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世存

/知名学者

说起丁文江，地矿工作者都知道他是中国近现代地质事业的奠基人。1887年，丁文江出生于江苏省泰兴县的一个书香世家。1902年秋，十五岁的丁文江到日本，后考入英国格拉斯哥大学攻读动物学和地质学，获双学士学位。

丁文江游学近十年回国，从越南入昆明，一路上旅游考察，调查地质矿产。1913年，他二十六岁时，应邀到北京任工商部矿政司地质科科长。从此开始了他进入民国政、学中心的奇特生涯。

当时军阀连年混战，政治黑暗。当胡适发誓“二十年不干政治，二十年不谈政治”时，丁文江反驳说：“你的主张是一种妄想：你们的文学革命，思想革命，文化建设，都禁不起腐败政治的摧残。良好的政治是一切和平的社会改善的必要条件。”为改造政治，他与胡适等人于1922年创办了《努力周报》，发表大量文章力促“好人”出来从政。

有感于中国近代军事教育的极端落后，当时一些军官连军事地图都看不懂，丁文江向直系军阀首领孙传芳建议由他来替孙创办一所现代化的军事学校。

孙传芳笑着回绝他：“丁先生，你是个大学问家，我很佩服。但是军事教育，我还懂得一点，现在还不敢请教你。”但孙传芳于1926年5月任命丁文江为新设立的“淞沪商埠督办公署”总办。

丁文江一厢情愿地希望改造军阀，却一次次被军阀玩弄于股掌之中，尤其军阀混战时，他就只能被利用。

北伐战争时，他被南方的国民党军利用，战争胜利后，他又因与军阀的关系而被国民政府通缉。在这方面，他的好人主义和改造思想都不如革命党及其意识形态那样正当有效。这一点儿，张学良在争夺地盘时就认识得比丁文江要实在，张服膺蒋介石的国民党，最基本的在于，他的奉军打下城池来连一个县长都派不出，而国民政府却有一整套建国方略和干部人才。相比之下，丁文江、胡适的好人圈子没有演进到政党的层面。

“九·一八”事变后，丁文江再度振作，他跟胡适等人创办了《独立评论》。历经近十年的风雨坎坷后，心境已变，他们没有了当年鼓吹“好人政府”时的热情与信心，只是希望“不倚傍任何党派”以“独立”的身份评论政治。丁文江在从事科学研究的同时，对“天下事”广发议论。

在《假如我是张学良》一文中为张学良设计作战方案；在《假如我是蒋介石》一文中苦心劝蒋“立刻完成国民党内部的团结”“立刻谋军事首领的合作”“立刻与共产党商量休战，休战的唯一条件是在抗日期内彼此互不相攻击”。他此时认识到中国政治运行的逻辑，即政治靠“实力”说话。

1935年，华北危急，工业能源短缺。丁文江决定亲自去湖南考察粤汉铁路一带煤的储量和开采现状。

在湖南，丁文江游衡山时，曾即兴赋诗数首，其中一首《麻姑桥晚眺》写道：“红黄树草留秋色，碧绿琉璃照晚晴。为语麻姑桥下水，出山要比在山清。”这几乎成了他一生的写照。

尽管丁文江的侄女丁子霖先生记得她的伯父从家族中考察丁家人非长寿之种，但丁文江自己估计也没想到，这一次考察成为他的绝命之所。在他1935年所立遗嘱中，提到“于余身故时即以所故之地方区域以内为余葬地”。最后，这个一生受“出”之诱惑的人，果真葬于出行之地，岳麓山下。

在衡阳的考察中，由于出了大汗将衣服打湿了，他担心感冒，便在住所生了炉火。又怕睡不着，吃了三片安眠药。那晚大风大雨，烟囟的煤气倒灌，丁文江不幸煤气中毒，辞别了人间，终年四十九岁。

一次，丁文江在回答考古学家李济关于“为什么恋着政治问题不舍”的问题时说：“政治不澄清，科学工作是没法推进的，我们必须先造出一种环境来，然后科学工作才能在中国生根。”他也以人格实践着对政治的积极影响，正如蔡元培的评价，“普通科学家未必长于办事，普通能办事的又未必精于科学，精于科学而又长于办事，如在君先生，实为我国现代稀有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