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士工作站数量多，在年底考核时可以加分，同时市长每年作政府工作报告时，也会把它作为“政绩”加以强调。

“学术不端、浮夸浮躁、急功近利等不良倾向依然存在，如果任其蔓延，科技创新的良好生态就会受到侵蚀。”

中国工程院院长李晓红指出：“不要让‘院士称号承载过多非学术、功利的东西。”

南方周末记者 杜茂林

褚君浩又一次谢绝了地方政府的“好意”。

2019年10月的一天，内地某省科技厅、科协的领导专程赶赴上海，拜会这位74岁的中科院院士、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领导们的来意很明确，该省正在集全省之力，构建协同发展半导体产业生态圈，想邀请褚君浩去设院士工作站。作为红外光电子材料和器件研究的专家，褚君浩在半导体领域的研究颇有建树。

2005年当选中科院院士之后，褚君浩经常会遇到“设站”的邀请，他也经常谢绝。这一次，他谢绝的理由更加充分：“我已经超标了”，按照规定，每名未退休的院士，受聘的院士工作站不超过1个，但他名下已经有2个。

在2019年6月以前，并无此规定。当月11日，中办、国办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作风和学风建设的意见》之后，限制就有章可循了，意见不仅对未退休的院士进行约束，也对退休院士提出了明确要求：受聘的院士工作站不超过3个。

“两院”院士工作站是院士及其团队，与企业等建站单位合作建立的长期稳定的产学研协作平台，主要为企业提供战略咨询和技术攻关等，合作的时间一般为3-5年。

由于“院士”二字的光环效应，院士工作站短期内“遍地开花”，造成不少工作站有名无实，院士只挂名不参与实际工作。最典型的是有名工程院院士当选后不到两年，就在全国各地设立了数十家工作站，甚至同一天挂牌两个。

中办、国办的意见指出，“学术不端、浮夸浮躁、急功近利等不良倾向依然存在，如果任其蔓延，科技创新的良好生态就会受到侵蚀。”

“两办”文件下发后，对院士工作站的规范清理工作已开始启动，但接受采访的数位院士都表示，执行过程中还有一些障碍。

院士犯了难

“院士工作站设与不设，关键还是看院士。”在褚君浩看来，现在有了政策，但执行起来仍有难处，首先就是统计难。

2019年7月，中科院学部工作局就根据“两办”文件下发了通知，要求中科院院士报送受聘院士工作站的相关情况，根据要求，院士要填写受聘情况表并亲笔签名，寄至学部工作局。

“据我了解，响应度并不高，有些院士并没有登记。”褚君浩说。

实际上，就连专门负责组织科技工作者为企业提供服务的中国科协企业创新服务中心，也不能保证其掌握的数字是准确的。截至2018年底，全国通过认证审核的院士工作站共有4191家。这意味着即便不考虑有的工作站可吸纳多名院士的情况，全国一千六百多名“两院”院士中，平均每位院士至少受聘2.6个工作站。

2019年11月12日，该中心相关人员甚至还表示，“这个数字不准确，因为有些工作站没有参加认证。”

例如河南，2019年1月该省科技厅公布，截至当时，运行中的工作站已达333家。但中国科协企业创新服务中心认证的工作站只有25家。

即便是统计清楚的那一部分，实际清理起来也会让院士们犯难。褚君浩目前还有两个院士工作站，对74岁还未退休的他来说，只能保留1个。但两个协议都还未到期，“总不能让院士毁约吧”。

比褚君浩年长4岁的西安交大教授邱爱慈，则已明确向合作方提出终止协议的想法。

邱爱慈祖籍浙江绍兴，1999年当选为工程院院士，是中国强流脉冲粒子束加速器和高功率脉冲技术领域的主要开拓者之一。

8年前，在浙江嘉兴科协的支持下，邱爱慈在平湖（嘉兴下辖县级市）晨光电缆股份有限公司搭建起了平湖市第一家院士工作站，2017年工作站又被中国科协评为“2017年度示范院士专家工作站”，并由中国科协企业工作办公室颁发了牌匾。该牌匾就挂在晨光电缆办公楼一楼的显眼处。

