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

赤裸与唤醒

在第二个本命年里，贝蒂娜·瑞姆斯（Bettina Rheims）做了一个改变人生的决定——拿起相机。“这个年纪已经不小了。然而，我依然不知该如何面对自己的人生，后来，我想起了摄影。”贝蒂娜·瑞姆斯说。

有人给了她一个相机。从镜头看出去，她发现，世界可以变成自己想要的样子，方法非常简单：将不愿意看见的东西留在镜头之外，喜欢的东西收进方框里。于是她开始拍照，第一个系列，是一组有关女性身体的作品。

模特白皙的脊背是一个尚未开发的国度，是身体起伏之上的一块崭新大陆。贝蒂娜驶向女性世界的航行是极为个性的，她的起锚之地——一个简陋的摄影棚，仿佛是一个港口，一个通向欲望之州的港口。

最终成果是一本色彩令人陶醉的影集，描绘的是不知名的年轻女性;她们被邀请来，肆意释放女性那大胆、放肆、古怪、颓废的天性，她们都略带神秘，还带着点恣意挑逗。贝蒂娜似乎有意要把她们从现实的牢笼中解放出来，照片中的人都处于一个性感的领域中，充满欲望又极具安全感。

贝蒂娜说：“我试图让我所有的照片有一种边缘特性。”什么是边缘特性？用她自己的话来说，那就是：“她们在同一个时间里既是举止优雅，又是声名狼藉的。”她将一切担心，一切粗俗都丢弃一边，无师自通地灵活运用后来成为她导师的赫尔穆特·纽顿 （Helmut Newton）的深刻教导：要勇敢，直到你达到美的丝线即将断裂的临界点，再稍稍停顿。

正是因为这本摄影集，评论因而将贝蒂娜形容为具有“男性的视点”，因为她照片中体现出来的感官神秘性，影像里充满了弦外之音——在观看者的眼中，照片中的女人是态度亲密的，一旦靠近，又能看到她们的拒绝。这种暧昧的拉锯战在其于1990年到1992年间拍摄的《Chambre Close》摄影集里体现得尤为明显。“一些自以为是的女权主义者说这些反传统的作品是对女性的贬低。我怎么会有这样一种男性的视觉呢？这不是真实的。我的视觉的确非常强大，非常性感，但是这也仅仅是女性所特有的视觉。因为女孩们相信我，她们所给予我的东西，是任何一个女性都不会给予男性的东西。我同时也对女性的身体熟悉，就像对自己的了解。我让她们看上去更美丽更激动人心，怎么能说是一种堕落呢？”

贝蒂娜不喜欢用“赤裸”（Nudity）这个词形容她的作品，“裸露可以来自眼神、着装、姿势，但绝不是纯粹的脱衣服，而是她们无形中传达给你的一种灵魂‘裸露感，是用镜头将对方的灵魂抓出来，示之于众。当我用言语引导她们肢体、情绪时，她们用其最本真的内心、用之前从未展现的特质回应我。”

“有些东西比赤裸的身体更赤裸——我看到了她们的内心世界。许多人认为我拍摄的是女性裸体，不是这样。我拍的不是裸体，是她们内在的东西。这是一种方式，让这些女人进入我的梦境，成为摄影故事里的主角。”贝蒂娜·瑞姆斯说，“裸露的身体不是我的目的。” “我去巴黎周边的地方去找业余的模特，把她们带到我简陋的摄影棚中，请她们不断地褪去衣衫给我拍照，但这并不是有趣的。从更深层次来说，没有两具一模一样的躯体，一个人的经历固然体现在她的眼神和动作上，但同样也写在她的身体上，带着伤痕，带着印迹。我让她们褪去衣服，褪去一切外在的修饰，褪去一切社会符号，进入更本质的地带，去理解她们真正的故事。”“人们在脱掉衣服的那一刻，也脱掉了一些社会性的东西，她们摒弃了自己的社会角色——这不是赤裸，是唤醒。”

先锋与经验

至从上次那组引发争议的作品后，三十几年过去了。现在，贝蒂娜·瑞姆斯蜚声国际，被媒体称为“法国最知名的女性新锐摄影师”。她被授予了法国荣誉军团勋章。镜头里收过麦当娜、凯瑟琳·德纳芙、夏洛特·兰普林、卡洛尔·布盖、玛丽安娜·菲斯福尔、芭芭拉、凯莉·米洛、克劳蒂亚·雪佛，希拉克……《纽约时报》称她为“法国的安妮·莱博维茨”。

