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萌

【摘 要】孟子认为施行仁政的过程，也就是推恩于百姓的过程，亦即统治者以自身高尚的道德品质和行为给人民带来恩惠，以争取人民群众地服从和拥护的过程。孟子认为，只有通过这样的方式，天下太平的目的。

【关键词】仁政;亲亲敬长;推恩保民

孟子的仁政学说是以“仁义”观念为其理论根据的。孟子认为，天下不能统一和太平的根源在于人的伦理道德观念的沦丧，只要加强道德教育，增强人们的道德观念，提高道德素质，便可以达到天下太平的政治局面，他说： “亲亲，仁也;敬长，义也。”（《尽心上》）又说：“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离娄上》）只要每个社会成员都能亲亲敬长，自觉遵守封建伦理规范，社会就会和谐一致，天下就能稳定太平。

孟子把道德观念的增强和道德水平的提高与统治者自身的道德素质和行为紧密地联系起来，把推广仁义道德与统治者的施政过程统一起来。他把这一过程概括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诗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举斯心加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无他焉，善推其所为而已矣。”（《梁惠王上》）意思是说，尊敬我的父兄，并以同样的心情去爱护别人的子弟。一切政治措施都由这一原则出发，要统一天下就像在手心里转动东西一样容易。《诗经》上说：“先给妻子做出榜样，再推广到兄弟，再进而推广到自己的封邑和国家。”这就是说，把同样的好心肠扩大到其他各方面去就行了。所以，能够由近及远地把恩惠推广开去，便足以安定天下;不能推广恩惠，甚至连自己的妻子儿女都保护不了。古代的圣贤之所以远远地超越一般人，没有别的诀窍，只是他们善于推行他们的良好行为罢了。这段话可以说是孟子对其“仁政”要义的概述。

孟子认为，实行仁政就是要统治者尽量扩充人本来就有的敬老爱幼的善性，并以此为道德原则，由近及远，推己及人，扩展到全体社会成员身上。

从“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基本思路出发，孟子提出“与民同乐”的思想。他认为，统治者只有将自己置于人民群众之中，体察人民的疾苦，关心人民的生活，设身处地地为人民群众解决实际困难，这样，就可以得到人民的拥护和支持。例如，说他自己有“好色”、“好货”的毛病，孟子说，统治者好色好货无妨，问题在于“与民同之”，使百姓内无怨女，外无旷夫，生活富足，这样好色好货不仅不是缺点，反而成为美德了。在孟子看来，一个统治者喜欢金钱和美色并不是什么错误，关键在于当他吃着美味佳肴的时候必须想着老百姓还有许多大男大女，两地分居，而去尽力的关心人民的疾苦，解决人民群众生活中的实际困难，这样，他在满足自己的幸福时能够想着尽量为群众去创造幸福生活。如果一个统治者能够做到推己及人，“与民同之”，那么，他就会得到群众的爱戴。所以他说：“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梁惠王下》）意思是说，作为一个统治者，如果他是一个以老百姓的快乐为自己的快乐的人，老百姓就会以他的快乐为自己的快乐;如果他是一个以老百姓忧愁为自己忧愁的人，老百姓也就会以他的忧愁为自己的忧愁。一个能够和天下的老百姓同忧同乐的统治者，还不能得到老百姓服从和拥护的，是从来不曾有过的事。

孟子把统治者是否具有高尚的道德行为作为他能否得到群众拥护的关键，主张统治者要有“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博大胸怀，“乐亦天下，忧亦天下”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要求统治者要做到“与民同乐”，这些思想都是十分可贵的，当然，封建社会的统治者没有一个人真正做到这样，也绝不会做到这样。只要私有制和剥削存在，只要有阶级统治和阶级压迫存在，所谓“与民同乐”只能是一句空话。然而，孟子强调道德教化的作用，反对单纯的暴力手段。这对于缓和阶段矛盾，稳定封建制度却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儒家的思想在整个中国封建社会中始终能够保持一尊的地位，和孟子的仁政思想是分不开的。作为一种政治理想，孟子的“仁政”思想在封建社会中是不会真正实行的，但作为一种文化观念，这种“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博大胸怀，“乐亦天下，忧亦天下”的负责精神，“与民同乐”的理想追求，对中国文化却发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它已经熔铸在中国精神之中，成为中国历代知识分子的理想追求，也成为中国普遍的价值观念和处世原则。如果说，对于封建统治者来说，这些观念只是他们挂在口头上以欺骗和愚弄人民，维持他们统治的幌子的话，那么，对于正直的知识分子和诚实的中国老百姓来说，这种观念都是深深地植根于心底里，是用以立身行事，待人接物的基本观念和原则，他们正是以这种观念为指导，努力使自己成为一个讲良心，有道德的人，成为一个受人尊重的人。在中国的老百姓中，“设身处地”“将心比心”“推己及人”，是人们处理相互关系的一个基本观念和原则，这也是中华民族美德之所在。因而，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孟子“仁政”思想的基本精神是深深根植于中国文化之中的，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是中国人的精神。中国人正是以这种独特的处世原则既赢得他人的信任和尊重，同时也保持自己灵魂的平静与安宁的。在中国的老百姓看来，一个人无论做什么事情，只要能够设身处地，推己及人，就不会损害他人，做亏心事，就会成为一个有良心的人。中国人正是以这样的价值观念来指导自己的行为，同时，也是以这样的价值尺度來期待和衡量和统治自己的政府及其领导者的。作为一种文化心理结构，作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中国老百姓的这种价值观念和价值期望以一种无形的舆论力量和心理力量，对封建统治者产生着一定的制约作用。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凡是比较明智的统治者，在施行统治的过程中，都十分注重这种观念的作用。努力使自己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符合这一价值观念，满足这一价值期望，从而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戴。只有那些昏聩愚蠢的统治者，才会仅仅相信手中权力的魔力，无视这种价值观念的作用，横行霸道、恣意妄为，最终被人民群众所唾弃。

如果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乐亦天下，忧以天下”，“与民同乐”的价值期待在封建社会时不会真正实现的话，那么，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建立则为这种观念的实现提供了现实的社会基础，中国共产党人除了人民群众的利益之外，没有任何特殊的利益。他们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所形成的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的作风和品德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光辉典范，如果说，在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人正是依靠这种美德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来取得革命斗争的胜利的话，那么，在今天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征程中，我们也只有继续发扬这种优良传统，以人民为中心，想人民之所想，急人民之所急，真正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为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而努力工作，才能继续赢得群众的信任和支持，从而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因此，我们今天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对“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乐亦天下，忧亦天下”，“与民同乐”的观念给以新的历史唯物主义解释，注入马克思主义的时代精神，它就不仅是应该继承的传统观念，而且也是应该大加提倡的现代观念。只有当这种观念成为整个社会的普遍观念时，官僚主义、特权思想、腐败现象和“一切向钱看”的观念和行为就会失去市场，社会风气就会根本好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