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大双 王涛

【摘 要】新文化运动时期，胡适曾强烈批评过孔子和儒家哲学，于是时人和后学长久以来都认为胡适是彻底批儒反孔的代表。但是，一方面，胡适的做法是时势的需要，另一方面，在不了解胡适本人和他的全部观点时，我们也会将胡适部分激进说辞混淆为他的整体思想。所以，当今在研究胡适时，人们应该尽量把握胡适批判儒家的背景、原因以及考虑其晚年的诸多修正和再阐释。梳理胡适对儒家的看法，能够帮助理解我们胡适思想、进而窥见近代中国风起云涌的学术争鸣。

【关键词】胡适;儒家;批判;拥护

中国在近现代处于一个文化转型过程，在新旧交替的历史时期，许多受过西方现代教育的知识分子以各自独特的方式来解读中国传统哲学。从胡适的论著中，可以发现胡适对儒家哲学的态度既表现出拥护，又表现出批驳，以至于他长期被当做“打倒孔家店”的代表。但是，胡适对儒家的赞扬和批评各自针对的都只是儒家思想的一部分，而且具有明显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特征，所以，当研究胡适的儒家哲学观点时，要仔细分辨其学理得失，不能片面化。

一、胡适对儒家的赞扬与批评

胡适对儒家的赞扬和批判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胡适考察了“儒家”这个群体的历史，展示了儒家群体内部的分化;第二，胡适分析了儒家思想学说，指出“学统”和“政统”是不一样的;第三，胡适认为从社会历史的发展上看，真正的儒家思想一直是进步的，只不过在后世的利用中有所歪曲。

1、群体上：赞美君子儒，轻视小人儒

想要厘清胡适对儒家的赞扬与批评，首先要理清胡适对儒家历史起源的考据以便定义胡适心目中究竟何为儒家。

关于儒家的起源问题，胡适在《说儒》中的讲到，“商之名起于殷贾，正如儒之名起于殷士。”所以，“儒”在历史起源上与“殷士”关联在一起，也就是来自商王朝。“殷士”中有一个“士”字，说明这个阶层的地位并不低下，但是周朝灭商之后，殷士作为亡国的遗民，不再享受被下层供奉的生活，就要去做臣仆。儒在成为周朝臣仆之后，阶级内部出现分化，分为君子儒和小人儒。胡适引《周易》的需卦解释分化的原因：“需卦所说似是指一个受压迫的智识阶级，处在忧患险难的环境，待时而动，谋一个饮食之道。这就是儒。” i “儒的职业需要博学多能，故广义的儒为术士的通称。”ii “天久不雨，国君也得请教于儒者。这可见当时的儒者是各种方面的教师与顾问。” iii这些职业要靠为当时的统治阶级服务来保证自身的生存，有根深蒂固的依附性和从属性，都属于小人儒。胡适对小人儒的臣仆身份之轻视是显而易见的，但我们不能只凭胡适的轻视，就判断胡适排斥整个儒家，还需要继续分析他对君子儒的看法。

关于君子儒，其的阶级经过了变革和提升，最终以孔子为代表。胡适认为，孔子认清了周文化统治已经久远且深入，“早就显出被周文化同化的倾向来了。”孔子对历史的发展有透彻的见解，因为知道殷文化和周文化呈现逐渐混合的趋势，所以放弃了传统的保守主义，把殷士发展成了新儒教——“从一个亡国民族的教士阶级，变到调和三代文化的师儒;用‘吾从周的博大精神，担起了‘仁以为己任的绝大使命——这是孔子的新儒教。”胡适认为孔子提出了儒家的核心思想，也就是“仁”，胡适说，“‘成人就是‘成仁，就是‘仁。综合当时社会上的理想人物的各种美德，合成一个理想的人格，这就是‘君子儒，这就是‘仁。”

胡适之所以十分看中“君子儒”的美德和人格，是因为他在借“君子儒”来自比。比如胡适说孔子的自信，实际上就反映了他自己的自信。“到了孔子，他对自己有绝大信心，对他领导的文化教育运动也有绝大信心。” iv “所以他自己没有那种亡国遗民的柔逊取容的心理。” v虽然这些只是胡适对孔子的评价但却处处使人觉得像是新文化运动的自况。既是自况，胡适就更不可能一味反对和批判儒家了，所以胡适对儒家的推崇只是隐藏在其文本的细微之处，没有向世人明说而已。

