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匠

“共和国勋章”“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报道之七

9 月29 日，中国羽毛球走向辉煌的奠基人王文教，被授予了“人民楷模”国家荣誉称号。当得知自己获此殊荣时，今年已经86 岁的他说：“感谢祖国惦记着我。这是我没有想到的。获得国家的认可我非常激动。”

王文教是上世纪50 年代，从印度尼西亚回国的华侨。他的父母都是当年从福建南安出发，闯南洋，到的印度尼西亚，1933 年11 月出生在印度尼西亚的梭罗市，其实，他的父母已在梭罗市开起了一家饭店和一家食品店，家境相当富裕。8 岁时，他喜欢上了羽毛球，每天放学后，扔下书包，就往球场跑。17 岁，他入选了印尼国家羽毛球队，18 岁就获得了全国冠军，成为印尼家喻户晓的羽毛球明星。

并不平坦的归国之路

1953 年5 月，刚刚击败了马来西亚世界冠军的王文教随印尼华侨体育观摩团参加了在天津举行全国四项球类（篮球、排球、网球、羽毛球）运动会，但由于该团在办理回国手续时，受到层层刁难，加之交通不便，他们抵达天津时，运动会已经结束了。为不使他们白来一趟，中方安排了王文教与刚摘得羽毛军冠军的一名上海选手，打了一场表演赛。那场比赛，王文教首局不费吹灰之力，就以15 比0赢了下来，第二局王文教为不使对手太过没面子，连送了几分，最终以15 比6 结束了比赛（其实，这也不能全怪那位冠军选手实力太弱，而是当时中国的羽毛球运动才刚起步，运动员基本上都是刚从网球转过来的）。这场太过轻松的胜利，深深地刺痛了王文教的心，更由此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运动会后，观摩团又到沈阳、鞍山、抚顺、北京、上海等地参观，新中国的勃勃生机及正在发生的变化，不断刷新着他们对祖国的认识。王文教与团里的他的好兄弟、同是羽毛球运动员的陈福寿，当时就想留下来，不回去了。

但印尼政府应该是就怕他们中有人会留在中国不回去，给他们发的是集体护照，50 个人共用一张签证，一个人不回去，别人回去后就会遇到麻烦。他们也只能是先回去再想办法返回祖国。

上世纪50 年代，回国是很多印尼华侨的共同愿望。然而，对于王文教和陈福寿来说，回国就意味着要抛下已有的一切。而且当时中国还不是国际羽毛球联合会的会员，他们回国之后将没有机会再参加正式的国际比赛，这对于正值当打之年的他们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牺牲。

但是王文教回国帮助祖国提高羽毛球运动水平的决心已定！他一面与陈福寿反复商讨回国的计划，一面又联系了其他一些想要回国的华侨青年。经过半年多准备，时在雅加达的羽毛球运动员黄世明也决定要和他俩一起回国。当时，为了避免引起公众的注意，他们在护照上的姓名没有使用为人所熟知闽南话发音的拼写，而是使用了汉语普通话发音的拼写。

可以说，为了回国，王文教他们抛下了亲情、爱情、友情，王文教甚至写下了“永不回印尼”的保证书。当他在海关签下自己名字的那一刻，他的命运就和新中国紧紧地捆绑在一起了，无论顺境，还是逆境。

1954 年5 月6 日，王文教、陈福寿等人终于踏上了归国的路程。

中国羽毛球事业的拓荒者

王文教回国后，中央体育学院（今北京体育大学）成立了一个羽毛球班。羽毛球班设在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礼堂，王文教既是教练，也是队长。

最初，队里只有王文教、陈福寿和黄世明三个人。三个人练双打，根本练不起来。不久，施宁安（他也是从印尼回国的羽毛球运动员）也加入了进来。如此一来，以他们四人为主的一支‘准’国家队就建立了起来。”

当时，他们住在天津和平区重庆道100号。每天清晨，天蒙蒙亮，他们就要从民园体育场，乘坐公交车到劝业场，再转乘有轨电车，到青年会礼堂训练。作为队长，王文教每天晚上都会凭票给大家报销1 毛4 分钱的车费。

