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音乐学编纂与写作中的历史和史料维度是研究中的重要环节，如何运用它们决定了作者的写作方式、风格和定位。英国著名音乐评论家诺曼·莱布雷希特的著作《为什么是马勒？——一个人和十部交响曲如何改变我们的世界》在写作中关注了历史在当代的作用，剖析了马勒作品在当代产生的效应，解答了其复兴的谜团。这部著作在叙述上以时间和空间的交叉为轴，展现了作曲家与作品、历史与现实、发送者与接收者、创作与聆听等诸多方面的关联。作者的写作具有延续性：早年《记忆中的马勒》是写作的基础，而后《为什么是马勒？》的重要意义则在于如何看待历史和史料并从中析出独特的写作方式，在品评中重塑史料，指出了音乐史研究的重要途径。

关键词：音乐批评;马勒复兴;诺曼·莱布雷希特;《为什么是马勒？——一个人和十部交响曲如何改变我们的世界》

中图分类号： J60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 - 2172（2019）04 - 0021 - 08

DOI：10.15929/j.cnki.1004 - 2172.2019.04.004

乐史研究中不可规避的史料、叙述者和作者之间的关系构成了写作的多重维度。历史的洪流不断向前，人类对于过去的思考永不停歇。历史对于我们意味着什么，我们是否可以真正回到历史中去？英国音乐评论家诺曼·莱布雷希特（Norman Lebrecht， 1948—）的著作Why Mahler？ How One Man and Ten Symphonies Changed the World具有独特的写作风格，而且兼备详实的历史依据与作者作为叙述者和经历者的独到思考。2018年10月，该书中译本《为什么是马勒？——一个人和十部交响曲如何改变我们的世界》（以下简称《为什么是马勒？》）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可谓为“马勒复兴”再添浓重一笔。莱布雷希特是当今最受欢迎的音乐、文化领域评论家之一，拥有广泛的读者群，其专栏被翻译成包括中文在内的多种语言在全世界传播;他还是BBC第三古典频道、彭博资讯集团及纽约WNYC广播电台的常客，《大师的神话》（Maestro Myth，1991）和《大師，杰作与疯狂》（Maestro， Masterpiece and Madness，2007）曾引发人们的长久思考与讨论。《为什么是马勒？》的出版具有划时代意义——它不同于艰深的专题作品研究、书信选编、专业性很强的作品解析、粗浅的音乐赏析或介绍，而是将研究、书信、传记、讨论、历史集于一身，使它拥有更广阔的受众群体，是一本通俗但有理论深度的读物。该书的译者庄加逊是《亲爱的阿尔玛——马勒给妻子的信》 ① 的译者之一，《为什么是马勒？》是他经过初涉之后进一步理解、阐述、认识马勒的结果。庄加逊对基础材料的理解使他在翻译的过程中同莱布雷希特一样将视角建立于本人对马勒的关注之上，将传记、书信等资料作为理解的基础，逐步深入地融合自己对马勒及其作品的理解。翻译不是把词语意思直译出来，而是一种创作。庄加逊的翻译一方面面向原著，另一方面面向读者，功底十分了得。这部著作对于我们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它为什么被时代的洪流推到历史幕前？它对史学研究有何意义？它的写作有何特色？笔者认为，它具有其他马勒研究所不具备的特性，也为今后的史学研究打开了一扇门。

