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宗福

公元1644年的甲申之年，是中国历史上时局最动荡、政权更迭最频繁、政局最复杂的年份之一。

这一年共出现了五个政权组织，包括崇祯的明政权、李自成的大顺政权、张献忠的大西政权、顺治的清政权和南明弘光政权，在北京称帝的就有三个。其中，明政权弊病丛生，积重难返，被取代实属必然;清政权最终把握住机遇，建立了统一国家。而先于清军进入北京的李自成在短短100多天里上演了从“势如破竹”到“兵败如山”的大逆转，在北京42天后就仓皇撤离……

大考不及格

3月18日，李自成所率主力进抵北京城下，崇祯帝在紫禁城神武门外的煤山上吊自杀。19日，李自成和他的大顺军进入北京内城，天下易主，新生的大顺政权取代了已存在277年的朱明王朝。

如果说李自成进入北京是一场新的考试，他到底是如何作答的呢？

李自成在北京期间做了大量的工作，主要内容包括稳定京城的社会秩序，如严禁进城的军兵骚扰百姓，惩治违法乱纪行为;清理明朝在京官员达二三千人之多，甄别后再做处理;清点明朝国库仓储，没收皇族宗亲的财产，对官僚进行追赃助饷;向京外派驻官员和军队，接管地方，并为南下征战做准备;问民疾苦，开始着手解决土地等民生问题;准备即位典礼，制定典制和禮仪等等，工作量不可谓不大。

然而，这些事情却并非都是当时最急迫之大事。

李自成的首要政治任务，是控制北京的政局，让国家机器运转起来，稳定社会秩序;首要的军事任务，则是防范关外敌对的清军。但李自成未能认清时局，分不清轻重缓急，对明朝旧官僚贵族不能有效地拉拢，为自己所用。李自成坐失稳定和控制全国的最佳时机，42天的大考，显然是不及格的。

胸无大格局

李自成第一大错误判断是关外的形势，竟然对山海关外存在多年的清军势力疏于防范，没有派遣重兵防守，显然他对关外的形势相当无知。

多尔衮则不然，在李自成向明朝发动总攻之时，清廷就曾派人与大顺联络，“协谋同力，并取中原”，企望分割胜利果实。同时，多尔衮和他的谋臣范文程等紧急分析关内外的形势，在他们看来，明朝灭亡已是大势所趋，清朝最主要的对手就是农民军。

清军一直在关外观察时局，密切关注山海关的动静，视盘踞在山海关的吴三桂为决胜的筹码。对吴三桂与清军联手之事，大顺军竟浑然不知。

李自成在北京期间的第二大错误判断是国内的政治形势。在北京，李自成以革命胜利者的姿态出现，他始终保持农民的革命本色，对包括崇祯帝在内的明朝统治阶级采取严厉的打击和镇压措施。本来明朝官僚大多希望为新朝效命，但大顺政权对他们登记的目的主要是追赃助饷，此举把明朝官员推到了对立面。

反观多尔衮，进入北京后他就高调宣布为崇祯帝复仇、“吊民伐罪”，凡明朝原官员只要归降，录用照旧，品级照旧。

多尔衮充分认识到明朝官员在此动荡之际稳定社会秩序的重要作用，所以先利用再管束，此举在政治上也孤立了李自成。所以，李自成大军撤出京城之后的三个月内，原来早已归降的华北地区出现了70余次叛乱事件，大都是官绅地主捕捉了大顺地方官，静观其变。

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在短短的42天里，李自成的大顺军经历了极盛到大败，一支所向披靡、无往不胜的队伍，在历史变革时代充满偶然与不确定因素的情况下，因为领导阶层的决策错误，没有能在夺取政权之后及时调整战备策略，对天下大势做出错误的判断，导致革命事业的最终失败，这是值得后人警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