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日益频繁地参与国际经济外交，目前中国已深度融入国际经济体系并成为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在此过程中，中国有选择地与一些对象国签署了包括自由贸易协定（FTA）、本币互换协议（CSA）、双边投资协定（BIT）在内的多项国际经济合作协议，直接提升了中国与这些国家之间双边经济外交的制度化水平。两国政府间签署官方经济合作协议意味着两国超越了普通的双边经济往来，这是正式建立经济伙伴关系（partnership）的标志。

目前，中国经济伙伴网络正在加速构建，一些国家与中国的制度联系较多，而另一些国家与中国的制度联系较少甚至没有。值得注意的是，与中国有多重经济制度联系的国家并不必然是经济实力较强的国家或与中国经济往来最为密切的国家。换言之，中国在选择对象国建立经济伙伴关系时，方式和内容并不完全由经济因素决定，其背后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值得探究。本文将主要侧重对影响中国签约数量的因素进行研究，即探讨这样一个问题：哪些因素影响中国与其经济伙伴构建多重制度联系？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不仅在一定程度上能深化关于国家对外经济政策制定的理解，从现实意义上看，还能帮助定位中国经济伙伴网络中的重要支点国，更清晰准确地认知伙伴网络的构建与发展，进而为中国因地制宜地采取不同经济外交路径提供启示。

中国经济伙伴网络中的多重制度联系

结交伙伴关系、缔结制度联系正日益成为大国的主要外交行为方式，中国也不例外。中国伙伴关系的建立与升级往往伴随着一系列合作协议的签订，它们会在不同程度上规范双方行为，这意味着中国的伙伴关系也是一种制度化的国家间合作关系。

对于经济伙伴国的选择，中国有着较深层次的考虑。既有文献剖析了能与中国构建单一经济伙伴关系的对象国的经济或政治条件，同时也隐晦地表明，中国与其中一些对象国会签订多项经济协议、建立多重经济制度联系，并且这些制度联系还有可能存在着建构顺序，即中国与对象国建立自贸伙伴关系或是双方进一步建立货币伙伴关系的前提。

尽管既有文献在探究中国经济伙伴选择的影响因素方面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但由于中国经济伙伴国之间存在的异质性尚未得到充分的解释，并且部分既有研究对中国经济伙伴关系的构建过程存在一定的错误假设，因此相关研究仍存在进一步讨论的空间。本文将基于中国经济伙伴网络的现状，侧重探讨与中国成功建立起多重制度联系的伙伴国的特征，主要从经济和政治两大方面探求相关的理论机制。

多重经济制度联系形成的理论机制

作为中国经济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愈发积极地寻找合适的经济伙伴并与之建立相应的制度联系。从一定意义上说，经济伙伴具有突出的政治意味，因为它对外传达的是中国与缔约伙伴国相互支持的信号。可见，要深入挖掘出影响中国与经济伙伴建立多重制度联系的理论机制，可主要从经济和政治两方面入手加以理解。本文认为，伙伴对象国对华贸易依赖度及其与中国的政治立场相似度是影响中国能否与之构建多重制度联系的核心因素。

首先，在经济层面，中国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坚定的对外开放态度吸引着其他国家成为中国的经济伙伴，也为多重经济制度联系的形成奠定基础。不少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与中国有着非常紧密的贸易联系，对中国的贸易依赖度比较高。有趣的是，在与中国贸易联系相对更密切、对中国贸易依赖度相对较高的国家中，有约1/3的国家已经与中国形成了较难构建的自贸伙伴关系或货币伙伴关系；并且，对中国贸易依赖度越高的国家与中国形成的经济制度联系似乎也越多，而那些在贸易上对中国依赖较少的国家，通常也并未与中国形成比较重要的经济伙伴关系。因此，从直观数据上看，伙伴对象国对中国的贸易依赖程度与中国对外构建多重经济制度联系之间似乎存在着一定的正向关联。

事实上，为规范各方行为并保障贸易所得收益、减少国际贸易波动带来的风险，国家的确愿意建立相应的制度性联系，并且双边贸易纽带越紧密，这种需求就越强烈。此外，由于不同经济内容的议题领域也可能通过贸易渠道相互作用，在其他经济领域建立的制度联系也能在不同程度上为紧密相连的贸易纽带提供保障。因此，对中国贸易依赖程度较高的国家，或将更愿意与中国建立更多经济制度联系，以此巩固双方获得的经贸红利。

