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创 (西安工业大学 人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021)

与充满着流行元素的商业影片不同，文艺电影《樱花盛开》(Kirschblüte-Hanami，英语名Cherry Blossoms)是一部贴近人类真实生存，充满着哲理思索，具有丰富文化内涵的优秀影片，获得了2007年巴伐利亚电影节最佳影片奖。正如海德格尔晚年与日本学者及僧侣的交流，存在主义与禅宗有着深刻的相通性，日本与德国文化也有着深层的相通性，如严谨、守时、敏感及二战后失败主义情绪的笼罩所形成的压抑与非理性，而对生命易逝性的感慨则是人类共通情绪。导演多丽丝·多利(Doris Dörrie)出生于1955年，除了电影外，也曾学习哲学，对东方文化尤其日本禅宗文化充满热爱，也是一位佛教徒，这使得她的一系列影片都涉及了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主题，如《肯定的启示》(EnlightenmentGuaranteed，1999)、《福岛之恋》(GrüβeausFukushima，2016)等。而这部影片出于她自己丧夫的切肤之痛，主要关注爱情、死亡及老年人的生存等主题。对于生存，德国存在主义思想家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指出，此在(Dasein)的存在就在于他的时间性，人类生命短暂性、时间性的存在决定了人类生存的底色不是喜乐而是忧愁，因此，人乃是作为忧愁(sorge)的存在。时间性乃是一种时机(kairos，augenblicken)，即在正确的时刻做出正确的决断。多利的一部电影名就是《瞬间》(“augenblicken”)。人是向死而生。死亡是生存无可避免的必然性。也许，哲学就是教人正视死亡，而宗教则努力给予来世的期望。来自物种生殖延续的爱情，说到底是为了对抗死亡，只有在真诚的爱情里人们才能克服与生俱来的孤独感，才能战胜死亡来临时的恐惧。常人在庸常的生活中通过倾听内心良知的呼声而被召唤向本己的自身，才能本真地生存。“呼声的情绪来自畏，唯有这样一种呼声使此在能够把它自身筹划到它最本己的能在上去。”[1]而这种畏最为根本地发生为对死亡的畏。对生存的“愁”和死亡的“畏”的揭示，是一切艺术活动最为根本的功能。

一、隔膜的爱

电影作为一种艺术表现方式，虽然存在着被海德格尔批评为将本真的生活世界表象化的缺陷，但随着电影理论的发展，它也不失为一种揭示人类生存状态的有效途径，而且相比语言，它能更生动、具象地表现哲学精神。德国电影《樱花盛开》就属于后者。影片改编自日本导演小津安二郎1953年的影片《东京物语》，反映的是住在德国小地方雄高(Schongau)乡间的主人公巴伐利亚人鲁迪(Rudi)一家的故事。他是当地一个垃圾处理部门的负责人，有着典型德国人的性格：严谨、古板、守时、兢兢业业，20年只有一天因病请假。他的妻子朱狄(Trudi)已经退休，他也即将退休，三个子女中大儿子与同性恋的二女儿在柏林工作，小儿子在日本东京工作，他的家庭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空巢”家庭。井然有序的平淡生活由于鲁迪被诊断为绝症而起波澜，他的妻子朱狄得知消息后，知道丈夫来日无多，她到了一个决断的时刻(Kairos)，她决定带着老伴四处旅游，去实现自己的夙愿：要求鲁迪陪自己去日本看富士山。

她与鲁迪来到柏林，住在大儿子家，可由于大儿子工作的忙碌，女儿的不懂事，面对他们自私的儿子、同性恋的女儿，正如鲁迪的妻子所说，“他们小时候的样子我都记得清清楚楚，可长大了我却不认识他们了”。子女们虽然爱自己的父母，但忙于自己的工作，无暇照顾父母，与父母处于隔膜之中，庸常的琐屑阻隔了对父母直接的爱的表达。

朱狄和女儿的女友去看日本裔女舞者Todashi Endo的舞踏(butoh)表演，正如剧场外墙壁上所写的“天堂里有许多幸福的人”，这种兴起于战后日本反传统式的舞蹈，与德国表现主义舞蹈的风格有着内在相似性，其主题依然是对生命与爱情的表达，老年女舞者表演的是失去爱人后的一种刻骨的痛苦，她的表演也让我们联想起德国战后表现主义舞者Mary Wigman的表演，面对舞台上的真情倾泻，相较女儿同性恋女友一脸的疑惑与不解，朱狄泪水涟涟，是真正看懂了舞踏表演的人。

