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人类命运共同体文化构建的三重意蕴

2019-11-28项久雨侯玉环

江淮论坛 2019年5期

项久雨侯玉环

摘要：传统政治文化现实化、当代治理文化世界化、全球多元文化趋同化与社会主义文化普泛化，彰显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意蕴。深度剖析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困境，全球文化异构、西方中心主义、保护主义文化与殖民侵略文化凸显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壁障。深度挖掘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策略，以世界多元文化文明交流互鉴，中国传统文化普遍心理建构，中国文化产业外向主动推介以及中国文化传播多元媒体融合，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文化构建落地生根。

关键词：人类命运共同体;文化构建;政治文化;治理文化;多元文化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9）05-0136-008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携手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文化不可缺场。自习近平首次向全世界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至今，学界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研究正在由理论阐释向系统建构的阶段迈进，但总体上还缺乏从宏观上系统全面地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文化构建的研究。实际上，如果不能从整体上把握住关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表征、文化困境与文化策略的基础性问题，对于某一角度的探究也难以走向深入。因此，本文尝试回答：究竟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如何在文化维度上展现出来的？究竟有哪些文化因素影响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何以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文化构建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表征

1.传统政治文化现实化是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千年夙愿

（1）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传统政治文化的当代继承与弘扬。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根源，在于以“尚和合”“求大同”为鲜明特征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历来主张天下和合，共为一家，此为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雏形”。荀子所言，“四海之内若一家。”从《礼记·礼运》所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到康有为、孙中山等谋求以大同理想救济天下，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始终昭示着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张立文在《中国传统文化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一书中指出，“大同世界、天下为公、天下太平、民胞物与、天下一家、万国咸宁、天下和合，是中华民族往圣前贤以其对天下观的智慧卓识，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的古代中国方案。”[1]此外，西方传统政治文化中有关世界主义、共同体的思想，亦是当代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基础。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主义在当代的一种表现形式，是共同体理论在全球化时代的发展与延续。[2]质而言之，正是中西方传统政治文化共同孕育与滋养了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理念，并且在千年历史传承中生生不息。

（2）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归宿在于传统政治文化现实化。马克思主义认为，一切现实的东西都是真实地存在着的，现实化就是由潜在走向当下的过程，走向人们真实的社会生活，其中要受到客观必然性的推动。传统政治文化现实化，意为传统政治文化经过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能够使其卓越智慧在当代重新焕发活力，解决现实社会问题。从历史演进的规律而言，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历来注重经世致用，以治国救世为己任。传统政治文化现实化是中华民族矢志不渝的愿望与追求。从当代的社会需要而言，传统政治文化现实化又是时代文化发展的应然所需。习近平强调，传统文化必须走进现代社会，“使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中的优秀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3]162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由传统政治文化千年历史传承中走来，其自身指向现实化，饱含着人们对于传统政治文化现实化的期待。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尽管现在仍是一种美好的构想，但它反映着世界文明的新要求，标志着世界文明的新自觉。[4]在世界文化文明冲突与融合日趋加剧的情况下，推进不同文化形态的交流互鉴合作共赢，坚持世界文明的有机整体，体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将和合、大同等传统政治文化应用于当下社会现实，直接面对、回应人类社会发展的现实所需。能够在当下的社会发展现实中指引人类社会发展的未来，是历史与当代、传统性与现代性的有机统一，必将使人们千年来对传统政治文化现实化的美好愿景变为现实。

2.当代治理文化世界化是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呼唤

（1）以民族国家为主体的治理文化世界化在当今时代面临多重壁障。治理文化可以理解为“国家积极地采取一定的手段或者默认民间社会采取一定的手段对国家和社会进行治理，以期达到和谐秩序的一种文化形态”[5]，亨利·基辛格曾指出，尽管“国际经济体系已经全球化，而世界政治結构还是以民族国家为基础”[6]483。各民族国家治理体系异彩纷呈，由此所展现出来的治理文化亦千差万别。各国治理文化是本国治理的方向引领和条件保障，必然效力于本国国家治理，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民族狭隘性。当今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导的治理文化占据绝对优势地位，例如带有强烈西方资本主义色彩的“民主”“自由”在国际社会的广为盛传，“西方化”往往成为“世界化”的代名词。

