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潇寒 律海涛

南通大学体育科学学院，江苏 南通 226007

袁敦礼（1895-1968），河北徐水人，我国现代杰出体育教育家。1919年任北京高等师范体育科主任，留学美国获体育硕士学位。归国后，历任北平师范大学体育科主任、教务长、校长等职。1945年被美国国务院聘任为客座教授。他与吴蕴瑞、郝更生三人为教育部共同起草《国民体育实施方案》，为普及国民体育建言献策。新中国成立后，袁敦礼曾任兰州体育学院院长、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副主席。袁敦礼对教育和体育事业忠心耿耿，并怀有深厚感情和事业心。在其执掌北平师大体育系期间，始终坚持身心合一的体育观，追求真理、勇于探索，使北平师大体育系成为我国体育人才培养的摇篮。“在全国，除南京国立中央大学体育系可与其相伯仲外，其他无出其右”。[1]袁敦礼在其留美学习和国内教育实践中逐步形成了教育化的体育观，推动了近代学校体育教育化、科学化发展，也为当前学校体育改革提供了理论借鉴。

1 对“体育”概念的阐释

无论何种学术研究，其核心概念的界定是最为基础的理论认识，也是该领域学者最为关注和热议的焦点。尤其是对新生事物，必然引起更为广泛、更为深刻的讨论。由于受到种种局限，对基本概念的认识往往会产生偏颇。中国近代体育是由西洋舶来之物，由于民族文化的差异、科学和教育理论的落差，致使国人对体育概念认识不清，聚讼纷纭，莫衷一是。理论认识层面的模糊，使体育目标与方法产生偏差，甚至出现目标与方法本末倒置的现象。袁敦礼认为体育发展脱离正轨的根源在于身心二元的“遗毒”，它视人为灵魂指导之下复杂的机器，身、心两分。体育被视为训练身体、增强肌力的工具，且注重于形而下的身体与技术层面，而缺乏与形而上的精神层面的联系。

身心二元的体育认知，加之强国强种、抵御外侮的政治情势，使教育界多注重于体育的工具价值，而忽视道德情感方面的理性价值教育功能。在此时期，不论政府和官员所提倡支持的、舆论媒体所鼓吹的、教育界所标榜的体育，几乎都是有形的身体活动，和各种物质准备与措施。如此发展，学校体育教师们只是机械的重复工匠事物，缺乏理论创新与是非判断，对体育目标、内容与方法无从取舍。[2]4体育发展至此，颇令人担虑。

自西方近代体育传入我国之后，教育界对体育概念的认知主要分为两大派别，一是身体的教育（Education of the physical），二是从身体活动中来教育（Education through the physical）。他们的理论基础分别为“二元论”和“一元论”的身心观。留学美国深受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熏陶的袁敦礼主张身心一元的体育观，认为人是由精神与肉体构成的有机统一体，“肌肉运动对于全身生理发生影响，同时对于心理也发生影响。所以肌肉运动的效果不是限于肌肉的，而是整个生理的心理的”，[3]体育是全身心的运动。体育运动有个人的、团体的，“在个人或团体活动中，可以有许多性情的陶冶与训练”。这当然需要有适宜的教材和教法，以及勇于负此全部机体责任的优秀教师，而绝不是“一个成绩优良的运动员或者是对体育一知半解的人可以胜任的。”[3]

从体育运动形式来看，我们不得不承认其为身体活动，但透过身体活动，可以影响青少年的情感道德，培养他们公平、合作、自信、自制、诚实守则的运动风尚和道德品质。人在运动时也同时“抒发其愉快或愤怒之感情。愉快时其运动之方法与结果与愤怒时迥乎不同也。”[4]49袁敦礼视人为有机统一整体，并强调任何一项教育都不能分之为人之何部分之教育，因为人是一个统一整体，不能解剖式地予以分割。所以体育是对人的整体教育，它之所以有别于“教育”二字，是因其方式的特殊，即以身体活动为方式进行教育。[4]12袁敦礼将体育目标纳入教育目标范畴，使体育概念不仅含有生理的层面，也融入心理或精神的层面。从工具理性延伸至价值理性进一步扩大了体育的功能，提升了体育的教育价值，使“体育”的概念沿着身心合一的轨迹向前发展。