一、马勒与当代：一个亟待解决的谜题

莱布雷希特写作的立足点是基于“马勒与当代”的疑问：作为一个现代人如何认识马勒？他的作品为什么在作曲家去世后更易于接受？作品的内涵和外延是什么？马勒的作品从20世纪下半叶起愈发受到推崇，不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研究都趋于白热化。在对作曲家的探讨热潮不断高涨、作品上演率不断攀升的今天，有必要引入国外优秀著作以满足音乐工作者、音乐爱好者对该类研究的渴求。2010年是马勒150周年生辰纪念，紧接着的2011年恰逢其百年冥诞，世界各地刮起了长时间的纪念风潮，此次狂欢再次推动了马勒在21世纪的“复活”。在他离去的一个世纪里，人们仿佛越来越能读懂这位用业余时间作曲的指挥家。马勒音乐的“复兴”成为20世纪下半叶最重要的音乐现象之一。作曲家去世后，新一轮的理解浪潮从美国发源，他的社会声誉在稳步提高。社会学家约翰·F. 缪勒的统计研究表明，1950年，马勒音乐在有影响的美国管弦乐团的保留节目中已占2.5%;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马勒在全美的“声誉金字塔”上紧挨着舒曼，居第7位。在纽约交响乐团的统计中，马勒甚至与柴科夫斯基并列，位于第三，仅次于贝多芬和勃拉姆斯。这个上升的运动大体从1930年开始，一直没有中断并延续到当代。② 马勒“我的时代即将来临”的预言奇迹般地应验了。他在世时一些作品对于铜管乐器的高要求、冗长的诠释、庞大的规模令许多指挥家望而却步。即便是现在，他的作品也非常考验乐队和指挥的水平，演出难度相当大。

马勒为什么在近些年越来越火？他的作品对当今人类具有什么样的意义？是人类变了还是世界变了？诸多“马勒复兴”之谜团亟待解决。莱布雷希特也正是基于这股不断攀升的浪潮，探索“马勒复兴”的始末。这本著作在21世纪出版绝不是偶然，书中蕴含着独特的观点——作者明确了自己身为一个后来人对马勒的理解。这区别于以往诸多有关马勒的研究——它们力图回到过去。历史是一条流淌的河流，我们无法探知它的源头，也无法真正回到过去。历史、作品留给我们的遗迹具有后指性的思考。

在这一点上，作者身为一个世纪之交的聆听者有着面向未来的广阔视野。对于自身和未来的思考使20世纪的认知不同于以往，尤其是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以后，人们愈发关注自我，关注生命和生死问题。这与马勒的作品不谋而合。作者意识到，马勒的创作总是一首开头冠以“葬礼进行曲”的波尔卡，死亡的阴影从《第一交响曲》的第三乐章延续到《第十交响曲》苦涩的终结。这种风格的形成可以从当时的社会形态中找到答案——在维也纳文化语境中可以找到对葬礼哀悼主题同等炽热的迷恋。他有关死亡的诉说经常带着戏谑，“反讽”语气在正语和反语间拿捏得恰到好处。社会因素、时代背景和人生经历共同造就了马勒独特的音乐语言。同样是犹太裔的莱布雷希特与作曲家马勒的惺惺相惜是一个突破口，他们都有一个“东方梦”。不同的是马勒从未到过中国，《大地之歌》完全是他想象的，这在他早年的论文《东方对德国文学的影响》中可见端倪;莱布雷希特造访过中国，被中国古诗词吸引。他惊叹：“马勒，从未到访过中国，但依然能在中国文化中体验到强有力的、持久的精神。对东方文化的追寻并在其中获得精神慰藉勾连起他的少年与晚年，这一头一尾，颇有深味。”  进而揭示了马勒1907年受到“三重打击”之后创作的《大地之歌》（1908）是对生命的回首，他打开早年的心结圆梦，成就了一部转折性并极富个性的作品。

莱布雷希特反对例行公事和平庸的人云亦云。他意识到历史是向前发展的，马勒给予后人的应该是如何更好地认识世界、理解生活的方式。马勒的作品富有预见性，无论是作曲技术上对勋伯格等表现主义作曲家的启发，还是反讽情绪作为一种思考的辩证手段，或是之后的作曲家集体以摘引作品的形式向马勒致敬。马勒的音乐关乎了太多他身后的生活，他坚信未来的时代会理解他。马勒身为一个19与20世纪之交的“三重无家可归的人”，他的作品之所以受到当代人追捧，莱布雷希特给出了迄今为止最明确且令人信服的答案。他认为，马勒和乔伊斯一样用凌乱的方式描述世界，治疗现代人的精神创伤，“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自我主义与理想主义、情欲美学与苦行禁欲、崇高的与卑贱的，一切都在这里交汇交锋，而马勒正是漩涡的中心” 。当然，还有一种“异化的疏离感”在21世纪的普遍流行也是阐释马勒当代意义的关键线索。马勒的音乐和生命相关，这是一个诠释冲突与矛盾和人性和解的过程，能准确地捕捉人的心理境况。他的音乐“反讽”特质寓意多元、包容广泛，作品影响到交响乐和流行音乐领域，超越一切意识形态的藩篱而具有普遍性。音乐中融入的多重隐晦的含义大多可归入人类潜意识的表达。马勒不是一个革命者和拓荒者，却触碰到了人们未知的领域。他的音乐释放压抑的情感，高压社会中的个性之声试图强调在集体服从的世界中重新肯定个体价值，对心灵产生慰藉，与自我和平相处。