（2）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深刻昭示又同步引领治理文化世界化迈向新征程。人类命运共同体立足于当下全球治理格局，是对“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这一世界之问、时代之问的有力回应，其背后折射出当代治理文化世界化的必然走向。在各国联系日益紧密“最容易找到共同语言的世纪[7]，不以世界为背景的治理文化只能徒劳无功。唯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导的治理文化只能走向强权政治，由此带来全球治理规则偏倚不公，单边主义盛行而全球治理失灵。[8]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要求国际规则应该由各国共同书写，全球事务应该由各国共同治理，发展成果应该由各国共同分享，“什么样的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对世界好、对世界各国人民好，要由各国人民商量，不能由一家说了算，不能由少数人说了算。”[9]41作为引领各国治理并必然走向全球治理的文化，必须有世界责任与担当的视野，以平等共商的姿态主动汇入世界发展的治理潮流之中，这亦为当代以民族国家为主体的治理文化发展的必然指向。“任何一国都不可能单枪匹马地建立世界秩序。要建立真正的世界秩序，它的各个组成部分在保持自身价值的同时，还需要有一种全球性、结构性和法理性的文化，这就是超越任何一个地区或国家视角和理想的秩序观。”[6]489质言之，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引领各国治理文化面向世界，以开放、包容的价值理念融入全球治理大局之中，以互尊互通互商的文化理念来推动全球治理体系迈向均衡、普惠、共赢的发展方向。

3.全球多元文化趋同化是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显相标识

（1）趋同化是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多元文化发展方向的基本指引。趋同化的哲学指向在于多样性的统一，其现实意蕴主要在于朝向共同的价值方向，即多元文化共同朝着推动人类文明进步、人类社会进步而发展。习近平在谈到如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时，指明了全球多元文化趋同化的发展之势，“历史呼唤着人类文明同放异彩，不同文明应该和谐共生、相得益彰，共同为人类发展提供精神力量”[3]512。趋同化不是“相同化”而是和而不同，趋同化与多样化在根本上是统一的。世界多元文化虽然存在着多种差异，但同时也存在着从全人类立场出发的统一性。全球化的发展将人类的生存发展命运更加紧密联系在一起，使人类应当在对相异文化的认同上建立起共同的价值基础。“为了在一个休戚与共的大家庭中共同生活，人们需要从全人类共同发展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在行为规范和价值准则上达成某种共识，寻求人类共同的生存理念。”[10]可见，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正是立足于多元文化统一性、趋同化的基础之上，并且在当下的文化发展状况中，指向人类文化发展的未来。

（2）趋同化是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多元文化发展动态的内在表征。在文化趋同之路上，存在着多元文化如何共处的问题。在此意义上，趋同化与冲突、分裂、对抗相对，是对共生思维、和谐辩证观的反映。人类所创造的多元文化，从来就不是孤立割裂的，总是在与其他文化的交融互动互补中迈向更高的发展进阶。在文化维度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人类具有“文化共同体”的自觉，在正确认识与妥善处理不同文化冲突的基础上，引导多元文化迈向趋同化。在亨廷顿看来，“区域政治是种族的政治，全球政治是文明的政治。文明的冲突取代了超级大国的竞争”[11]，不同文明走向的是冲突对立化而不是趋同化。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则在基于不同文化和谐共生的基础上，对此的彻底批判与超越。2014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中，习近平指出：“只要秉持包容精神，就不存在什么‘文明冲突，就可以实现文明和谐。”[3]78在《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演讲中，习近平强调，文明差异不应该成为世界冲突的根源，而应该成为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3]421这就表明了我国所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对文化发展动态的预判与期待，在于深刻反思“文明冲突论”，强调多元文化包容共生、同向发展，内在呼唤的正是多元文化在和谐共处过程中的趋同化演进。“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9]513，不同文化之间相互扶持，共同解决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共同促进人类社会进步，这亦是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对全球多元文化趋同化的内在规定。