在论及“从身体活动中来教育”和“身体的教育”两概念关系时，袁敦礼认为从概念的内涵角度，前者包括后者，同时必须以后者为基础。欲通过身体活动对道德情感和心理层面施加影响，“就必须先有优良的运动技术，才能发生兴趣，持久不愈，这种运动技术的培养就是体格训练的本身。”[5]因此无论为道德、为情感、为娱乐的体育，必须包括身体训练和教育才能奏效。袁敦礼指出，如果“身体的教育”一说，能够正确把握教育的价值，那么与“从身体活动中来教育”之概念并无太大差异。体育的职业化、商业化、不道德的运动行为等，都是因为教育价值缺失，并将体育视为肌肉和技术层面之故。因此，袁敦礼主张以“身体的教育”为基础，以育人为目的，运动的内容与方法不单涉动作与技术，要与社会心理、社会道德相结合，才能真正发挥体育的价值。[5]

此外，袁敦礼进一步阐述了“三育”之体育与体育课程之体育，二者概念的差异。他分析指出，从宏观教育来讲，将学校教育分为“德、智、体”三个方面还可以理解。但就体育课程而言，将体育的目标设定为纯粹的“身体的教育”，那就大错特错了。体育课程的目标应包括“德智体”三个方面，体育除强身健体之外，对社会道德与智力发展均有特殊的功效。在当时国内学者,提出此观点，并将二者之差异进行比较者，袁敦礼当属第一人。足见其对体育本质属性认识之深刻。

2 倡导体育教育化

清末新政，废科举兴学堂，广设武备学堂、外语学堂和实业学堂。省城书院改成大学堂、府、县改设中学堂、小学堂，增设蒙养学堂。学校体操课因清政府普设新式学堂而普及于全国各地，且男女体育同样受到重视。同时国人对身体意识开始觉醒，认识到“身体”的重要性，也深知“身体”可以通过教育的手段，达到“自强保种”和“强种强国”的目的。然而清末学堂的体操课虽有浓厚的身体意识，对身体锻炼也颇为重视，但是体操课程的目标仍局限于“尚武强国”“却病延年”“健美强身”等工具理性。及至新文化运动爆发，世界教育思潮随一战结束而发生转变，军国主义教育走向衰败，西方民主主义教育兴起并传入中国。民主主义教育和自然体育主张以人为本的全人格教育，将体育作为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注重人的全面发展的价值理性体育思想认知逐步受到重视，并与工具理性思想认知展开博弈。学校体育呈现体育军事化、体育教育化、体育竞技化思潮相互激荡、相互缠绕、此起彼伏的复杂形势。在此情形下，袁敦礼依据一元身心观，指出：“不论是为娱乐、为比赛、为健康、为锻炼，皆是体育的内容，皆有实际的教育价值。”[2]143旗帜鲜明地主张体育教育化。

首先，制定教育化体育目标。他融会全美教育会所采用的教育目标，将体育目标设置为：身心的健康、基本工具与技能的运用、养成良好的家庭份子、辅助促进职业的效果、训练成良好的公民、善用闲暇的习惯、充实伦理的品格等。[2]153这七项目标从个人的生理与心理、生计与闲暇，到家庭与社会，再到道伦理德规范，主要是基于杜威的生活教育理论。体育源于生活，反过来又为家庭和社会生活服务，使体育的功能与价值完全囊括于教育目标的范畴，并与个人、家庭和社会生活融为一体。

其次，采自然活动为体育内容。人体不论是生理的发展或心理的发展都有其自然的规律，不宜后天强制的改变。体育运动应选择适宜人体身心发展阶段特征的自然性活动，袁敦礼指出，所谓自然活动是依据人体的生理特征，使体育内容活泼有趣、具有启发性功能，尊重个人的个性发展、有人性化倾向的体育活动内容。自然体育活动首先考虑的是生理方面的自然性，要达到自然的发达，必须符合生理的原理，不可做拘束的运动，之前各学校的体操只重形式上的整齐，不管学生身体的状态，实有拔苗助长之嫌。自然的生理发育，需要平均的发达，使身体各器官均衡发展，而非偏向某一部分，以平和渐进的方法，而非竞技激烈的手段。袁敦礼是最早将《自然体育》公开发表于《体育杂志》的国内学者，自然活动是以“身心一元”为思想基础的民主主义教育形式，活动内容主要包括：游戏、球类、舞蹈、武术等项运动。他与形式呆板、内容枯燥的旧式体操，在目标、内容、方法等方面均有相当的差异性。自然活动更易于发展学生天性、进德修业、强壮体格，更能开放脑力、培养合作爱群、平等自由的价值观念。

