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石娟

时至今日，对于“文学经典”的界定，主流意见大致分为两类，朱国华先生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梳理：一类为“本质主义经典化理论”，一类为“建构主义经典化理论”。而“我们今天的文学经典，是通过各种不同的经典化机制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下获得其特权位置的”。无论文学经典产生的历史语境如何变化，如下几方面都应该被视为一部文学经典得以确立的必要条件：（1）经得起历史和时间的检验；（2）在特定历史时期的独创性；（3）具有阐释的多义性。由于历史语境以及接受对象的不同，通俗文学与纯文学经典存在根本差异：通俗文学经典是“雅俗共赏”的，纯文学经典则有许多“俗不能赏”。从文学生产和消费的角度来看，在通俗文学范畴内，“雅俗共赏”又可以实现最广泛的“流行”。

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的发生、发展再到繁荣，与印刷资本的介入和以技术引领的大众传媒的出现密不可分。在中国近代以来的市民社会中，它之所以能够表现出“默默的强势”，大众传媒“制造”的“流行”是前提。半个多世纪后，当时备受指责的部分优秀之作，却能够得到学界和读者的认可，被奉为经典，再次成为研究和阅读的热点。貌似悖谬的种种事实背后，实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文学与媒介之间彼此调适，促成百年以来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的一次又一次之“热”，深刻影响了各时期作家的文学写作、文本内容，以及读者的阅读接受行为、观念，乃至文化风尚……那么，在通俗文学从流行到经典的过程中，印刷资本与媒介的价值何在？它们在这一过程中承担了怎样的使命，又发挥了怎样的功能?

市场运作：一种方法和视角

文学的市场运作行为并非始于近现代，它随着商品经济、文化事业的繁荣和印刷技术的发展而出现，早期几乎完全集中于图书的生产与流通领域，多以“广告”为主。唐代便已有书业广告的雏形。至宋代，书业广告形式和位置都非常灵活，或印在扉页，或印在序后卷末，字体也多粗大醒目，周围饰以种种花边栏框；内容方面，广告文字大量增加，用语也更加考究。到了明代，除了在封面设计、字体、装订等方面大幅改进外，书商开始找人在书前大量写序跋。现代意义上的文学/文化市场运作行为主要有三方面标志性变革。（1）基于近代西方印刷技术传入之后因媒介变化而产生，以企业为单位开展，与古代私人刻书有本质不同。（2）文学作品尤其是小说的出版以报刊连载为始，经读者阅读选择后再修订出版单行本，无论写作方式还是文体形态，都与古代单行本的出版有根本差异。（3）现代意义上的文学/文化运作是全方位、立体且多角度的，涵盖了报纸、期刊、图书到电影、广播、电视等多种媒介，形式更丰富，推广的介质和形式更多样。总的说来，近现代通俗文学的市场运作，专指由编辑/出版商/媒体人等发起，以营利为目的的各种文学/文化生产活动，既包括编辑/出版商/媒体人的策划、组织、编辑、推介行为，也包括读者与作者、编辑之间的对话与互动，以及在此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现象和事件。

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以市场为生存基础，因此，与新文学相比，它的市场运作行为更直接、更丰富、更活跃。几乎所有的文学媒介——大报副刊、期刊、小报、单行本、视听传媒，文学活动主体——出版商、编辑、作家、读者，以及文学文本、文学活动、文学事件等都与市场运作息息相关。按照热奈特的说法，从文学广告到序跋再到编辑点评，一切都有效地“包围并延长了文本”，有力地“保证了文本[……]在场、‘接受’和消费[……]”因此，以文学的市场运作为方法进入文学文本的生产与消费研究，就是在梳理、还原、剖析文学活动的历史现场，从中确立通俗文学的活动规律、价值体系和评价标准，以此为裹挟于资本和媒介活动中的作家及其创作寻找评价依据。

报刊—单行本—视听传媒：从“流行”到“经典”之生成

（一）大报副刊、小报、期刊：通俗文学“流行文本”之生成

近现代流行文本的几乎所有的阅读“热”，都发生于报刊连载之时，“流行”即读者对文本的阅读选择和价值判断。报刊连载小说在连载过程中的受欢迎程度，不仅可以决定连载小说的篇幅和体量，还决定了它在连载之后的命运。张资平的《时代与爱的歧路》在《申报·自由谈》被黎烈文接手后遭到腰斩，周天籁在《东方日报》连载的《亭子间嫂嫂》却由计划中的四五万字写到后来的七十万字，都由读者的阅读选择决定。一部小说是否流行，报刊发行量当然是衡量指标，而更为直接的指标则是广告。《啼笑因缘》在《新闻报》连载，最多的一天，副刊“快活林”版面上竟刊登了7大类18个广告。