2、思想上：赞扬学统，批判政统

胡适在《说儒》中写道：“孔子是儒的中兴领袖，而不是儒教的创始者。儒教的伸展是殷亡以后五六百年的一个伟大的历史趋势;孔子只是这个历史趋势的最伟大的代表者”。vi孔子是“君子儒”的代表，所以，胡适并不直接反对孔子，胡适反对的是把孔子异化了的孔子的后学，他所反对的是儒教、拥护的是儒家;反对的是儒家政统，拥护的是儒家学统。

五四运动时期，自由、平等、科学、民主等西方观念传入中国，给当时的思想界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一批知识分子认为，儒学与自由、民主理念相互对立，选择自由主义，就必须摒弃传统儒学。胡适作为当时受过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的代表，就必须回应儒学与源自西方的自由主义的关系问题。

按照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的说法，“儒家知道要增進人类道德的习惯，必须先造成一种更浓厚的礼义空气，故他们极推重礼乐的节文。《檀弓》中有个周丰说道：‘墟墓之间，未施哀于民而民哀。社稷宗庙之中，未施敬于民而民敬。墟墓之间，有哀的空气;宗庙之中，有敬的空气。儒家重礼乐，本是极合于宗教心理学与教育心理学的，只可惜儒家把这一观念也推行到极端，故后来竟致注意服饰跪拜种种小节，便把礼的真义反失掉了。” vii所以，对待儒学，不能一味地推崇或批评，要看清道德礼义对社会风气的提振和对人的教化功能，所以在增进人类道德方面值得赞扬;到了孔子的后学，礼义的观念被推向极端，开始变得形式化、表面化，对人的非但起不到教化作用，反而成了制约人的工具，压抑了个性和人性。胡适终身提倡自由主义，自由主义要想在中国扎根，就需要利用中国传统哲学中的资源，所以，他在思考自由主义的时候，从来不曾绕开其与儒学的关系。

在《中国文化里的自由传统》这篇演讲中，胡适说：“孔子当时提出‘有教无类，可解释为‘有了教育就没有阶级，没有界限。这与后来的科举制度，都能说明‘教育的平等。这种意见，都可说是一种自由主义者的思想。” viii胡适认为，孔子在其教育思想中提出的“人皆可教”、“有教无类”等说法体现了孔子对知识、学问的重视，主观上，他致力于培育学生健全的人格和追求真理、自由的精神;客观上，让每个人受到应有的教育，也构成了整个社会平等和自由的基础。所以，胡适对儒家哲学的反对更多集中在被专制主义政统压迫个性和人性的方面，而对儒学中提倡礼义、拥护自由的学统一直持有高度的宽容和理解。胡适始终都将儒家学说视为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的宝贵财富，所谓“批孔”只是为了寻求思想上的解放。

3、方向上：拥护进化，反对保守

清末严复将进化论介绍到中国学术界，这种近代科学思潮便在中国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胡适深受进化论思潮的启发，把进化论看作一种新的学术方法和思想武器，极力推崇进化论。他使进化论在当时依旧相对保守的中国思想学术界落地生根的具体方法，就是用进化论观念、原理去发掘、整理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中的进化论成分，使之呈现出来;而他以进化论为方法对先秦儒家思想展开的阅读与解释，在丰富和深化了人们的认知之时，就难免会在价值评判上有所褒扬和贬抑。

在胡适看来，儒家哲学理论中包含了独具特色的进化论观念，《易经》能为孔子的进化论思想提供具有代表性的证明。胡适提出的观点是：孔子所说的“好古”不是“复古”：“孔子虽不主张复古，却极‘好古。他的好古主义全从他的进化论生出来，他把历史当成一条由繁而简不断的进行。所以非懂古事，不能真懂今事。”ix也就是说，孔子持有一种进步的“好古”，而不是保守反动的“复古”，孔子实际上是一位社会改革家：“孔子的中心问题，自然应当是社会改革。哲学的任务被理解为社会的和政治的革新。他所寻求的是整治天下之道！” x

所以，胡适认为《易经》不仅是一部宣扬进化的著作，更是一部用进化论思想改良社会国家的著作。他说：“孔子学说的一切根本，依我看来。都在一部《易经》。” xi也就是说，《易经》宣扬进化，是孔子思想的核心，所以，以孔子思想为代表的儒家也是支持进化的。胡适当然会极力推崇。胡适所反对的保守观念，是利用儒家进行反恐复古的逆流。

