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丹娜

见到张怡微，是在她任教的复旦大学。穿过青春气息蓬勃的大学校园，到学校最具标志性的光华楼十五层，电梯门打开时，校园咖啡馆的嘈杂与香气扑面而来。

张怡微拿着一杯全家便利店的咖啡走进来。

在小说里，她笔下的女孩都是“欢喜咖啡”的。她们被迫游离于婚姻破碎的父母之间，这份“欢喜”成了一个模糊的旧日标志，等着业已遥远的父母按图索骥。在每一次尴尬的家族“团圆”里，小说中的女孩，常常会不容置疑地得到一杯“滚烫的、咳嗽水一般的速溶咖啡”，以示各有家庭的父母对她残存的关怀。

她的作品总是这样跟现实无限勾连。在咖啡气味环绕的午后，我在面对她时常常产生不辨虚实的错觉—她也确实曾是一名自我解剖式的写作者，从长篇小说《细民盛宴》开始，张怡微以“家族试验”的主题写作，消耗着她长期与非血缘亲人厮磨的生活经验，聚焦上海工人新村，解构繁华上海背后的工人家庭，探索血缘在家庭生活中的地位。作品中极度接近于本人经历的那些女孩与眼前瘦瘦小小的她层叠着，让人忍不住想去触摸那些被文字精心勾勒过的往日伤痕。

但眼前这杯包装精心的现磨咖啡，大概不会是劣质咳嗽水的味道了。旋转的陀螺停下来，这杯咖啡安安稳稳地站在属于青年教师张怡微的办公桌上，提醒着我不要太过耽溺在她“家族试验”作品营造的氛围里。

张怡微从包里拿出两本她的书送给我，是文艺评论集《新腔》和散文集《旧日的静定》—也不是“家族试验”系列的任何一本，它们遥遥暗指着文学从业者和写作专业教师的身份，任何一个，都比小說与散文杂糅下搭建的女孩形象更为真实。

咖啡与书，在无声地告诉我，要剥离阅读的幻觉。

剥离幻觉

对于在特殊家庭环境下成长的张怡微来说，剥离生活的幻觉从很早就开始了。

《细民盛宴》里的女主角一度无限接近于她自己：父母离异各组家庭，被尴尬地忽视；无法获得良好的婚姻榜样，最后滑向另一个深渊……

父母离异，再各自重组家庭，“爸爸家”和“妈妈家”都是普通的工人之家，一个成绩很好、上段婚姻留下的小女孩，被当作“读书人”客气地对待—但也仅仅是不便干涉的客气而已。

本科结束考研的时候，张怡微在学校复习，觉得很冷，她打电话给妈妈，说考研太难了，学校太冷了，不想复习了想回家。妈妈说：“你回来干什么，家里也一样很冷呀！”

这段对话里面的两个“冷”自然不是同一种况味，言语和表达的彼此曲解也并不意味着女儿不被妈妈爱着，但彼时孤立无援的感觉依旧真实。

在台湾攻读博士学位的日子，面对每月近9000元人民币的学杂费支出，只能拼命写作赚钱。最多时，她一个上午写5篇专栏、每个月持续写作20几篇文章，用文学奖金和专栏稿费帮助自己完成学业。这是剥离作为“孩童”幻觉的过程：社交媒体中构建的美满生活是甜蜜泡沫，轻浮易碎。生活的本质是疲惫的、孤立无援的，钱很难赚，维持生计很累、很辛苦。

直面这般生活的真实对年轻的生命来说当然并不容易。激烈、痛苦的情绪无法安顿，丛生的心结和芥蒂催生了张怡微的早期写作。

《细民盛宴》里的女主角一度无限接近于她自己：父母离异各组家庭，被尴尬地忽视；无法获得良好的婚姻榜样，最后滑向另一个深渊……小说写得悲戚，张怡微总有一种警惕，害怕跟女主角命运无限接近的自己，也在相同变量的现实里滑向毁灭的深渊。

幸好，这也只是写作衍生的情绪幻觉。通过此番写作的自我剖析，剥开悲观的外衣，张怡微觉得自己更靠近家庭生活的真实—那是对父母复杂的爱，不是刻板印象中撒娇与庇护、崇拜与被崇拜的亲子关系，是彼此有爱，但是无话可说的幽微—这才是真实家庭生活纷繁复杂的常态。