连载过程中的读者反应直接决定了小说的命运，这是不同报刊文本之间的共性。但是，由于资本基础、载体形式、周期以及报刊主编能力的差异，连载小说的“流行”在大报副刊、小报和期刊中生成的原因十分不同：大报副刊在一段时期内连载的小说数量很少，但拥有雄厚的资金基础，加之主编多为名家，具有极强的号召力，所以能够精耕细作——作品在连载的前、中、后期，编辑、读者都能深度参与其中。《啼笑因缘》连载前，主编严独鹤对“超等名角”张恨水“肉感的”“武侠而神怪”的指引，每日连载内容片段的精心设计，连载期间严谔声在读者中多次发起的调查，乃至张恨水的答复以及《世界日报》的改写，再到三友书社单行本的出版，编辑都全面介入，更不必说严独鹤在“快活林”上的直接点评和间接推荐。但是，小报难有大报那样雄厚的资本后盾，加之版面不多，广告十分有限，多数都以内容营利为主，为规避风险，小报会选择几部小说同时连载。与大报相比，稿源相对不足，使得小报编辑对小说无法像大报介入得那样深，因此，小报连载小说的流行常常带有很多偶然性。期刊连载则更为不同。与报纸相比，期刊周期较长，编辑相对从容，参与的方式也更为多样。《江湖奇侠传》在《红杂志》连载之期，主编施济群除了在“编辑脞话”中有意识地推介，还在连载过程中不断点评，使“施评”与小说同放异彩。世界书局的老板沈知方深谙生意之道，利用“生意眼”帮向恺然谋划武侠神怪题材如何写作，并利用期刊与单行本都是书局主营业务的先天条件，采取期刊与图书的捆绑销售策略，每一期《红杂志》上的《江湖奇侠传》都单独排页码，字体字号也是单行本的通行标准，出版单行本时，只要把杂志相应部分加印若干套，装订后贴上印好的封面即可发行。一系列举措使《江湖奇侠传》“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不断在读者中保持热度，生产“流行”。

传统长篇小说与现代报刊媒介的通力合作，时效性与“当下言说”市民文化心理需求的契合，满足了书局和报馆作为印刷资本对利益的最大化诉求。伴之而来的，就是由此而外化的“一种普遍的形式”，以及由这种“普遍的形式感”衍生出的具有“一般性”和“渗透性”而非个性化的文学及文化现象，即所谓“流行”。报刊小说连载的形式和目的，皆服务于文本的“流行”。此过程中读者在报刊编辑、出版商诸活动的推动及影响下，对文学的关注、参与与臧否的现场感和当下性，都成为现代都市“传奇”记忆，深刻地改变了文学创作的进程，并促成新的创作关系——作家、编辑与读者三方参与的共同创作，以及新的叙事模式——以作家为主体的显叙事和以编辑、读者为主体的潜叙事之共生。这一切，都彰显了报刊连载小说以及近现代中国通俗文学最有意味的现代性特质。

印刷资本的介入，报刊文学的出现，改变的不仅是文学叙事模式（如何写）、创作观念（为谁写）和发布媒介（如何发布），它更因编辑、读者的介入，能够不同程度地在文本中发声。晚清民国新与旧、雅与俗、传统与现代等种种炫目的时代景观，恰恰在以市场为前提的生产与消费机制中，得到了丰富的书写。报刊的出版发行方式，使长篇小说的“十年辛苦不寻常”一变而为“朝甫脱稿，夕即排印”，创作者既没有时间也无心“优游删润，以求尽美尽善”，却也成就了“十日之内，遍天下矣”。随着近代市民阶层读者群的崛起，报刊连载小说以“与世俗沟通”之浅近视角、“单日畅销书”的叙事变革以及令人眼花缭乱的宣传运作，沉潜到市民读者的价值评判、文化选择和生活观念中，促成了记录“今社会”的近现代长篇通俗小说的兴起和繁荣。

（二）单行本：经典化之基础

对于流行的通俗文学文本，书局会迅速进行二次生产——出版单行本。表面上看，似乎这种行为只是单纯逐利，但其背后隐藏着通俗文学非常重要的事实：单行本是文学经典化的基础。

从连载本到单行本，读者的阅读方式发生了深刻变革。为了满足读者在不同介质中的阅读需要，书商在小说从连载到单行本的形式变革过程中，会对作家有所要求。同时，由于报刊连载时作家无法精心打磨作品，因此，单行本的出版也为作家弥补缺憾赢得了时间，有抱负的作家会利用这一时机进一步修订作品，使连载小说的结构、叙事以及保存的方式不再因“单日畅销书”而显得杂乱不堪。《啼笑因缘》从连载结束到三友书社正式出版不过一个月左右，但现存该书几乎均为三友书社版，也就是《新闻报·快活林》连载本的集成版，但它并非作者认可的最终修订本。《世界日报·明珠》连载的《啼笑因缘》的改写版，才是张恨水想要留世的版本。不幸的是，这一版本因版权风波胎死腹中。因此，一部作品能否流行，主动权掌握在读者手中，作家无法预判，也不能控制，但是，对于要流传后世的作品，优秀的作家是有所追求的。对于优秀作品的流传以及一系列文本阐释及文学史评价，单行本十分必要。不难看出，读者的阅读选择、编辑/出版商的运作、作者的继续修订，都是报刊连载小说经典化的必经之路，而单行本却可以使优秀作品以完整的面貌穿越历史时空，接受一代又一代人的阅读、阐释和评价，从而获得成为经典的可能。