二、胡适对儒家的复杂态度之原因

胡适对儒家的批判和赞扬决不是偶然的，它反映了其个人成长经历和社会历史背景。

1、个人成长经历

胡适出生于一个儒学底蕴十分深厚的家庭，其父胡传深受宋明理学影响，胡适在其口述自传中说：“我父亲是笃信宋儒的，尤其崇奉程颢、程颐和朱熹，是所谓‘理学。由于业师刘熙载先生的教诲，我父亲受程朱理学的影响也很大。”胡传临终前，嘱托胡适母亲冯顺弟一定要让胡适读书，胡适通过胡传所作的《学为人诗》、《原学》等书籍和几部日记，受到儒学的仁义礼智等观念和大胆怀疑、格物穷理的治学态度熏陶。

1910年，胡适进入康奈尔大学学习农科，在此期间，他一直坚持自修中国传统哲学，认为“旧文明非不可宝贵也，不适时耳”;他说中国留学生没不懂中国传统文化，是“数典忘祖”。据此，我们可以看出，胡适自幼淫浸于儒家学说的教育，他从骨子里不可能彻底反儒。

2、社会历史背景

胡适从美国归国期间，中国正上演张勋复辟的闹剧，“旧文明”在中国正显得“不适时”。在接下来的一段时期，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的浪潮与尊孔复古逆流互相激荡。面对新道德和旧道德、民主科学和专制愚昧的冲突，胡适必须在思想文化上有所思考和回应，于是他把目光朝向对中国千年来的主流思想——儒学的批判。

1915年《青年杂志》创刊，胡适在《新青年》杂志中发表过多篇倡导思想文化改革的文章，其中涉及到作为意识形态的儒学对人的禁锢，他也被视为激进的反传统主义者。但是，胡适并未在这些文章中直接批儒反孔，真正为胡适博得反孔之名的是《〈吴虞文录〉序》。胡适在此文称赞吴虞为“四川省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胡适的原话是“只手打孔家店”，但是莫名其妙地变成了“打倒孔家店”，这句话又被理解为“打倒儒学”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标志性口号并广为流传，胡适本人也被认作了反儒的先锋。但是，胡适批评儒家学说，主要是攻击所谓儒学正统，这种正统后来被证明并非孔子本人的思想。

1934年，国民党政府于发起“新生活运动”，举行纪念孔子诞辰、拨款修缮孔庙、举行祭孔典礼、任命祭孔官员等活动，在胡适看来，这是国民政府推崇复古的反动表现，造成了专制权力扩张、思想文化禁锢的局面。胡适发表了《信心与反省》《再论信心与反省》《三论信心与反省》三篇文章来嘲讽国民党政府，但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三篇文章中，胡适却引用儒家哲人之语批评对尊孔逆流和对专制传统的迷恋，如“孔子说的好：‘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孟子说的好：‘不耻不若人，何若人有”;“古代哲人曾参说的好‘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这一位最富于常识的圣人的话是值得我们大家想想的。”

当局对孔子的崇拜和纪念并不是对孔子本人和儒家思想的推崇，而是因为孔子是封建偶像的代表，反动政府想借儒家之名实行自己的专制统治而已。所以，分析胡适对儒家的态度，必然要结合当时的社会环境因素和具体的文本，这样也就不难看出，胡适只是回击当局政党欲禁锢思想和建立偶像的反叛举动，对儒家思想本身还是持欣赏和推崇的目光的。总之，不可将胡适作为学者的“尊孔”与当时的政客的“尊孔”等而视之。

三、考据学和实验主义相结合的方法

胡适在研究儒家哲学及整个中国哲学史时，其方法论的路径实际上是偏重于以西释中的，具体是用实验主义的方法来研究中国哲学。他指出：“新中国的责任是借鉴和借助于现代西方哲学去研究这些久已被忽略了的本国的学派。如果用现代哲学去重新解释中国古代哲学，又用中国固有的哲学去解释现代哲学，这样，也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的哲学家和哲学研究在运用思考和研究的新方法与工具时感到心安理得。” xii以西方哲学的方法和视角看待中国的传统儒家哲学，自然会有所褒贬。

