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永加

福州港位于我国东南部，是我国沿海主枢纽港之一，沿海主要外贸口岸。福州港古称东冶港、甘棠港。说起古代的福州港，虽然没有泉州港出名，却也是曾经辉煌一时。

早期福州港的发展状况

古时，福州航运发展历程是缓慢、曲折的。由于福建经济的不断发展，与中原王朝、东南亚各国往来的增多，海河航运规模越来越大，其中尤以政治、军事活动占主要地位，兼有一些小规模的人口迁移和商业活动。伴随着航运的发展，港口、造船技术也不断开发、进步。到南北朝时期，东冶（今福州）因曾是闽越国行政中心，人口集中，开发较早，东冶港渐渐成为福建最古老而又最大的对外交通港口。东冶港地处闽江下游，外通东海，内连闽江，形势险要，腹地深广，是东南沿海一个天然良港。《山海经》上说：“闽在海中。”远古时代，福建滨海地区，尽是泽国，尚未成陆。据考古学者探测表明：“目前的福州盆地和古田县水口以下闽江干流河谷，在当时，实是海水淹没的海湾，古闽江口则是一个典型的溺谷海湾。”到汉代，福州陆地仍很狭窄，只有东起石鼓山麓、北抵西郊的屏山一带，地势略高，形成沿山边的一线港湾。闽越王建都东冶时，在屏山东支的一座小丘（冶山之前），建筑城郭，称“越王城”。据《福建通志·津梁志》记载：此地在今福州市区东大路澳桥（铁路东站附近），“旧为罗城大濠（即澳桥），相传无诸时，澳桥四面皆江水”。此处原为海岸大湾坞，水深，不冻，避风，是占有地利的良港。因地处石鼓山山麓，故名“石鼓川”，在闽江下游北岸。

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无诸为闽越王，定都东冶。史料记载，东汉建初八年（公元83年）“旧交趾（今越南）七郡贡献转运，皆从东冶，泛海而至”。东冶港成为当时中国南北货物转运的港站。三国时期吴国的航海业与造船业十分发达，福州正是其重要的造船基地，设立了三国时期唯一的专事造船工业的职官——典船校尉。而且，吴国两次庞大的航海行动，一次是230年万人水军横渡海峡达夷洲（今台湾），另一次是226—231年历时6年遣船队访问南海各国，福州都是吴国至南海各国的必经之地。由此可见，当时福州港口、舰船等方面都很发达了。此后500余年，东冶港一直是福建最大的对外交通口岸。

隋唐五代时期福州港海外航线大增

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鼎盛时期，社会安宁，经济全面发展，为海外贸易发展提供了坚实基础。福建国内外海上交通十分兴旺，在此基础上，作为海舶停靠与补给点和货物吞吐与集散地的福州港，也随之得到了迅速发展。福州以水果众多闻名，据《三山志》载，就有荔枝、龙眼、橄榄、橙、橘、柚、香橼、枇杷、梨、李等20余种。种植最为普遍的要数荔枝、龙眼。大量水果尤其是荔枝的生产，为港口出口提供了充足的货源;此外，野生杉、松开始栽种，罗源、连江出现私人植树出售。随着树木商品化程度提高，木材业开始海运。同时福州府上贡紫菜多采自平潭，而白水滩“石金色产紫菜，味尤佳”。当地近海捕捞有一定规模，仅平潭以渔为业的就接近4万人。

侯官、长乐、连江均是产盐区，唐大历年间（766—779年），侯官为江淮十盐监之一。唐代福州、建州为福建茶业产地，福州侯官县方山露牙茶被列为贡品，唐代福建的绢、蕉也列为贡品，连江、福清、永福“出麻布尤盛”。福州几个县都产纸，古田、罗源产有竹纸，连江西乡产楮纸，侯官赤岸、永福产薄藤纸。福州地区农业手工业的进步，产生了剩余的农产品和手工业品及市场交换需要，这都带动了福州港的兴盛。

唐天宝十年（751年），唐朝与西域的陆路交通被切斷，唐朝开始致力于经营与海外诸国的海上交通，以海路取代陆路成为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主要渠道。这种形式为福州对外交通和贸易的大发展创造了有利时机和条件。

当时，福州为福建观察使所在地，航海地位在泉州港之上。唐太和八年（834年）在《病愈德音》所提到的“岭南、福建及扬州蕃客，宜委节度观察使常加存问”中的福建，主要是指福州而言。实际上，福州港的对外贸易关系，已和广州、扬州处于同等重要的地位。同时，福州的地位也日趋重要，中唐以后，已与广州、扬州并列为唐代三大国际贸易中心，受到唐政府的关注。唐太和八年（834年），唐文宗下旨要求节度观察使亲自督问广州、福州、扬州3个港口城市，以防止州官和有关管理官员专务征敛，侵犯外商利益，影响海外贸易。所以，唐太和年间（827—835年），福州港继广州之后，也设置了市舶管理机构，管理进口海船，征收舶脚，经营收市，办理进奉。

唐代福州对外交通和贸易迅速发展，通商地区不断扩大，除了与中南半岛、马来西亚诸国的传统贸易航线，还开了许多新航线，有新罗、日本、三佛齐、印度、大食等。由于福州对外贸易繁荣，各国商船纷至沓来，中外商贾云集，福州成为东南闻名遐迩的商业都会。