莱布雷希特从感受和接受的层面出发，揭开了马勒“复兴”的谜题，从意识形态和媒介方面深入测量了马勒音乐的特质。他从语言学出发，探索犹太语言与马勒音乐“反讽”之间的关联，试图解决音乐语言的形成与传播的问题。这在马勒的研究中是首创的。作者评论家的独特身份造成了他出发的角度迥异于其他音乐学者，突出“我”在整个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在聆听中反思，毫不回避其他史学家回避的“我”的问题，以体验、聆听、关切的心态和批评的视角造就了不一样的色彩，为“马勒与当代”的问题寻找到一个完满的答案。

二、编撰与品评：在夹缝中重生

20世纪的“马勒复兴”与理论家对他的关注密不可分，诸多优秀成果推动着马勒研究的进展。比如，阿多诺1960年发表了细致且非常重要的专题著作，埃格布雷希特认为阿多诺的论文是应当给予重视的最重要的德语文献之一;米切爾汇集而成的四卷本专题论文研究涵盖了从1958年到2007年半个世纪的研究成果;格兰奇具有纪念性并详尽论述的第一卷本研究在1979和1984年间以法语发表，之前在1973年用英文发表;布劳科普夫1969年发表了有巨大影响的马勒生平与作品解释，之后他的夫人赫尔塔于1976年用英语发表了同样宏伟的纪实研究;马勒书信在1924年由他的夫人阿尔玛·马勒编订出版，赫尔塔在1982年增订并于1996年修订;弗洛罗斯于1977—1985年出版了三卷本的研究，专注于交响曲研究的第三卷于1993年在美国翻译出版;弗洛罗斯的柏林同事达努泽1991年出版了一卷论文。 可以说，在一系列著作已经问世之际，留给后来人的空间越来越小了。《为什么是马勒？》的参考文献几乎囊括了当今重要的有关马勒的研究文献，写作集论述与实证、理论与实践、自我评价与材料梳理于一身，这与作者广博的学养和对音乐的精准洞悉相关。莱布雷希特的写作与诸多马勒专家有很大区别，独特的视角和身份是无人能替代的，它展示了一个缜密严谨、旷达古今、对古典音乐有独特理解的乐评人的风骨。

这部著作的完成基于完备的史料基础，以书信为依托的同时对其进行考证，在《马勒书信选集》《给妻子的信》《未曾公开的马勒信件》、阿尔玛《马勒：回忆与书信》、纳塔莉·鲍尔-莱赫纳《回忆古斯塔夫·马勒》、布劳科普夫《马勒档案研究》和作者本人《记忆中的马勒》等一系列基础研究之上进行撰写，并以寻找马勒的姿态贯穿全文。《记忆中的马勒》  是作者早年归纳整理手头上诸多关于马勒的资料后，从他者的角度出发，通过周围人的双眼勾画出一幅马勒的肖像。相比较，《为什么是马勒？》中的批判精神岿然可见，对新材料的发现质疑了过往素材并指出了一些尖锐问题，譬如莱布雷希特认为，施佩西特的资料的来源几乎全是阿尔玛，甚至以取悦阿尔玛的方式来描述马勒。这引发笔者重拾对历史研究中不可回避的史料问题的思考。音乐史研究中的“史料”通常指的是乐谱和书信。被史学界称为第一手资料的书信，在写信的时候执笔人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写信时是否言不由衷、信件所面对的对象是谁、是否为私密、是否出于安全考虑而被删减等都动摇了史料的真实性。史料在流传过程中的情况如何、权利导向是否改变了原本史料的叙述、在史料的记载中是否有遗漏、是否全部留下证据等疑问不能确定的话，据此得出的结论必将不可信。莱布雷希特明确质疑了阿尔玛编纂的马勒书信的可信度，并举例证明历史与史实在经过删减的史料中呈现出的歪曲状态。从他的身上可见一种反思精神。