由此可得假说1：其他条件不变，伙伴国对华贸易依赖度越高，中国与该经济伙伴国建立多重制度联系的可能性越大。

其次，在政治层面，从行为理性角度看，国家更愿意跟与自己政治立场相似或相近的国家建立制度性联系。一方面，政治立场相似或相近的国家之间往往有着更多的共同利益，这为多重经济制度联系的形成奠定了可行性基础。对此，可用联合国大会投票数据进行考察，该数据集中反映了绝大多数国家在国际社会诸多议题上的利益倾向，能相对容易分辨出共同利益较多、立场更为相似的国家群体。事实上，联合国大会投票选择与中国比较一致的国家，如东盟十国、巴基斯坦、智利、俄罗斯等，有不少已与中国建立了较多的经济制度联系。另一方面，政治立场相似或相近的国家沟通相对顺畅，为建立制度联系所要付出的成本比其他国家更少，构建多重经济制度联系的难度比较低。当前中国加快实施“一带一路”倡议、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外交举措表明，中国正着力寻找、挖掘、培育共同利益和国家立场更一致的伙伴对象国，并与之建立更多制度框架下的伙伴联系。

由此可得假说2：其他条件不变，伙伴国与中国的立场相似度越高，中国与该经济伙伴国建立多重制度联系的可能性越大。

最后，伙伴对象国的对华贸易依赖度及其与中国的立场相似度各有不同，据其数值的高低组合不同，大体可分为四种类型：政经密切型国家（对华贸易依赖度和与中国的立场相似度均较高的国家）、政意相通型国家（对华贸易依赖度较低而与中国的立场相似度较高的国家）、政冷经热型国家（对华贸易依赖度较高而与中国的立场相似度较低的国家）、君子之交型国家（对华贸易依赖度和与中国的立场相似度均较低的国家）。与中国有着较多经济制度联系的国家大多集中在对华贸易依赖度较高的两种类型国家内，其中，政经密切型国家的占比最多，其他两种类型的国家则较少与中国建立多重经济制度联系。

更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在与中国形成了较多经济制度联系的国家中，若所属的伙伴国类型不同，其制度联系形成的路径也有所差异。对于偏政经密切型的国家，中国往往会先与其签订政治意味较强的经济协议，如自贸协定等；而在其他情形下，中国可能会选择先与其签订政治意味较弱的经济协议，如本币互换协议等。政治意味越强的经济协议，双方签约难度往往越大。

在中国构建的经济伙伴网络中，政经密切型国家在经济上已与中国形成相对紧密的联系，甚至可能对中国有较大的经济需求，这相当于使中国在双边关系中处于相对主动的地位，并且与中国的立场相似度较高意味着它们与中国在多个议题领域可能都有相关共同利益，政治上相互信任的程度比较高。这样的国家具备了与中国构建多重经济制度联系特别是先构建较难制度联系的条件。

进一步而言，签订政治意味较强的经济协议在外交上还有特殊的象征意义。对于政经密切型国家，以“先难”的方式先行将其囊括进中国经济伙伴网络的制度框架，既有利于向世界释放两者合作的强烈政治信号，降低伙伴对象国日后改变态度的风险，也有利于中国以更宏观的视角把握自身经济伙伴布局，在经济伙伴网络中布置结点国家以拓展国际合作资源。对于大多数其他类型国家，由于经济或政治上的合作条件不成熟，中国可能会先与对象国签订政治意味稍弱的协议，以“先易”的方式聚焦特定的经济议题，逐步丰富互利合作的层次内涵，为继续签订难度更大的经济协议奠定基础。总体而言，中国经济伙伴国类型的差异通过这两种不同的多重制度联系形成路径可以得到一定的体现。

由此可得假说3：对于对华贸易依赖度和与中国的政治立场相似度越高的伙伴国，中国与之先行签订更高难度的经济合作协议的可能性越大。

检验多重经济制度联系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中国与其他国家建立的多重经济制度联系为被解释变量，以伙伴对象国对华贸易依赖度和与华立场相似度为核心解释变量，并由此分两步进行分析：一是论证中国与何种国家建立多重经济制度联系；二是探究中国如何与对象国建立多重经济制度联系。本文选取2000—2015年中国与全球各国的样本数据对上文提出的现象与假说进行实证检验。为简化研究过程，本文只选取中国与他国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和本币互换协议来衡量中国对外建立的多重经济制度联系。

本文检验的核心假设是对象国对中国的贸易依存度及其与中国的立场相似度这两个核心解释变量与中国对外构建的多重经济制度联系之间的关系。从假设上看，这两个自变量与因变量均为正向关系，即对象国对华贸易依存度越高、与华立场越相似，越有可能与中国建立多重经济制度联系。

为增强检验的可靠性，本文还对对象国战略性能源及矿产资源情况、经济风险与政治风险、政体相似度、国际贸易开放度、中国相对于对象国的综合国力等变量进行了控制。

通过对计量结果的分析和检验，本文提出的三个假说在各种不同模型设定及样本选取情况下均保持稳健。对华贸易依赖度或与中国立场相似度较高的国家有较大可能成为中国选择构建多重经济制度联系的对象。对于具有一种特别是两种这样特质的对象国，中国与之签订经济协议将遵循“先难后易”的策略。