她和丈夫相约去波罗的海(Ostsee)旅游，夜间朱狄在宾馆搂着鲁迪倾情相舞，因为她知道他们已经没有太多未来，生命就在当下。而令鲁迪意外的是，朱狄次日晚竟先他而去，也许她是不忍心独自经受鲁迪逝去的悲哀与孤寂。返回小镇途中，两边的景色暗淡而萧索，反映了鲁迪痛苦的心情。而小镇虽然景色依旧那么美好，独处家中却再也没有爱人的问候。由于朱狄喜欢日本文化，喜欢富士山，安葬了朱狄后，鲁迪决定去日本看富士山，完成妻子在富士山前起舞的心愿。

来到东京，这时的东京早已不是小津安二朗影片中的东京了，成了一个国际化大都市，而东京声色犬马的夜生活让鲁迪感到迷茫。在日本的电视上他又看到舞者Todashi Endo的表演，禁不住唤起在富士山前代妻子起舞的念头。

二、“优”(Yu)的出现

樱花是日本的国花，象征着人生的美好与短暂，正如影片人物所说，“没有比樱花更代表瞬间的了，她一夜而来，盛开几天，又一夜而逝，没人挽留得住她”。

而在绚烂的樱花下，拿着电话独自起舞的日本少女“优”(Yu)的出现是影片中的一抹亮色，一个转折。“优”有着未经雕琢的真诚、质朴与美丽。“优”(Yu)的名字也意味深长——“You”(你)，不禁使人想起马丁·布伯的《我与你》，人与世界的关系不是“我”与“它”，而是“我”与“你”，“爱伫立于‘我’与‘你’之间”[2]。“优”也就是海德格尔所说的本真的“此在”。

也许正所谓“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优与鲁迪有着相同的遭遇，优的母亲去世一年了，她用这种略显病态的行为艺术般的舞蹈来纪念母亲，她与作为影子的母亲共舞。相较鲁迪的子女，她对母亲的爱像一潭清水，清澈而深沉。优对鲁迪说的话，也颇有海德格尔般诗意十足的味道，“舞蹈是一种影子的舞蹈，不是我在跳，而是影子在跳，每个人都有影子，在同一时刻，不管男女老少，死去的与活着的，我与死者共舞”。死去的亲人去了哪里？按海德格尔的说法是归于“大地”，与敞开的“世界”不同，大地乃是幽闭的、万物向之返归之所，也就是我们意识的深处。逝去的亲人就存在于我们的意识深处，存在于我们的“回忆”(Andenken)之中。“风”是海德格尔诗学中一个重要的意象，我们每个人都感受到风的存在，却又不知它从何而来。优说，“你感受过去，回忆，过去的回忆，我们感受风，看着他吹动，并抱住他，你会在影子里发现他，在你身体内。影子离去，抱住、抓住他，抓住影子，感受影子”。舞蹈并不是一种表演，而是一种表达，是用心去感受，“是影子在舞”。鲁迪这不擅舞蹈者在优的启发下却领悟到舞蹈的真谛。身处异国他乡，存在语言隔阂，一个免费拥抱(free hugs)就带给鲁迪些许安慰，而在这个陌生异域女子“优”身上，鲁迪更是找到了自己心灵上的慰藉与知音。

他们相约共去富士山，夜间宿在一家客栈，他和她共处一室却没有丝毫暧昧，他们之是一种真诚的信任。优说富士山常常很害羞(scheu)，而害羞正是海德格尔描述思想另一开端的词语。

在一轮美丽的明月映照之下，神圣静寂的富士山倒映在明净的湖水里，鲁迪深情起舞，在幻化中与妻子合二为一，与富士山的倒映相映成趣，在共舞的高潮、在富士山的陪伴下，鲁迪溘然长逝。在这里，富士山是美的象征，对美的追求是生命的终极目的。

鲁迪死后将自己的所有存款留给了优。优不是亲人，却胜似亲人。安葬鲁迪后，子女们仍然为鲁迪与优的关系而愤恨，相反，倒是作为外人的弗利奇(女儿的女友)和优真正理解了鲁迪。