莱布雷希特在写作过程中翻阅过马勒学生时代的试卷，进入过档案馆、图书馆，收集录音版本进行品评，重访马勒去过的地方，拜访马勒生前亲属和好友以及研究者、指挥家、作曲家，可见用尽了心思。它使人读后有一股暖流——一种真切的爱。这部著作具有的温度和个性既定了作者选取何种材料、以何种方式书写。在惯性思维中，历史学家应试图还原历史的“原貌”，不断寻找资料、抽离自我。但莱布雷希特并不排斥“我”的存在，他认识到“我”是历史书写中不可回避的一环，而索性将其进行得更彻底。但写下的历史就是真实的历史吗？正像卡尔认为的：“历史学家可以从文献、碑文等等获得事实，就像获得鱼贩案板上的鱼一样。历史学家搜集它们，把它们拿回家，按他们喜爱的方式加以烹调，摆上餐桌。”  如果从这个观点上看，此“历史”已非彼“历史”。这吸引笔者进一步思考历史学家、作者、历史之间的关系，史料与史实之间的关系复杂而微妙。

笔者认为，历史可以分为3个不同的层面，即客观的历史、史料中的历史和作为历史学家研究成果的历史。这三者之间的传递过程并不明确，而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所谓的“历史”无疑属于后两者。这是20世纪史学理论转型的契机和动因。意大利史学家卡洛·金兹伯格曾发出这样的声音：“细想‘已发生的万事万物……我们可以保存下来的又有多少，几乎完全没有！而且，我们也无法保证我们所知道的历史就是重要的历史……大部分世界上真正重要的事可能从未传递下来，也从未被记得过。”  类似这样的观点否定了以往的认知——历史的真实。史料能否流传下来、能否成为史料有极大的偶然性，种种机缘使它们浮出水面;若相反，它们或将永远沉寂。就像莱布雷希特讽刺克努德：“他耗费毕生精力欲将马勒生活的每一天细节记录下来，成就一部马勒编年史，然而最终却被马勒的烟雾弹、审慎的变幻莫测、善于掩盖痕迹的古怪骗了个够。”  莱布雷希特甚至怀疑马勒：“在他的表述中，故事通常会带有一些神话的色彩，这为后来的传记研究者，包括我在内留下大量素材，只可惜这其中总有许多误导之嫌。”

我们所知道的历史几乎是由历代编年史家所选择，他们自身的知识结构促成了选择的偏向。“史料能否被史学家挑选而进入历史的书写，取决于其问题意识和内心关切。历史学的进步，不仅是由于新史料的发现，在很多情形下，更是因为史学家提出了新问题而将新的视角投射到原本就存在的史料中，从而得出了改变人们旧有观念的新的历史图景。”  莱布雷希特的这部著作是客观且温润的，他并不排斥史料，并融合了自己的见解，如本书第二部分“马勒是谁？——生平与时代”力图回到作曲家的出生地，直到他离开人世;接下来的第三部分“马勒属于谁？”以作者主体为叙述者，在他身体力行、所闻所感中诠释后人对马勒的解读，进而反观、映照马勒所处的时代，以求更加深刻地理解作曲家。在传记、书信与研究的夹缝中，莱布雷希特找到了自己的定位。

三、批评与体验：个性化书写方式

莱布雷希特的著述观很值得品评。首先，他有非常独特且犀利的视角，写作并非一味颂扬，批评视角下的尖锐言语构成了一幅独特的画卷;其次，他有面对史料的忠诚信仰，书中囊括了唐纳德·米切尔、格兰奇等人的最新的研究成果;最后，他对书写的整体节奏有十足的把握，在紧凑的观点和语言组织下该书的流畅性不容置疑。作为一名优秀的乐评人，他对音乐精准、客观、令人信服的评论建立在深厚的文化积淀与身体力行的研究之上。本书的写作基础是传记，没有涉及到乐谱分析，从时代、经历、过往中寻找深思的切入点，对马勒的复兴进行跨时代的追问。