4.社会主义文化普泛化是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特质

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资本主义文化固有局限性的突围。长期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依靠自身在国际分工中的优势主导权，在全球化的世界背景下牢牢占据着世界文化领域的高地。丹尼尔·贝尔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中认为，“在文化上，它的特征是自我实现，即把个人从传统束缚和归属纽带（家庭或血统）中解脱出来，以便他按照主观意愿‘造就自我”[12]。在实际表现中，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以普世价值论为代表传播与推销文化霸权[13]，宣扬文化的优劣之别，形成的是非普泛化，排他性、非包容性的文化交流模式。在此文化交流模式下，对比西方国家的强势地位，“他者”国家主体则要面临民族文化根基瓦解、主权话语力消解等问题[14]，在文化上表现为被动性、从属性的发展困局。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主张建立一个远离封闭、开放包容的世界，是对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只关注自我文化利益，而排斥他国先进文化的有力批判，倡导全球化各参与主体文化的包容互鉴，合作共赢，和平发展。可见，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超越了资本主义狭隘的、利己的文化弊端，而寻求建立的是在人类公正平等逻辑基础上，有利于世界文化共同繁荣的交流场域。

社会主义文化普泛化與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文化理念正相一致。与资本主义文化不同，社会主义文化克服了资本主义及其他社会形态文化的一切弊端和缺陷[15]，注重对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吸收借鉴，主张对不同地域文化特色的尊重，各种文化之间并无优劣之分只有形态之异。总之，“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多元文化之间相互借鉴共同发展，就是社会主义文化的显著特点。由此正是对资本主义文化的先进性超越，以开放性、包容性、非排他性的特点，彰显其普泛化优势。可以说，社会主义文化普泛化，其基质就是一种包容、非排他性的文化。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站位在于促使人类文明在有序中同步向前，它立足于‘人类社会的哲学立场，促进人类真正的‘普遍交往以形成具有更高“共同性”水平的人类利益。[16]鉴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各个成员，身上带有不同文化的鲜明印记，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引领人们跨越民族和宗教等的文化差异，以营造出异质文化之间和谐共处的对话空间。社会主义文化普泛化，正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理念与文化需要相一致，其普泛化特征使各国拥有了交流与互鉴的空间，多样文化在包容并蓄中赢得共同发展的机遇与未来。

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困境

1.全球文化异构是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天然隔障

全球文化异构是世界多元文化共存的基本样态。目前学界诸多学者对全球文化异构的样态进行了具体探究，例如梁漱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指出，西方文化以意欲向前要求为根本精神，中国文化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根本精神，印度文化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17]汤因比则在《历史研究》中归纳出了26个文明样本，其中21个被其定为正常文明。[18]实际上，不论何种阐释与划分，全球文化异构已是不争的客观事实。习近平指出，世界上有二百多个国家和地区、二千五百多个民族、多种宗教。不同历史和国情，不同民族和习俗，孕育了不同文明。[3]421

