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_陈良

科举制自创设之后，便成为古代读书人入仕的主渠道。科举入仕是正途，也是羊肠小道，真正能走出头的凤毛麟角。所以，很多落地书生不甘沉沦，其中有些人试图走捷径以改变命运。然而，捷径也要讲究天时地利人和，如果运气不好，反而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乾隆年间，就发生过这么一个故事。

广西浔州府平南县生员吴英，科场屡屡失利，只好做乡村塾师，靠训蒙度日。乡村塾师大都过得不太滋润，只能养家糊口而已。吴英又年近花甲，体弱多病，不得不放下教鞭，归家闲居。

不教书，没有“束脩”，生计就会成问题。除了与书打交道，吴英不懂什么生财之道。但他坚信，书中自有黄金屋，书能改变人的命运。于是他足不出户，默想了数日，等到文思泉涌时，挥毫疾书，长篇策论一蹴而就。策论主要内容是，其一蠲免钱粮，减轻百姓负担；其二添设义社仓，整顿盐务；其三严惩盗贼，盗案连坐；其四禁止种烟草；其五裁减寺院僧尼。为了慎重起见，他又用馆阁体誊写一遍，加上封面，制成册本。

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五月，吴英来到省城，兴冲冲去布政司投递策论，结果碰了一鼻子灰，守门卫兵不仅不让进门，还狠狠呵斥一顿。改日，乘广西布政使朱椿出行，吴英当街拦住其车舆，将册子递给朱椿，请求代奏朝廷。朱椿接过册子，说一声听候消息，就起驾走了。次日，吴英到布政司衙门打听，非但没有好音信，反而摊上了大事。

审阅者认为，其策论语多狂悖，第一条内有干犯御名二处。于是，当局给他定罪：“该犯曾经入学，非不通文墨之人可比。今胆敢于策书之内不知避忌，其泛论列朝一节，固属荒谬，乃敢妄称皇上遵太后遗命免钱粮，其恩未远，其泽未长，及继富小信等语句，并叠犯皇上御名，殊属丧心病狂。”最后，广西巡抚竟奏请将吴英比照大逆例凌迟处死，其兄弟子侄五人斩立决，其妻儿媳及未成年之子给功臣之家为奴。乾隆皇帝批示，由大学士九卿核准，遵照执行。真是惨不忍睹！

所谓干犯御名二处，是指文中“免各省税粮，其德非不弘也”“圣上有万斛之弘恩，而贫民不能尽沾其升斗，甚可惜也”。乾隆皇帝名叫弘历，按规矩臣民不许直接称呼与书写皇上名字，如果遇到其名字，必须用错别字替代，否则就犯讳。

再说他所献之策，非但不荒谬狂悖，却有一定的道理。康熙皇帝于1712年将税赋数额固定下来并强调“永不加赋”，表面上法定的税赋较轻，实际上地方总有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令百姓不堪重负，所以有必要减轻负担。盐政方面，官商勾结，积弊甚多，有必要整顿。各地盗贼横行，无疑要打击，但连坐不妥。至于说禁止种烟草、裁减僧尼，也有可取之处。

吴英拦舆献策，其初衷无非是公私兼顾，于公为了“以广圣恩，以固国本”，于私为了自身名利，改善处境。在任何开明的时代，类似的言行都绝不会构成死罪。毕竟从常理说，“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然而，在专制帝王和封建官僚看来，书生胆敢谏言议政，就是狂诞大逆不道，罪大恶极，罪该万死。

清朝严厉禁锢思想言论，乾隆时期更是登峰造极。因笔墨招致杀身之祸不仅是书生，即便是体制内的官员也动辄得咎，一言不慎就可能人头落地，甚至全家俱戮并殃及亲属。于是，士大夫与读书人也融入“沉默的大多数”。即使舞文弄墨，也都是“为稻粱谋”，不是埋头故纸堆里做考据，就是歌功颂德以媚上。

对于这种现象，马克思一针见血地评价道：“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幅员广大的帝国，不顾时势，仍然安于现状，由于被强力排斥于世界联系的体系之外而孤立无援，因此竭力以尽善尽美的幻想来欺骗自己。”

如果一直能闭关锁国，清王朝或可长久沉浸于尽善尽美的幻想之中。然而，当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突然出现之后，再美的幻想都瞬间化作了泡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