在五代，王审知治闽时，为了招徕蛮夷商贾来闽互市，积极发展海外贸易。福州港进出口商品日益增多，王审知委任三品官张睦主管对外贸易的“榷货务”，作为蛮夷商贾舶货征榷的机构。王审知为了达到招徕的目的，曾在福州举办“万人大佛会”，引来了南海三佛齐国的国王及其属国的君臣，前来观瞻并进贡。福州港出现了“万国来朝”的盛况。王审知在福州积极整治城河和港道，清除港道巨石，杜绝覆舟之患，供海舶进出，以招徕外国商贾，开辟福建海上交通。王审知开拓福州城河之后，福州港的海鳅巨舶，乘潮进出，络绎不绝。今福州闽王祠内的《恩赐琅琊王德政碑》上，刻有一段文字：“闽越之境，江海通津……山号黄岐，怪石惊涛，覆舟害物。公（王审知）乃具馨香黍稷，祭祀神祇，祭罢，一夕震雷暴雨，若有冥助，达旦则移其艰险，别注平流。远近闻之而异，优诏奖饰，乃以公之德化所及，赐名其水为甘棠港……”这一记载，带有神话色彩，但是说明，当时福州港因王审知的治理而更加通畅。王审知这些措施，促进了海外贸易的交往。

宋代福州港民间贸易已经比较活跃

宋代，福州仍是福建路的首府，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福州港有闽江流域广阔的经济腹地，工商之饶，利尽山海，已是“百货随潮船入市，万家沽酒户垂帘”的东南大都会。北宋后期，由于泉州设立市舶司，福州港在对外贸易地位上虽比不上泉州，但在国内沿海贸易往来中仍然是一个首要港口。宋代，曾任福州太守的蔡襄在其所著的《荔枝谱》中说：福州“有北宋舟行新罗、日本、琉球、大食之属”。可知，福州海上航线东行的很多。当时，闽江下游的闽安镇，设有“把港及钟门巡检司一员，在海上封桩船舶”。此外，闽江下游马尾附近罗星山上，建有一座“罗星塔”（俗称磨心塔），塔身七层，八面刻有八方佛，檐角悬铃，塔尖有一个大铁球，圆周近七米。这里还有一个传说：相传宋时有一位盼夫不归的善良妇女柳七娘，她倾资在闽江滨海上建成一座宝塔，作为港湾标志，入夜燃灯，以指引归帆。她自己则天天登塔守望，最终没有盼到夫君的归来，临死时，她写下遗书放在塔顶。马尾乡人同情她的身世，感怀她的功德，称这座塔为“罗星塔”。传说带有神话色彩，但罗星塔建成后，便成为中外航海家重视的“海岸标志”。北宋天圣六年（1028年），福州客商周文裔前往日本，赠右大臣藤原实资方物多种。同时，福州土特产也随着舟行新罗、日本、琉球、大食的商船开始流行于海外，或由外商长途贩运，或为中国商人购销异域。可见，宋代福州港民间贸易已经比较活跃了。

到了南宋初年，福州港有面阔一丈二尺以上海船300余艘，还有专门为海商提供海船的“番船主”，推动了海上交通、贸易发展。其时，福州商人也常到海外进行贸易活动。同时，福州港与福建境内及邻近地区沿海口也有船舶往来。“东南近海，温（温州）、莆（莆田）、泉（泉州）、漳（漳州）诸船皆可至。”到了元代，福州港海外贸易仍相当繁荣。意大利人马可·波罗曾说“此城为工商辐辏之所”“制糖甚多，而珍珠宝石之交易甚大，盖有印度船舶数艘常载不少贵重货物而来也”。

明清时期福州港完善管理体制

明清时期，福州经济进一步发展，同时经济腹地富饶的山海资源也得到开发，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民间手工业、商业的发达，为福州港口航运贸易全面发展提供了充沛的货源。尤其是明永乐元年（1403年）至明宣德六年（1431年），郑和奉命七下西洋，都在福州港驻泊补给，给福州港带了大发展的机遇。

郑和七下西洋，遍访东南亚和印度洋的孟加拉湾、阿拉伯湾、红海直到非洲东部沿岸大小凡30多个国家，沟通了亚非海上交通。最初，郑和率庞大的船队自苏州刘家河出长江口，泛海至福州外港——长乐港驻泊，伺风开洋，朔风至便出五虎门（位于闽江口）至南洋各地。太平港成为郑和下西洋的重要基地。其間，庞大的船队多次驻太平港，每次均有2.7万人驻扎在此，促进了当地的消费。而每次的准备工作都很烦琐，需要增招富有航海经验的船工、火长，补给航行所需的各项物品，船队所带的日常生活用品及用于交换的40多类商品，除了在南京筹办外，大部分是在长乐太平港补充的。郑和船队驻港期间，修补船舶，并建造了部分船舶，所需的技术人员和各种材料都由当地负责，不仅促进了福州造船业发展，而且大大促进了福州商品经济发展与海外贸易交往。随着郑和下西洋，福建的茶叶、雨伞、樟脑、各色纺织品、瓷器等与海外交换，同时，也招徕海外国家进贡，有的贡使从福州港登岸，使得福州港地位迅速提升。

明清时期，随着福州港的兴盛，管理机构也在不断完善。福州设立了两个与港口贸易相关的机构，一个是管理朝贡贸易工作的福建市舶提举司，另一个是管理航运贸易事宜的闽海关福州衙门。对福州港的进出港与海外贸易秩序管理发挥了重要作用。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九月，康熙皇帝开海禁，设海关。十月，清政府派官员在福州闽安镇对商船征税。次年，为方便管理，将闽海关分设为福州、厦门两地，形成了闽海关体系两个衙署分设的局面。其主要职能是检查进出口商品，征收船税，防止走私漏税，以及监督民间造船，管理海外贸易事务。这些都为福州的持续发展提供了执法体制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