莱布雷希特的写作方式是夹叙夹议的，穿梭于“我”、叙述者、当事人、传记、书信之间，在叙述与评价的转化中游刃有余。在第一部分“为什么是马勒？”的找寻后，该书的第二部分“马勒是谁？——生平与时代”以当时维也纳的状况、世界格局、瓦格纳对世界的影响、家庭变故、情感经历、马勒之后的世界为立足点，展开了详细的论述和品评。最后两个部分“马勒属于谁？”和“如何理解马勒？”仿佛又继续推进第一部分的出发点，在展现了马勒的生平、作品、思想之后对其个人、作品、观念再次深化。如此看来，第一部分是一位世纪之交的理论家寻找他所热衷的作曲家“复活”的原因;第二部分是对马勒从出生到死亡的传记性解读;第三部分“如何诠释马勒”是基于一个现代人身体力行的寻找，从作者同时代的诠释者（指挥家）角度来揭示马勒在乐谱中留下的旷世谜团;短小的第四部分“如何理解马勒”则是第三部分的延续，通过它开启私人空间的大门而力图真正理解马勒。这部著作在时间与空间的交错中航行，诠释方式无论是在内容还是体例上都非常全面并富有新意。

莱布雷希特在书中无不以一种批评的视角看待事物，包括当代人对马勒的纪念形式。他注意到某剧院博物馆举办特展的细节：该展览展出了马勒逝世时身上穿的亚麻衬衫，衣服的标签上写着“纽约制造”。对于这种纪念方式，莱布雷希特嗤之以鼻，认为它“看待马勒之死的方式只能说明维也纳依然把马勒视作外来者” 。马勒生前悲叹自己是“三重无家可归之人”——犹太人、说德语、无以逃脱被整个世界拒绝。在他去世后依旧如此。作者以旁观者客观、敏锐的眼光看待每一个有关马勒的细节，观点冷静犀利。

在作品的聆听体验上，莱布雷希特同样有着卓越的表现，展现了知名乐评人的风采。在《第五交响曲》版本评价问题上，莱布雷希特具有全方位的宏观意识，并能抓住指挥们解读作品的特质。他认为，“库贝利克的演绎总是充满愉悦的乡村气息。伯恩斯坦（DG唱片，1989年）要求维也纳爱乐以极慢的速度演奏，与他在纽约热力四射的版本（CBS，1963年）形成完全不同的官能美感。索尔蒂在芝加哥的录音（Decca唱片，1970年）简直就像是快要爆炸的压力锅。不过，1997年7月13日，索尔蒂于苏黎世上演其人生最后一场音乐会版本（后由Decca唱片发行）却阳光、放松，传递出宁静的氛围  ”。作者精准的评论引出了作家与作品、创作者与接受者、作曲家与诠释者、作曲技术与演奏方式等方面的内在联系，给读者勾勒出多元立体的叙述印象，由此展现其不同于传记、书信、乐曲研究的独特之处。

作者在本书中有诸多闪光且独到的史学思考，比如有关交响曲的发展问题。在贝多芬之后的浪漫主义时期，交响曲体裁已经展现出强烈的背叛与膨胀：舒曼逐渐意识到奏鸣曲、交响曲和弦乐四重奏的发展并不像他所希望的那样，于是将兴趣点转向了利德，他作为管弦乐作曲家的身份一直广受诟病，其中最致命的就是他的配器问题;门德尔松四部成熟时期的交响曲（第2至5号）创作于1840—1842年，只有《意大利交响曲》在管弦乐保留曲目中占有一席之地。浪漫主义时期交响曲在19世纪下半叶标题音乐的侵蚀下进入了瓶颈。马勒的前辈布鲁克纳引领交响曲进入了第二个黄金时期，这一时期较古典主义的线性发展来说具有更复杂的个性特质。马勒对西贝柳斯说：“交响曲必须和人世间一样，无所不包。”这位芬兰作曲家则强调，交响曲需要有“深刻的逻辑和内在的联系” 。莱布雷希特认为，在西贝柳斯“注重结构”与马勒“将交响曲看作一个世界”的不同理念之间存在相当大的分歧。

