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们必须尽快对以牺牲资源、环境、生态为代价的农业发展方式进行生态转型，沿着现代生态农业的发展道路，朝着“高效生态”的发展方向探索前行。要以发展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生态保育型“三型”农业为根本，在加强农业生态系统治理和恢复的同时，提高“水土气生”立体污染防控水平。要把持好自然禀赋的开发利用与休养生息的动态平衡，坚持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并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要在充分考虑资源承载力的基础上高效利用资源，在充分考虑环境容量的基础上突出污染防控，在充分考虑生态阈值的基础上挖掘生态服务价值。要完善生态循环机制，构建以系统化的政策法规、规模化的运营模式和现代化的科学技术为核心的保障体系。

【关键词】高效生态  “三型”农业  现代生态农业

【中图分类号】 F323.22                          【文獻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9.19.005

导言

高效生态是习近平总书记为现代农业指明的发展方向。2007年，习近平同志在《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走高效生态的新型农业现代化道路”，指出高效生态是集约化经营与生态化生产的有机耦合，是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的新型农业现代化方向。[1]然而，目前我们普遍看到的所谓现代农业，仍然是以化学农业为主要特征的，而且由于化学肥料和化学农药普遍过量使用、养殖业用药和化学饲料添加剂滥用等现象、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不到位，[2]不仅造成了农产品产地甚至整个农村地区的“水土气生”立体污染，还造成了农产品有害化学残留过多，严重危及到食品安全。这一方面加大了我国农产品的出口难度，另一方面也危及到了国人的身体健康，更阻碍了农业可持续发展和农民收入的稳步提高。

现代农业发展中出现的偏误，造成了耕地退化、水源污染、环境破坏与生态衰退等严峻后果，给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带来了严重阻力，加剧了我国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面临的困难。因此，以资源、环境、生态为代价的现代农业发展中的化学农业模式遇到了难以突破的瓶颈，农业发展前景堪忧，必须尽快进行生态转型，规避化学农业模式弊端。同时，也要突破传统生态农业的局限性，瞄准高效生态农业的发展方向，只有走出一条现代生态农业的发展道路，才能确保国家生态安全和农产品安全，才能保障农业可持续发展和农民持续增收。

要走高效生态的新型农业现代化道路，今后我国农业必须以发展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生态保育型“三型”农业为根本：一是注重选择适宜的农业复合模式，提高空间和光能利用率，促进物质充分循环和能量的多级利用，从而在节约资源的同时，增加生物质产量。二是减轻对环境的不利影响，全面防控农业“水土气生”立体污染，从而从环境安全保障方面保证农业可持续发展。三是在有限的时空内发挥生态系统的整体功能，利用生物群落之间的相生相克机理，为有害生物防控提供天然条件，并注重提高生产系统与生态系统的耦合性，通过提升稳定性和持续性增强农业发展后劲和长期效果。[3][4]

现代农业发展中的偏误

总体来讲，我国在现代农业发展方面取得的成绩是显著的，然而由于发展方式的偏颇，长期以来，我国现代农业的常规发展理念主要围绕着如何通过增加化学投入品提高产量，即所谓的“数量农业”，而不是“质量农业”，以至于在体制机制上对资源管理、环境治理和生态维护方面不够关注，在政策上对污染防控不够重视，没有科学完善的措施体系保障农业可持续发展，加上内外部因素叠加、新旧矛盾交织，我国现代农业发展至今，造成的问题确实不少。

一是资源衰退。从耕地资源来看，由于常规发展模式不注重生态方式培肥土壤，导致耕地肥力退化严重，普遍存在有机质含量减少、团粒结构退化，以致耕作层变薄、板结，加上水土流失和沙化，耕地质量大幅度下降。从生物资源来看，由于不注重利用当地特有生物资源，加上外来有害生物入侵，农业上优良生物资源的潜力没有得到应有的发挥，而且优势也逐渐丧失。从水资源来看，单一农作物品种的种植不能形成多维生态的水资源高效利用模式，加上农用水资源设施工程和管理上的不足，造成了水资源的过度浪费和低效利用，以致农业用水缺口越来越大。