当时，他们的训练与生活条件都很艰苦，王文教一度因营养不良，而腿部浮肿。“当时，我一回来，有6 个月的试用期，试用期只有17块人民币，伙食费还要交9 块，只剩下8 块钱，后来我的自行车也卖掉了。但这不算什么，我感觉年轻人怎么样都行，而且体育也锻炼一个人的意志品质。”他说。那时候，主管体育的贺龙元帅知道了这个情况后，就特别要求要给羽毛球队蒸米饭、开小灶，这份来自国家的特殊关怀，让他们倍感温暖。

王文教他们在除了一周5 天半的训练，还要负责向社会推广羽毛球运动。几乎每个周末，他们都会在京津两地的一些工厂、学校举行表演赛。“表演赛时，我们为了增强观赏性，经常从胯下、背后击球，让人们感受到羽毛球的神奇与乐趣。”

眼看着，羽毛球运动在群众中的影响力，在他们的努力之下，越来越大，王文教深感欣慰。

1955 年底，羽毛球班从天津迁到了北京。不久，位于体育馆路的北京体育馆建成，羽毛球班在北京终于有了一个室内的训练场地。“当时，毛主席还来看过我们的训练。队友们都很兴奋，特别是陈福寿，因为太激动了，光顾着看主席了，连球都不打了。”忆往昔，王文教笑得像个孩子。

不过，北京的寒冬也让王文教他们这些从小生活在赤道附近的“归侨”吃尽了苦头。他们住在体育馆附近的平房里，冬天需要烧煤炉取暖，白天还好说，总能找人帮他们把炉子生着，但有时夜里炉子灭了，他们自己又不会生火，就只能硬扛一夜了。但这些困难在他们要把祖国的羽毛球事业尽快搞上的一腔热血面前，就显得太微不足道了。

王文教、陈福寿、黄世明、施宁安他们带回来的先进打法和理念，很快就犹如星星之火，爆发出了燎原之势。为了更好地推动羽毛球运动，国家体委决定在这项运动开展得比较早的福建和上海分别成立羽毛球集训队，并将他们四人都分到了这两支集训队里，以便让他们继续发挥“火种”作用。王文教加入自己的家乡福建队，“我这个人家乡观念很重，而且当时福建方面也承诺要为我们准备6片羽毛球场地，用于训练。所以，我是很愉快地从北京回了福建。”他说。

1956 年11 月，继福建省成立了我国第一支省级羽毛球队后，上海、广东、天津、湖南、湖北等地相继成立了羽毛球队。两年后，中国羽毛球协会在武汉正式成立，当时，全国已有20 多个省、市成立了羽毛球队，这些队都是以王文教与陈福寿合写的《羽毛球》为教材进行训练的。

1957 年3 月底，由王文教、陈福寿、黄世明、施宁安组成的中国羽毛球队访问了印尼，先后在雅加达、万隆等地进行了45 场比赛，取得30 场胜15 场负的战绩，这也是国羽首次战胜世界羽坛劲旅印尼队。同年，在苏联举办的第6届世界青年联欢节上，由王文教领衔的中国羽毛球队发挥出色，一举摘得了团体金牌。当他们眼见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场馆内回荡着义勇军进行曲时，小伙子们流下了激动的泪水。“能够为国争光，我们非常激动。”王文教说。

1959 年第一届全国运动会在北京举行，由王文教带领的福建羽毛球队获得了团体总分第一，同时他个人也收获了男单和男双两枚金牌。但随后，国家进入了三年困难时期，一些省市的羽毛球队被迫解散，只有福建、广东、上海和湖北几个省市的羽毛球队被保留了下来。

上世纪60 年代初，王文教和陈福寿等人也由于多年的“征战”，伤病缠身，开始逐渐淡出赛场，转为教练。

不过幸运的是，此时又有一批生龙活虎的羽毛球运动员，如汤仙虎、侯加昌、方凯祥、傅汉洵、吴俊盛、陈玉娘、梁小牧、梁秋霞等人相继回国，他们分别被安排进了福建和广东羽毛球队。

