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入北大以前，我在上海入中国公学的大学预科（略等于现在的高中）。我们的功课中，有伦理学一门。在那时候，上海的学校，都讲究英文原本教科书。不管什么教科书，教员都拿它当作英文读本教。我们的这一位讲伦理学的先生，也不是例外。他选定的教科书，是耶芳斯的《逻辑初课》。这本书不能算坏，可是这位先生上课时所讲的，并不是耶芳斯的逻辑学，而是耶芳斯的英文。讲到关于“判断”一章的时候，有一次他叫我站起来，问我judgment这个词是如何拼的，在g与m中间是不是有e。

这位先生讲了不久，就离职了。于是又换了一位先生。这位先生显然也是没有学过逻辑，可是他倒是真想讲逻辑。这样就引起了我对于逻辑的兴趣。我自动地做耶芳斯的书后面的习题。有一天，有一道习题做不出来，我就到教员休息室请教。这位先生想了半天也没有办法。他说：“等下次上课时，我告诉你。”可是他以后没有再来上课，一去不复返了。

其实，在那个时候，实在是没人真懂得逻辑。严复先生出了一部《名学浅说》，又翻译了半部《密勒名学》，在当时就名震全国，成为西学泰斗了。我那时候，没有学到逻辑，不过倒得了学西洋哲学的兴趣。民国四年我在中国公学大学预科毕业，就决心要学哲学。我们毕业时，我们的科主任问我们同班学生以后的计划，我说：“我要学哲学。”他说：“你想当孔夫子呀。”

在那时候，要学哲学，必须入北大。北大是那时候中国唯一的大学。照它的组织，文科设中国哲学、西洋哲学、印度哲学三个学门（即三个学系）。但事实上自民国三年起，只设有中国哲学门。据说，自民国四年起，要添设西洋哲学门，因为已经请到了一位专门研究西洋哲学的周慕西先生担任教授。我得到这个消息，很是兴奋，即在上海报考北大文科西洋哲学门。

在那时候，一般人还以学校为变相的科举。上大学为的是得个入仕途的“出身”。“出身”以法科为宜，很少有人愿意入文科。所以北大对于愿入文科的人，特别放宽入学考试的条件。报考法科的人，必须有大学预科毕业的文凭，报考文科则不需要。我当时拿着大学预科毕业的资格报考文科。那位主持报考的职员，很替我可惜。他劝我万不可白牺牲我的资格。他又替我想了一个折中的办法，就是：先报考法科。如果取了以后，仍愿入文科，可以转科。他说：“从法科转文科是一定可以准的。从文科转法科，那就非常困难了。”

我接受了他的折中办法，报考法科，那时候北大继承清朝京师大学堂的余风，国文及中国史地的题目，都是考进士的殿试策问的体裁。考生都有点莫名其妙。可是我也竟然考取了。考取以后，到了北平，才知道西洋哲学门还是不开，周慕西先生早已去世。当时我很失望，不过还是提出改入文科中国哲学门。周慕西先生死后，他的书约有两三书架，捐入北大图书馆。在那时候，他的这批书，也就是北大图书馆中仅有的西洋哲学书了。

我算是北大中国哲学门第二班学生。在我们以前有一班，是民国三年入学的。我们的学门，既然是中国哲学门，所以功课以中国哲学为主。主要的功课是经学，中国哲学史，诸子哲学，宋学（即宋明哲学）。

诸子哲学，第一、二班合并上课，由陈介石（黻宸）先生讲授。他的浙江温州一带的土话非常难懂，所以他上堂很少开口。当时北大承京师大学堂之风，教授讲究编讲义，讲义用油印印出，每次上课时，有一个听差，站在讲堂门口分发。介石先生的讲义特别多。上堂以后，一言不发，拿起粉笔就写讲义以外的议论。他的诸子哲学，是从伏羲讲起。讲了一学期，才讲到周公。有一次有个同学问：“照这样讲，什么时候可以讲完？”他回答说：“哲学无所谓讲完讲不完。若要讲完，一句就可以讲完。若要讲不完，永远讲不完。”他的思想，本来是接近佛学及陆王一派的道学的。他的说法，很有禅宗的意味。照我们现在的看法，他此说的毛病，在于将哲学与哲学史混为一谈。哲学也许可以是如他所说的，但是诸子哲学这门功课是讲哲学史。无论哲学是不是如他所说的，这一段哲学史总不是一句话可以讲完的，也不是永远讲不完的。

陈介石先生的话虽不易懂，但是他学识渊博，态度诚恳，我们一、二两班的学生，无形之中受他的影响很大。我们都爱敬他。不幸他于我们入学的第二年暑假中就去世了。

我们的宋学，先是没有人讲，后来请到了一位先生。他上了几次课，发了三页讲义。在那三页中，他主张：水为万物之源。我们全班很不满意。那时候我是班长，同班叫我向文科学长（等于现在的院长）夏锡祺先生交涉。学长说：“他的讲义有什么不妥，你们可以指出来我看，不过你们在堂上千万不可向某先生有什么表示。”我们于是写了一篇“批判”，约有十几条，交与学长。过了一天，我去见学长，他拿着我们的“批判”，抱着水烟袋，停了半天，然后说：“你们的文章很好，是你们自己写的吗？”我说：“学长不信，可以考试。”他也没有说什么。过了几天，舍监把我叫去，说：“某先生如果讲得不好，你们可以当堂质问他。”我说：“夏学长说，不准我们对他有直接的表示。”舍监说：“彼一時，此一时也。”我们得了这个暗示，第二天抱着《宋元学案》上课，当堂质问。那位先生果然下次就不来了，后来我们的经学教授陈石遗（衍）先生知道了，把我们大加申斥。以后我们的宋学一课，就由马夷初（叙伦）先生讲授。

我们二年级的时候，蔡元培先生到校了。他到北大，先换文科学长。新学长是陈独秀先生。从此以后，文科的教授也多了，学生也多了，社会对于文科也另眼看待。学校是变相的科举这一观念打破了。学生中间，开始觉得入大学的目的是研究学问，并不是为得个人仕途的“出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