但她有自己的说法——“佩蒂·史密斯（Patti Smith）是我的偶像！” 贝蒂娜·瑞姆斯说，“我想做摄影界的佩蒂·史密斯。”

是的，佩蒂·史密斯。当贝蒂娜·瑞姆斯出现在屋里的时候，不少人脑中闪出这个名字来，私下交谈：“她们看起来可真像！”——白衬衫、黑外套、黑裤子，素面，如果把西装外套脱下来、搭在肩上，加一条松开的领带，就是一帧宛若佩蒂·史密斯经典专辑《马》的照片。此外，是衣着以外的相似——形销骨立的瘦削，入眼的只有线条，还有一股在女人身上很难寻着的硬气。

貝蒂娜·瑞姆斯出身在艺术世家。她有一个了不起的父亲，著名的文艺评论家、作家、法兰西学院院士莫里斯·瑞姆斯（Maurice Rheims）。瑞姆斯过世之后，另一名文坛大鳄才获得机会，进入法兰西学院，成为新一任院士，这个人是阿兰·罗伯·葛里耶。

媒体现在不太热衷谈论她的父亲，因为贝贝蒂娜·瑞姆斯自身的名气已经足够提供谈资。他们更愿意谈论的是，这个名门之后的职业生涯是从做模特开始的，还做过记者。“我不喜欢做模特，不喜欢曝露在镜头前。”贝蒂娜·瑞姆斯说。有人进来对着她拍照，她拒绝了，因为“不习惯在闪光灯面前讲话。”她小时候经常躲在暗房，那里没有人能看见她。她不习惯人群，不喜欢成年人——“暗房对我就充满吸引力，像个谜。”

二十几岁，她热衷摇滚乐和派对，也许还幻想过成为摇滚明星。“在我之前的那一代，受到波伏娃的影响更大。” 她继续谈论女性主义，认为现在的女性主义者与50年前女性主义者已经不一样了。“我刚做摄影师的时候，女人要表现得像男人一样强大，才能得到男人的工作，你一旦表现出软弱的一面，你的工作就可能被男性取代。但现在，女人可以运用女性的一面。女人赢得了很多战役——这场战役没有结束，我们还有很多事要做。”

西方有不少这样的女性摄影师，比如李·米勒（Lee Miller）和埃伦·冯·昂沃丝（Ellen Von UnWerth）——她们的职业生涯从模特开始，接着转到镜头后，成为一名出色的摄影师。这种由“被观看”到“观看”的转变为其作品带来了特别的东西。

“我知道拍摄对象的界限在哪里，能做到哪一步。”贝蒂娜·瑞姆斯说，“70年代早期，我在纽约做模特，那时的摄影师都想脱掉你的衣服、叫你磕药。要拒绝这些是很难的——经纪人会告诉你，那些重要的摄影师不该忤逆。”过去的经验让她尊重模特，把她们当作孩子、朋友和姐妹，像对待家人一样对待她们。

“我在打开一扇门。我为那些想进来的人打开一扇门。很多时候，我的作品帮助女性更好的了解自己，让她们感觉更好。我在内心深处是一个女性主义者。”贝蒂娜·瑞姆斯说，“人们现在经常叫艺术家解释他们的作品，然后再将自己的观点加诸到作品上。而我做的只是讲故事。”

贝蒂娜·瑞姆斯开始获得国际名声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1981年，她的第一个摄影系列在法国的蓬皮杜艺术中心展出，大获成功。1999年，瑞姆斯与作家塞尔日·布朗利（Serge Bramly）合作，拍摄了其里程碑作品——《I.N.R.I》。在这部摄影集中，贝蒂娜以照片为语言，重述了一个充满现代寓意的耶稣故事。

“西方有一句形容‘好运的话，叫‘敲木头。我一直在敲木头。幸运一直陪伴着我。”当上摄影师的第二年，贝蒂娜遇到了她的导师——摄影大师赫尔穆特·纽顿 （Helmut Newton）。 这是她生命早期重要的一次“遇见”。“生命是关于‘遇见的，它由各种际遇组成。”

她的作品能看到赫尔穆特·纽顿的影响：女性、裸体、鲜明的影像后面有蓬勃而出的欲望。“我对赫尔穆特·纽顿非常尊敬，但男性摄影师与女性摄影师不同。赫尔穆特·纽顿的作品是从外在来观察的，像个雕塑作品、巨大、性感、充满了力量，这是男性对女性的观察和想象。而我的作品是一种‘亲密。”