2019年9月21日，邱爱慈从西安来到平湖，考察指导晨光电缆公司新研发的项目。令晨光电缆技术中心主任金金元没想到的是，邱爱慈在考察时，突然提出要终止合作。

金金元说，根据2018年1月签的协议书，公司和邱爱慈的合作时间是3年，也就是到2020年12月才能结束，“9月见到她时，也和她作了说明。”金金元原来的设想是，即便2020年到期后，公司还想和邱爱慈继续合作，“都是全国示范工作站了，总不能不要了”。

更重要的是，金金元认为，尽管邱爱慈自建站以来只去过四五次，为她准备的办公室也变成了会议室，但双方交流频率却很高，对企业产品质量提升、产业升级发挥了重要作用，一个明显的变化是，企业自主研发的专利数量明显增加。

2019年11月8日，邱爱慈向南方周末记者解释，自己没再受聘该工作站，一是因为晨光电缆的科研已经走上正轨，做得很好了；再者上面也限制了院士工作站的数量。邱爱慈说，“现在只是有些团队成员还和该企业有合作。”她在电话中没有回答自己一共受聘于多少个工作站。

一哄而上

院士工作站的历史可以追溯到2003年。据《辽宁日报》报道，那年9月，全国第一家院士工作站在沈阳成立。作为“一五”时期建立的老牌军工企业——沈阳黎明航空发动机集团公司在省、市科协的支持下，邀请4位院士进站工作，开了院士与企业合作设站的先河。

后来数量猛增则与一份文件有关。2008年10月，中国科协组织人事部就开展“院士专家企业工作站”试点工作，下发了征求意见函，要求各地科协积极推进院士专家工作站建设。

2009年后，这种模式的工作站，数量不断增多，规模不断扩大，被称为“中国产学研集合的好形式”。

四川某地级市一位科协副主席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2010年左右，工作站的建设开始“一哄而上”。虽然表面上没有对每年的建站数量提出要求，但实际上各市之间是有竞争的。一方面，工作站数量多，在年底考核时可以加分，同时市长每年作政府工作报告时，也会把它作为“政绩”加以强调。

此说法得到了褚君浩的证实。全国兴起“建站热”后，他也被各地领导邀请过多次。有时候是“一把手”亲自登门，盛情难却，只好答应。

能让“一把手”们愿意出场的一般都是当地的明星企业。2019年11月4日，浙江平湖市科协副主席张洪琪介绍了当地建立院士工作站的流程，首先是对建工作站的企业设了“门槛”，要么是战略性新兴企业或“独角兽”，要么是年产值在1亿元以上的企业。

发现达到条件的企业，科协就会和其对接，询问其意向。若企业同意，科协会与对口的院士建立联系，“也有企业自己找上门的”。

联系方式则多种多样，有打“家乡牌”的；有打“交情”牌的，比如企业某个人员本就是某院士的学生；还有打“领导”牌的，厅局一把手直接登门。

张洪琪也用过这些“招术”。有一次，他给一平湖籍的院士“打招呼”，希望对方支援当地建设。不过院士的回复是：“平湖的企业我都看了，没有和我研究方向对口的，想设也设不了。”

经过努力，平湖的院士工作站已达16个，作为一个县级市，这已是很值得一提的数字了。不过从分布情况来看，各地院士工作站的数量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无直接关系。2018年中国科协企业工作办公室新确认通过的2167个工作站中，湖北有485个，河北是180个,四川是80个，经济强省江苏只有29个。

头衔“利益化”

“建站热”的背后，不仅是政府的政绩冲动，对一些院士而言，也有实实在在的好处。一位不愿具名的中国工程院院士说，建院士工作站的直接好处是有科研经费，还能拿到一些额外收入。