全球文化异构，在为世界发展带来动力的同时，阻隔着人类相互理解的桥梁，解构着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纽带。一方面，当今时代，世界历史的发展加速了多元文化的融合，但全球文化的异构样态并未消解，并在全球交往频繁的大势中使文化冲突与碰撞的局面愈加凸显出来。“在全球交往格局中，每一种文化都有可能与自己异质的文化产生抵触，从而发生程度不同的矛盾和冲突。”[19]其背后的运转逻辑就在于，人类在自我生存的文化环境中，已经形成了自身熟悉的、习惯化了的思想观念、价值认识，持有相对固定化了的文化见解，这使得人们对异质文化十分“敏感”，导致双方在直接沟通和交往中催生出彼此拒斥、互不适应的问题，从而产生对抗和冲突。[20]这不仅与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要求相背离，还加深着人们对不同文化相互理解的难度、达成文化与价值共识的困难，使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认同基石难以保障。另一方面，对相异文化天然的排斥感，无形之中增加了人们接受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难度。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着眼于新时代全球治理、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国际新秩序的中国方案。近年来在赢得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过程中，也面对着诸多批评与质疑的声音，“中国威胁论”“中华文化殖民论”等甚嚣尘上。缘于世界各国迥异的文化背景、先天的文化认知差异与隔离心态，人们必须在更多交流对话、了解与理解的过程中才能真正认可与接受人类命运共同体。

2.西方中心主义是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为壁垒

其一，西方中心主义在政治文化上鼓吹资本主义制度的无可替代，实质是为统治世界寻求虚伪的合理性，为西方国家的殖民扩张服务，这在深层次抵制与破坏着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平发展的整体构想。其二，西方中心主义是强调世界普遍观念在于西方价值观念的价值独断论与文化优越论，认为“西方的价值取向即世界各民族共同前进的方向”[21]，现代化就是西方化，现代文明就是西方文明。这显然是对世界上其他文化的排斥与贬抑，企图将自我的特殊文明普遍化，这与以多元文明为核心价值取向，肯定全部文化主体价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相背离。其三，西方中心主义背后隐含的思维逻辑，就是从西方到非西方乃是“中心”到“边缘”，“文明”向“落后”的二元对立论。汤因比将其比喻为河流与支流或内陆河的关系[22]，斯宾格勒则称其为“太阳”与“行星”的怪想体系，指出“所有的历史事件皆从它那里获得其真实的光，其重要性也依据它的角度而获得判定”[23]。此后，这种非此即彼的单级思维顽疾长期固存于人们的思想体系之中，并影响到近代中国人的思维认知，“在中国近代最流行的就是‘现代与传统，东方与西方的二元对峙。”[24]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不仅不利于各种文明的和谐共处，更阻碍着文化之间交流的互通互鉴，打破了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多样文化彼此合作、共同进步的美好愿景。其四，在话语权上，西方国家长期霸占世界话语中心的位置，其他发展中国家则始终处于话语失声的边缘化地位，因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传播极易被歪曲、黑化与拦截。总之，企图以特殊取代普遍，以中心排斥外围的西方中心主义，在深层次的文化结构上阻碍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

3.保护主义文化是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毒瘤

保护主义文化是为维护本国利益而不顾其他国家发展利益，突出表现为以贸易保护主义、投资保护主义等经济手段，违逆全球化发展进程的文化形态。保护主义文化已经成为当今时代人类迈向共同发展之路的“绊脚石”。

（1）从时代趋势上看，保护主义文化以逆全球化的时代表征，同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背道而驰。保护主义文化是对世界范围内多边贸易、自由贸易的抵制，营造了非公平、非开放、非平等、非公正而只有利于本国发展的全球市场秩序，成为逆全球化的主要文化象征之一。习近平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中强调，“经济全球化是历史大势，促成了贸易大繁荣、投资大便利、人员大流动、技术大发展。”[3]420尽管目前的经济全球化存在一些客观问题，但仍是当今世界发展的主要趋势。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依托于经济全球化时代人们联系日益密切的时代大势，并在此基础上继续推动建设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与共赢的经济全球化。保护主义文化逆全球化而动，与当今时代世界发展的大势相抗衡，实际代表的是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相反的方向。

（2）就维护的实质利益而言，保护主义文化只关注本国利益但枉顾其他国家发展利益，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维护世界各国整体利益和整体发展的消解与抵抗。在保护主义文化的推动下，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以增加关税等方式限制其他国家发展机会，以垄断资本垄断国内市场，阻碍世界市场的充分发展，从长远来看结果只能是损人不利己。“经典的国际经济学理论表明，一个高度开放、公平竞争和富有效率的世界市场是现代国家经济增长的充分、必要条件，贸易自由化、投资便利化是生产要素或资源实现优化配置的内在要求。”[25]保护主义文化逆时代发展潮流而动，是对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时代发展之势的抵抗，对全人类共同利益整体向前推动的破坏。