1、胡适的方法重新审视了儒家哲学的地位

所谓实验主义，就是實用主义的科学方法。在研究中国哲学的过程中，胡适秉承实验主义的科学精神，努力将实验主义和中国传统的训诂、考据等方法相结合，重新检视中国哲学史上的各种经典，其目的是发现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和价值。胡适在实验主义的指导下进行中国哲学的研究，引起了当时学术界的“一项小小的革命” xiii，即他把墨子和孔子一视同仁，而不是独尊孔子、儒家，从更广范围和更深层次上去展示中国哲学的思想精髓和丰富内容。他说： “中国哲学的未来，似乎大有赖于那些伟大的哲学学派的恢复，这些学派在中国古代一度与儒学派同时盛行。” xiv

所以，胡适一直以一个客观冷静的态度来看待儒家，通过把儒家与中国其他哲学学派的对比，明晰各家学说的得失，显示出他对中国传统哲学流派的同等重视以及全面的学术视野和普遍的同情。胡适对儒家的态度是用科学的方法论来衡量，给出一个相对公正的定位。

2、胡适的方法为儒家哲学去伪存真

受杜威实验主义思想的启迪，胡适认为科学的方法就是“尊重事实，尊重证据”，所以提出科学的方法就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胡适宣扬实验主义的科学方法的根本目的，是要“教给人一个不受人惑的方法”。做到“尊重事实，尊重证据”并且“不受人惑”，弄清楚儒家和儒学的本来面目，才能给出一个客观公正的评价，如此，不管是拥护儒家还是反对儒家，有理有据才能使人信服。胡适正是在这个思想的指导之下，对儒学遗产进行了严谨的整理和深入的思考，提出不少真知灼见。这一点从他对尊经的态度上也可以看出来，“尊经一点，我终深以为疑。儒家经典之中，除《论》、《孟》及《礼记》之一部分之外，皆系古史料而已，有何精义可作做人模范？我们在今日尽可挑出《论》、《孟》诸书，或整理成新式读本，或译成今日语言，使今人与后人知道儒家典型的来源，这是我很赞成的。” xv

在实验主义方法的影响下，胡适突破了对儒学的传统解读，以平等的态度衡量儒学和中国古代其他哲学流派的位置。胡适在《先秦名学史》中说：“中国哲学的将来，有赖于从儒学的道德伦理和理性的枷锁中得到解放。这种解放，不能只用大批西方哲学的输入来实现，而只能让儒学回到它本来的地位;也就是恢复它在其历史背景中的地位。儒学曾经只是盛行于古代中国的许多敌对的学派中的一派，因此，只要不把它看作精神的、道德的、哲学的权威的唯一源泉，而只是在灿烂的哲学群星中的一颗明星，那末，儒学的被废黜便不成问题了。”

从以上种种方面来看，胡适都算不得打倒孔家店的旗手，相反，他还为儒家及其学说摸索出新的道路，批判是为了更好地发扬。胡适晚年对自己的儒家观有过一番自我剖白，他说：“有许多人认为我是反孔非儒的。在许多方面，我对那经过长期发展的儒教的批判是很严厉的，但是就全体来说，我在我的一切著述上，对孔子和早期的‘仲尼之徒如孟子，都是相当尊崇的。” xvi胡适的学术态度一贯客观小心，这段自我剖白应该是可信的。所以，胡适对儒家态度，是在反对中拥护，他自己本人，也实在是一位“反儒家的儒家”。

明月不渡千江水，青云难越万壑峰。

注釋：

i 胡适：《说儒》，《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 4 本第 3 分册，1934 年，第 277 页

ii 胡适：《说儒》，《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 4 本第 3 分册，1934 年，第 277 页

iii 胡适：《说儒》，《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 4 本第 3 分册，1934 年，第 277 页

iv 胡适：《说儒》，《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 4 本第 3 分册，1934 年，第 277 页

v 胡适：《说儒》，《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 4 本第 3 分册，1934 年，第 277 页

vi 胡适： 《说儒》，《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 4 本第 3 分册，1934 年，第 277 页

vii 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18页

viii 胡适：《容忍与自由》，北京：作家出版社，2016年，第95页

ix 胡适：《胡适文集：第6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581页

x 胡适：《胡适文集：第6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8页

xi 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69页

xii 胡适：《胡适文集：第6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1页

xiii 胡适：《胡适全集：第18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378页

xiv 胡适：《胡适全集：第5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2页

xv 胡适：《胡适文集：第5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419页

xvi 唐德刚：《胡适口述自传》，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6年，第258页

引文，and总结呼应题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