多丽丝·多利是日本导演小津安二朗的影迷。影片基本情节取自日本电影《东京物语》，而《东京物语》的创作又受到美国影片《明日之歌》(Makewayfortomorrow)的影响。东西方同时注重此题材，充分反映了人类存在状态的普遍性。如《东京物语》结尾时主人公平山对自己守寡的儿媳说，自己亲生的子女反不如她这个外人孝顺。并将妻子的遗物——怀表留给了儿媳，而《樱花盛开》中鲁迪则将全部存款留给了优。值得玩味的是《樱花盛开》中导演多丝·多利对民族、时代、自我的审视与反思精神，与《东京物语》中子女对父母的恭敬、小孩子的好学相比，《樱花盛开》中的子女一个个自私冷漠，二女儿是同性恋，小儿子沉迷于色情杂志，小孩子们则沉溺于手机游戏，子女们的脚则随时放在茶几上，一个个显得没有礼貌，缺乏教养。两部影片也反映了东西方民族间伦理观的差异。

三、对“异化”的反思与批判

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忙碌的工作节奏，以及大都市光怪陆离、荒唐糜烂的种种丑陋现象，是现代性的集中表现。正如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异化劳动”，异化也就是一种疏离，人们疏离了自己本真的生存模式。海德格尔认为异化是人们遗忘了自己本真的存在，影片就充分反映了现代性对人的异化，这是导致家庭中人际关系冷漠的一个重要原因。同时，影片也借表现德国年青一代的生活状况，如小孩子们从小沉溺于手机游戏，缺乏与大自然的接触与他人的交流，以及如何传承本民族传统文化等表达了对时代深深的忧虑。

作为一位女性导演，影片中充满了各种细腻的情节，苍蝇在影片中不断出现，当鲁迪和朱狄在一起时，就有苍蝇的声音响起，当朱狄死去，空荡荡的房间有苍蝇出现，当鲁迪逝去，房间照样有苍蝇出现。影片的主题反映的是老年人问题。苍蝇成了脆弱易逝的生命的一种象征。它们独自飞翔，惹人生厌。面对着苍蝇，朱狄背诵起一首《蜉蝣》：“住手吧！你要戕害它吗？何其残忍，你可知它的恩赐只有一天，悲伤的一天，喜悦的一天。啊，让它生，让它舞，直到敲响暮钟，一天的光阴，那是它的宿命，黄昏的飞翔，才是它的天堂。”鲁迪在东京翻看寄给儿子的明信片时，又看到《蜉蝣》中的那几句诗，为朱狄、为生命的短促忍不住伤心痛哭。这是全片的灵魂所在，也是对人类生存命运的隐喻。另外的细节之处还有对鲁迪与朱狄沙滩上的影子的表现，为后面两者在富士山前共舞做好了铺垫。而鲁迪为防迷路直到他死后仍然系在马路栏杆上的手帕，也似乎提醒着迷茫的人们在这个无家可归的喧嚣时代找到归处。

影片体现着德国存在主义和日本物哀文学的影响。影片的叙述缓慢、从容，展现了德国山野清新、静谧、优美、鸟语花香的景致，蔚蓝的大海和天空，以及飞翔的海鸥，处处展现了自然的优美，处处都诉说着生活的美好，那历经波浪冲击而不散开的水鸟，也仿佛象征着鲁迪与朱狄爱情的坚贞。而德国小地方生活的憩静，与大都市紧张忙碌的生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正如海德格尔所说的，“此一问题的有待追问之处在于，我们至今仍不曾能够对下述的事实进行恰切的命名：出现了两个自然，一个是受科学驱动的技术统治的自然，另一个是人类栖居其中的自然性的自然，同样也是历史地规定了的人类居于其中的自然性的自然，这两个自然仿若两个异在的区域相互倾轧，并以持续加速的方式越来越水火不容”[3]。此外，影片优美动听、如泣如诉的音乐也为之增色不少。

四、结 语

总之，由于导演多丽丝·多利对东方文化尤其是日本文化及禅宗的热爱与熟稔，使得这部影片自然地具有跨文化比较的意义，由于关注生存、死亡、爱情与美，主题的深刻性也使得与德国存在主义哲学不谋而合，影片对时代现实的准确把握和表达，也提供了一个现代性产生“异化”及如何克服“异化”问题的思索，这部影片对生活细腻的观察和直观的表现，其内容的原生态和意蕴的丰富性为我们提供了进行多重解读的可能性。通过这部影片告诉我们，在这个“异化”了的充满着快节奏、瞬息万变的现代社会中，在我们人类短暂的生命里，什么才是值得我们所珍惜和拥有的，在这个商业影片充斥着我们感官的时候，我们期待着有更多这类令人思索的优秀影片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