4.殖民侵略文化是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顽疾

一方面，当今世界由于受殖民侵略文化影响，仍然是西方主导世界文明，“西方文明对世界的总体霸权局面依然没有太大的改观，西方世界仍然在整体上统治着整个世界的发展局势和基本格局”[26]，且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难以摒弃征服世界、争霸全球的一惯作派，这严重威胁着其他国家的主权与文化安全。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积极主张，因此，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只有扭转这种霸权主义的局面与逻辑，才能走向现实与未来。另一方面，对于以往被侵略过的国家或地区而言，尽管基本上皆获得了政治上的独立性，却并未彻底打开殖民侵略文化对其的精神枷锁。在精神上被殖民侵略文化的感染，对西方文明的依赖，深刻影响着他们的思想观念与价值立场。“殖民文化的可怕处并不在于历史发生当时强势文化因素对本地文化的注入，而在于它对本地文化潜移默化的改造，以及因此而造就的奴隶意识。”[27]人们的文化主体意识被消磨掉了，深陷于被“奴化”的思想旋涡之中而不知，因而就难以具有客观公正的价值立场，难以以正确的态度对待自身的文化，以正确的观点审视人类命运共同体。可见，殖民主义文化及其所带来的现代影响，是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从思维深处根除的顽瘴痼疾，亦是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所必须战胜的艰难挑战。

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策略

1.世界多元文化文明交流互鉴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3]162历史的经验表明，交流互鉴是世界多元文化文明打破冲突隔阂，和谐共生相得益彰，进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由之路。

第一，坚持差异共生。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理性看待各文化文明的差异，承认、维护并尊重世界各文化的差异性与多样性。每一个国家与民族的文化都是独一无二的，应当着力消除误解，以包容、平等的心态看待不同文化文明。正如习近平所言，“不同国家、民族的思想文化各有千秋，只有姹紫嫣红之别，而无高低优劣之分。每個国家、每个民族不分强弱、不分大小，其思想文化都应该得到承认和尊重。”[3]161全球化进程已经让各个文化都成为文化共同体的构成因子，要引导人们认识到，不同文化文明本质上具有共生关系。进入世界历史时代，人类精神的互依空前加强了，“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28]任何一种文化的发展，都离不开其他文化的借鉴与支持。世界多元文化文明求同存异，共同发展，是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始终要坚持的立场与观点。

第二，开展平等对话。平等对话既是化解各文明内在矛盾与冲突的有效方式，又是增进文化间彼此理解，在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基础上达以广泛文化共识的必要举措。杜维明指出，加强不同文化、不同宗教、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文明对话是应对人类困境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选择。[29]平等对话的前提在于引导人们放下对异质文化的成见或偏见，以真正走进不同文化的内部空间。对于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人们首先应当摘掉“有色眼镜”，在对话中切实了解主张本身，才能发现其中的卓越智慧与深度远见，“中国威胁论”等不实言论才能不攻自破。在具体路径上，各个民族或国家要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创造更多交流对话的机会与平台。中国是开展平等对话的积极参与者与推动者，不仅在多种国际会议中倡导平等对话的理念，更是主动参与各种国际性、地区性的峰会、论坛，举办首届亚洲文明对话大会等，推动了平等对话的有效进展。