困难时期，王文教的母亲专门从印尼给他寄来了一些肉松、香肠、黄油、饼干、奶粉、沙丁鱼和午餐肉等各种食品，全都是装在一只大藤篮里寄给他的。回忆起当时的情境，王文教说：“想要翻到下面的食物，人要爬到藤篮里面去拿。藤篮上有个号码锁，密码是816。那时候，有钱没用，想买糖都买不到。”他还记得有一次，他带着刚回国不久的几个队员去上海、南京交流，“汤仙虎一口气吃了十个包子，虽然付钱时挺贵的，但看他吃得那么香，我还是很高兴的。”

改作教练后，王文教有了汤仙虎、侯加昌等几员大将，他卧薪尝胆，悉心调教，帮助他们迅速成长为了中国羽毛球的新生力军。在训练场上，王文教从来都是不苟言笑，严厉也是出了名的。他不仅在训练中，不允许队员有任何松懈，在生活上，同样对他们要求很严。“我管得挺严的，每个人都要遵守纪律。”

随着中国经济状况的逐步好转，各省、市又相继恢复了羽毛球队。与此同时，国羽与当时的羽毛球运动的王国印尼，以及欧洲的强队丹麦队、瑞典队之间的国际交流，也恢复了。

1963 年7 月，刚刚获得汤姆斯杯的印尼羽毛球队来华访问，王文教率由傅汉洵、汤仙虎、侯加昌、方凯祥、林建成、吴俊盛等人组成的中国队迎战。首场比赛在北京体育馆举行，中国队即以4 比1 的比分战胜了印尼队。随后，福建队又在天津以3 比2 的比分战胜了印尼队。

同年11 月，王文教又率中国羽毛球队参加了在印尼首都雅加达举行的第一届新兴力量运动会，由汤仙虎、侯家昌、林建成、吴俊盛、张铸成、梁小牧、陈玉娘、陈家琰、陈丽娟、林小玉组成的中国队，不仅获得了女团和男单两项冠军，还获得了男单的第二名，女单的第二、三名，男双的第二、三名和女双的第二、三名。

令人惊艳的欧洲之行

1965 年10 月19 至20 日，中国、丹麦国际羽毛球邀请赛在哥本哈根举行，王文教又一次率队出征。他回忆说：“那次出访前，我们还根据汤仙虎的提议，将球拍都漆成了‘中国红’的颜色。这对于当时用惯了白色球拍的外国选手而言，我们的球拍看上去很与众不同。还有就是，考虑到当时我们的国家还不富裕，我们在丹麦期间，大家都不舍得在入住的酒店餐厅吃饭，就一起到外面路边的小餐厅就餐。因为在酒店吃饭，人家点蜡烛、放音乐，都是要算到用餐费里面的。”

丹麦队是当时的世界冠军队，比赛前，当地一家电视台竟然打出了“黄种人会打羽毛球吗”的字样，然后就讲中国人是东亚病夫什么什么的，“当时我们都感到很气愤。”王文教说。时任中国驻丹麦大使的柯博年立即给全队开了一个会，柯大使说：“你们一定不要带着气愤的心情去比赛，那样肯定发挥不出你们真实的水平。丹麦人对羽毛球的热爱由来已久，他们一直都以‘羽毛球王国’自居，而我们就是要拿出体育精神，到赛场上去和对手一决高下。”听了柯大使的一番话，队员们斗志昂扬，憋足了劲要在场上打出水平。

头场比赛，中国队以全胜的战绩击败了所有上场的丹麦选手。最终的结果是：男单冠亚军为中国队的汤仙虎、侯家昌所包揽；男双冠亚军为中国队的林建成/吴俊盛、汤仙虎/侯家昌所包揽；女单和女双冠军分别由中国队的陈玉娘和陈玉娘/梁小牧所分得；混双冠亚军为中国队方凯祥/陈丽娟、林建成/梁小牧所包揽。

丹麦队被打蒙了，但他们并不服气，因为他的“骄子”——六个世界冠军的获得者科普斯还未出场。当地一家报登出了科普斯的大幅照片，并宣称“科普斯将在奥尔胡斯（丹麦的第二大城市）迎战中国队，这将是一场报复性的比赛”。

