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侠 张同利

[摘 要]新生代农民工是我国新时代产业工人，其规模已超越第一代农民工，成为当今我国农民工群体的生力军。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人力资本投资，有益于提高新生代农民工整体素质，增强其市场竞争力，助力我国从人口大国转型为人力资源大国。以人力资本理论为依据，基于对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投资的研究述评，从教育投资、技能培训和健康投资三方面对我国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投资现状进行探析，并据此提出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投资提升路径。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投资;提升路径

[中图分类号]F32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283（2019）08-0118-04

Abstract：Considered as one type of industrial workers in new age of China， new-era migrant workers have exceeded their former ones in scale， whats more， they have made the new powerful force of Chinese migrant workers. Enhancing human capital investment in new-era migrant workers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in the following aspects：improving their overall qualities; strengthening their competitiveness; assisting in transformation from Chinese role of the country with a large population to the role of the country with rich human resources. Based on research review of human capital investment in new-era migrant workers， the paper employs certain theories on human capital to analyse current situation of human capital investment in Chinese new-era migrant workers from three aspects：education investment， skill training and health investment. Furthermore， the paper puts forwards specific enhancement approaches of human capital investment in new-era migrant workers.

Keywords：New-era Migrant Workers; Human Capital Investment; Enhancement Approaches

一、引言

“新生代農民工”这一概念，首次被提出和使用是在2010年1月3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一号文件中。新生代农民工（亦称第二代农民工）是相对于第一代农民工而言的，指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1980年）之后，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1996年）开始进入城市务工，并主要从事非农产业、以非农收入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农业户籍人口。

据《2018年我国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显示，截至2018年，1980年及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总量为14850.54万人，占全国农民工总量的51.5%;在新生代农民工中，“80后”农民工人数为7484.67万人，占比50.4%;“90后”农民工人数为6415.43万人，占比43.2%;“00后”农民工人数为950.43万人，占比6.4%。可见，新生代农民工人数已超过第一代农民工，成为当今我国农民工群体的生力军。随着我国逐步迈入老龄化社会，我国人口红利也随之逐年下降，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人力资本投资，有益于提高新生代农民工整体素质，增强其市场竞争力，助力我国从人口大国转型为人力资源大国。

二、国内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投资研究综述

截至2019年7月，通过中国知网查询系统，在主题中输入“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投资”进行检索，共命中47篇（其中硕士论文13篇，博士论文5篇，期刊论文29篇）。

基于分析近年来国内研究资料，发现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投资领域研究主要关注如下：

（一）人力资本投资对非农收入的影响

惠源、胡宏伟（2010）运用最小二乘法（OLS）与多分变量逻辑斯蒂回归（Multinominal Regression）方法对新生代农民工劳动收入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论为：教育水平对新一代农民工的劳动收入存在显著影响[1]。徐辉和甘晓燕（2013）从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对新一代农民工人力资本与收入间的相关性进行探究。结果表明，两者之间存在较强相关性，即新生代农民工的收入与受教育程度、培训经历及工作经验都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2]。王目文、封梦琪（2019）依托数据对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因素及工资状况进行回归性分析，结论认为，新一代农民工工资收入水平随受教育程度提高而升高，且新一代农民工接受的专业培训和其工资收入亦呈正相关[3]。武岩、唐幸（2017）采用定量分析法对新老两代农民工的收入影响因素进行对比分析，揭示出人力资本是影响新生代农民工收入的主要因素，而社会资本在其中的作用不显著[4]。

上述学者相关研究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的人力资本投资（主要指教育培训水平）对该群体工资收入有重大影响。但也有学者研究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水平与收入虽确实存在正相关关系，但教育水平却对其工资收入影响不显著。例如，孙立、仝时（2011）从教育资本、健康资本和经验资本三个方面对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进行定量分析，其结果显示，新生代农民工收入受其健康资本和经验资本影响显著，而来自其教育资本的影响并不明显[5]。张耘逍（2016）也借助对人力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收入影响的实证分析，指出培训与新生代农民工收入呈正相关且影响最大;受教育程度与收入虽存在正相关关系，但其影响较小[6]。