第三，倡导互通互鉴。互通互鉴不是单向的文化输出或被动的文化接受，而是世界各文明的互知，互动，互学，互识。在思想指引上，各国既应该敞开胸怀主动接纳其他文明，也要学会向其他国家借鉴学习。在方式方法上，要学会吸纳各文明有益成分，使之与本土文化、当代文化相协调。“要坚持从本国本民族实际出发，坚持取长补短、择善而从，讲求兼收并蓄，但兼收并蓄不是囫囵吞枣、莫衷一是，而是要去粗取精、去伪存真。”[3]162在互通渠道上，中国要以“一带一路”“两廊一圈”“欧亚经济联盟”等的建设为契机，继续深化与其他国家在多领域的交流合作，以此带动各国在文化上的共鉴共荣，最终，世界各文化文明才能同放异彩，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现才能指日可待。

2.中国传统文化普遍心理建构

（1）中国传统文化普遍心理建构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意义重大。一方面，就中西文化的对比而言，中国传统文化更有助于对普遍心理的建构。中西文化的显著差异在于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分殊。个人主义是孕育西方中心主义的“温床”，集体主义则助推普遍心理的建构。以集体主义为基质的中国传统文化，使各民族人民建构起普遍心理，从而紧密团结在一起。另外，普遍心理与“特殊心理”“唯我独尊心理”相对，既代表的是世界人民心理上的“最大公约数”，又表明了反对标榜自身文化特殊性的端正心态。因而是对以自我为中心、分裂自我与他者的摒弃，有助于破解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凝聚起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基底，促使世界人民民心相通，奠定起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民意基石。

（2）和合理念催生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普遍心理。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相一致，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普遍心理，依托于整体性的世界观与包容共生、和谐发展等的心理认知，这种普遍心理就渊源于和合理念。中国传统文化普遍心理建构必然离不开和合理念的影响，和合理念又是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渊源，以和合理念作为中介，架起了沟通人们心理基质与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桥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本精神就在于尚和合，和合文化早已融进了中国人的血脉之中。习近平对和合文化作出了具体阐释，指出其蕴涵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协和万邦的国际观、和而不同的社会观、人心和善的道德观，同时强调这已深深植根于中国人的精神之中，深深体现在中国人的行为上[30]。总之，以和合文化为核心的普遍心理，是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要心理支撑。

（3）以和合理念铸牢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普遍心理基石。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本身就是世界人民普遍心理的彰显。但是，由于西方中心主义的长期影响，原有二元对立的认知长期固存于人们内心深处。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普遍心理，根本需要的是一种共通的认知，一种和谐辩证观，而非二元对立。“与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文化‘重分别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不同，中国‘和合文化弱化‘此岸与‘彼岸之分，强调事物间的普遍联系和关系，强调‘和而不同‘和谐共生的包容、协调式的中庸处世哲学。”[31]和合文化在历史的流转中，始终携带着与普遍心理建构正相契合的文化基因。对于具有基因传承的中国人而言，对于此普遍心理的建构，关键在于做好现代性转化。使和合理念与人们的现实生活紧密结合起来，使之成为人们的惯性心理。对于世界上的其他人民而言，则需要讲好中国故事，将以和合文化为核心的普遍心理推向世界。

3.中国文化产业外向主动推介

文化产业总是体现文化、经济与政治的交融互渗，中国文化产业在外向主动推介过程中，能够冲破保护主义藩篱，实现跨文化交流，为世界各国互利共赢提供交流合作平台，进而推动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

第一，提升文化产业质量。软实力总是要建筑于硬实力的基础之上，文化产业质量是国家民族灵魂的生命线[32]，是中国文化产业走向国际舞台，其价值理念为国际社会所认同的“硬性”前提与指标。一方面，在“硬”性指标上严格把关，使文化产业经得起人们对于外在质量的检验，获取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另一方面，要着力打造文化精品，提升文化产业的社会效益。充分发挥中华民族得天独厚的文化传统优势，特别是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相关的传统文化资源，使其恰当嵌入文化产品、文化旅游之中，融入文化产业的外宣之中。坚持文化产业要姓“文”而不是“利”，引导文化产业发展在社会效益优先的前提下迈向高质量发展。