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在《启蒙运动的生意》中称：“启蒙运动存在于别处。它首先存在于哲学家的沉思中，其次则存在于出版商的投机中……”文学活动也是如此。在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上，世界书局和大东书局对于通俗文学特别是单行本的出版，贡献甚巨。《江湖奇侠传》的一纸风行、类型小说及其代表作家的出现、文学商业“竞卖”模式的提出，这些重要的文学事件，都与它们关系密切。书局以具体的文学出版实践，参与了中国近现代文学史的书写。因此，报刊促成了优秀连载小说的“流行”，单行本却帮助它们实现了“流传”，为它们奠定了成为经典的基础。当然也必须看到，现代出版—媒介业之所以成为“经典”的生成动力，必须“广种”，但也必须“精耕”。

（三）二度创作：经典之确立与延续

中国近现代通俗小说经报刊连载、读者的阅读选择，再到书局组织单行本出版，与此同时或之后，电影、评弹、说书、戏剧等大众艺术形式会对受欢迎的作品进行二度创作即改编。这些改编或发生在作品大热的历史现场，或发生在作品大热的身后数十乃至数百年间，多由商业资本介入，与启蒙运动的实现极其相似，在穿越时空的文本阐释及价值实现过程中，实践着经典的再造。

作为对文本内容的二度阐释，以满足不同受众需要为目的的改编具有鲜明的“主体间性”。一方面，改编首先是对原作的接受，却比一般意义上的读者阅读更深入。一般意义上的阅读是文学活动的终点，二次改编却在接受之后对作品重新赋值，是面向更多受众的起点。在改编时，原作的多义性和复杂性得到呈现和阐释。这些呈现和阐释的话语方式，有媒介的、时代的、意识形态的，等等。这些阐释和二度创作，由于受目的、改编者的艺术水准、资本、时代风潮等因素的干预，成就各有不同，但它们有一点是相同的：成功的二次改编，可以使文本由封闭走向开放，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延续其生命力。报刊连载小说以情节取胜，情节是一个个故事的“珠串”，每一颗“漂亮”的“小串珠”很容易成为改编的优秀素材。百年以来的影视作品如《空谷兰》《啼笑因缘》《火烧红莲寺》《金粉世家》《秋海棠》乃至当代金庸、古龙、琼瑶等人的小说改编，概莫能外。成功改编后的视听作品会促成新一轮的阅读热，通俗文学作品的“蝴蝶效应”由此发生。如果说历史上的读者从报刊连载小说中读的是“今社会”和“眼前事”，百年后的读者欣赏的，恐怕是经过时间淘滤之后的历史、隐喻、风格、文化和传统。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报刊—单行本—视听传媒”从“流行”到“经典”的实现并非线性的单向行进，三者常常同时并进。作为文本意义的再阐释，改编只是作品经典化的路径之一，与学理阐释、读者的个体阐释等共同完成对长篇连载小说的多义解读。在这个意义上，改编具有了多重功能：一是使作品走向流行；二是成为作品多义阐释的手段之一；三是使作品在多年后，弥合与读者之间的陌生与冲突。

事实上，除去媒介和技术因素，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作品从流行到经典生成的主客观因素还有很多，如时代风潮、文艺政策、观念变革，等等，但在诸多因素中，由于新媒介特别是报刊的出现，媒介形式与生产方式在文本流传的诸多因素中，显然居于主导地位，成为左右文本能否流行乃至经典的关键力量。正如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所预言的那样：“任何媒介（即人的任何延伸）对个人和社会的任何影响都是由于新的尺度产生的；我们的任何一种延伸（或曰任何一种新的技术），都要在我们的事务中引进一种新的尺度。”即后来的“媒介即讯息”。限于篇幅，本文仅从媒介生产与消费之关系和文本功能的角度展开，以窥通俗文学经典生成无限可能之一斑。以今日眼光看来，对于优秀的连载小说而言，报刊连载的时效性是一把双刃剑。它第一时间获取了小说的读者评价，推动了小说文本“流行”之态的生成，却也使得小说面世时的种种先天不足成为必然。单行本出版在某种程度上对其进行调整和补充，并使作品以整体的面目得到留存，为未来的阐释和发现提供了可能。至视听传媒具有“文本间性”的二次改编的深度接受和再阐释，文本的内涵和外延均得以延展，并为作品在不同时期赋予新的阅读价值和阐释意义，使作品的多义性得到相对丰富的呈现，经历了时空的淘洗，作品的经典价值和经典地位，终得确立。对于报刊连载小说而言，形式与内容之间具有不可分割的互文性，载体形式冲击了中国传统小说的叙事结构和叙事策略，却也增加了小说文本的叙事容量和叙事张力。而文化资本的全面介入对于小说更为深刻的变革在于，它改变了传统小说创作中作家成长的方式、创作与接受的关系、文本的结构方式以及文本的接受形态。而这，是又一个内涵丰富的课题，有待在日后的研究中进一步深入。