“纽顿的作品里没有亲密。我看过他拍照，他不与她们对话，也不碰她们，而是告诉每个拍摄对象该做什么。但我不会下命令，我的方式是建议和对话。作为女性，我懂她们，不会做伤害她们或破坏相互之间信任感的事情。有时我也会做一些挑战她们极限的事情，但最终只是一场游戏而已，这不危险。就像一起旅行的两个人，为的是到达同一个目的地。”

上海女人与所有女人

2002年，贝蒂娜·瑞姆斯飞到上海，在南京路的海豚宾馆住下，开始拍摄，一呆就是一年。1985，她来过一次上海，与辛迪·克劳馥一起。那是超模第一次来上海。“那时的浦东都是农田，但我覺得自己爱上了这个城市，并对自己说要再回来。”那是现代上海的发端，古老的中国依然存在，而现代的西方文化却同时交织，上海女人也在时代变迁中急速转变。“我对这个变化的过程非常感兴趣。面对这样的变化，上海女人们究竟在想什么？我突然非常渴望了解。”“我总是关心‘瞬间，关心某个特定时刻里人们的转变。于是我决定来到上海，拍摄在上海的女人。”

在上海，她遇到了许多困难。语言与文化的差异带来了沟通障碍，他们在旅馆里非常孤立。“我们不会说中文，那时说英文的人也少，更没有什么欧洲摄影师来中国拍这种项目。因此要让这些女人们理解我们是很难的。我们与她们签了协议，保证这些照片在5年内不会在中国展出，才获得她们的同意。”

“上海是个灰色的城市。我不知道该怎么给这些女人打光，用给西方女人拍摄的方式行不通，上海女人的皮肤、眼睛的颜色都与她们都不一样。我花了很多时间在解决这个技术问题上，一旦解决，变得不可思议。”在这趟旅程里，贝蒂娜拍摄了200多个女性。有政府官员、舞蹈家、演员、模特，也有各种飘在上海的人。在贝蒂娜的镜头下，上海时髦、年轻、充满活力的特质，从一位位个性迥异、气质鲜明的人物摄影中显露出来。同样的是，上海的海派、洋气和快节奏带来的焦灼，也同样映射在每一位人物的眼中。这些作品都体验着贝蒂娜对上海、对“在上海的女人”的好奇。然而，当一位或几位素人进入了被拍摄的角色后，当明星、名流（如周迅、毛泽东专职摄影师侯波和徐肖冰等）在“上海”系列下进行拍摄，贝蒂娜探寻的“上海味道”已失去原本意义，因为，摄影作品若先不提观念，首先具备一种记录性——它往往是一位人物当下的情感体验，而这种体验在所有女性身上存在。因而，贝蒂娜记录的是上海女人，也可以是巴黎女人，纽约女人……

“我不会再用这种方式来拍摄其他城市了。上海是独一无二的，它就像我的第二故乡。我与它有一种微妙的感性联系，这样的东西无法复制。” 然而，不管在“上海女人”，还是其他摄影集中，那些细腻感性而尖锐直接的画面始终有贝蒂娜理想中的女性形态：桀骜放肆，不被驯服。

当下，不断变换的取景框，将这个世界呈现在我们眼前。在你阅读此文的五分钟内，就有12万张数字图片上传至Instagram，4万张照片上传至Facebook，它们成为无数个私人虚拟空间的砖石，搭筑成我们的生活。

但这不是真实的生活，它们看起来大概真真切切，其实已被精挑细选，蓄意抹去了瑕疵和破绽，为的是虚构出理想中的画面。在这个广阔并无限扩张的图像宇宙中，数字公民高枕无忧地沉溺于一次性的视觉消费之中，而其中的大宗产品，就是女性和身体。而当贝蒂娜·雷姆斯拿起照相机拍摄，放肆并不是为了服务男性权力，而是诚实的袒露。比起现实与理想中的“她们”，贝蒂娜镜头中的“她们”应该更贴近女性内心真实的情感。

贝蒂娜 · 瑞姆斯的摄影集《上海2002》收录了180张大幅人物照片，其中有金星、周迅、舒淇、毛泽东专职摄影师侯波和徐肖冰这样的名人，但更多的是不知名的人，如杂技演员、中学生、女兵、老师、女工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