21 日晚，科普斯在奥尔胡斯羽毛球馆摆下“战场”，中国队派出了汤仙虎与之对战。汤仙虎面对强手，毫不畏惧，以灵活的抽吊、凶狠的扣杀，竟连打了科普斯一个15 比5 和一个15 比0。第二天，那家报纸又在醒目的位置刊登了这条新闻，标题是“我们的世界冠军吃了鸭蛋”。并在文章中说：“中国羽毛球队队员的打法让人眼花缭乱，他们不停地起跳、扣杀，他们的速度惊人，像节日的礼花闪动，当你转身时，球已落地，他们的网前球更像魔术师的表演一样出人意料。”

随后，中国队又去了芬兰和瑞典访问。此次出访，中国队与世界劲旅丹麦队、瑞典队一共进行了34 场比赛，一场未败，震掠了世界羽坛，并让中国羽毛球队赢得了“无冕之王”的美誉。

中国队载誉归来时，贺龙副总理亲自为他们举行了庆功宴，并勉励大家要“从零开始，切勿骄傲”。

最难忘的一场比赛

“文革”中，王文教、陈福寿也都因为他们的“海外背景”，而受到冲击，被下放到农村“改造”。直到1972 年初，才从调回北京，负责组建新的国家队。

此后，王文教一直肩负着中国羽毛球队总教练一职，直到1993 退休。在他担任总教练期间，培养了包括汤仙虎、侯加昌、韩健、熊国宝、杨阳、赵剑华、李永波、田秉毅等人在内的56 个世界冠军，并带领中国羽毛球队四次捧起汤姆斯杯。

王文教认为，1982 年5 月21 日，与印尼队在英国伦敦皇家艾伯特大厅进行的那场汤姆斯杯的决赛，是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场比赛。当时，一代名将汤仙虎、侯加昌都已退役，国家队里都是一些年轻的面孔。印尼队自从1958 年第一次夺得汤姆斯杯后，又在此后的七届汤杯比赛中，六次捧杯。“比赛刚开始时，我们特别紧张。因为输的队伍不仅没有奖牌，还要站在边上，观看人家上台领奖。”王文教双手一摊，继续说道：“拿不到冠军已经够难受的了，人家拿奖杯，还要陪着，你想运动员的心里是个什么滋味！”

那届汤杯的决赛采取的是九局五胜制的赛制，分两天进行。为了打赢这场比赛，印尼队也是精英尽出，连续三届全英羽毛球公开赛的男单冠军林水镜和已八夺世界冠军的梁海量都出现在了比赛的名单中。比赛第一天，印尼队3 比1 领先。赛后，中国队的氛围很是凝重，输了球的队员都不想去吃饭，要直接回酒店睡觉，但王文教却坚持要带大家去吃晚饭。“外界都不看好我们，但是我相信大家。”在总结会上，王文教鼓励队员要有自信，要敢于面对挑战。体育人的冲劲在师徒间总是一脉相承，“当我听到韩健说，明天还有五场球，完全可以转败为胜；陈昌杰更是豪爽，他说谁笑到最后才是最美的。我就知道，夺冠并非不可能。”王文教说。

第二天，中国队一口气连赢了四局，特别是在男双比赛中，孙志安/姚喜明顶住压力，击败了印尼的双打卡托诺/哈里扬托，为中国队提前锁定了胜局。小伙子们最终以5 比4 的比分击败了汤杯“七冠王”印尼队。当王文教举起奖杯的那一刻，全场掌声雷动，“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简直是感觉到了扬眉吐气！”赛后，英国队的领队评价这场比赛是“汤姆斯杯举办40 年来，水平最高、最扣人心弦的比赛”。同时，这场胜利也标志着中国羽毛球事业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

退休之后，王文教曾多次拒绝印尼羽协的执教邀请，将他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羽毛球运动在国内的推广和普及上。今年国庆节前的一个早晨，王文教又一次走进了国家体育总局训练局羽毛球馆，他的注意力立刻就集中在了正在训练的国家羽毛球队队员的身上。他观察了片刻后，随即走到场边，对一位队员的技术动作做了一些指点。他说：“别看我都80 多岁了，可一看到别人打羽毛球，我就会忍不住说几句。”看着高挂在“世界冠军光荣榜上”的四个大字“汗里藏金”，他说，能将自己的金牌与国家的荣誉联系在一起，是一生之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