第二，扩大文化产业合作。合作共赢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念，扩大文化产业合作，能够在合作中密切各方联系，共同抵制保护主义，打破贸易壁垒，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具体践行。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實施，“我国已经与123个国家和29个国际组织签署了171份合作文件，其中既有发展中国家，也有发达国家，有国际组织，还有不少发达国家的公司、金融机构，与我合作共同开拓第三方市场。”[33]这就为文化产业合作奠定了多样主体基础。在合作方式上，应进一步开展跨国文博交流会、国际文化博览会、电影节、丝绸之路文化产业交易会等多样文化产业交流活动，进一步扩大对各类文化产品的合作生产，对自由贸易区的合作创设等等，以便在高频率的沟通中，逐步凝聚起中国与世界各国文化发展的共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识。

第三，推动文化产业“走出去”。文化产业“走出去”是提高我国文化软实力，抢占国际话语权的必然，并使之在赢得广泛价值认同基础上，成为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载体。近年来，我国文化产业“走出去”成效显著，“2017年我国文化产品和服务进出口总额1265.1亿美元，同比增长11.1%”[34]。在产业推介的方式上，转向国际话语表达方式与营销方式;在文化理念的传递上，以多向共享取代单向灌输;在文化产业的风格上，打造兼具中国风格与世界视野的文化产品;在时空的选择上，将继承优秀传统文化与弘扬时代精神结合起来，以此加深中国文化产业与外国民众的精神交融与情感共鸣，助力人类命运共同体文化理念的传递与接纳。

4.中国文化传播多元媒体融合

一是传播主体的多元协同。以传播主体的多元协同打造跨文化传播的全员媒体，是中国文化传播多元媒体融合的着力点。习近平指出，“全媒体不断发展，出现了全程媒体、全息媒体、全员媒体、全效媒体，信息无处不在、无所不及、无人不用，导致舆论生态、媒体格局、传播方式发生深刻变化，新闻舆论工作面临新的挑战。”[35]单一的传播主体或多元传播主体的分散无序，已经无法适应现时代文化传播的要求。为此要加强对传播主体的顶层设计，围绕“人类命运共同体”设置多样有效传播议题，聚合线上与线下、域内与域外、官方与民间的传播主体力量，在统筹安排下发挥各自传播优势。与此同时，积极拓宽各方参与中国文化传播的渠道，将海外华人媒体、各方受众、草根力量等积极吸纳到传播队伍之中，人人皆为主体，使“硬”宣传化为“软”叙事，消解仅由官媒推动附加的排斥心理，凝聚起各方传播主体的强大合力，从而使中国文化飞入世界各国的寻常百姓家。

二是传播内容的优化配置。中国文化传播必须精心打磨传播内容，并与多元媒体融合传播格局相适应。对于具体的传播内容，也可以借助于网络技术数据的分析，选择恰当的投放渠道与方式。这样一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传统文化意蕴如何传播，现代理念如何传播，就有了最为科学有效的媒介渠道。此外，多媒体形式的运用能够使信息数据视觉化，依托互联网技术、AI技术、4D声效，以极富冲击性、震撼性的图景融合，打造融贯时空的中国故事传播，以使中国文化传播内容在与媒体形式的整合中，有力拓展传播内容的深度。

三是传播载体的融合创新。对比西方发达国家，中国文化的传播载体运用仍然处于相对僵化落后的局面，迫切需要通过对中国文化传播载体的融合创新，实现质的赶超与飞越。为此，要着力打造互联网时代的融媒体矩阵，推动中国文化传播载体向多样化、融合化迈进。充分运用与调动起各种媒介传播形式，借助媒体融合呈现综合立体式的多媒体内容，从传统的电视、广播，到各类新闻网站、微信、微博，使当代中国文化的深度报道，与全面性的覆盖报道，文化故事、文化时事等碎片化即时性报道有机结合起来。传播中国文化的各类媒介传播载体要依托于现代技术，在媒体运作、经营管理等方面实现深度融合，从而使中国文化的优质内容在多媒体平台上得到最大程度的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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