（二）人力资本投资对就业影响

田福双、陈至发、贺婷婷、曹蕾（2015）的研究表明，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职业认同、企业培训政策、由政府提供的培训供给总量和培训有效性皆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产生明显制约性[7]。丁志慧、黎东升（2016）的研究指出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会受到人力资本的影响，因此新生代农民工应大力提升人力资本，合理规划职業生涯[8]。在刘莹莹、梁栩凌、张一名（2018）的研究中，应用最小二乘法与Logit模型统计分析法，对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之于就业质量影响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人力资本涵盖的各要素对指数化就业质量指标均存在明显正向影响[9]。沈凯婷（2018）也通过分析发现制约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的核心要素之一恰是人力资本，由此导致新生代农民工收入水平不高，就业层次低，稳定性差等社会问题[10]。熊黎雅（2018）则基于代际差异视角探讨了人力资本要素对农民工非农就业的影响，表明受教育程度、工作经验等人力资本对农民工自主择业有显著的正向影响[11]。

（三）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投资影响因素

褚杭（2011）采用SWOT分析法探析了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投资，指出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投资的优势、劣势，面临的机会与威胁，并提出提高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投资对策[12]。胡清华（2012）的研究表明：社会动力不足、思想文化投资不平衡、人力资本双向流动渠道不畅等问题都会影响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投资，需多措并举以促进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持续增值[13]。申鹏、申有明（2012），立足农民工代际差异视阈，聚焦教育、培训、健康及迁移四层面涵盖十指标，探索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投资，提出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优化策略[14]。何芳（2014）则从工资收入不高、流迁相关的各种费用较高、社会保障不全面、业余精神文化匮乏以及职业教育培训力度不够等五个方面梳理了提升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所面临的困境[15]。

三、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投资的现状

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投资主要涵盖教育投资、技能培训及健康投资三种形式，是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的知识储备、技能水平和健康程度的集合形式。

（一）教育投资

教育投资不仅是人力资本投资关注的核心，也是效益最大的一种投资。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程度普遍高于第一代农民工，基本都已完成九年义务教育，部分还接受过高中和中、高等职业教育。据《2013年我国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显示，2013年具有高中及以上学历的新生代农民工人数已占到1/3，其中具有高中学历的人数占比12.3%，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的人数占比1.8%，如表1所示。

表1中数据显示，尽管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程度比第一代农民工普遍更高，但从农民工文化程度构成来看，绝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程度仍停留在义务教育阶段，占比66.7%（其中初中以下学历占比6.1%，初中学历占比60.6%），而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农民工人数仅占12.8%。

（二）技能培训

技能培训作为人力资本投资的另一种重要形式，主要通过有针对性的培训，让参培人员获得特定工作技能，增强其市场就业竞争力。新生代农民工不仅受教育程度普遍高于第一代农民工，且该群体接受非农职业技能培训的比例也高于第一代农民工，并且部分人具备一定的职业技能。据《2017年我国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显示：2017年，农民工中接受过非农职业技能培训的农民工人数占比30.6%。其中，本地农民工人数占27.6%，外出农民工人数占33.7%，如表2所示。

（三）健康投资

除教育投资、技能培训外，健康投资也是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投资不容忽视的重要一环。健康投资是指国家为保护和提高全体社会成员的健康（包括身体健康与心理健康），在一定时期内所投入的用于预防和治疗疾病的卫生费用。相关研究显示健康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收入有显著性影响，且新生代农民工健康投资回报率也较高。早期由于我国医疗卫生资源短缺严重，且资源配置不均衡，导致大部分农村地区的医疗卫生软、硬件设施都比较落后，乡村医护人员的数量严重不足，继而出现“看病难、看病贵、看不起病”的现象，进而导致“因病致贫、因病返贫”，对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提升形成严重阻碍。近年来国家加大对农村地区的卫生投资，从2002年开始，我国逐步建立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2013年我国农村医疗保障重点开始向大病转移，有效保障了农民工的身体健康。同时，针对农民工群体普遍面临的职业危害、工作场所安全和居住环境卫生等问题，我国政府也在加快建立健全农民工工伤保险、医疗保险和医疗救助等社会保障机制。以上举措对有效提升新生代农民工健康人力资本投资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

四、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投资提升路径

（一）提高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投资意识

随着当今社会竞争日趋激烈，新生代农民工也逐渐认识到人力资本的重要性，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他们的文化程度普遍较高，且有着较强的探求欲和技能学习需求。《中国新生代农民工发展状况及代际对比》研究报告反映出，新生代农民工中，97%的人群有继续学习的意愿，他们对于文化知识、专业知识都有较强的求知欲和积极的进取精神。在此背景下，应顺应和进一步培养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投资意识，引导其理性进行自我投资，合理安排职业规划，从而为自身发展谋求更广阔的空间。

