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荣春

【摘 要】通过国内学者对人口红利概念以及人口红利和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分析，了解如何最大化吸收人口红利。

【关键词】人口红利;经济增长;文献综述

一、人口红利概念

人口红利是国外学者首次提出的概念。随后在1998年，联合国人口基金会在报告中正式使用此概念，之后逐渐被大多数国内学者接受和使用。于学军[1]、王德文、陈友华、蔡昉等国内学者先后对人口红利展开研究。

二、人口红利和经济增长

有关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问题的分析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两者关系的研究。

在学术界，有关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两者的关系学者们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第一种：“显著论”。这一观点的主要代表人物有蔡昉、王德文、王丰等。其中王德文、蔡昉等学者在研究中发现：大约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人口转变使中国开始在此阶段享受人口红利，但是未来中国要想促进经济增长，就需要挖掘新的人口潜力[2]。蔡昉认为，人口红利代表较低的社会抚养少儿人口和较轻的社会老年人口负担，而这两方面的内容是促进一国经济增长的两个潜在力量[3]。王金营和杨磊通过计量检验研究发现，存在促进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4]。吴雪、周晓唯则是根据前人研究成果即陈友华构建的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数学模型，定量估算了中国1978年到2015年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5]。赵春燕通过对中国30个省面板数据的分析研究发现，一方面人口红利和结构红利均会对经济增长产生促进作用，另一方面发现人口红利效应比结构红利的作用效果更大[6]。

另一种：“非显著论”。这一观点的支持者相对“显著论”而言较少，主要代表人物有尹文耀，李善同等。尹文耀的观点主要是人口红利和人口负债不是实际意义上的“红利”和“负债”，它们是人口年龄结构转变为经济增长提供的条件，或人口结构转变的经济效应。所以尹文耀认为应该把这一经济效应称作人口年龄结构转变“机会视窗”或简称“视窗”的开启或关闭[7]。黄润龙认为人口红利难以衡量人口与经济之间复杂的关系，同时在作者看来影响经济产出的主要因素并非人口红利，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是改革开放政策和不断探索研究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的重要结果[8]。

（2）人口红利如何促进经济增长

人口红利并不是必然导致经济增长，而是通过一定途径促进经济增长。

人口红利的重要标志——劳动力的数量和比例。穆光宗的研究发现劳动力数量与人口年龄结构的生产性息息相关，劳动力数量的增加，意味着照顾非生产性人口的劳动力减少，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9]。王德文的研究认为人口的增长代表着低速增长的劳动力供给和加速增长的人口老龄化，从而导致劳动成本的上升和赡养负担的加重，这些将在未来影响中国的经济增长[10]。汪小勤、汪红梅通过研究城乡劳动力流动得出提高劳动力的素质有助于促进中国“人口红利”效应最大化[11]。近几年学者们研究了如何合理利用老年人資源，减轻生产性人口的赡养负担，从而继续收获人口红利，延续人口红利带来的经济奇迹[12][13]。

另一个途径是通过人口年龄结构来影响一国储蓄率。如果一国属于低抚养负担的人口年龄结构，可以通过提高储蓄率来促进经济增长，相反如果一国属于高抚养负担的人口年龄结构通过降低储蓄率促进经济增长。根据生命周期理论，劳动年龄时期的储蓄能力最大，而老年和少年时期几乎不存在储蓄能力。张学辉通过对中国第二次人口红利的研究分析，发现了较高比例的劳动人口所带来的升高的国民储蓄率以及增加的资本供给，将会推动和促进经济增长[14]。王金营、杨磊的研究表明人口年龄结构的改变和劳动负担率的降低，会对中国的储蓄水平产生积极的影响和作用，进而促进经济增长[4]。熊焰，丁莹采用面板模型来研究中国人口年龄结构转变对储蓄和经济发展的影响，同时对中国各地区是否实现第二次人口红利进行验证[15]。王树，吕昭河通过运用引入代际转移系数的三期迭代模型对中国两次人口红利与储蓄之间的逻辑关系进行了数理分析[16]。

人口红利影响公共投资。一国的少年和老年人口需要大量投资，其中少儿人口需要健康和教育投资，而老年人口需要健康和赡养投资。周祝平的研究发现：少儿抚养负担重则用于子女养护、教育等用途的公共投资将会增加;老年抚养负担很重意味着国民收入中用于老年人口健康、赡养等非生产性消费支出增加，从而影响一国经济增长[17]。唐代盛，邓力源对人口红利理论的研究新进程进行了分析，并分析了年龄结构变动的投资效应[18]。

