语言研究未来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再开拓和再深入：

1.聚焦系统研究，建立理论体系。加强中医语言基础理论的探索，融合传统与现代语言学理论，建立具有中国风格的中医语言研究。国家社科基金可以建立专门重点课题，联合中医学、语言学、文化学等方面的专家，将中医语言“训、释、译、用”等方面的规范建立起来，促进中医传承发展的实践需求。“语言对身份认同的建构具有重要影响”[35]，作为构建中华文化身份的中医汉语教育应和中医外语翻译一起为中医药的对外传播架构语言之桥，目前应加快发展中医汉语理论体系建设，以传播原汁原味的中医知识。

2.把握真实需求，凝聚研究力量。中医语言研究真实需求在于：首先是读懂中医文献，适应中医走向现代、走向国际、走向未来的需要;其次是完善汉语语言研究的需要;再者是中医海内外传承与教育的需要。国家层面应有计划地建设中医语言科研平台，以外力促进内力，形成交叉学科的固定的、坚实的、可靠的研究团队和研究阵地。

3.利用现代技术，提升研究水平。在中医国际化背景下，多语言、多模态的中医语料库亟须开发;形式结构分析和语义分析仍需进一步发掘;机译系统、电子词典、自动检索等领域的开发和研究不容小觑。中医药标准化建设中的话语表达体系标准化建设是其中重要一环。如何用现代汉语以及其他语言对中医药进行标准化的输出，是中医药获得传承和发展的应有之义。

小结

“人类只能在自身的历史潮流中把握历史”[36]，回顾学术史，是为了接近真相。纵观百年，中医语言研究经历了举步维艰、重振旗鼓和开拓创新的过程。我们分四个时期提纲挈领初步总结，重点是考察其整体脉络，对各时期的研究成果虽尽力挖掘，仍难免挂一漏万。这种梳理，一方面，对当今中医热、汉语热背景下中医语言研究、对外汉语教学中的中医汉语研究有所启迪和借鉴;另一方面，也凸显出中医药事业发展的轨迹及中医药文化魅力，彰显出语言学在中医专业领域的独特价值。

注释：

（1）如：南朝齐梁之间全元起《素问训解》、唐·王冰《黄帝内经素问补注》、宋·成无几《注解伤寒论》、元·滑寿的《难经本义》、明·马莳《黄帝内经灵枢注证发微》、清·张志聪《素问集注》和《灵枢集注》等都对中医文献训释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2）参见《王力语言学词典》（1995）对“现代汉语”的解释：现代汉语指20世纪（“五四”运动以来）的汉语。何九盈（2007）提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语文转向经历了五个阶段，分别是：第一阶段（1862—1894），第二阶段（1894—1917），第三阶段（1917—1949），第四阶段（1949—1979），第五阶段（1979—）。邵敬敏（2006）提出：如果说20世纪的汉语是现代汉语，那么，21世纪的汉语就应该称为“当代汉语”。

（3）1916年，毕业于日本大阪医科大学的余岩撰写了《灵素商兑》，率先对中医理论进行系统的批判。1929年，他领衔提出的“废止中医案”获得国民党中央卫生委员会通过。

（4）郭伯康1993年提出：将把20世纪 50年代和60年代的前半期看作中国语言学的“黄金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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