中国与澳、新建立多重制度联系的路径及差异

伙伴对象国对华贸易依赖度及其与中国的立场相似度影响着中国是否与该国建立多重经济制度联系。更进一步而言，这两个核心因素数值的高低组合界定出不同的伙伴国类型。对不同类型的伙伴国，中国与之建立多重经济制度联系的路径可能会有所不同。实证结果已支持了这一观点，为进一步论证这种假说的真实性，以下用案例分析的方法进行说明。本文集中考察中国与澳大利亚、新西兰建立多重经济制度联系的过程。澳大利亚与新西兰在地理上相近，同属于大洋洲而非中国邻国，较少受到中国对周边地区的地缘影响；在政治经济制度上，澳新两国同为西方发达国家，政体相似度高，经济结构也比较类似；在历史文化上，澳新两国同为英联邦国家，亦有许多共通之处。然而，具有如此相似条件的两个国家在与中国建立多重经济制度联系的过程中却呈现出不同的建构路径：澳大利亚先与中国于2012年签订本币互换协议，后于2015年签订自由贸易协定；新西兰则是先与中国于2008年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后于2011年签订本币互换协议。澳新两国在客观条件上相似，却出现了不同的结果，这为本文提供了很好的观察案例。

中国与澳大利亚建立多重经济制度联系采用的是“先易后难”的路径，即先签订政治意味稍弱的本币互换协议，再签订难度更高的自由贸易协定。中澳两国具有密切的经贸关系，目前，澳大利亚是中国第八大贸易伙伴，中国则是澳大利亚第一大贸易伙伴、出口市场和进口来源地，这为中澳两国进一步开展多重制度化合作奠定了客观基础。然而在政治层面，澳大利亚与中国对亚太地区秩序与利益等议题的立场和态度却不尽相同，这种政治上的猜忌使得中国与澳大利亚只能通过循序渐进、先易后难的方式才能逐步建立多重经济制度联系。事实上，这也是中国与多数国家建立多重经济制度联系的路径。对于那些对华贸易依赖度相对较低的国家，中国往往可能会与之先建立比较简单的经济制度联系，这使得中国能够凭借自身经济规模优势增加这些国家与中国的经济往来，借此提升这些国家对中国的信任程度。在多方面条件逐渐成熟之后，中国再与这些国家建立更复杂、更全面的经济制度联系时，将能事半功倍。

中国与新西兰建立多重经济制度联系采用的是“先难后易”的路径，即先签订了谈判难度较高的自由贸易协定，而后再签订政治意味稍弱的本币互换协议。新西兰对中国贸易依存度较高，目前中国已超过澳大利亚成为新西兰第一大贸易伙伴、第一大出口市场，也是新西兰的第一大进口来源地。中国与新西兰的贸易关系已向多领域、多层次进行拓展，两国构建多重经济制度联系已具有相当的物质基础。在政治层面，新西兰将中国崛起视为保障自身安全与经济发展的重要一环，在对华立场和态度上与澳大利亚等西方发达国家有所不同，相对更宽容、更讲求务实，在多个议题上与中国立场比较接近。对于新西兰这样的国家，中国可以选择先难后易的方式与之建立多重经济制度联系。一方面，从理性角度看，中国与这样的国家进行协商的成本比较低，即使是较难达成的共识也相对容易实现；另一方面，从效果看，中国通过与这些国家先行签署难度较大、政治意味较强的经济协议向国际社会发出了特定的政治信号，有意识地吸引更多国家与中国建立多重制度联系，进而完善中国经济伙伴网络。

结论

在中国当前积极开展的经济外交活动中，经济伙伴的选择及相应伙伴网络的构建是不容忽视的重要环节。本文发现，对于那些对华贸易依赖度更高或政治立场与中国更相近的对象国，中国更有可能通过与之签订多种经济协议建立起多重经济制度联系。通过进一步探究多重制度联系的构建过程，本文发现，对象国国家类型会对中国建立多重制度联系的路径选择产生影响。对于立场相似度高且对华贸易依赖度强的对象国，中国与其先行签订自贸协定等政治意味强、签订难度大的经济协议的可能性更大，中国以此能率先将该国纳入自身经济伙伴网络并确立其在网络中的节点地位，同时还可以对外释放强烈的政治信号，吸引他国与中国建立制度联系。而在其他情况下，除个别案例外，中国则可能会与对象国先签订政治意味稍弱的经济协议，如本币互换协议等，逐步完善合作基础并为签署难度更大的经济协议做准备。相关数据模型与案例检验都支持了本文的假说与发现。

在中美两国竞争加剧的背景下，深入理解中国与伙伴对象国发展制度性联系的逻辑，把握影响中国与他国构建多重经济制度联系的主要因素与机制就显得尤为必要，因为这不仅有助于对不同经济伙伴国进行准确定位从而发挥经济伙伴关系的实际作用，还能助力中国因地制宜、因事制宜地以合适的路径拓展经济伙伴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