南方周末记者注意到，各地为设立工作站都出台了优惠政策。例如每在武汉江岸区设立一个院士工作站，除了市级补贴30万元，区里还会再一次性给予设工作站的企业30万元补贴。公开资料显示，到2019年7月，江岸区累计建立的工作站有9家，入站的两院“院士”达14名，累计争取到财政补贴近1000万元。

在浙江平湖，若有企业设了工作站，市财政会一次性补贴企业20万元。每年考核合格，会再给10万的补助经费。若被评为省级工作站，奖励50万，评上了国家级，奖励100万。2017年，晨光电缆的院士工作站评上了国家级，平湖市财政随即拿出80万作为奖励，之所以是80万，因为2011年建站时，政府已经补贴了20万。

“至于这笔钱企业怎么给院士、给多少，就是两者自行协商，我们不干涉。”平湖市科协副主席张洪琪说，据他了解，有些企业给院士每年的报酬远超财政补贴，“比如一个化工企业给院士团队的报酬达到了50万一年”。

褚君浩的说法是，企业付给院士的报酬没有统一的标准，有的企业不给津贴，只是为院士团队的科研提供经费支持，也有企业拿到财政补贴后，拿出其中的10%或者20%作为工作津贴发给院士。

一份企业和院士签订的协议书显示，企业每年为院士及其团队提供报酬6万元，以及科研项目需要的全部经费，项目费用进入院士所在学校的指定账户。同时，院士及其团队在当地工作时，为他们提供生活、出行保障并给予路途补贴。

事实上，有些利益是看不见的。与邱爱慈院士合作的晨光电缆技术中心主任金金元说，2018年11月，邱院士所在的西安交通大学启动“院士林”项目，公司就主动捐赠了几十万，以感谢她对企业的帮助。

社会上虽然对院士头衔“利益化”存在种种说辞。但褚君浩还是认为，院士工作站为当地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方面为企业培养了大量人才，提升了企业的创新能力，另一方面也推动了当地科技成果转化。

如何监督院士？

“当然不能否认工作站的积极意义，但数量多了，显然不正常。”已退休的工程院院士秦伯益2019年11月12日说，在他看来，院士精力有限，兼顾较多的院士工作站，会严重影响科研成果转化，“我就是受不了被别人当花瓶，才退休的”。

一些公开报道还提到，有些院士违规将与企业合作的科研任务转包、分包他人，用不相关成果充抵交差。“事实上，对院士的约束和监督是不够的。现在主要依赖于地方政府的考核。”在张洪琪看来，有些院士工作很忙，指导企业实践不够，但实践中科协也不好去“责怪”院士，只能督促企业。

针对受聘于工作站的院士指导企业实践不够的问题，中办、国办的意见规定，院士每年在每个工作站全职工作时间不少于3个月。但受访的科协领导、院士和企业人员都表达了一个疑问：“3个月怎么计算，标准是什么，是必须到工作站来？”

2019年6月25日，科技部部长王志刚解读意见时提出，“力争1年内各项治理措施得到全面落实，3年内取得实质性改观。”

“实施办法正在加紧制定。”中国科协企业创新服务中心产学研合作促进处工作人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由于意见出台，他们已经停止了2019年对工作站的认定工作。这项工作始于2017年，本是为了规范工作站的质量而作的改革。在该工作人员看来，限制工作站的数量要落实，还得靠地方，“因为这是属地化管理”。

地方科协对此另有看法。张洪琪说，若真要关停，在平湖建站的院士在哪里还有工作站，科协也不知情，“那到底关设在哪个省的？”

在牵涉院士工作站的三方合作中，还有一个角色——高校，因为很多院士是高校教授。南方周末记者翻阅多所高校的官网发现，有的学校举办了学习意见的专题报告会，有的召开了动员部署会，但都未见具体规定。

2019年11月8日，2019年中国工程院院士增选第二轮评审和选举会议落下帷幕。中国工程院院长李晓红在会上指出，“不要让‘院士称号承载过多非学术、功利的东西。” [~公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