而剥离生活与家庭的幻觉之后，作为读者和散文研究者的张怡微，也忽然懂得了朱自清的《背影》—这篇中学课本里“亲情美文”中隐藏的龃龉，“我与父亲不相见已两年余”，他与父亲的关系真的如同后世传颂的那样和睦吗？找到资料，会发现他们父子之间也曾矛盾重重，而这样敏锐的阅读触觉，因为张怡微亦有与父亲不相见两年有余的经历，那段不相见的时光或许才是最接近本质的时刻，亲人之间的关系像流转着的春夏秋冬，而这个当口显然昭示着凛冬。正是这种复杂的、疏离的、如四季般变幻无常的关系，才是脱离幻觉的真实纠缠。

如今，回想彼时完全切断援助的状态，张怡微更愿意将之看作一种“训练”，这段经历促使她找到了自我剖析的写作入口，而当生活有风暴来临的时候，没有幻觉的人，才能有更踏实的对策。

《细民盛宴》与《樱桃青衣》之后，张怡微也在不断尝试新的写作。她写“机器与试情”，探索“机器维持生命体征”“手机维持恋爱体征”的特殊人情试探，写特定文学视角下幽微众生伏延千里的悲欢。如果没有《细民盛宴》系列的剖白，澎湃的情绪无处消解，个人历史的欢欣痛楚难得解脱，此后纯粹“找故事”的写作快感便很难获得。

写作不是治愈，而是一场剥离幻觉的漫长而痛苦的告别。很多问题无法解决，很多心结不能痊愈，人只能带着症状生活，但这般强烈的情绪，可以通过写作纾解—不是解决，只是告别而已。

总是要做一个离别，挣脱以自我情绪为中心的经验式创作；也总要做一个切割，剥离尚有依靠的幻觉，去接受自己身旁已空无一人。

女性义气

还会有人站在身旁。

接受采访的次日，张怡微要在复旦大学举办一场名为“凝聚的渴望”的友谊书写讲座。

现下中国传统文学作品中的家庭叙事，都是围绕着爷爷、爸爸、孙子，但“家族”纷杂，有很多旁系的“龙套”人物。作为“龙套”女儿和重组家庭的“拖油瓶”，也有属于自己的一生一世。

张怡微记得外婆去世的时候，外婆朋友的后代—那些昔日工厂中朝夕相处的小姐妹的女儿们，来到外婆家中帮忙折葬礼用的纸钱。她们手很巧，通宵做手工。

纸钱燃尽时，是张怡微眼中凉薄、冷漠的商业上海难得温热的一刻，这种动人的真挚也促使她在父亲角色缺失的语境里开始关注女性情谊。

张怡微亦拥有女性情谊的幸运。同为女性、素未谋面的出版社编辑请她写作《情关西游》时，她还深陷在无法解读经典的自我怀疑中，是这位遥远的知音鼓励她“可以写”，她被鼓舞，也交出了满意的答卷，这份答卷帮她维系生活、获得肯定。在亲情的面具瓦解之后，是女性的“结盟”帮助她在洪流中安身立命。

而在与自己的读者做线下交流的时候，张怡微发现，有那么多过得很辛苦的女儿、姐姐、妻子、母亲，没有人关心她们如何渡过命运河流的暗渠，怎样走过琐碎人生的险境，父母听不懂、丈夫不理解、朋友渐行渐远……她们没有知音，不被听到，便没有出口。

如果现实没办法带来一个具体的知己，那么写作者或许可以用文字，甚至自身的成长轨迹，来完成某种遥遥的陪伴—那些和张怡微一样，童年不快乐，在家族中不受重视、少有表扬，没有很好的运气，但又个性敏感，常常被人情世故刺痛的女孩子，给她们一份用文字传达的友谊和安慰：没事的，家庭生活的糖果不要也罢。小说里描摹的女孩子们有她们的旅途，而创作者张怡微站在读者面前的时候，是渡尽劫波依旧过得尚可的一个小小榜样—这是无声的激励。

成为复旦大学创意写作课程的教师之后，面对班里半数以上的女同学，这份关于写作的鼓励变得更加具象—当这些迷茫的学生在写作的漫长道路中感到自卑和彷徨，当家人不了解、恋人不支持、朋友不关心的时候，作為教师的张怡微会告诉她，你可以写，可以表达，可以去试试参赛，如果幸运，写作也可能带来更广泛的女性情谊共振。

现下中国传统文学作品中的家庭叙事，都是围绕着爷爷、爸爸、孙子，但“家族”纷杂，有很多旁系的“龙套”人物。作为“龙套”女儿和重组家庭的“拖油瓶”，也有属于自己的一生一世。