（二）完备新生代农民工教育投资体制

首先，要持续加大对农村及偏远地区的基础教育投入。做到对城乡教育资源进行合理配置，不断改善办学条件，逐步提高农村及偏远地区基础教育质量。具体措施包括：一方面继续加大各级政府和主管部门对农村基础教育的投入，改善农村及偏远地区办学条件;另一方面要增加乡村教师数量，同步提高乡村教师素质水平。通过农村及偏远地区基础教育条件的改善，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为新生代农民工拥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奠定良好的基础。

其次，鼓励新生代农民工积极参加各类继续教育和职业教育。充分发挥各类职业院校、培训机构、国家开放大学等各类教育培训组织的主体作用，不仅要做大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的规模，更要注重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质量和内涵建设。

（三）加强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力度

目前针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訓以短期培训为主。新生代农民工积极参加职业技能培训，有利于提高自身的人力资本存量，增强外出务工就业的竞争力，为个人开拓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也有利于提升农民工的整体素质，推动我国由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大国转型。

首先，要充分发挥政府主导作用。一是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应及时关注市场对于农民工岗位技能的需求状态，进行农民工培训的有序调控和优化配置。有针对性地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免费、多样化及差异化的职业技能培训，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综合能力。二是政府应积极开展职业技能鉴定试点工作，逐步推行持证上岗制度，从制度安排层面来积极谋划提升新生代农民工技能素质。

其次，企业应鼓励和引导新生代农民工积极参与技能培训，充分发挥企业在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投资中的作用。企业应常态性开展针对性强的在职培训，以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人力资本投资。此类培训应立足不同岗位所需的职业技能和素质差异，以多种易操作的形式，对新生代农民工开展岗前培训和在岗培训。经验表明在职培训可以帮助新生代农民工把学习融入到日常工作，继而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和工作经验，同时兼顾了新生代农民工培训的有效性和可持续性。

（四）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健康投资水平

新生代农民工的健康不仅是指身体健康，还包括心理健康。因此，关注新生代农民工的健康投资水平必须是身、心健康兼顾并重。

首先，政府部门要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维护和改善农民工的健康水平。社会保障是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途径，因此各级政府和企业要逐步把新生代农民工纳入城镇职工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健全针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伤、医疗、养老、失业等社会保障制度，多措并举，以减轻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打拼的生存压力，改善其生活环境。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健康投资水平，也有利于新生代农民工加快实现市民化。

其次，企业有义务和责任维护和改善农民工健康水平。一是企业应积极改善工作环境，确保工作场所安全，提高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劳动保护。二是企业可以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健康教育，帮助新生代农民工树立健康意识，熟悉必要的安全、卫生等知识，以减少或消除影响健康的危险因素。

第三，社会各界应共同努力营造关心、尊重农民工的良好社会氛围。丰富新生代农民工的业余文化活动，满足其精神文化需求。对特定的新生代农民工，可以通过思想开导，心理疏导等服务，给予其精神关怀，帮助其树立积极的生活态度，更好融入城市生活。

[参考文献]

[1]惠源，胡宏伟.第二代农民工劳动收入影响因素——基于 OLS与 Multinominal Regression方法[J].河北理工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4，10（2）：12-16.

[2]徐辉，甘晓燕.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与收入的相关性研究[J].调研世界，2013（2）：60.

[3]王目文，封梦琪.人力资本视角下新生代农民工工资收入影响因素研究——以山东省博兴县为例[J].科技经济导刊，2019，27（7）：167-168.

[4]武岩，唐幸.新老农民工收入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J].统计与决策，2017（17）：114-117.

[5]孙立，仝时.人力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收入影响的研究 [J].江苏科技信息，2011（10）：16-18.

[6]张耘逍.人力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收入的影响研究[J].农村经济与科技，2016，27（7）：165-166.

[7]田福双，陈至发，贺婷婷，曹蕾.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J].嘉兴学院学报，2015（3）：78-85.

[8]丁志慧，黎东升.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影响因素研究[J].长江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6（3）：66-68.

[9]刘莹莹，梁栩凌，张一名.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对其就业质量的影响[J].调研世界，2018（12）：30-35.

[10]沈凯婷.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问题及提升途径[J].产业与科技论坛，2018（17）：8-9.

[11]熊黎雅.人力资本要素对农民工非农就业的影响——基于代际差异视角[D].华东交通大学，2018.

[12]胡清华.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投资策略探析[J].学术交流，2012（12）：108-111.

[13]申鹏，申有明.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投资研究——基于农民工代际差异视角[J].现代商贸工业，2012（17）：86-88.

[14]褚杭.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投资的SWOT分析[J].当代社科视野，2011（3）：19-23.

[15]何芳.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提升的理性分析[J].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14，30（11）：36-39.

（责任编辑：张彤彤 董博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