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淑敏

“女人往往没有故乡感。但似乎也有，只是被割断了，自觉或不自觉随着那个被称为丈夫的男人远走，然后便把他的故乡当作自己的家乡，就像一粒种子，在另外的土地上发芽生根，即使独身一人时也大致如此，在所谓‘自己的那个旧故乡，往往只保持了‘种子的状态……

但种子，也是有记忆的。

是的。有时种子的记忆还那么……那么，我不知道该用一个什么词来表达，没有一个词是恰当的合适的，它们都不具备那么多的纤细，也不具备那么沉的重量。”

这段文字出自我的另一篇文章。

我很羡慕一些人，提起故乡，他们有满满的记忆，偷吃邻家的苹果，放羊的时候和小伙伴在秋风中烤地瓜，捉成排的螞蚱让母亲油炸，在池塘里捉乌龟呛了水，被洗衣大婶拽住头发一把提出来扔到岸上……讲着讲着，有人便红了眼圈，过往像一阵雷阵雨，将人淋湿在猝不及防的想念中。

我从来不提“故乡”两个字，我常常被故乡两个字困住，不知道如何描述。就像此刻，这两个字后面是一望无际的白雪，漫山遍野的松树白桦树，一溜红瓦砖房。但是，“籍贯”冷静地告诉我，我曾日夜滚爬，笑闹哭泣，闭上眼睛就能看见，会出现在梦里的出生地不是故乡，我的故乡是父亲出生时定义好的，山东鲁西一个叫作“太平”的村庄。

故乡是陌地，不只于我，对过去和现在的许多人来说，都如此。故乡，与我们之间的最密切关系是户口簿上印着的两三个汉字。对于出嫁的女人而言，这两三个汉字远不如另一个户口簿上没有的村庄，更容易发生密切关系，那个村庄叫作先生的故乡。同样的陌地，先生的村庄却如一只蚕，将每一个与之关联的人，缠绕在它吐出的丝上，无论走多远，那根纤细的丝都在，直到停止呼吸，那根丝将你快速拉回，拉回到蚕茧中。然后，你成为一只新生的蚕，吐出新的丝，绕住你的孩子。

在我成为一只蚕之前，我被数次带回这个村庄。我懒洋洋地走在泥泞的胡同中，对着门口晒太阳的老人微笑。他们热切地喊着先生和公公的乳名，于我，他们在热情中悄悄撒进一些细碎的冰块。我继续微笑，将细碎的冰在暗处集结成块儿。我只是这座村庄的过客，我饱满的客气，便是证明。直到这一天，在村庄外一片麦田中，一块硕大的石碑上，我看见自己的名字。我蓦然惊醒，这个村庄，不是我用礼貌能够拒绝和远离的，它最终会将我变成附着在它身上的一颗草籽，一片树叶，一只蚯蚓，或者一粒沙，永远留在这里。

那块石头预购了未来的我。

我想拒绝。抚摸着石头上无比熟悉的三个字，以我的力气，并不能齑石成粉将它们抹掉。太阳很大，我和先生家族所有成员一道，并排接受着阳光的恩惠，无法躲闪。

石碑上层层叠叠着数排名字。第一排第二排的先生太太，现在被称为先人，是名副其实的有名无实。他们中的两位我曾经很熟悉，是我先生的祖父母。他们最后的十年是在城里和公婆共同度过的。在这十年中，他们一头扎进时光的残垣断壁，将往事从积满灰尘的时光中断断续续扒出来，有时呛得自己无法呼吸，有时被碎石磨破手指，鲜血淋漓。

这个村庄不像是借来的，更像他们用自己的青春做砖石建造的。青砖瓦房，深院高墙。祖父每每用这八个字开头。他出生的时候，他的家确实是这个样子。佃农成群，村庄方圆数十里地都是曾祖父的领地。鲁西平原土地富饶，偶遇黄河决堤，淤积的泥土营养丰富，次年粮食收成足以抵消头年的损失。他们的房屋和粮仓建在两层楼高的台子上，即便再大的洪水，只要爬上房顶，退潮之后又是新的一年。

曾祖父一家住在三进院落中，在当地算得上大户人家。树大招风。祖父的二哥每天遛鸟闲逛，嫖赌成性，十八岁被人绑了票，扔进四壁透风的机井房中，被一条鱼夺了命。

据说，绑匪是流窜作案的，在赌场绑了他，送上整条味道鲜美的黄河鲤鱼，二哥自小娇生惯养，顺筷子从鱼尾一路吃到鱼头，绑匪在窗口偷瞧着暗喜，知道得了大票。曾祖父收了绑匪的信，连夜卖地凑够五十块大洋送过去，绑匪扔下一只麻袋绝尘而去，祖父解开袋口，二哥胸口穿刀，人早没了气。可怜祖父的二嫂，嫁过来一周便做了寡妇。