二是环境污染。由于大量使用化学投入品，我国每亩耕地化肥和化学农药施用量远高于发达国家，以致单季利用率不到40%，低于发达国家20个百分点以上。不被农作物利用的多余部分已成为产地环境的主要污染物，造成了“水土气生”立体污染。水体方面，不仅地表水被污染，而且地下水也被污染;土壤方面，不仅耕作层被污染，而且犁底层也被污染;气体方面，不仅产地的有毒气体增加，而且还向大气释放大量温室气体;生物方面，不仅地上部分的作物体及其果实被污染，而且地下的有益微生物群落以及有益小动物群体也受到严重破坏。此外，由于不重视农业有机剩余物的循环增值利用，畜禽粪和秸秆不合理处置等造成的污染也日趋严重，形成了农业上最不该有的污染源。可以看出，农业污染并不是表面上的那些面源污染，其背后是复杂的立体交叉污染链，不断循环富集，一旦形成很难治理。

三是生态破坏。农产品产地生态的破坏除了受到上面提到的资源、环境和大生态系统的负面影响外，还与大规模单一种植模式和轻视农田林网建设有关。大规模单一种植模式不仅在北方，南方也普遍存在，虽然南方田块小，但连片的小田块都在种植单一的水稻、玉米等农作物，减少了农田生物多样性，削弱了农业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同时还使得生物群落之间的相生相克功能不能得到应有的发挥，增加了病虫害的发生率，因此农药的施用量必然增加。此外，缺少轮作和间作的单一种植还加剧了土壤肥力的下降，以致只能靠加大化学肥料施用量来维持产量。

现代农业亟需生态转型

鉴于我国农业发展中形成的诸多弊端，今后现代农业必须以生态转型为主攻方向，强调可持续发展，构建高效的生态发展模式。现代农业要在加强农业生态系统治理和恢复的同时，通过深化产业结构调整、推进生态科技创新，着力提高资源、环境、生态等自然禀赋的利用效率。要把持自然禀赋的开发利用与休养生息的动态平衡，发展高效生态农业，坚持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并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

资源、环境、生态是农业生产的三大自然要素，它们的区分不是对特定的自然实体的区分，只是功能的区分，它们的功能是自然界同一实体所兼有的，只是我们往往在同一时间内不能兼而用之。一般来说，资源强调的是利用，对应的是实体功能;环境强调的是影响，对应的是客体功能;生态强调的是协调，对应的主体功能。以草地为例，它同时具有提供牧草资源、防风固沙和生物保护的功能，只是我们在不同时期利用其不同的功能。此外，資源、环境、生态之间是可以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的。还以草地为例，如果饲草料不够，就更多地提供牧草资源，如果生态比较脆弱了，就应更多地退牧还草，恢复环境功能和生态功能。[5][6]

因此，现代农业的生态转型要同时做好资源、环境和生态方面的文章。

资源方面。要在充分考虑资源承载力的基础上高效利用资源，优化水土资源和生物资源开发方略，控制开发强度，形成与资源承载能力相适应的农业种养结构和产业布局，提升土壤有机质含量和耕地质量，提高土地和劳动生产率，着力建设资源节约型农业。要加强测土配方施肥和土壤肥力提升方面的技术集成创新，在秸秆还田、绿肥利用、有机肥生产和施用等方面实现创新突破。按照产业布局与资源条件相匹配、生产规模与利用效率相协调的要求，构建高科技含量的农业节水技术体系。要合理开发特种优势生物资源，形成有竞争力的特色产业。[7]