女性写作者的创作，有时就是为了发出一份声音，找到一个知己，寻求一份自身命运的投射，互相观看，也彼此安抚。在既有的文学作品中，女性友谊的书写是稀缺的，以战争、政权、托孤建立的男性话语体系占据了自古以来对“友谊”的大多数描绘；在现实的生活中，暗流涌动的女性友谊又常常被婚姻关系、家庭生活惊扰，无论是文本还是现实，女性寻得知己都比男性更为艰难。

“写作教师”张怡微，希望以自己的课程设置，从创意写作班级的十几个女性学生开始，打开女性友谊书写的大门。

把痛苦的、哀愁的、担忧的那些写出来，跟它们和解或告别。如果不把它表达出来，这些女儿心事便无人可知，无人能应。除了追求创作本身的文学性、艺术性之外，女性写作能够吸引到有缘的知音，一起度过只属于女性的诸多沟壑，亦是一桩幸事。

生活难注

如今，书写旁观故事的女孩已不再是卑微的配角了。一路的写作、钻研和努力，张怡微在门槛严苛的高校中拥有属于自己的一席教职，也能够在与生活的搏斗中腾出手来，开始经营自己的日子。

但依然有些痛楚一时无法轻松地挥别，比如过年时从爸爸家走到妈妈家的那一小段路，是没有人能陪伴她度过的寂寥。新年伊始的冬日上海向来冰冷，这条路岁岁年年，也只能一个人走完。

有太多要硬着头皮走下去的路了。

张怡微刚刚到台湾读博士时，因台湾的中文系向来重视古典文学的教习，教授丢来《十三经》要求注疏。她在大陆时，本科学习哲学专业，硕士学习文学写作，从来没有深入接触过古代文学，更没有这样的训练，只能硬着头皮去扛。此后，导师要求她跟随研究《西游记》等古代小说，她对这个研究感到痛苦，认为《西游记》应该是小朋友的读物，抵触强烈。

直到2014年，张怡微自己的现实生活遇到了许多挫折—出版难题、合约纠纷、友谊危机、网络暴力……身处情绪低谷，再看《西游记》，忽然有了不同的视角。

“张怡微”是谁呢？她的答案是“青年写作教师”。从行走在复旦校园的懵懂学生，到在办公楼拥有自己位置的青年教师，熟悉校园里的角色转换顺理成章也略显艰涩。

孙悟空被唐僧赶走，书里评论曰“乘龙福老，往来必定皱眉行；跨鹤仙童，反复果然忧虑过”。从前看书时这种“边角”都会跳过，但此刻细细读来，会发现那些看起来轻轻松松做了神仙的人，也曾实实在在地踏过了生命的起伏山丘。而“无性别”的孙悟空，最大的欲望便是突破自我。取经道路坎坷，误会丛生，而齐天大圣披荆斩棘，要的也不过是想要别人知道他是谁。

那“张怡微”是谁呢？她的答案是“青年写作教师”。

从行走在复旦校园的懵懂学生，到在办公楼拥有自己位置的青年教师，熟悉校园里的角色转换顺理成章也略显艰涩。

张怡微很重视、也在努力适应这个新身份。比起昔日的大剂量写作尝试、对小说文体的特殊执拗，她此刻更关注的是如何为学生搭建写作的情感建设，如何更好地教授写作课程。从听课者变成授课人，她还不太会像成熟的教师一般调动课堂情绪，在“表演”中生动地传达知识。每节课，她要精心地准备稿子，精确到要说的每一句话，“每节课可以说完12000字”，实在因表演欲匮乏而窘迫地站在讲台上时，她就把稿子全部念完。

虽然“表演”欠佳，但胜在准备充足、用心良苦，学生也能透过这充满诚意的准备，触摸到张怡微的认真与倾力。

“还在努力学习调动气氛吧。”她挑挑眉毛，神情有点苦恼。

这是另一本等待着被硬着头皮征服、用生活布满脚注的“十三经”了。

这一次为张怡微拍摄的摄影师两年前也曾拍过她的肖像。甫一见面，便说起她比两年前“更瘦了”。

“工作很辛苦的。”她调侃道。很辛苦，一个在普通而分裂的家庭中成长、孤立无援又内心幽微的女孩，哪怕读了些书，每次大考试都幸运过关，走到学位的顶端，在顶尖大学安身立命，生活的诸般沟渠还是要付出异常坚韧的努力才能蹚过。

采访结束，华灯初上，她要回到她的办公楼里，继续苦恼如何快些成为熟练的教师、如何拥有C刊和项目；我也要回到我的工作中，遁入傍晚上海汹涌的人潮里。

生活里还有一万种艰难和注不完的“十三经”，但抱着她的书走在深秋里，我依旧觉得胸口温热，像手捧一片赤诚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