在马勒之后的100年间，作曲家分化为两个阵营：一派注重技巧纯净、形式结构分明，如斯特拉文斯基、德彪西、勋伯格、巴托克、布列兹;另一派则试图以不断扩充的相关性体裁回应整个混乱的世界，如贝尔格、普罗科菲耶夫、肖斯塔科维奇、施尼特凯。停在某个十字路口的西贝柳斯与马勒就这么界定了交响乐日后创作的两个派系。 这是一个相当大胆且独特的推论。文中的精妙评论还有许多，如莱布雷希特赞成瓦尔特所谓的《第九交响曲》是马勒“平静地向世界告别”之说。他关注到马勒作品中大量关于爱、悔恨、愤怒及反抗的描述并未有详细的说明。“带着愤怒”“以最大的力量”是马勒演绎内心表达的谱面标记，它们在音乐中显示的不只是等待上帝召见而发出的叹息。莱布雷希特认为，马勒一方面试图直视死亡，另一方面选择逃避，乐曲在勇敢与恐惧中交替，希望与绝望互相平衡。

莱布雷希特了解施佩西特、格兰奇、米切尔、弗洛罗斯、布劳科普夫等人的研究，他们都是“马勒专家”，并承认“这些都是通往马勒世界的重要入口”。然而，莱布雷希特批判性地认为，“就本质而言，他们所关心的马勒始终不是现代的马勒，亦不可能探讨现代世界中马勒的意义，相应地，观点常趋于狭隘。马勒的故事必须以21世纪的观点来叙述。”  莱布雷希特的著作仿佛是音乐史中汇入的一股新流，它是开拓性的、不同于以往的、面向未来世界的。写作中的创新十分难得，就像1910年斯特拉文斯基在巴黎以《火鸟》奠定了自己的新秀地位，第二部芭蕾舞剧《彼得鲁什卡》（1910—1911）更受欢迎;1912年，勋伯格创作了《月迷彼埃罗》，为了弥补损失的和声而精心采用了一些技法，他的音乐“不是构建的，而是自然表达的”  ，不带任何格式化的拖沓情感。作曲家需要在时代发展中寻找自我，历史的书写者同样需要以一种崭新的方式探寻编纂与写作。莱布雷希特大胆地走出了魔咒，冲破了时间的束缚。历史的车轮无法停下来，昨日故事的回响指明了未来的研究方向。

结 语

探访马勒，犹如历史的追问。马勒成为了这个时代最受欢迎、最有影响力的交响乐作曲家之一。为什么是他？他令我们思索，令我们哭泣，令我们感动，他的作品诠释灵魂的对话。脱离乐谱而重新审视作品的意义对现代聆听者而言是繁冗和深邃的。马勒的作品不是标本，他属于一个时代，并将继续以活态的方式存在下去。接受者的诠释和解读使作品重生，作品在作者与接受的空间中变得多元。莱布雷希特具有理智而温润的理想，在充实的史料基础上融入了更多个性化的批评、品评与品鉴。作者一方面将文化关联、批判阐释与人文折射孕育其中，展现了学者博学的知识领域;另一方面在音乐、传播、媒介、历史的维度中重新表述了对马勒作品的理解，极具个性化体验。这为当代的音乐史研究开拓了新的思路，也证明历史研究在多元冲击的视角下已然悄然发生改变。作者在聆听、体验、解答中展现作曲家及作品的魅力，在接受的进程中体验个性与共性、自律与他律，脱离乐谱的重新诠释和面向未来的体验摆脱了“音乐的博物馆”的束缚。莱布雷希特的写作融入了音乐的时间性与空间性进程并汇集了作者的宝贵特质。笔者呼吁，历史的编撰者在新的历史时期应该辩证地看待历史研究，力图开拓视野，在多元视角的冲击下重新认识自己、认识史料。

本篇责任编辑 钱芳

收稿日期： 2019-05-06

基金项目：2019年度沈阳音乐学院院级课题“历史·当代·叙事——談诺曼·莱布雷希特《为什么是马勒？》的写作特质”（2019YLQ05）。

作者简介：张晨（1983— ），女，博士，沈阳音乐学院音乐学系讲师（辽宁沈阳 1108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