祖父年轻气盛，扛了枪出去，三天后回来，卷了行李连夜带着祖母不知去向。家乡盛传，有人挑了匪窝，三个头目被人用枪碎了脑壳，其余的喽啰眼见没了依靠，树倒猢狲散，各自逃走。

我笑眯眯地问，“爷爷，您自己钻土匪窝，不怕么？”他吸一口烟袋，笑眯眯地说，“怕呀。”“您的枪法好准啊，平时练的么？”“你老爷爷天天分配我打野兔子，枪法不准家里没肉吃啊，”我笑眯眯地倒茶，心想，敢情爷爷是拿移动的兔子头当靶子的，弹无虚发也就不足为奇。

从未出过门的祖父丢了村庄丢了故乡，一口气跑到东北森林，在冰天雪地中开始新的生活。伐树，森林中不缺兔子狗熊;挖地耕种，没有人的土地，放块石头就是自己的。日本人抓住祖父祖母去做工前，祖父拥有的土地超过家乡的数十倍，是名副其实的地主。“唉，可惜了我的猪窝，用红松垒的猪窝，两大五小，七头猪也被日本人一块征用。”祖父吧嗒一口烟，红松木烟斗里滋滋冒出白烟，看不清他的表情。

“给钱了，七块半大洋呢！”九十岁的祖母白了一眼小他六岁的祖父，笑嘻嘻地说，“我把银元藏在头发里，很保险的。”一头靓丽长发的祖母挽着发髻，发髻里藏着用红丝线绑得紧紧的七块银元。她负责给日本兵洗衣服，做饭，一日三餐喂归了日本人的自家的大小七头猪，直到抗日战争爆发。

祖父负责砍柴，修修补补，做桌子椅子，红木箱子。日本兵喜欢精巧的小箱子，他们把小红木箱子装在贴身衣袋里，里面存着家人的照片。喝了酒，日本兵掏出照片默默流泪。有的搂住爷爷给他看自己的爹娘或者情人。爷爷说，只要喝过酒，他会错觉，满院子熙熙攘攘男女老幼，箱子里的箱子外的，絮絮叨叨绵软的想念。祖父和他们一样，想念家里三进的青砖大院子，爷娘半夜偷偷给他留的油炸糕、青红丝方糕;他想冬至熬的驴皮胶，大碗的羊肉馅饺子。他哭，背着祖母，在柴房里抱着一捆松枝柴哭得稀里哗啦的。

1918年，抗日战争爆发，日本人拔了军营往内地开。祖父衣服缝里缝进去两块银元，一根扁担，一头担着小儿子，一头担着锅碗家产;祖母发髻里卷着十块银元，衣服缝里缝着两块银元，一手牵着女儿一手拽着儿子，一家五口仓皇逃向故乡。

缝在衣服缝里的银元无一幸存，被残兵流寇掠夺一空。他们很有经验，用刺刀挑开男男女女衣服边，银元角票哐哐当当落进竹篮。一个银元没有的一脚踹下去，有的再也没起来。祖父祖母唯一的女儿在逃亡中病死，大儿子腿脚落下终身残疾;幸好，祖母在头发中藏的银元安然无恙。他们走了大半年，在兵荒马乱中被一次次掠夺，幸好，祖母的头发够长，藏得住银元。

他们千辛万苦回到故乡，祖父母和家人死的死，逃的逃，空荡荡的村庄物是人非，世是人非。好在，房子四壁还在。祖母展开长发，用十块银元中的四块买地，一块修房子，一块置办被褥锅灶，一块买米买面。日子要过，柴米油盐样样不少。剩下的三块银元祖母重新用红丝线系好，盘進发髻。祖母说，这三块是家底啊，一块给大伯讨了老婆，一块把公公送进学堂。我笑道，奶奶算错了账，是不是留下一块做私房钱？祖母笑，拉过我的手，一颗沉甸甸的银元落在我手里。她说，长媳妇儿，这块留着给你当个念想。

我托着银币，它的边缘润滑明亮，储满祖母温润的手纹。银币一面是孙中山的头像，他短短的胡子短短的头发，和祖父祖母一道严肃地望着我。我把银元塞回祖母手心。这银币是他们七十年生活的见证，沧桑也好，苦难也罢，里面储满一个个相依为命的日子，这些日子太沉重，我搬不动。