环境方面。要在充分考虑环境容量的基础上突出污染防控，大幅度减少化学肥料和化学农药的投入，加强养殖、种植和加工业的废弃物综合利用和无害化处理，加强重金属污染耕地治理，有效控制农业立体污染，着力建设环境友好型农业。在对农产品产地污染进行监测和摸底调查的基础上，加大治理力度，集成组装耕地质量提升和水体修复技术。发展循环农业，加大秸秆和畜禽粪便综合利用力度，加快沼液农田利用、种养结合和固体废弃物有机肥生产。优化水产养殖设施条件，应用循环水和健康养殖模式，改善养殖水域环境。[8]

生态方面。要在充分考虑生态阈值的基础上挖掘生态服务价值，通过开展农业生态系统保护、修复和治理和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确保种植业和养殖业结构与农业生态系统相协调，控制外来生物入侵，恢复生物多样性，着力建设生态保育型农业。在重污染严重地区、陡坡地增加林草植被，增强水土保持、涵养水源能力。草原地区要严格实施禁牧休牧轮牧，保持草蓄平衡，促进草原生态休养生息。恢复点、带、片、网组成的平原农田防护林体系，形成适合平原农区作物生长的生态条件。在关中盆地、四川盆地以及南方部分地区的坡耕地等水土流失、荒漠化、石漠化突出地区加大生态综合治理力度。[9]

发达国家现代农业发展中的生态措施

欧洲国家在农业现代化发展中十分重视生态措施的应用。20世纪90年代初，欧共体在德国《施肥令》和英国《控制公害法》基础上颁布了《关于生态农业及相应农产品生产的规定》，扩大了“污染者负担”原则的适用范围，明确规定了植物性产品生产和投入品使用的操作规范，并在1999年增加了有关动物性产品生产的条款。目前，欧洲各国都出台了对生态措施资助的政策法规，各国所有的资助项目都规定农民必须按照生态标准耕种才能得到资助，否则必须退还所领款项。其中，德国的做法更严格，政府不仅仅在生产方面，还包括生态农产品的加工和销售方面。德国有一套完善的农业法律法规，包括种子法和物种保护法、肥料使用法、自然资源保护法、土地资源保护法、植物保护法、垃圾处理法和水资源管理条例，为现代生态农业保驾护航。2001年，德国正式实施《生态标识法》，通过标识区分生态产品和传统农产品，这对于生态农业的发展来说意义十分重大;此外，德国在2003年制定了《生态农业法》，对已注册的生态农业企业的经营活动及其产品的监测、检查或检测以及对违反“条例”经营者的处罚进行了严格规定。[10]

美国的各项发展生态农业的措施都被具体化到各部法律之中，而且农业法律体系十分完善。例如，《水土保持法》《水土资源保护法》《清洁水法》等都规定了对农业生态环境的保护。[11]美国对有机农业有严格界定，先后出台了《有机食品生产法》和《有机食品证书管理法》，其有机农业法规要求所有农药必须登记、注册，使用者必须经过培训。《土壤保护法》规定在易发生水土流失地的生态修复方面实行10～15年休耕，并对农民进行直接生态补偿。农业部在《2002年农场安全与农村投资法案》下通过《保护保障计划》《保护保存计划》《湿地保存计划》《环境质量激励计划》《草地保存计划》《私有牧场保护计划》《野生生物栖息地激励计划》《农牧场土地保护计划》等，实施“营销援助贷款和贷款差价支付”、“直接支付”或“直接补贴”、“反周期支付”三种补贴方式，[12]对实施生态保护计划的农民调整了补贴方式，扩大了补贴范围，重视让农民直接受益，加大了对农业生态环境的保护力度。[13]