再者，以学生为中心的体育方法。民国初年，人们对体育的认知尚不清晰，往往以为体育乃属于军事的范畴，或以为仅是儿童的游戏，无关教化之事。对“体育”二字中的“育”也不甚了解。袁敦礼认为人是由物质与精神构成的完整机体，体育是促进身心发展的最佳活动。人们对体育仅具有强健筋骨、强种强国之功能的认识是不全面的，体育更为重要的价值在于“育人”，即在体育过程中培养进取拼搏的精神、勇敢开拓的精神、团结合作的精神、遵纪守则的精神，等等。所以袁敦礼主张在体育实践中以学生为中心，而非教师为中心，发展学生的天性和创造性；视学生为一个有机整体，注重身心的均衡发展；尊重学生的个体差异而因材施教；使体育与社会活动相结合，提供学生社会化之教育。[2]160袁敦礼以学生为中心教育化的教学，将体育教学模式从技术层面提升至精神层面，从枯燥活动转变为有趣活动，提升了体育在学校教育中地位，使其正式纳入学校教育的组成部分。

3 反对体育竞技化

竞技体育运动源于英国，19世纪末英国学校体育竞赛在教育范畴内发展成为一种愉悦身心、强身健体之活动。传入美国校园之后，以夺得锦标为目的，朝着职业化、商业化方向发展。袁敦礼指出美国“校际竞赛是社会极力鼓吹的、组织精密的、商业化的，被学校作为广告的手段与经济来源。加入的运动员均接受特别的训练，以致在奥运会中屡次夺牌。”[6]袁敦礼进一步分析指出，运动竞赛必然产生胜负结果，极易激起情绪的波动，不论是求胜心理作祟，还是追求自我超越的积极态度，均不能摆脱外在动机的工具价值，遂产生诸多弊端。如：专业化、超强度训练而产生运动损伤；商业化超强诱发赌博与暴力行为。上述校际竞赛的反教育流弊，使得体育沦为争取虚荣与获得商业价值的工具，背离了教育的本质。为美国教育界所诟病。如此弊端丛生状态下的竞技体育，我国教育界却茫然漠视，完全照搬引入。这一锦标主义的竞技体育对我国学校体育产生了深刻影响，养成了一批特殊阶层的运动选手，耗费大量的学校资源，挤占剥夺了绝大多数学生应有的参与体育活动的权益，违背了学校体育宗旨。

就竞技体育价值而言，袁敦礼认为竞技体育本身并非没有教育价值，而是被政客、商家所利用，他们为追求各自的利益而将其政治化、商业化，以达到非教育的目的。这是袁敦礼所极力反对和力争改革的体育模式。袁敦礼将体育定位于教育的范畴，无论中西体育、洋土体育，只要有教育意义，均应加以提倡。源自英美的竞技体育，如能加以改造，回归顾拜旦4袁敦礼体育思想的启迪

袁敦礼是体育教育化思想的主要代表，其思想萌生、发展并成熟于他留美学习至掌理北平师大体育系期间。他的思想以身心一元为哲学基础，以塑造全人格人才为目标，反对职业化、商业化的竞技体育。这一思想不仅对近代体育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对当前学校体育及竞技体育的健康发展仍具有不可低估的借鉴价值。

术、德并重，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当前教育界高度重视并加紧落实“立德树人，以德为先”这一教育根本任务。学校体育作为“三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充分发挥自身特有的教育功能，在体育教育实践中，注重德育、智育两方面的培养。袁敦礼曾指出，将体育课程目标设定为纯粹的“身体的教育”，那就大错特错了。课程的目标应包括“德、智、体”三个方面，体 育除强身健体之外，对社会道德与智力发展均有特殊的功效。体育乃是人的整个机体的教育，而非提高运动成绩、达到体质测试标准的工具。体育之于德育能够养成良好的道德素养、坚定的意志品质，更能激发青少年的爱国情怀，从而增强民族凝聚力。因此，为培养适应新时代社会发展需要的人才，必须重视体育的教育功能，以塑造术德兼具全面发展的一代新人。

公平公正，回归竞技体育本源。竞技体育是采用科学系统训练手段最大限度地挖掘人的潜能，以创造优异成绩为目的的一种体育运动。由于竞技运动激烈的竞争性、对抗性和结果的不确定性，使其具有极强的观赏价值。竞技场上运动员顽强拼搏精神和健硕身体更给观众以美的享受。然而在竞技运动发展进程中出现了诸多现象和问题，值得我们深刻反省。如：运动员服用兴奋剂、裁判员黑哨、赌博暴力、体育管理层贪腐，等等。产生这些不公正、反道德行为的根源就是金牌至上、过渡追求商业利益，而弱化了竞技体育最为本质的教育功能。袁敦礼曾极力反对竞技体育的职业化和商业化。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倡导者，顾拜旦提倡奥运会的目的是“教育”与“公平”。而今奥运会及各级竞技运动会所出现的问题，却差强人意，与现代奥运会的初衷相去甚远。故此，我们应深刻反思利弊得失，努力使竞技体育回归本质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