祖父去世前坚决要求回祖宅。公公工作后翻盖过祖宅。挖地基时在院墙夹层挖出一坛子纸币，民国的。崭新的票子，用油布裹得紧紧的，一小卷一小卷，想必是曾祖父在最好的日子便预备着最艰难的世道，为自己和子孙留一点生存的本钱。一行人跪在坛子前垂泪，纸币早已失去价值，它们错过了米错过了油盐，也错过了种子和肥料，如今只是一卷卷印着人像的纸片。

祖宅堂屋几扇楠木雕花屏风，一排镂空雕花木窗，被拆下来扔在院子角落，这些干透的楠木是最好的劈柴，一根烙饼，一根蒸榆钱窝窝，一根煮肉，做出的饭菜鲜香美味飘散在村庄上空。

病入膏肓的祖父住回老房子，安安静静地。堂兄堂嫂负责祖父祖母一日三餐，三十天一轮换。轮到三嫂，她身体干瘦，走路若猫，她总是悄无声息便站在人身后，令发现的人骤然惊赫，她同情地看着受到惊吓的人，用无辜的眼神。一日，她提着碗气愤愤冲出祖父家，对撞见的第一个村民大声牢骚道，祖母好不害臊，又在搂住祖父亲吻。“晚辈都不好意思看呢！”

我和先生站在胡同，听三嫂一遍一遍重复描述那番场景，我心里“突”地一声儿，晴天霹雳般，震得后背一股冷汗。

第二天早晨，三嫂端着饭菜进门，祖母端坐在八仙桌旁，一言不发，眼不错珠盯着院子。床上，祖父安安静静睡着，穿着祖母为他缝制的缎子长袄。

地里，玉米刚刚种下，小麦收进囤里。这时一干人才明白，祖父为何每天早晨问一遍，玉米种下了么？麦子收好了么？他是担心自己耽误孙子们种地的时辰，所以挨着，努力挨到玉米种下去，小麦收进囤里。

那天，我第一次摸了他白白的胡须，很软，没有想象中如刺的坚硬。八十八年，三万两千个日子，祖父用一场睡眠带走强悍的柔软的艰难的甜美的日子，把希望绝望抚平，让它们安静在一方小小的盒子里。

犹记得，我第一次到他家，刚走进院子，一只红冠子大公鸡飞过来，挠破我白裙子，我嗲着血淋淋的胳膊，不知所措。祖父招招手，红公鸡跳进他的怀里，不等我眼泪滚下来，红公鸡已经身首异处。

“大公鸡啊大公鸡，看家护院，你连自己人都认不清，留你何用？”

一盆鸡上桌，两只鸡翅膀他挑出来，夹到我菜碟中，“自家的孩子飞得越高越好！”。他常找我聊天，吃饭的时候，喝茶的时候。十八年东北逃难生活，冰天雪地刻在他骨头上，关节里，无论走在哪里，无论什么季节，只需一缕风，那些久远的寒冷便气势汹汹回到他身上，带着锋利的刀片，顺着骨头缝乱砍。

我，来自北方原野，我的语音，我的腔调，比那缕风更容易把他拖回那些雪粒子打得脸颊生疼的日子，可是，他正年轻。

他告诉我，他回到黄河边。每年从牙缝里挤出来一些粮食，扩大他的土地。冬天，黑绿的小麦田像棋盘一样，横平竖直，他的目光越过麦子，越过榆树苦楝树，他看得到一眼望不到边的他的那块黑土地，看得到漫天雪花和一溜红松木猪圈。他不由自主地面向北方，一个积雪覆盖的村庄被一股脑搬进他脑子里，用火烧不掉，用水冲不垮，白天拆碎，晚上自己又盖好。梦里，北方的雪花不停地飘，飘进眼角化成雨，冷飕飕的。

祖父没有买回曾祖父拥有的土地。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苹果树地下，他们每年埋三麻袋棒子粒。东北家家户户挖地窖，鲁西人没有地窖，只有浅浅的一汪窨子，放红薯。祖父在窨子下继续深挖，将它变成一只地窖，那里存着玉米、红薯、干菜，原想，若是洪水来袭，总要储备保命的粮食。

洪水没来，黄河干成小溪。冰雹、饥荒一样跟着一样落在地里。埋到地里的种子被人和老鼠扒出来吃掉，树皮被人和虫子一块啃掉了，草皮被人和蚂蚁一块啃掉了。祖父说，那些日子，眼里哪里有人，看上去都是会呼吸能移动的肉块。