早在20世纪70～80年代，日本就开始逐步实施化学农药和化肥的减量化使用，出台的相关法律有《推进循环型社会形成基本法》《农药取缔法》《土壤污染防治法》《环境基本法》《废弃物处理法》《资源有效利用促进法》等。1999年，通过《食品、农业、农村基本法》进一步强化农业可持续发展和农村振兴，发挥农业农村的多种功能。随后颁布的家畜排泄物法、肥料管理法和可持续农业法，进一步推进了环境保全型农业。2001年，日本实施有机食品国家标准及检查认证制度，确定了有机农产品生产技术路线和检查认证的制度，并制定了《有机食品生产标准》《有机农产品生产管理要领》《有机农产品及特别栽培农产品标准》。21世纪初，为了加强对农药的审定、生产保管及使用的监察和管理，日本相继出台了《农药危害防止运动实施纲要》《农药残留规则》《农地管理法》。2005年，通过新颁布的《食物、农业、农村基本计划》和《农业环境规范》，日本把全面实施环境保全型农业作为享受政府补贴、政策贷款等各项支持措施的必要条件，并在2006年和2007年先后又出台了《关于推进有机农业的法规》和《关于有机农业推进的基本方针》。[14]

我国生态农业发展的历史经验丰富

我国农业经过长期探索和积累，形成了精耕细作、用养结合的传统生态农业模式，是现代农业应该传承的农耕技术精髓，尽管在现代农业发展中还必须将其与现代技术体系进行对接并集成创新。[15]

我国的传统生态农业已绵延了几千年，历朝历代，无论是官府还平民，都十分重视总结和推广农业生产经验。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我国古代先后出现了大量农书，数不胜数，单是流传至今的在图书馆里仍然能够看到的就有三百多种。在这些农书中，内容最丰富、影响最大的要算《齐民要术》《农桑辑要》《王祯农书》《农政全书》和《授时通考》，人们称之为“五大农书”。[16]

北朝北魏时期中国杰出农学家贾思勰所著的《齐民要术》是一部综合性农学著作，也现存最完整的农书，[17]同时又是世界农学史上最早的专著之一，大约成书于公元533～544年，即南朝宋至梁时期。書中紧密围绕人与自然和谐的农业生态观，强调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提倡精耕细作、防旱保墒，主张轮作、多施绿肥，并系统地总结了公元六世纪以前黄河中下游地区农牧业生产经验以及治荒方法，详细介绍了气候、季节和不同土壤与各种农作物的关系。“五大农书”中的其他四大农书也与《齐民要术》一样，反映了原始的农业可持续发展观，归纳总结了我国农民在合理搭配动植物种类、注意耕地培肥以及充分利用水土资源和农时空间等方面的经验。[18]

中国的传统生态农业技术和农耕文化不仅造福于国人，也早已享誉全球并对其他国家产生了影响，如日本、韩国以及越南等东南亚国家。1909年，当美国的农业还处于广种薄收的发展阶段时，美国土壤物理学之父、威斯康星大学的农业物理学教授富兰克林·H·金就用了9个月的时间对亚洲农业进行了考察，并于1911年出版了《四千年的农夫》，详细介绍了我国农民培肥土壤、轮作间种等方面的经验。[19]这本书被认为是西方最早系统描述亚洲传统生态农业的著作，书中对以中国为代表的与自然和谐的亚洲农业给予了高度评价。[20]

现代农业的高效生态发展思路

我国农业在今后的发展过程要同时做到高效和生态，就必须兼顾两个目标，即在保障农产品供给的同时注重保护农业资源、环境与生态。考虑到我国农业的发展现状，这两个目标要同时兼顾必将在当前和今后相当长时间内对农业形成巨大双重压力，因此，我们必须多方面统筹谋划。

高效生态应遵循的原则。第一，高效生态应建立在高效利用自然资源基础之上。[21]要根据区域自然条件和资源禀赋，灵活选择农业种养结构，构成复合生态系统模式，以利于物质和能量的多层次利用，提高空间和光能利用率，增加生物质产量。复合生态系统中的物种多样性可提高物质循环和能量转化的效率，从而充分利用有机剩余物，增加养殖业的饲料和种植业的肥料来源，减少化学肥料的施用;可为有害生物防控提供天然条件，从而减少化学药剂的使用量。[22]

