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可馨

不管是依据调查，还是服从经验，一个现象都越来越难以回避：在中国家庭里，青年子女与父母的关系正日显尴尬。

作为一个90后，我身边的同龄人，有相当一部分和父母的关系都不太好。要么剑拔弩张，频繁吵架，要么冷淡到不愿共处一室。

亲子关系的“中国式恶化”，不是一两天了。眼前的时代，父母与子女常常看起来像两个物种，彼此之间的相爱相杀，演绎出太多我们已然熟悉的悲喜故事。

豆瓣前些年曾有一个小组，名为“父母皆祸害”，10万多名成员以80后为主，里面对父母的指控相当暴烈。时间流转，如今小组已经不在，但相似的问题，延续到了90后的身上。

不过，在“恶化”的亲子关系中，比起十年前对孩子“叛逆”“不孝”的普遍指责，如今的焦点，大多对准了父母。

重心转移

家长里短永恒地受欢迎，因为烟火生活天然地广布世间。而这养活了许多公众号。

心理类的公众号谈亲子关系，流行的多是教父母做人系列，而转发这类文章的，不出意外也多是已为人父母，甚至孩子已不小者。

相比起来，孩子就“冷漠”得多了。社交媒体上，少见孩子关注转发与父母有关的话题，朋友圈屏蔽家长更是见怪不怪；相亲择偶时，父母如临大敌、焦躁张罗，孩子往往避之不及、应付了事。

总之，在亲子关系中，父母总是躁动的一方，更急于表达情绪、付出行动。

一位专注亲子关系的心理咨询师观察到的变化是，在以前，孩子很在乎与父母的关系，而现在，是父母很在乎与孩子的关系。

这个变化的基础在于，如果说在过去，多子之家里孩子对父母的在意出于资源和情感关注的需求，那么如今，物质条件普遍丰裕的家庭对参与社会经济活动已容易得多的独生子女的物质和情感约束已起不了太大作用了。

用权力关系来理解，显然亲子关系的重心开始转移了。因为在一段关系中，反应更敏感、更频繁的往往是心理上相对弱势的一方，父母的“求关注”姿态赋予孩子以一种隐形的权力，撼动了传统的亲子关系。

重心转到了孩子的身上，来自父母与环境的情感、能量、需求也都密集地流向孩子，在社会进程加速的当下中国，当然更以加速度流向孩子。

它的后果表现为两点：焦虑倒挂和身份错位。

在常规的亲子关系中，“小小的脑袋里充满了大大的疑惑”的孩子，是容易感知到不安全感的一方，父母作为经验更丰富、认知更深刻的一方，往往是要接纳并解答孩子的不安全感和焦虑的。但如今，反倒是孩子成了接收父母焦虑的出口，父母对自己的不满，对渴望社会资源却不得的焦虑，被包装成对子女的期待，传导到孩子身上。

孩子解答不了父母自身的焦虑，只能（被要求）以孩子的方式来回应：承载父母的期待，回报父母的付出。

具体到生活中，就是按着父母的意愿，在学生时代好好读书考取名校、毕业之后进入“好单位”，应婚年纪就谈婚论嫁。至于名校是要考清华还是中科大，工作是去做公务员还是进国企，结婚是要找钱多的还是好看的，则以父母的生活经验和以此形成的价值观为标准，但都无非指向一个方向：为家庭的、自身的社会资源增值。

在这些问题里，多的是父母的忧虑，孩子是否在场，以及孩子是否有能力有需要在场都暂且不论，客观上它已经产生了新的后果：身份错位。引用心理咨询师曾奇峰的观点，在家庭关系中，谁使用智力越多，谁就是父母，谁使用情绪越多，谁就是孩子。借此标准衡量，身份错位的家庭俯拾皆是。

依然从权力关系来理解，传统上，父母当然是权力的施行者，孩子是服从的一方，父母使用情绪的功能是在释放一种信号，比如假若父母不满或发怒，孩子自然要赶紧听从。这是一种硬性的服从关系。

但在情绪不管用、智力却管用的地方，适用的是另一种权力使用形态，即软性地说服开始替代硬性地服从，而一旦这种转换发生，就意味着关系已经开始走向理性化。

理性化

什么是亲子关系的理性化？大体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是人伦价值的祛魅，二是私人领域规则的重新规范。

简单来说，在前现代，亲子关系的价值标准为“父为子纲”所限定，父母之命即是律法，享有相当的权威性，并且这种权威性在稳固的私人领域中受到保护，难以轻易被挑战。

但在狂飙突进的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以及必须要提及的“文革”中），私人领域的人伦价值基础几乎被摧毁，并且亲缘关系在公共领域中也遭到扭曲，虽然改革开放之后有所恢复，但人伦关系已经受到极大的伤害，加之流动社会的冲击，父母的权威性和神圣性早就被涤荡得所剩无几。

这为孩子角色的心理变化提供了大背景。

在以前，孩子很在乎与父母的关系，而现在，是父母很在乎与孩子的关系。

心理平权的效果是显著的，如今哪怕子女并不握有足以独立的经济能力，至少能动用点话语力量，也能在心理上占据优势，这是对原来传统一边倒的亲子关系的平衡。

另一方面，在人伦价值并不足以为父母的权威提供足够支持的同时，私人领域又被以法理和市场原则所构建的公共领域所规范，权利的平等、尊严的对等的意识一并进入了亲子关系。

以上是亲子关系理性化的基本过程，也是大的变化脉络，它本身是客观的，但伴随着太多的“冲突性恶果”。

因为中国的变化太快了，亲子关系里挤压进了太多双方无力承担的社会问题，而父母又无法在情感上与子女共情，体现在80后、90后中，最典型的例子表现为催婚。身边的一位90后朋友正是如此，因为频繁地被介绍相亲以及抗拒相亲，她已经与父亲两个月没有说过话。此前她和父母之间就已经历了长久的拉锯战，她的父母因此暴怒、哭嚎，用遍了各种办法。

双方僵持着，互相听不进去，又无法真正沟通。因为父母和孩子使用的是两套语言、两套价值观，一方是坚信着“为你好”式的粗暴给予，另一方是“不用你管我”的决绝抗拒，而在这两套价值观之间，却没有共情的桥梁。

而共情的能力，是需要在情感充盈的环境中滋养的。在普遍匮乏的环境中成长的人，只被照顾到衣食，几乎难以顾及到精神与情感，就有可能缺失这种能力。表现在父母身上，便是想给予爱，却不知以何种方式。

截然不同的价值观，加上匮乏的共情能力，基本上是各种恶化的亲子关系中最重要的因素。

而在這个话题被讨论了这么久之后，终于在各种心理学介入下，出现了文章开头的观察：社会讨论开始将分析焦点转向家庭和父母，“为何家会伤人”“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超越原生家庭”，这是意识的改变。想想看，在十多年前，分析的焦点对准的可是叛逆的孩子。

在一段客观上理性化了的但主观上仍捋不顺的亲子关系中，孩子会对父母产生攻击性，这种攻击性在年轻的时候以“青春期叛逆”的形态表现出来，再年长点若还不改变就被冠以“不孝”，但如今来看，“叛逆”“不孝”背走了太多的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