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建元

见到烧鸡，是在20世纪七十年代末，是我进城上学时。

那时候对好多人而言，烧鸡就是人间的至高美味。

我不知道烧鸡要经过多少道工序，在济南街头巷尾的熟食店里，近午时分烧鸡出锅，众多烧鸡装在粗圆的不锈钢桶里，上有盖子。只有一两只卧在桌子上的搪瓷盘子里招徕顾客。或者，把烧鸡们排成方队，皮肤是淡酱的颜色，大腿收拢，贴在肋侧，细脖子全都往左弯过来，头低眼闭很是谦卑，但屁股依然小骄傲地翘着，因为它们有了身价。

一只烧鸡大约要五六块钱，工薪阶层的月工资也就三四十元，平常要吃烧鸡是要掂量掂量的。那时候我住在爱人单位的旧筒子楼里，就是十平方的空间，孩子小，生活拮据。楼下住的是某工厂里的供销科长，每到周日，全家要吃烧鸡。吃完鸡后，又传出他儿子弹奏钢琴的乐音，儿子的名字也富贵，叫蛋蛋。

我中学的恩师来济南出差，就住在《大众日报》招待所里，所里就有食堂。我去看老师，没什么可带，路上牙一咬买了一只烧鸡，五块钱。店里没有方便袋，就用软纸包着。我一手扶住车把，一手托着烧鸡。老师正在饭厅吃饭，对着一碗白菜啃着馒头。我把烧鸡放到桌子上，老师说这是专门给我吃的啊？我点点头。老师的脸微微板着，心里已有些自豪，突然嗓音一高说，给我撕条大腿！

后来，日子渐渐见好。有朋友要来，我到街上买菜，首先把烧鸡买上。回家后把它放在盘子里，端到桌子中间。有了烧鸡坐镇，心就踏实了。然后青菜炒肉，清炒芹菜，炸盘虾片儿和花生米，再拍几根黄瓜。几个盘子先后上桌，烧鸡的派头和威仪就足了，丰腴沉稳，有臣僚拱围，王者俨俨，它的气场就是散发出带着酱味的肉香，我对友人的情谊主要体现在它身上。一片冰心在玉壶，玉壶旁边有烧鸡。

烧鸡的故事再继续。有位王作家和李作家要好，王作家来自鲁西北农村，评上职称后，老婆孩子转到城里。王作家高兴，非要请李作家喝酒。王作家热情豪爽，虽无积蓄，还是买了一只很大的烧鸡，也是放在大盘子里先端到桌子上，这就相当隆重了。王作家咽下口水，哼着小曲儿到厨房炒菜。忙活半天出来一看，大惊失色，烧鸡的两条大腿全被人撕走，只剩下鸡架子尴尬无奈地趴在盘子里，脖子也被拧断了。王作家扭头一看，十岁的儿子坐在窗前的破桌子上做作业，黑乎乎的嘴周边油腻发亮，鲜红的小舌头不停地舔着嘴唇。王作家火了，扑上去拎起儿子，随手就是一耳光，嘴里还小婊子儿小婊子儿地骂着。儿子也不是省油的灯，哭着嚎着窜进厨房里，抓着菜刀就冲出来，闭着小眼睛乱砍。王作家退到门口，儿子追到门口。王作家围着楼跑，儿子在后面紧追不饶。危急时刻，李作家到了，夺下菜刀这才平息。两位作家坐下来，李作家感叹说：“还是穷啊，亏待了孩子了。”说着，他用筷子把鸡屁股拧下来，就要扔。王作家说：“别扔别扔，一口肉，一口肉，一口肉啊！”说着就把鸡屁股夹起来填到嘴里。李作家笑着说：“王兄啊，以后你就有钱了，你把银行吃到肚子里啦！来，喝酒！”

随着市场化的深入，单位可以招待客人了，我也经常被叫去陪客。有时候菜点得多了，或者主客酒喝得多，那只烧鸡还有半边剩在盘子里，临走的时候我回头看看，心想多么可惜，我父亲还没吃过烧鸡哩。那年秋天我回老家，正好父亲在我老师家里，爷儿俩坐车回家，客车出站后暂停，我看见站口的小店里卖烧鸡，下去花五块钱买了一只。我父亲以为我要买烟，看见我买的是烧鸡，坐在车里不顾众人，厉声喝道，退了它！退了它！但是，车已经开了，我拿着烧鸡跑上了车，父亲脸色铁青，眼睛蹿火。我素来畏惧父亲，还是强笑着说，回去吃了吧。到了镇上，我有事情，晚饭后回到家，我问父亲你吃烧鸡了吗？父亲说：“我哪里舍得，下了车，我就送给老洪了，人家帮咱办了不少事儿……”

我内弟结婚生子，岳父托人从老家找了一个女孩儿来帮忙。女孩儿十五六岁，又黑又瘦，衣裳打着补丁，老实得不说话。过了几天，我跟爱人说，这么小的孩子出远门儿，人家爹娘天天挂牵着，让她到咱家吃顿饭吧。星期天，我爱人把女孩儿领到家里。我到街上买了一只烧鸡，又炒了四个菜，一个西红柿鸡蛋汤。可是，上桌之后，女孩儿就是不吃，低着头也不说话。我说你别不好意思，做了就是让你吃的，来，吃吧。可是小女孩儿还是低着头不动。我想是不是我说话硬，让她感觉不温和啊。我把爱人示意出来问她，女孩儿是不是想家了？我爱人说不是，早晨她还说不想家。我说那你和她先吃，我到书房里去。过了半天，爱人过来说，俺们吃完了，我领她到楼下走一走。

我出来一看，夹给女孩儿的那条鸡腿还在她的盘子里。小姑娘回到我岳父家。爱人告诉我，小女孩儿说，她害怕。我一愣，她怕什么？爱人说，女孩儿说，她看见这一桌子菜害怕，她从来没见过吃饭做这么一些菜。我问，她在家里都吃什么？爱人说，她说，就是吃煎饼，吃咸菜，也吃野菜。我很久不说话，心里一阵酸楚。半月后，女孩儿走了，她的家在鲁南山区。

三十多年过去，如今，吃只烧鸡早就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当年那个小女孩儿，算起来也四十多岁了。我们的国家富强了，她生活得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