第二，高效生态应注重发挥农业系统的整体功能。农业是涵盖农、林、牧、渔等种养业在内的综合经营体系，农业系统整体功能的发挥，是实现综合效益最大化重要前提。[23]因此，要根据当地的具体情况进行合适的种养业与大生态系统的耦合搭配，瞄准最高的整体产出水平。高效生态农业作为现代生态农业，与传统生态农业是不同的，强调的是适度规模化的种养业组合，能够充分发挥整体农业生态功能，以实现最佳的产出效益，而传统生态农业是小规模的种养业组合，在最终效益上是有限的。[24]

第三，高效生态应全面提高生态环境质量。生态环境质量低下是当前农业的普遍问题，而高效生态强调的是在生态基础上的高效，要求整个农业生产系统必须具备很强的自净能力，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减轻生产活动对生态环境的干扰。[25]同时，注重用生态的方法恢复和提高土壤的肥力，减少化肥和农药的用量，能够有效控制土地退化和生态环境污染，使得农业与农村生态环境持续得到改善，提高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持续性，增强农业发展后劲。[26]

高效生态应建立的机制。生态循环机制是现代生态农业应建立的机制，也是决定农业系统是否高效生态的关键机制。如果做好了生态循环的文章，农业生产和生态复合系统就健康了，必然产出增加投入减少，很多困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性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27][28]

农业生态循环机制能够让农业内部的物质单元多次经过农业生产过程。农业废弃物又称为有机剩余物，收集并加以资源化处理可以作为农业生产资料再次进入农业生产系统，如种植业的有机肥、畜牧业的饲料、菌菇业的基料等。农业中的复合产业体系可以把以产品生产为目的动脉产业和以废弃物处理为主的静脉产业利用生态循环链条连成一体，为农业循环链中的物质单元多次经过生产过程创造条件，从而达到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废弃物的“零排放”。[29][30]

农业生态循环机制能够让农业内部的物质单元更多地附在产品上走出经济体。例如，种植业的秸秆原本是有机剩余物，但如果肥料化、饲料化或基料化后就可以再利用，秸秆中的物质单元就可以转化为产品中的物质单元，而不再是农业生产系统所排放的废弃物中的物质单元，这样，农业就可以向社会提供更多的产品。此外，这部分附在产品上走出农业系统的物质单元就会形成“正价值”，相反，如果附在废弃物上走出农业系统就会形成“负价值”。因此，当我们衡量农业系统的好坏不只是仅仅衡量产品价值量，即“正价值”量，而且还减去相应的废弃物“负价值”，那么农业系统所创造的价值量就更大了。[31][32]

农业生态循环机制能够让价值之船载上农业内部的物质单元在系统内畅通循环。我们知道，农业“种养加”产业链上各环节部分是完全或不完全的经济理性个体，他们不能不关注各自的价值反馈。因此，用价值之船载上物质单元在系统内才能畅通循环，也就是说要把价值拉动力变成物质循环动力，这也是高效生态的最根本的保障。例如，种植业的秸秆通过养殖业作为饲料过腹形成畜产品，同时所产生的粪便再制成有机肥又回到种植业，那么整个链条上的种植者、秸秆收集中介、秸秆专业合作组织和养殖者以及畜禽粪便处理者需要在价值链条上合理地交易才能保证这种循环顺利运行下去。因此，高效生态的核心机制是价值循环机制。从本质上来看，价值循环可以在有限的资源条件下更多地创造和实现价值。如果农业系统的所有物质单元（包括无机物和有机体）都能够充分地以价值形式实现循环，才能向社会提供最大的价值总量。[33][34]