（3）人口红利是否消失

中国在人口转型的过程中，人口老龄化问题逐渐显现。因此关于老年型人口年龄结构下人口红利是否存续成为中国学术界存在争议的议题。

乐观派，理论基础主要来源于当今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矛盾，并认为中国至今仍存在人口红利。陈友华通过研究分析人口红利和人口负债，认为“人口红利”虽然是一个相对短暂的历史机遇，但是它会延续到21世纪30年代初[19]。刘士杰、原新[20] 杨成钢，闫东东[21] 等学者均认为中国的人口红利在历时约40年后，大约在20世纪30年代关闭，2010年前后是中国经济增长收获人口红利最丰厚的年代。

悲观派，理论基础主要基于目前中国人口现状。现阶段的中国，劳动年龄人口以绝对数量急剧下降，造成人口抚养比不断上升，生产性人口不断减少，不利于国家经济增长。因此作者认为中国人口红利的峰值将出现在2010年， 累进式人口盈利在2010年左右消失[22]。原新、刘厚莲认为人口红利机会仍存在但收获难度增加[23]。

三、研究展望

虽然科学界已经认识到人口红利的重要性，但是仍需要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分析。而对于研究刚刚起步的中国第二次人口红利，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证上都需要进行更广泛和深入的探讨。

【参考文献】

[1] 于学军.中国人口转变与“战略机遇期”[J].中国人口科学，2003（01）：11-16.

[2] 王德文，蔡昉，张学辉.人口转变的储蓄效应和增长效应——论中国增长可持续性的人口因素[J].人口研究，2004（05）：2-11.

[3] 蔡昉.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可持续性——兼论充分就业如何促进经济增长[J].人口研究，2004（02）：2-9.

[4] 王金营，杨磊.中国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的实证[J].人口学刊，2010（05）：15-24.

[5] 吴雪，周晓唯.人口红利、制度红利与中国经济增长[J].经济体制改革，2017（03）：11-16.

[6] 赵春燕.人口红利、结构红利与区域经济增长差异[J].西北人口，2018，39（06）：23-31.

[7] 尹文耀.简论人口效应与人口“红利”[J].市场与人口分析，2007（04）：26-29.

[8] 黄润龙.“人口红利”质疑：虚化了人口与经济的关系[J].现代经济探讨，2009（08）：14-18.

[9]  穆光宗.中国的人口红利：反思与展望[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03）：5-13.

[10] 王德文.人口低生育率阶段的劳动力供求变化与中国经济增长[J].中国人口科学，2007（01）：44-52+96.

[11] 汪小勤，汪红梅.“人口红利”效应与中国经济增长[J].经济学家，2007（01）：104-110.

[12] 耿志祥，孙祁祥.人口老龄化、延迟退休与二次人口红利[J].金融研究，2017（01）：52-68.

[13] 孙鹃娟.老年人再就业和二次人口红利[J].人民论坛，2019（04）：54-55.

[14] 张学辉. 人口红利、养老保险改革与经济增长[D].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2005.

[15] 熊焰，丁莹.我国人口结构与储蓄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J].统计与决策，2017（22）：168-171.

[16] 王树，吕昭河.“人口红利”与“储蓄之谜”——基于省级面板數据的实证分析[J].人口与发展，2019，25（02）：64-75.

[17] 周祝平.人口红利、刘易斯转折点与经济增长[J].中国图书评论，2007（09）：4-12.

[18] 唐代盛，邓力源.人口红利理论研究新进展[J].经济学动态，2012（03）：115-122.

[19] 陈友华.人口红利与人口负债：数量界定、经验观察与理论思考[J].人口研究，2005（06）：23-29.

[20] 刘士杰，原新.中国人口老龄化：进程、问题与政策[J].中州学刊，2011（06）：122-126.

[21] 杨成钢，闫东东.质量、数量双重视角下的中国人口红利经济效应变化趋势分析[J].人口学刊，2017，39（05）：25-35.

[22] 都阳.人口转变、劳动力市场转折与经济发展[J].国际经济评论，2010（06）：136-148+6.

[23] 原新，刘厚莲.中国人口红利真的结束了吗？[J].人口与经济，2014（06）：35-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