幸好，祖父有地窖。

祖母说，地窖上栽着一棵不结苹果的苹果树，还有一只又脏又臭的泔水缸。祖母一向干净利落，为什么在院子中间放一只泔水缸呢？她呵呵笑着说，那是窨子口啊。谁能想到这么脏的地方藏着地窖口啊？多亏那只泔水缸。祖母不提有饥饿这回事，那年头都挨饿，熬过来就忘了。

她记得最清楚的是破四旧，红卫兵逮什么砸什么，思想进步的把家里的咸菜坛子大粗碗拿出来充文物当街砸。听见红卫兵在大门口喊口号，祖母慌乱中将一只祖传帽筒丢进泔水缸。

现在，这只帽筒摆在我家里，上面插着一束干花。帽筒有许多细小的裂纹，每一道都记载着数百年时光中，一个个跌跌撞撞的日子。

祖母九十六岁无疾而终。临去世前，她每天骂一遍家里人，从小猫到大门，从筷子到暖瓶，从公公婆婆到我先生，一只蚊子也让她有半小时骂资;有时边吃牛奶泡面包边骂，有时边喝豆浆啃烧饼边骂。从不给她猪肉，天天用牛奶害她，到没事就给她换床单，把她存下的味儿抖搂没了，爷爷会找不到她，控诉一遍。

骂得我听不下去，吓唬她，若是再骂，定要把她放到浴盆中。她立时住了嘴。祖母素日慈眉善目，温温婉婉，九十五岁的高龄，腮润皮细，白里透红，原不知道她会大声说话，突然开窍叫骂，口齿伶俐，逻辑清晰，她偶尔会蹦出来个流行词，什么比萨、挂了之类的，想来是电视听多了，她未必知道是什么意思，先拿來用用再说。

能止住她骂的，只有浴盆。祖父走时带走了她的眼神，她的触觉变得分外警觉。这两个字如两道封条，飘过去立时奏效，她的尾音如蛇溜走时的尾巴，收得麻溜利落。我屏住呼吸趴在窗子上偷偷看她，她竖起警犬般的耳朵，小心倾听，等待我出门。

我当然不会把她扔进澡盆。之前，夏天，走进院子她身上的味道便扑鼻，我们更换了她房间所有的物品包括被褥，仍然清理不掉那股奇怪的味道。我说，是她皮肤的味道，婆婆说，是，她从不洗澡。她出生于1900年，身上携带者近百年的灰尘，经过体温长期发酵，酝酿出奇异的时间味道。那天，进浴室时她尚且兴高采烈，一旦触到水，她惊恐万状，紧紧抓紧我的手臂，嚎叫不止，那份恐惧不亚于面临一场屠杀。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软肋，有的人是情感，有的人是金钱，有的人是高度。谁能想到，一个在日本人面前不卑不亢，在刺刀面前从容解开外衣轻松闯关，一个埋葬女儿长子长媳，养活两代子孙的女人，竟然怕浴盆中的一汪水？

祖母去世那天，风平浪静，我出差多日，把饭菜端给她，顺便用热毛巾替她抹了把脸，她小声儿说，“长媳妇，你最坏！”我并没有说一句话，她何以知道是我？出去散步前，给她倒了一杯水，我尝了尝，温度刚好，她小声说，“长媳妇，喝我的水，你最坏！”

我笑着对婆婆说，奶奶是记恨我，把她丢进浴盆的事。

一切毫无征兆。那夜，我为她擦手擦脚，换上她多年前为自己做好的棉袍，竟毫不害怕。她睁着眼睛，等我为她收拾干净，她安然合上了眼皮，一抹微笑挂在唇边。我抚摸着她的脸颊，温暖细腻，如少女般。

她躺在土里。我看着她，倏然明白她骂的含义。祖父去世前他们的依依不舍一定令她痛不欲生，在一片模糊中再闻不到熟悉的味道，摸不到熟悉的皮肤，七十年的相亲相爱拽不回一条影子，那痛像一根缝衣针，一针一针刺在她被撕走的半颗心上。

她不希望年过花甲的儿子品尝分离的痛，那种滋味尝过一次就好。祖母躺在祖父提前为她暖热的土地上。地里的庄稼是他的，河里的小鱼是他的，头顶的榆钱是他的，嗡嗡飞过的蜜蜂也是他的。这个村庄原本是她向他借来的，现在一并还给他，连同自己。

站在麦田中，石碑被太阳晒得发烫。我看着石碑上自己的名字，这三个字既熟悉又陌生，仿佛是打字典里借来的。土地蒸腾的热量浸湿了我的衣衫，一层层汗水滚落在土里。我知道，这片土地预购了未来的我，无法逃脱。石头上那三个字便是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