高效生态应依托的保障。一是系统化的政策法规。高效生态农业具有较大的正外部性，但同时也承受着较大的机会成本，应实施扶持政策，建立激励机制，引导经营者的行为。此外，参考发达国家的成功做法，我国还要通过相应的法规体系建立相应的约束机制，规范经营者行为。[35]因此，一方面要加大资源保护、环境治理和生态恢复的投入，尤其是向耕地重金属污染治理、重要水源地污染治理、东北黑土地治理、重点生态修复等领域倾斜，大力支持东北地区粮豆轮作、重金属污染治理区域种植结构调整、地下漏斗区改种节水作物并推广节水农艺措施。实施有机肥补贴试点，研究建立秸秆和畜禽粪便资源化利用各个环节包括收儲运的补贴机制。另一方面，健全法律法规和配套的标准体系，提高农业资源、环境和生态方面的违法行为处罚力度，并开展问题整改情况后督察，建立跨部门领域的执法合作机制和联动执法机制;加大监测力度，将土壤、灌溉水、大气、投入品等全部农业生产要素及农产品纳入监测范围，及时公布信息，并健全举报制度，加强社会监督，发挥新闻媒体的宣传和监督作用。依据自然禀赋的市场供求和稀缺程度、损害成本和修复效益，建立生态补偿机制。鼓励社会各方参与，运用市场机制和经济手段，吸引社会资本，推行第三方污染治理。[36]

二是规模化的运营模式。高效生态农业属于现代生态农业，不同于传统生态农业，需要适度规模经营促进专业化生产、集约化投入和商品化产出，不断降低单位面积生产成本，不断提高经营主体的效益总量。[37]同时，农业生态系统各子系统间的高效物质循环和能量转换也必须建立在一定规模之上。此外，具有一定规模的农业生态大系统和具有一定规模的各子系统，才能有效抵御大的自然灾害。当前，鉴于农村土地闲置或利用不充分现象日益显著，经营适度规模的生态农业已经具备了基本条件。因此，要加快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多维高效生态循环农业领域的技能，同时健全服务体系，提供从事现代生态农业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生产和市场保障。[38]

三是现代化的科学技术。与传统生态不同，高效生态农业的核心支撑是现代科技，既要充分挖掘传统生态农业技术精髓，又要对现代农业技术进行集成创新。传统生态农业重视资源环境与生态系统的保护，缺点是效率低、抵御自然灾害能力差。现代高效生态农业要在挖掘传统生态农业技术精髓的基础上，采用农业高新技术弥补其缺陷，使传统生态农业转变成现代生态农业。[39]然而，对于传统生态农业技术也并不是简单的拿来，而是根据不同类型对接新的需求进行集成创新，然后再与现代科技进行二次创新。因此，要加大国家科技计划对农业资源利用、环境治理和生态保护领域的研究支持，加快关键技术研发。要在构建各级农业资源与生态环境领域的科技创新平台的基础上，优化科技创新条件，形成与研究任务、产业发展相配套的格局，加快重大成果和关键技术推广应用，加快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和生态保育型农业的人才培养与教育培训。[40]

注释

[1]习近平：《走高效生态的新型农业现代化道路》，《人民日报》，2007年3月21日，第9版。

[2][3][19]朱立志、方静：《提升农业可持续生产力的瓶颈问题与对策》，《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19年第4期，第9～13页。

[4][5][15][16][17][18][20]朱立志：《“三型”农业是新时期农业的发展方向》，《理论探讨》，2015年第6期，第73～76页。

[6][9][22][24][26][27][29][31][33][35][36][37][38][39][40]朱立志：《对新时期我国生态农业建设的思考》，《中国科学院院刊》，2013年第3期，第322～328页。

[7][8][11][12][21][23][25]朱立志：《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内涵、挑战与战略思路》，《理论探讨》，2014年第4期，第73～76页。

[10]贾金荣：《德国生态农业发展概况与政策》，《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第76～78页。

[13]梁剑琴、唐忠辉：《国外生态农业立法及其对我国的启示》，《江西理工大学学报》，2008年第8期，第56～58页。

[14]姜达炳：《日本生态农业考察的启示》，《农业环境与发展》，2002年第4期，第42～44页。

[28][30][32][34]朱立志：《价值链条是循环经济有效运行的保障》，《农经》，2015年第6期，第79页。

责 编/张 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